按:4月9日,留坝县举办“绿色高质量发展大会”,悟空研究院院长罗晴秋先生应邀担任县政府顾问,并作了《绿色发展:留坝的底色与亮色》的演讲,现将PPT全文内容作整理,重命名《秦岭留坝:从朱鹮栖息地到全球目的地》,分享给支持和践行绿色发展使命的朋友们。全文约3.08万字。
秦岭留坝:
从朱鹮栖息地到全球目的地
罗晴秋 | 悟空研究院院长
留坝县政府顾问
政邦智库高级研究员
感谢留坝县委、县政府的信任,邀请我们担任政府顾问,众多业界朋友一道成为新留坝人,期待同各位一道为留坝绿色发展做好服务。
一到留坝,仿佛时间会慢下来,这里的静谧与自在,恍如隔世的自然而然,常令人流连忘返,有时人已到留坝,心里却还念着留坝。眼下,正是人间四月天,落英纷纷,山涧潺潺,甘甜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水田里、溪流边,朱鹮和白鹭们忙得不可开交,树梢上总有各色叫不上名的鸟儿;乡间村落秀美如画,农家小院别有情趣,乡道上遇见的人也都亲切……这里绝非传统印象中山区的样子、农村的样子、陕西的样子!每每感到心情不平静的时候,你应来留坝呆个几天,汉中有高铁站和机场,上高速一小时不到就进了留坝,不论你是第几次来,都可以像是第一次造访。
好友柳理先生则更钟情此地的人文典藏,那亘古时间的空隙、越过千年的驿道、英雄神仙的向往。知止知足、归隐紫柏山下的留侯张良,经世致用、功成弗居,是这儿的顶流明星,可是谋士的偶像;寒溪夜涨,月下揽才,萧何曾在此地谱写了不问英雄出处、知人善荐的传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张良、韩信在此演绎兵者诡道的无穷奥妙;倚紫柏、跋光华,筑宝宁以休养生息,诸葛孔明六出祁山,陈仓古道上的悠远营盘,如今已是享誉国际的青少年足球基地、女足队员的摇篮……对我来说,能在子房先生的归隐胜地深度结缘,哪怕只是在紫柏山下做一次深呼吸,聆听一声穿越时空的回响,便是会心欢喜,感念际遇之美好、疗愈心灵的滋养。
古老驿道上的留侯张良祠庙,县文旅局供图
去年五月以来,遵照县委的安排,我在留坝的多次调研中广泛接触了全县各乡镇、部门的干部,和县上四大家的部分领导,越是深入了解留坝,越是感到留坝各级干部的认知视野、专业精神、执行效率、工作水准都很棒,这是留坝历届县委坚持将干部训练和成长前置,以此推进县域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成效之一。留坝的绿色发展也得力于市场机制、专业领导力、行业先锋的赋能。他们为留坝发展带来声誉和流量,秦岭三农书院的墙上早已挂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一线专才集聚留坝的照片,大有“于斯为盛”之感。这次“绿发大会”,县里邀请了十多位有丰富经验的专家组成顾问团,再次强化了县域人才密度,留坝很清楚每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人;十分难得的是,我认识的所有来到留坝的朋友,都觉得身心惬意,与县里的同志们在工作层面的相处评价也很高。
2022年5月27日、9月23日,我分别就“县域发展经济学:格局、逻辑、研判”、“留坝:人文价值转化与目的地营造”两个主题的调研思考 在留坝“紫柏讲堂”与大家作了交流。下面我从留坝绿色发展的基础成效、理念升维、路径进阶三个层面、四个视角进一步交流调研思考,并对后续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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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一道“窄门”
必然经历做减法的阵痛、做加法的曲折
但,时间会奖赏这类做加减法的人们
宿集创始人夏雨清老师曾告诉我,留坝的秋色和京都可有一比。我来过几回之后,却总觉得轻井泽、或是达沃斯也是留坝的远房姊妹。朱鹮是稀世珍禽,民间称为“吉祥鸟”。朱鹮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对化学污染物极度敏感。秦岭深处的留坝县,朱鹮在这里与人们如邻居般和谐相处,水田里、溪水边,你会不经意间遇到其华贵的身影。留坝也是秦岭金丝猴、大熊猫、羚牛的栖息地,它们并称“秦岭四宝”。然而,20年前,留坝的转型之难,超出了想象;而转型发展的决心之坚定,更是超出了想象。从一开始就做对,对于决策者来说,不是最难的;而将“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结合起来滴水穿石,日拱一卒,这需要领导者敢断敢为的魄力和毅力,需要上下同欲的觉醒行动,更需要市场的广泛策应。时至今日,留坝不仅做到了,且行稳致远。
(一)痛定思通:对生态资源掠夺式地开发带来的只有恶果,绿水青山才是留坝最宝贵的生存资源,留坝必须创新发展理念,果断推进绿色转型。
20年前,留坝在“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上艰难探索过多种可能。作为秦岭腹地的山区县,留坝也曾走过“靠山吃山”的路子,木材、药材、石材开发曾一度创造了农民人均收入和人均存款全省第一的“辉煌”。但是,山被砍秃了、挖烂了,河水被搅混了,路被压坏了,水土流失严重,生态持续恶化,群众反应强烈。留坝在地理上远离中心城市,交通格局改变之后,发展边缘化压力越来越明显,基础人口少,也撑不起发展盘面,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引擎又几乎触达不到。随着国家全面实施“蓝天保卫战”,大秦岭保护持续加力推进,传统发展方式无以为继、无路可走。县上意识到,只有对生态资源优先加以保护,将产业结构向绿色生态方向转换,留坝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来。不过,这个过程绝非一个书记县长的任期能够实现的,只能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推进这个事关根本大计的改变。
留坝县绿色发展模式,县发改局供图
随着工作的深入,留坝的山慢慢地复绿了,水变清了,对生态环境极为敏感的“秦岭四宝”也活跃开了,干部群众越来越理解、支持了。绿水青山如何转换成金山银山?下面这张图系统解读了留坝摸索成型的绿色发展之路。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生态产品的打造和营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复杂且艰难。留坝是全国最早一批创立“两山公司”体系的县,也是全国“两山”理念创新基地,从县到镇、到村,政府归集了绿色发展的全域要素,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渗透到每一个可以进行绿色转化的场景、项目和节点,确保“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面向谁”的问题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留坝县“两山公司”总体设计框架图,县发改局供图
2011年以来,留坝县以“宁愿不要GDP也要守住这片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理性否决了风力发电、矿产开发、小水电、生物质发电等资源开发项目,关停了7家淘金、采砂企业和矿山开采企业,从源头上斩断了破坏环境的行为。这对于一个当年财政收入仅2000万元的山区县,所面临GDP诱惑和外界的压力可想而知。特别是风电项目、生物质发电这两个项目,县里通过反复调研论证后,认为并非是项目本身不好,而是于留坝而言实施该项目将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最终,县里义无反顾选择放下GDP增长率的包袱,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
(二)塑造态势:以绿色发展的勇气排除一切可能的干扰,以绿色发展的增量增强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以绿色发展的成效凝聚造福子孙万代的共识,以绿色发展的形象吸引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的作为。
走绿色发展之路,留坝并非一帆风顺。《西游记》里告诉世人一个简单的真相:妖魔鬼怪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地上长出来的,而是从菩萨身边溜出来的!菩萨一打盹,妖魔鬼怪就出来捣乱。留坝地底下的资源丰富,惦记的就多,我有听到不少这方面的故事,这让我更加对留坝的历届决策者心生敬佩。不论面对的是外来干扰、还是内部认识不统一产生的阻力,留坝坚定绿色发展初心,矢志不移,善作善成,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这是十分可贵的政绩观。县里严格执行《陕西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给自己套上“紧箍咒”,还建立了史上最严格的矿产资源管理办法,把权力放进制度笼子,使生态保护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
与此同时,留坝持续开展高水准的植树造绿、绿化提升、城乡综合营造。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91.23%,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50天以上,全域水系出境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II类及以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常年保持国际洁净空气标准的10倍以上;严格实施两个“三品一标”,从一开始就创新探索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持续帮助群众增收、财政增效;高起点引进和发展民宿业态,生态旅游、森林康养、自然研学成为留坝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新增长点,深化“四个100”工程加速打造十大民宿集群,“精品民宿+房车营地+露营基地”多元立体旅居架构初步形成。
下面是留坝最有代表性的网红民宿之一“隐居乡里-楼房沟”。我曾多次想订这里的房间,但哪怕是跟主理人陈长春再熟,也没有特别的渠道要到房间,他父母要入住楼房沟,也是照样从平台提前预订的并且买单的。是什么因素让它如此成功呢?
这张框架图是商业秘密,看懂了这张图,就把隐居乡里的展业逻辑给理解了。我跟长春老师说,隐居乡里的成功还有许多奥秘,并非这一张图就能够解读得清楚,不过这张图能帮助其他县域按图索骥,从一开始就朝着对的方向进步。
留坝楼房沟,面向全国客人的隐居乡里民宿,最适合一家人或两家人共住的小院子,其售价远超西安市区的奢华五星级酒店,县发改局局供图
留坝楼房沟,“兜售洁净空气”的隐居乡里民宿,去掉了市井气,不再装逼,而是将减法做到极致,给旅客腾出可作思想的加减法空间。县发改局供图
从商业逻辑来看,支撑楼房沟隐居乡里民宿持续火爆、富有生机的原因远非“卖空气”这么简单,背后是一整套的选址、投资、建设、运营、资产证券化逻辑,是典型的在地创生与社群营造相结合的手法。在我看来,真正厉害之处倒还不单单是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逻辑,而是“利不出县”这一套商业伦理带来的合情合理合规的操盘哲学,这是地方党委政府做决策时时常关注的风险闭环的关键。而从乡村能力、活力、业力的激活层面来讲,由于是以村民共同富裕为基底、以市场机制闭环,使得昔日面临衰败的村落、难有依归的村妇、溜达闲散的村民,实现了由内而外的华丽转身,过去村里头随季飘落的瓜果,也通过市场价值的转化找到了知音。
照片里的管家姐姐都是隐居乡里项目所在地村里的大妈大姐。经过隐居乡里专业训练和有效的引导,成为民宿管家后的大妈大姐们实现了身心的自在,他们每天的工作,包括打理入住客人的一日三餐和入住的院子,也能有时间照料自家的家务、老人、家禽和菜地,一年下来的收成比在外面做家政、打小工要高得多。管家姐姐们不仅为隐居乡里的项目提供服务,有的也自己开设民宿、或为其他民宿主服务。某种意义上来讲,乡村女性的专业崛起,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标志。很难想象,他们从培训到上岗,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这种变化难道仅仅从开一间民宿的经济价值来衡量吗?
这位管家姐姐名叫吴小红,从我入住时见到她的第一个笑脸开始,就让人觉着她似乎是你久未见面的表姐,这是一种亲切、平等、又有热情的表情。她做的菜都是本地的食材,不多不少,营养搭配也很好,吃了后肠胃没有任何负担。有事招呼的时候,你一子就能找着她,见你要休息或要看书了,又不远不近地离着你,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感觉。
隐居乡里对风土资材的深入活化、精细打造是其独特的吸引力之一,似有点石成金的能耐。去年,猕猴桃熟的时候,长春老师特地给我寄了一件“秦岭探狝”汽水来,嘱我提提意见。我平日里完全不喝汽水,因肠胃敏感,猕猴桃太凉,更不敢吃。奇怪的是,直到一件喝完,我似乎也没有什么异样,而且觉着这个口感上瘾。
留坝的高明之处,并没有将隐居乡里仅仅看成是一个品牌的导入,而是从乡村能力建设、乡村整村运营和县域农文旅企划的系统性开发和营造层面充分发挥其专长,这在财政并不宽裕的地区就是把极有限的资金投到了最需要做的事情上了。而作为一个在市场上反复摔打、参透取舍之道的成功品牌,隐居乡里的创始人陈长春老师反而对自己的能力体系有十分清醒的思考,他都向会地方政府力荐引入宿集营造社、安哲建设师事务所。比如在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陈长春反复跟地方政府的领导讲,夏雨清、陈长春、王求安是三个着力层次的有机整体。
夏雨清老师创建的宿集营造社平台,是我国民宿行业引领风尚的头部品牌。行业内普遍的共识是:一家宿集的落地,并非是以其为数不多的客房给地方政府带去多少税收或就业,而是在行业的金字塔尖向世人宣告,有一间宿集开到了你这个地方——这就是点亮的作用。我有一位开明星经纪人公司的同学,旗下有多位一线明星,她的节奏为高效,一天在当作几天使。我曾经好奇地问她,同样是长得好看的人,明星的价值是什么?她说,素人就是好看,明星才是话题。建筑师戚山山在留坝设计了多个作品,她是唯一既为宿集做设计、也为另一个高端民宿品牌松赞做设计的建筑师,平日里也跨界做高端代言,她曾说,“找她设计还能免费代个言”,这倒真有这个效应,一篇介绍她的文章,基本上都有上万的自然流量。我有时候就感慨,为什么张家界这样的地方,还没有她设计的作品?喜欢山的人,张家界是必须要面对的。
那王求安老师领衔的安哲建筑师事务所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是完成村民自主、自发做乡村营造的末端组织闭环,是站在村民的立场为其做订制设计,是引导村民合理规划、点亮自己的人生。求安把这归纳为打通农村内生的良性循环机制,一户一业态、一人一故事、“村民当老板”——实质是帮助村民实现身心的自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板”是客人的“店小二”,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求安所帮助过的村民,基本上都实现了这个起步目标,这是极不容易做到的。留坝正在开展的“四个一百”全面营造工程,是从面到里的综合营造,求安的团队担负极为重要的责任。
留坝“四个一百”之以村民为主体的乡建,安哲建筑师事务所供图
求安的气质让村民一看就是村里人,但他又是一位在极富亲和力、感染力表征下又极富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情怀的建筑师。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人生履历,让他与其他任何一位建筑师都与众不同。他说,看上去我们似乎是给村民的自建房做个设计,其实这个设计沟通与深入解剖的过程才是点亮的关键,我们从来都是直面村里的各种事——邻里之间、家族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都会碰触到,给他们以适当的引导,特别是让他们觉得我们的尊重是底层生发的。
求安在留坝的天星亮村给孩子们设计了一座观星台,马上就要竣工了。我问他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他说,现在城市很难看到星星了,我们总会怀念小时候在乡下,能看到满天的星星,但现在农村的“星星”也在城市的光照下黯淡了,我们就来做那个擦星星的人。由于城市价值观的冲击,农民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我们想做的就是帮助他们重拾自我价值,发现个体闪光点,这其实很像一个擦亮星星的过程,与建筑空间本身前后变化相比,我更关注的是村民心理与生活态度的改变。这个逻辑归纳起来就是:帮助村民建立自己的信心—对自己能力有信心—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美好新生活——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他们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就能感染和影响到更多村民。我想任何一个听过求安讲这些思想的人,都会有极强的共情感。
王求安:“昨天(4月19日),我在留坝县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动员大会上主题演讲前的暖场小片。快放展示安哲建筑2022一年在留坝的实践与工作方式。原来一年一地可以搞这么多事情,感谢留坝为我提供自在的落地各种环境。”
求安身上保持着一种纯粹的初心,他用一种市场机制推动政策与动力的传导,让村民自己开开心心掏钱做乡村振兴,这是在帮助地方政府做发展转型,在财政普遍紧张的情形下,是激活民力的有效方法。我跟求安互加微信的时间已有好多年,那时还在湘旅投担任董事长,自感工作中还是主动接触市场团队的、包括一线的建筑师,但前几年我们就是没有互动,现在回想,应该是自己身上的某种傲慢或无知造成的,希望身在体制内的朋友们能够引起警觉。没有更加开明、开放的心怀,你真有可能缺乏一双慧眼,与真正优秀的发展要素擦身而过。
(三)留坝范式:破釜成舟、筚路蓝缕、一路向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是留坝的鲜明底色、专业共识,其意义不仅造福于自身,更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堪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动实践。
从县域工作的绩效指标来看,留坝县在陕西省、汉中市也是优等生风范。2022年,留坝县固投增长稳居汉中市前列,外资利用完成比居全市第一,争取中央、省预算内项目资金增长30%,到位专项债券资金增长98.23%,1个EOD、2个PPP、2个外贷项目通过省级评审入库;新培育“五上”企业较上年翻一番,企业三年存活率为91.27%;一、二季度高质量项目建设成效评价位居全省第七,二、三季度获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进位奖;以村民为主体开展“微改造、精提升”乡村建设,5个村入选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13个村入选第六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创建“美丽家庭”示范户1000户。
留坝绿色发展成效最重要的是激活了市场的需求,对接了供求关系,生发了动力机制,塑造了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截至目前,留坝已获得的各类国家级荣誉包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首批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首批中国天然氧吧、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全国康养旅游百强县、全国村庄洁净行动先进县、全国最佳森林休闲体验地、中国山地度假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乡村公路、中国县域旅游之星、中国生态魅力县、中国最美生态宜居旅游名县……
如今,绿色发展已是留坝的鲜明底色和专业共识,绿色生活、绿色生产、绿色建造、绿色消费、绿色供给、绿色金融全面擦亮发展底色,正以洁净的空气、爽甜的山泉、舌尖的美味、美妙的睡眠、真切的笑容、思想的升华、身心的滋养……构成了以大地之美、人文之厚为基底的“绿色范式”。
留坝绿色发展成就不只是给自身赢得领跑优势,作为转型发展的优等生,留坝的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也是推进全球可持续进程的绩效贡献者,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式案例。它也生动地表明,只要采取有力的举措,我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可能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
对留坝绿色发展的这番解读,不只是点赞,是为县委书记、县长朋友们提供一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的鲜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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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当前,联合国在推进全球治理的众多议程中,应对气候变化越发迫切,气候行动确实是、而且必须是全球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去年,我国南方因超长旱季导致大量乔木枯死堪称一场环境灾难,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传统意义上的“风调雨顺”已经越来越难以见到了。气候变化事关每个人,每一个刻度的冷暖变化,连接着地球和孩子们的未来。
包括留坝1970余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内,我国各地区追求绿色发展的底层逻辑,并非是以政策投机的方式选择一个增长赛道,而是以负责任的方式为全球气候危机采取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政府制定的碳达峰碳中和计划、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便是留坝推进绿色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技术路线,是基于国际视野的发展设计。
(一)气候问题:虽然气候问题不像PM2.5那样真真切切,科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已基本达成共识,它可能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
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关注、进而意识到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在付出巨大代价、面对巨大挑战和长期争论之中获得的。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使用自然资源创建了各种文明轨迹,但工业经济起飞与化石燃料带来的便利,高科技化的生活型态,只能不断加快能源的开采。2015年到202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年平均消失1千万公顷,山林的失落连动到碳排放的巨量规模增加。人类必须找到一条更包容、更可持续、更友好的发展之路。在复杂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要素中,碳是破解之钥,控碳、减碳、化碳是根本之法。
地球上水的总量从太古至今一直未有变化。每年全球总降雨量也几乎相同,虽然地球的降雨在何处,降雨量为多少,各地区有所不同,但降至地球的雨水总量保持不变。被从地球表面蒸发的水上升成为水蒸气,长时间停滞于地球大气圈后受冷,变为降雨与降雪再次回到地球表面。降至地表的雨水,形成数条细流冲刷地表或渗透于地下,溶解各种物质的同时最终汇集成河川,流入海洋再次被蒸发重新开始循环。被从地表蒸发的水蒸气还未在大气层中扩散,便会成为雨水再次降到地表,再次作为地球的水进行循环。现在我们周围的水从太古时期开始,经历了无数次的循环直至今日。因此,现在的我们如果污染了水,不仅是对我们自身,同时也会对子孙后代造成巨大的影响。
CMIP6气候模型模拟的人类和自然驱动因素(红色)以及仅对自然驱动因素的温度响应(太阳和火山活动,绿色)相比较。过去170年中,全球地表温度的变化(黑线)相对于1850年至1900年的年平均值。实线显示多模型的平均值,彩色阴影显示模拟的范围。资料来源:IPCC AR6 WGI,图SPM.1b,第SPM-7页。
地球平均气温不是稳定的,气温比过去降低称为冷化、上升称为暖化。地球气温和气候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气温的变化会引起雨量和风量等气候的变动,给地球上很多的事物和生物带来影响。而决定地球气温的最大因素是阳光,给地球带来热、暖、光等各种恩惠;阳光也不是稳定的,发光、发热的强弱和与地球的距离等可以改变其强度,所以地球从古时起就重复着冷化和暖化,整个地球都冻结的冰河时期也持续了很久。这个阳光的自然变动虽然最影响地球气温,但地球本身也可根据阳光的热量来调整地面温度。发挥其作用的就是环绕在地球的大气。到达地球的阳光在地表形成发射和辐射热,通过围绕在地表面的氮和氧等大气保持热量并缓和气温变化。因此,地球气温也受着大气中的成分的影响。
2011年至2021的平均地表气温与1956年至1976年的平均气温的比较。来源:GISS,网址:https://data.giss.nasa.gov/gistemp/maps/index_v4.html
在没有人类参与时,碳在大自然中的循环是相对均衡的状态;由于有了人类的大规模使用,碳的循环状态变得不再均衡。人类在地层下挖取煤、石油、天然气等固态的碳,并通过发电、交通工具、取暖等的燃烧、加工,使之变成二氧化碳和热能进入大气。这是由固碳变成气碳的一个循环;气碳通过光合作用和大海吸收,再次循环回来。这样的循环如果是平衡的,对大自然的干扰就不大,事实上这个循环严重不平衡,造成了气候危机。以二氧化碳为主要成分的温室气体相当于一床棉被,悬浮大气层中,阻止地面热辐射透过大气层,功能类似于温室,所以叫“温室效应”。温室气体中90%左右都来自于化石能源的燃烧,它使得海洋、森林的生态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未来海平面可能会上升,粮食会出现大规模减产,一些岛国甚至会被淹没,地球物种将受到很大的破坏,发展中国家受害更为严重。
气候变化可以逆转来之不易的人类发展成果,加剧不平等,并引发流离失所和冲突,到2030年,这些影响可能会使另外1亿人陷入贫困;
自1880年至2012年,全球气温上升了0.85℃。为清楚起见,气温每上升1度,粮食产量就下降约5%。从1981年到2002,由于气候变暖,全球玉米、小麦和其他主要作物的产量均每年大幅下降4000万吨;
海洋升温,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从1901到2010年,由于暖化和海冰融化,全球海洋面积扩大,海平面平均上升19厘米。自1979年以后,北极的海冰面积以每十年107万平方千米的速度缩小;
以目前的温室气体浓度和排放水平来看,除非出现一种情形,否则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很可能比1850-1900年高出1.5℃。世界的海洋将会变暖,海冰将继续融化。预计到2065年,海平面将平均上升24-30厘米,到2100年,平均上升40-63厘米。即使现在停止排放,气候变暖的多方面效应也会持续几个世纪;
自1990年以来,全球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几乎上升50%;2000年至2010年十年间,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高于此前三个十年中的每个十年;
目前还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科技手段和行为改变,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平均气温之上2摄氏度。
如果在制度和技术上作出重大变革,把全球暖化控制2摄氏度之内的机会就会超过一半。如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由全球可持续发展层面上升到全球治理架构,且时常被全球政治格局所左右,幸好全人类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决心似乎从来没有摇摆,哪怕是当下如此巨变的时代,传统化石能源支撑的碳繁荣必然会加快向低碳繁荣、无碳繁荣转型升级,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国家竞争需要,成为全球最大的公约行动。
(二)中国“3060”承诺:宣告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过去掠夺占有别人资源的老路,而是与全人类共同的福祉协同前进,并以明显超出一般性的贡献向世界展示一个绿色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意义。
2022年11月6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埃及沿海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致辞中指出:气候变化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已变为现实而紧迫的气候危机,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加强合作、各尽所能。中国始终坚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把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压力倒逼经济和能源结构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指引下与经色经济协同发展,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以减碳、低碳和零碳的方式实现,这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大国崛起过程中从示有过的壮举。
作为追赶型经济体,我国在全球减排降碳进程中自然是处于不利的盘面。但我国政府从全球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毅然向全球作出自愿贡献性承诺,多数发达国家是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与我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印度,其碳中和时间定在2070年。要知道,我国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吸收能力想去甚远,即使不考虑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仅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一年就超过100亿吨,而碳汇吸收能力也就6亿吨左右。因而,许多专家评估,我国在2030年争取碳达峰是可以预期的,但碳中和的时间,却远在2060之后,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是下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以最大诚意应对人类难题,以最大力度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型。
2012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创新成果。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绿色发展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和国际舞台上耀眼的“中国方案”。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第75届大会上做出两项郑重承诺:第一是在2030年之前,中国要在巴黎承诺的基础上,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提前碳排放达峰;第二是中国提出终点方案,即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2021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大家还记得那群被央视长时间追踪直播的亚洲象吗?那些天,我家的两个孩子都对此十分关注,每天都会问,今天它们到了哪儿了?而这个环保新闻事件的背景是,我国昆明正在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这是在全球疫情紧张形势刚有所缓解的间隙里召开的。虽然不是我国第一次举办联合国环境会议,但此次大会因为要确立未来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使得全世界对于中国这个主席国寄予厚望。
发生在2021年10月的亚洲象家庭漫长的迁徙,是一次最好的自然教育。
时间回溯至50年前的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5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这是世界各国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新中国正式派出代表团参会。为了将新中国政府的主张写入会议宣言,会议还作出了特别的安排,延长了讨论的时间。
50年之后,中国为联合国最重要的环境进程之一“掌槌”。这五十年,既是中国从联合国舞台上的“新面孔”到全球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的成长史,也是国际环境进程反过来塑造中国环境管理体系的互动史。如今,我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层面和推进3060计划的行政层面、立法层面、政策层面所采取的综合性举措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特色强有力体制的优越性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方面的生动表现,更加彰显推进结构转型的决心。
2021年10月11日,推迟一年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在云南昆明正式开幕。大会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截至目前,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层面,我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等重要规则的积极贡献者,并牵头制订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承办了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在推进3060计划的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制订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在执政党内部专项约束层面,制订了严格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等法规;
在国家立法和技术标准层面,制定和完善了《环境保护法》及《环境保护税法》、《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湿地保护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制订了全覆盖的“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累计制修订绿色发展有关标准3000余项),引导出台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在政府行政层面,全面推进实施“十大行动”,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绝非一般性议程。既涉及发展节奏问题,也涉及发展公平问题,涉及全人类共同的福祉、价值观和理想。为直观反映气候变化的内在关联,Climate Interactive和MIT斯隆商学院依据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开发了EN-ROADS测试模型,帮助政策制定者、公众直观了解气候变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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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support.climateinteractive.org)
(三)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宣告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过去掠夺占有别人资源的老路,而是与全人类共同的福祉相向而行;这同时也意味着,过去依靠刺激性政策粗放式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向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看齐。
如果算上《寂静的春天》发表的1962年,60年来人类不断地面对自己、救赎自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负责任的面向未来的路径。试想,如果地球不可持续,哪里可以安放人类的身心呢?今天,离2030年也只有几年光景了,人类共同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99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发布,这是人类首次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发出面向未来的声音,虽然它并没有五年之后的面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全面。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193个成员国在会上正式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作为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一部分,该议程旨在创建一个未来的全球发展框架,以接替当年结束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构成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柱、同时也是衡量人类文明的共同道德尺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联合国发挥了其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很难想象当年世界各国是如何在这一庞大、系统的全球行动中达成一致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大会一项名为《2030 年议程》的决议中得到正式阐述和通过,该决议通俗地称为《2030 年议程》。2017 年 7 月 6 日,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具可操作性,该决议确定了每个目标的具体目标,并提供了衡量进展的指标。大多数目标将在 2030 年之前实现,尽管有些目标没有结束日期。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17个大类下有169个分项目标,涵盖人类经济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消除贫困,确保获得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减少不平等,以及提供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以确保我们的星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和平、繁荣和安全的。“这有点像无人区,每个人都能舒适地加入,而不会危及自己的立场”,“这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共同点的东西。”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将地球上的每个人聚集在一起以实现重要共同目标的绝佳方式。
消除贫困: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根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零饥饿:确保人们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营养,消除饥饿。
良好的健康与福祉:提供全民基本卫生服务、减少婴幼儿死亡率等。
优质教育: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而优质的教育机会。
性别平等:促进男女平等,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
洁净水和卫生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可再生能源和普惠可持续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普及可持续能源,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实现全球就业机会增加、经济增长可持续、收入分配公平。
工业、创新与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和乡村发展、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推动创新和工业发展。
减少不平等: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减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加强城市规划、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优化城市交通、保护文化遗产等。
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气候行动: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其影响。
海洋和海洋资源:保护海洋和海洋资源,减少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陆地和水域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和平、正义与强化的机构:促进和平、正义和包容性社会,建立强大的监管机构。
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全球合作,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出台已经近10年了,世界大约处于2015年提出这些目标的中间点,以及希望在2030年实现这些目标的中间点。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真的很具有挑战性。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极端气候事件和疫情后的复苏,国家优先事项往往优先于全球解决方案——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事情很容易从议程上滑落并处于次要地位。
与我国内地主要依靠政策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不同的是,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经是社会性的群众参与课题。许多公益组织、社会企业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从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中坚力量。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可以采取课题合作、青年峰会、公益活动等形式向港台地区引进这方面的专业系统和组织。
视频:香港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公益行动
视频:台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教育
我想对留坝的伙伴们说,你们所选择的绿色发展之路,是一条通往全球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大道,你们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做的每一次探索和尝试,都具有全球性价值和意义,也为全世界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们所赞赏。不论中国和世界,需要更多留坝这样的典范案例。
3
绿色经济
是以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
向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跃迁过程
关注绿色发展理念知识的吸收和工作转化
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绿色增长,是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和中长期政策设计。不论世界如何进行调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指引的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深刻把握推进绿色增长的特点规律,积极导入全球清洁机制带来的再平衡红利,衔接发挥好绿色金融工具的对绿色发展的服务与引导功能,推进资产绿色化和绿色资产运营效益的跃迁,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
从县域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层面来说,书记、县长们应重点关注绿色经济、绿色增长、清洁发展机制、绿色金融这四个方面在县域的知识吸收和工作转化,转化效率越高,越能获得比较优势。我注意到,留坝县在这方面已经走完了建立共识、价值传导的历程。绿色经济是范式选择问题,绿色增长是方法论问题、清洁发展机制是碳交易渠道、绿色金融是金融服务与导向的协同。
(一)绿色经济:是以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向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跃迁过程。所谓“跃迁”(Quantum Leap),是黑色要素的退场、绿色要素在生产函数中占绝对主导因素形成全要素生产力。
“绿色经济”最早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reece)于1989年提出,是指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则将“绿色经济”定义为“绿色经济是改善人类行为和社会公平的结果,并能显著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匮乏”。
1998年,英国学者约翰·艾尔金顿(John Elkington)提出:区别于传统经济,绿色经济更注重对自然资本和生态服务的经济学价值,并进行全面的社会成本评估,包括生态系统的可靠性、社会责任等。与该定义相对应的,是“三重底线”原则,即“人类、地球、利润”三原则,对应“社会、环境和经济”。“人类”是指人力资本,涉及对劳动者以及公司开展业务的社区和地区的公平与互利的商业行为;“地球”是自然资本,指的是可持续的环境行为;“利润”是经济价值,是指在可持续框架下,可实现的经济上的社会利润。
作为发展范式,“绿色经济”包含绿色产品、消费意识、可持续能力、与绿色产品相关的法律地位、公私合作、绿色技术创新与利用、绿色消费者、相对公平的定价机制、比较经济优势、绿色融资、整体生态平衡、绿色投资等构成要素。而自然要素则主要包括水、大气、生物、阳光、土壤、岩石等,绿色要素则是建立在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基础上的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绿色权益核算体系、有偿取得机制、碳汇交易市场、绿色责任账户、绿色金融服务,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供给等。卡尔·伯卡特(Karl Burkart) 将“绿色经济”的主要部门界定为: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可持续交通、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土地管理。
国际商会(ICC)则将“绿色经济”定义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责任以相辅相成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同时支持社会发展进步的经济。”ICC发布的绿色经济路线图,强调了企业在为全球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方面的作用,它列出了以下10个与企业/行业内和向绿色经济过渡的协作行动条件:开放和竞争的市场,指标、会计和报告,金融与投资,意识,生命周期方法,资源效率和解耦,就业,教育和技能,治理和伙伴关系,综合政策和决策,金融与投资。“绿色经济学”它与以前的经济制度的一个区别是,将自然资本和生态服务直接估价为具有经济价值,以及一种完全成本会计制度。在该制度中,通过生态系统外部化到社会上的成本被可靠地追溯到造成损害或忽视资产的实体(参考联合国支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及“自然资本银行”课题成果)。
“绿色经济”所倡导的主要原则包括:
福祉原则——侧重于增加财富,支持所有公民的福祉,建立在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之上,但重视个人选择;
正义原则——绿色经济旨在促进代内和代际之间的公平。它具有包容性、非歧视性,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
行星边界原则——旨在保护、恢复和投资自然;
效率和充足原则——它侧重于支持可持续消费和可持续生产;
善治原则——绿色经济由综合、负责和有弹性的机构指导;
它在各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原则——这种经济侧重于包容性和参与性决策;
弹性原则——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弹性;
代际原则——为未来投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报告认为,“要实现绿色经济,经济不仅要高效,还要公平。公平意味着承认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公平维度,特别是在确保向低碳的、经济的、公正的过渡方面。”绿色经济的特征和性质,国际上不同的学术背景给出的定义都不尽相同。有共识的一般特征是:
绿色经济助力可持续发展;
它具有资源和能源效率;
这种经济创造了体面的工作和绿色工作;
它尊重行星边界或生态限制或稀缺性;
它涉及综合决策;
这种经济使用适当的指标/指标衡量 GDP 以外的进展;
它是公平、公平和公正的——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以及代与代之间;
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这种经济提供减贫、福祉、生计、社会保护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它改善了治理和法治——包容性、民主的、参与性、负责任的、透明的、 稳定的;
绿色经济将外部性内部化。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领域的“绿色经济”概念虽然与生态经济学密切相关,但更侧重于政治层面的使用场景。尽管有些“口号”化,但它的确是一种旨在减少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性,并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绿色发展机遇问题,推荐大家关注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朱云来先生的演讲《绿色发展机遇应对气候变化》(点击打开链接)。绿色经济为什么能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认同?最主要的原因是:
绿色经济倡议源于几次危机和资源短缺;
这种经济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它可以带来更好的社会包容性、减少贫困等;
这种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可以在不对环境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带来收入和就业增长;
它是为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开发的。
政府按照绿色经济的原则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战略,应将重点放在能源、农业、交通、建筑等部门,确保其实现系统性减碳或零碳目标,这个过程一样可以创造GDP,就业和经济增长齐头并进,构成一条完整的绿道。因而,绿色经济可以使增长抵御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确保尊严和公平,引领可持续发展并确保资源分配给每个人。具体的政策举措包括:
建立规范声音的框架;
取消有害补贴;
绿色投资的优先顺序;
利用市场机制和税收;
通过培训和技术转让建设能力;
整体消费方式转变;
扶贫;
私营部门的参与;
公共意识
(本部分观点引用来源:https://www.greeneconomycoalition.org/;https://www.unenvironment.org/;https://www.un.org/)
(二)绿色增长:作为政策指引,绿色增长是全球政治家最热衷的话术,它在强调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同时,还强调通过改变消费和生产模式完善社会福利、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增加就业并解决与此相关的资源分配问题。
“绿色增长”是描述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假设路径的术语。它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只要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目标,就需要将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和不利环境影响脱钩。因此,绿色增长与绿色经济、低碳、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密切相关。绿色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向可持续能源系统的过渡,实施良好的绿色政策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等行业创造就业机会、绿色农业或可持续林业。
“绿色增长”一词最早出现于2005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五届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MCED),首尔绿色增长倡议网络在会上成立。此后,一些国际组织将注意力转向绿色增长,部分是作为摆脱2007-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一种方式:应各国的要求,经合组织于 2011 年发布了绿色增长战略[12],2012 年,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合组织和GGGI推出了绿色增长知识平台 (GGKP)。绿色增长、绿色经济和低碳发展等相关概念有时被不同的组织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也可以互换使用,一些组织还在其定义中包括社会方面。
绿色增长作为一项政策战略,各经济体和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努力:
2008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领导了绿色经济倡议;
2010 年,国际商会(ICC)成立了独特的全球商业绿色经济特别工作组,最终制定了绿色经济路线图,该路线图于 2012 年发布,供商业、决策者和社会使用。
2011 年,经合组织发布了一项绿色增长战略。2012年,他们还发表了一份关于绿色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报告;
2012年,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出绿色增长知识平台(GGKP)。GGKP 的使命是加强和扩大努力,以确定和解决绿色增长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知识差距,并帮助各国设计和实施政策以走向绿色经济;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包容性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之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发布了亚太低碳绿色增长路线图,探索低碳绿色增长道路为该地区带来的机遇,该路线图阐明了五个轨道,在这些轨道上推动必要的经济体系变革,以追求低碳绿色增长作为新的经济发展路径。
2020 年,国际能源署发布了一项“清洁能源新政”战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敦促各国政府向绿色部门投资紧急贷款,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并对碳征税。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往更依赖于开发环境中的自然资源。他们负担不起或无法获得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保护自己免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不利影响的能力较弱。例如,他们可能面临空气和水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因此,绿色增长可以通过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来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计和福祉。满足绿色增长要求的能源必须符合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可负担性、可及性、防止环境退化、低健康影响和高能源安全等标准。包括核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增加了我们当前和未来人口的电力供应选择,并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虽然太阳能、风能和核能在发电时与环境几乎没有负面相互作用,但在材料提取、制造和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废物和排放。总体而言,所有可再生能源都是国家绿色增长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自“十一五”规划( 2006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绿色增长。由于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和大规模绿色投资(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基础设施),近年来排放量增长急剧放缓。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ETS) 于 2020 年推广到电力行业,促进清洁能源的转变;我国还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绿色发展联盟对整个亚洲环境技术的实施产生影响。
2010 年,欧盟通过了2010-2020 十年期“智能、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欧洲 2020战略》。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作为“欧洲新增长战略”启动,旨在使欧洲大陆经济可持续发展。东欧企业目前在绿色管理实践的平均质量方面落后于南欧企业,特别是在特定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目标方面。
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在 2020 年大力倡导绿色增长。美国进步中心2014 年的一份报告量化了美国实现绿色增长所需的投资水平,同时满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规定的减排量。2019 年,民主党国会议员提出了绿色新政决议,为未来的政府计划提供保护伞。奥巴马政府当年提出, 2020 年安装 10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到 2025 年将风能和太阳能产量翻一番,并制定此类政策,这将有助于塑造国家的绿色增长。
202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了“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绿色增长战略”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该战略确定了14个增长领域,分为3个主要领域行业:能源相关行业、交通/制造相关行业和家庭/办公相关行业。此外,该战略还设立了价值 2 万亿日元(182 亿美元)的绿色创新基金,旨在资助研究和发展和社会实施,以及希望激励私营公司也投资于他们的绿色增长研发。
不过,在推进绿色增长的一些案例中,也看到一些经济体面临新的挑战。欧洲环境局 (EEB)研究认为,必须面对“绿色增长”产生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能源成本上升。需要的自然资源越多,开采它们的成本就越高;
反弹效应。效率的提高通常伴随着相同或更高的给定商品或服务的消费;
问题的转移,所有技术解决方案都会导致环境外部性;
低估服务的影响,服务经济是建立在物质经济基础上的,所以它会增加一个足迹而不是取代它;
有限的回收潜力;
技术变革不充分和不适当。技术进步不是破坏性的,也不针对对生态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成本转移和脱钩现象已经出现,但其特点是环境影响从高消费国家外部化到低消费国家。
此外,Jason Hickel和Giorgos Kallis于 2020 年发表在《新政治经济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与资源使用的绝对脱钩”,并且“与碳的绝对脱钩”即使在乐观的政策条件下,排放量也极不可能以足以防止全球变暖超过 1.5°C 或 2°C 的速度实现”;“去增长运动”组织则反对所有形式的生产力主义(相信经济生产力和增长是人类组织的目的),也反对绿色增长理念。
有支持、也有反对,这恰恰是生态健康的体现。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完全不同,在可持续发展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自身的绿色增长路径,这本身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观。
(三)清洁发展机制(CDM):导入CDM机制、注册CMD项目的流程比较复杂,且存在国际谈判进展的波动性风险,但CMD机制是一个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聪明设计,这是主要大国应该维护的正资产,也是地区发展层面应该掌握的绿色发展工作机制。
当年各国签订《京都议定书》的核心特征是要求各国限制或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通过设定此类目标,减排就具有了经济价值,产生了交易机会。通过创造经济激励措施,尽可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排放,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过渡,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了帮助各国实现排放目标,并鼓励私营部门和发展中国家为减排努力做出贡献,议定书的谈判者包括了三个基于市场的机制——排放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执行(JI )。如今,清洁发展机制( CDM ) 是联合国运行的全球性碳抵消计划的主体,旨在实现两个目标:(1)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减少其碳足迹;(2) 协助工业化国家履行其减排承诺(温室气体排放上限)。
CDM 设计基于两个原则问题:一是清洁发展机制产生的减排量的额外性;二是它是否会让发达国家和主体强加一些违背东道国发展利益的项目因素。因此,CDM 要求东道国确认项目的确有助于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被允许工业化国家购买 CER 并投资于全球成本最低的减排。CDM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获得经认证的减排量 ( CER ) 信用额度,这些CER可以交易和出售,并被工业化国家用来实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部分减排目标,该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排,同时为工业化国家在如何实现减排限制目标方面提供一定的灵活性。CDM 是 UNFCCC气候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该基金的设立是为了资助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适应项目和方案。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是对清洁发展机制发行的核证减排量征收 2% 的税款。
温室气体具有全球性,即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排放或减排同样CO₂当量的温室气体具有同样的全球环境效果。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其减排成本高,约为 100美元/吨(CO₂)以上,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较低,约为10-20美元美元/吨左右。2030年中国全经济尺度的边际碳减排成本大约是15美元/吨左右,到2060年这个价格成本会达到300美元/吨,有大约20倍的涨幅。如果边际碳减排成本与碳价格挂钩,按照供求关系的逻辑,中国碳市场的价格会波动上升,并最终与国际碳市场价格挂钩。
CDM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COP/MOP)的指导下,由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CDM EB)监督。核证减排量(CERs)是为成功的项目发行,可以在排放交易计划中进行交易。CDM项目和CERs单位的发放均需经过审批,以确保这些减排量是真实的和“额外的”。2001 年是 CDM 项目注册的第一年,2011 年 12 月,碳捕获和储存(CCS) 被纳入 CDM 碳抵消计划;2012 年 9 月 7 日,CDM 发行了 10 亿个核证减排量单位。
CDM项目周期包括项目设计(项目参与人)、国家认可(指定的国家主管部门)、审核(指定经营实体)、登记(执行董事会)、监控(项目参与人)、确认(指定经济实体)、CER发放(执行董事会)七个步骤:
项目设计环节:项目参与者准备项目设计文件,利用批准的排放基准和监测方法。
提交项目设计文件 ( CDM-PDD ):项目设计文件表格由执行委员会根据 CDM 模式和程序的附录 B 制定;项目参与方应使用CDM-PDD表格提交有关其提议的 CDM 项目的信息。
新基准和/或监测方法的提案:指定的经营实体应在验证和提交项目注册之前,将拟议的新基准方法提交给执行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使用经批准的方法:经批准的方法是先前由执行委员会批准并与任何相关指南一起公开的方法。当使用经批准的方法时,指定的运营实体可以继续对 CDM 项目活动进行验证,并提交 CDM -PDD和注册请求。
国家认可环节:项目参与者获得缔约方的批准函。参与拟议的 CDM 项目活动的缔约方的指定国家主管部门 ( DNA ) 应提交一封说明以下内容的信函:
该国已批准京都议定书。
这种参与是自愿的。
并且,东道国声明拟议的 CDM 项目活动有助于可持续发展(EB 16,附件 6,第 1 段)。
审核环节:项目设计文件由经认可的指定运营实体、私人第三方认证机构验证。审定是指定经营实体根据清洁发展机制模式和程序以及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和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相关决定中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要求,在项目的基础上对项目活动进行独立评估的过程设计文件。
登记环节:DOE向 CDM 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有效项目以及注册请求。注册是执行委员会正式接受经过审核的项目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注册是核查、认证和发放与该项目活动相关的CER的先决条件。注册步骤包括:
秘书处的完整性检查
秘书处审核;
执行委员会审查;
如果一个缔约方或执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要求审查,项目将接受审查,否则进行注册。
监控环节:项目参与者负责根据批准的方法监测实际排放量。
确认环节:指定的经营实体根据批准的监测计划核实所声称的减排量。
核查是指定经营实体对核查期间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所监测到的温室气体人为排放量减少量进行的独立审查和事后确定;证明是指指定经营实体出具的书面保证,证明在规定期限内,项目活动实现了核实的减排量。
CER发放环节:指定经营实体向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提交核查报告并要求签发。CER发放步骤与登记环节相同。
虽然导入CDM机制、注册CMD项目的流程比较复杂,且存在国际谈判进展的波动性风险,CMD机制是一个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聪明设计,这是主要大国应该维护的正资产。在CDM项目操作中,跨文化、跨制度、跨发展阶段沟通的难点主要集中在“额外性”、“基线”、“方法学”的讨论和核准,尤其是“方法学”问题。
长达286页的《CDM 方法学手册》第13版
截至2023年4月20日,CDM注册项目为7843个,已注册PoA363个,为项目活动发放的核证的排减量2327889582吨,为活动方案发放的核证的排减量64025631吨。
(四)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特定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目前国内企业可参与的碳排放交易主要包括信用体系下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CER (核证自愿减排量)项目和一些自愿减排项目,以及总量控制配额交易市场下的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和亟待上限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我国CCER项目共分四类:
第一类,采用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方法学开发的自愿减排项目;
第二类,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但未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的项目;
第三类,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且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前就已产生减排量的项目;
第四类,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但减排量未获得签发的项目。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确定了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一系列工作流程。
2015年,国家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正式上线,CCER交易正式开启。“运行两年后,由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2017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方法学、项目、减排量、审定与核证机构、交易机构备案申请。”
2018年5月,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恢复上线运行,存量CCER交易市场重启,但增量项目备案申请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我国现有的CCER交易还存在项目开发周期长、方法学不完善、减排量核算困难等问题。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遭拒绝和撤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指定的经营实体(DOE),由于对方法学及其工具理解和解释方面的错误,缺乏应具备的综合分析等基本能力,盲目自信以及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出现的自相矛盾和坚持错误的行为,导致其在适用方法学认定方面发生严重错误。
CCER交易市场作为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配额市场之外引入的自愿减排市场交易,用于抵消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是对强制性碳交易市场的有益补充,可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减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经济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我国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初期阶段碳排放配额以免费发放为主,未来有偿分配比例有望扩大。具有富余CCER和配额的企业可将其在国内碳市场出售,有需求的企业可通过购买配额、CCER、或实施碳减排项目获得CCER以弥补自己的碳排放缺口。CCER抵消配额比例为1:1。
森林碳汇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经济的“碳吸收”手段,要完成巴黎协定,林业碳汇必不可少。因此林业碳汇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特别是国内生态红线制度下,林业碳汇无疑是盘活林业资产的最有效手段。同时,林业碳汇的开发具有一定的壁垒,各项测量指标均将影响项目的收益甚至有可能导致项目备案注册失败,成熟的项目开发团队将有效的帮助业主方规避风险。
2021 年1月,生态环境部对CCER抵消配额比例做出5%的限制,此抵消比例未来可能会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国家相关部门也会适时对CCER审批进度进行调整,长期来看,CCER抵消配额比例有望扩大,在未来将造纸等八大重点能耗行业均被纳入全国ETS后,碳排放配额有望达100亿吨,届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整体来看,CCER的供需关系长期有望处于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由于林业碳汇对于生态体系较为友好,且为成本较低的负排放技术,预计林业碳汇CCER项目极大可能具有较高的优先级,确定性最高。
碳市场的国际合作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发达国家在碳市场的减排经验、能力上显然走在前列,因此有责任、有义务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与技术支持。二是对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的国家,中国将起到积极的引领带动作用,比如在南南合作、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积极促进全球碳市场的互联互通。因此,在碳市场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根据各地节能减排的实际情况,8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展了碳交易市场的试点,对碳交易机制进行了个性化的探索。在交易机制设计、配额分配办法、CCER抵消机制、系统运行设置、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积极地积累了地方经验,并为全国碳市场启动提供了参考。在全国碳市场中,广东和湖北属于第一梯队,教育规模最大。
(本部分引用联合国CMD平台官方信息。网址:https://cdm.unfccc.int/index.html)
(五)可持续/绿色金融:以碳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可能成为人们新财富的来源;碳金融可以支持足够的技术储备和产业基础,创造巨大的投资和就业机会,发展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持续金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定义了三个不同但经常被用作同义词的概念,即气候金融、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子集,主要是指应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的资金。绿色金融的范围更广,因为它还涵盖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其他环境问题。可持续金融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因素在其范围内。可持续金融将其领域扩展到 ESG 的三个组成部分;因此,它是最广泛的用语,涵盖所有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筹资活动。
从知识和思维导图的视角来看“绿色金融”,其涵盖的范畴包括:
国际倡议:术语、可持续金融平台 (IPSF);香港的可持续金融;
可持续金融与欧盟:欧洲绿色交易、下一代欧盟;
工具和标准:绿色债券、可持续金融活动分类、资本要求的绿色支持因素、强制和自愿披露;
绿色货币政策:绿色中央银行、绿色金融系统网络 (NGFS)、欧洲央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承诺、欧洲央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重要标准数:可比性体系、绿色中央银行的合法性;
中国的关键角色:数字经济与碳金融治理,碳金融科技等
建议财政、金融部门系统、全面地了解这个领域的信息,全景式地掌握关键要素,对接具体工作就会更加心中有数,不被各种概念所迷惑。特别是要从发展历程上整体把控其趋势:
1974年,联邦德国成立了全球第一家政策性的环境银行,专门为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业务提供融资项目支持,成为国际上早期的绿色金融探索。随后以发达国家为首,各国政府、非盈利组织、金融机构等开始了多种尝试与探索,为后续的绿色金融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1980年美国出台“超级基金法案”,要求企业处理潜在的或已发生的环境损害问题。这一法案的出台对世界各国通过立法解决环境相关问题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
199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银行界关于环境可持续的声明》,同年在里约峰会上成立金融行动机构(UNEP-FI), 督促金融系统为环境污染、气候治理等可持续发展内容提供支持。
2003年,花旗、荷兰银行、巴克莱等全球各大银行牵头,制定了一套自愿性的绿色信贷原则——“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EPs),这成为国际性的衡量社会和环境风险的非强制性准则。
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向欧盟27个成员国投资者发行全球首只绿色类债券——“气候意识债券”,推动了绿色债券的国际化发展,并加速其规模扩张。
2016年,德国发展研究所(DIE)将绿色金融定义为“包括所有考虑到环境 影响和增强环境可持续性的投资或贷款”;中国在G20峰会上倡导重点发展绿色金融,为各国发展绿色金融献计献策,由此中国日渐成为国际上绿色金融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G20小组发布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将绿色金融定义为“能产生环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活动”,其中的环境效益包含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体现其协同效应等。
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为实现“3060”双碳目标,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约139万亿元,年均约为3.5万亿元,占到2020年GDP的3.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7%左右,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利用市场资金来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
未来气候投融资体系将强化发挥价格信号的作用,通过碳交易的市场力量来调动资本。稳定有效的减排量价格也将为后续项目的投资提供良好的现金流预期。基于碳资产的质押融资、境内外碳资产回购、碳债券、碳配额托管、绿色结构性存款、碳基金等金融产品,将使企业获得稳定的财富增长,实现碳配额资产的高效管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各个国家在大力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科技的应用,用科技手段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如探索引入数字货币支持清洁能源、促进绿色生产;利用区块链和大数据等降低绿色投资中的风险;加速下沉市场金融线上化发展,扩大绿色金融覆盖范围等。现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体系较为成熟,尤其以欧盟为代表的绿 色金融发展相对领先。欧美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从法制制度、市场主体和绿 色金融工具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方面, 各国政府及央行不断加强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法案、政策,在绿色 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产品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品体 系。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也在发行和实践绿色产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 (IPSF) 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由欧盟启动。该平台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论坛,供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负责制定可持续金融监管措施,以帮助投资者识别和抓住真正有助于实现气候和环境目标的可持续投资机会。IPSF的创始成员显然是欧盟,还有阿根廷、加拿大、智利、中国、印度、肯尼亚和摩洛哥等国的主管当局。然而,自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挪威、塞内加尔、新加坡、瑞士和英国也加入了 IPSF。IPSF 的 18 个成员加起来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50% 、世界人口的 50% 和世界 GDP 的 45%。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还有七个观察员国,即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经合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NGFS、OICV-IOSCO 和财长气候行动联盟。IPSF 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对环境可持续金融的私人资本动员,并促进环境可持续金融的综合市场,通过使成员能够交换和传播信息以推广最佳做法,对不同的举措进行基准测试,并在尊重国家和区域背景的同时确定可持续金融的障碍和机会。在适当的情况下,愿意的成员可以努力调整他们的倡议和方法。
2018 年,在Mark Carney、Frank Elderson和法兰西银行行长Villeroy de Galhau的领导下,八家中央银行创建了绿色金融系统网络(NGFS),这是一个由希望探索潜力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的网络中央银行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该网络拥有近 116 家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以及 19 个观察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欧洲中央银行(ECB)。NGFS 的优先事项包括分享最佳实践、推进金融部门的气候和环境风险管理以及动员主流金融。NGFS 探索了绿色货币政策工具的几种政策选择:
绿色再融资操作:当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融资时,中央银行可以采用绿色条件,例如,如果银行为绿色项目发放一定数量的贷款,则给予较低的利率。
绿色抵押品框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排除污染资产或要求银行调动与净零轨迹一致的资产池来限制抵押品资格规则。
绿色量化宽松:中央银行可以将其资产购买计划限制在绿色债券上。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发布了 2023-2024 年度财政预算案,将推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的“3060 双碳目标”列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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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联合国(青年与气候)
对接香港深圳(大湾区)、上海台湾(NGO)
对接日本、德国、新加坡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平台上
与客源地实现价值握手
推进留坝绿色发展战略的跃迁
“飘散的种子可以形成深度形变吗?”
1992年,全球环境再生型系统构建方面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专家约翰·蒂尔曼·莱尔(John Tillman Lyle),在其《人类生态系统设计》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设问。每当一个能以不同的知识解释现象,且需求不断增长的新范式出现时,相对应的专业就会成熟起来,上升到哲学思辩与价值观层面。莱尔认为,“深度形变的所具有的潜力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创造出一种较少反映有形形态转而反映关键的自然作用、能够接受各种变化、并随时间的推移还能保持巨大作用的生态结构。”“要构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负责任而又有益的作品,就必须了解在各种尺度上运行的生态秩序,并将其与人类的价值观密切关联起来。”
留坝——实现转型发展的优等生,进阶之路又在哪里?若不是因为具备了一定的优势,留坝反倒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而一旦具备某些优势,如何选择就变得异常关键了。那么,从应对气候变化中国3060计划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留坝能从中捕获什么样的机会?
(一)升级标准:导入全球可持续旅游体系(GSTC)等有全球公信力的第三方旅游质量评价体系,以全球共识的专业技术体系为指引,促进全球目的地营造的国际化进阶。
全球可持续旅游理事会(GSTC) 制定和管理可持续旅行和旅游业的全球标准,即 GSTC 标准:面向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目的地管理者的目的地标准,面向酒店和旅游经营者的行业标准。这是全世界努力发展一种关于旅游业可持续性的共同语言的结果。它由四大支柱构成:(a)可持续管理;(b)社会经济影响;(c)文化影响;(d)环境影响。由于每个旅游目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环境、习俗和法律,因此该标准旨在适应当地条件,并辅以针对特定地点和活动的附加标准。
GSTC 标准构成了认证机构的基础认证,这些认证机构证明酒店/住宿、旅游经营者/运输提供商和目的地具有可持续的政策和实践。GSTC 不直接认证任何产品或服务;但通过其合作伙伴ASI/国际鉴证服务提供认证计划,以认可认证机构。GSTC是一个独立和中立的非营利组织,代表多元化的全球成员,包括国家和省级政府、领先的旅游公司、酒店、旅游经营者、非政府组织、个人和社区 ——所有这些都致力于实现可持续旅游业的最佳实践。这是一个没有主要办公室的虚拟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来自所有六个人口稠密的大陆。来自捐赠、赞助和会员费的财政支持使其能够以低成本提供服务,并创建、修订和提供GSTC标准。
GSTC合作伙伴关系的其他成员包括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AH&LA),美国旅行社协会(ASTA),加勒比可持续旅游联盟(CAST),旅游经营者联合会(FTO),国际酒店和餐厅协会(IH&RA),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肯尼亚生态旅游协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SCBD)、可持续旅游国际(STI)等等。
尽管我认为留坝客观上不会存在认识上的差距,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可能有人会觉着这个贯标并没有什么作用。其实,有没有作用这取决于咱们是目的性导向还是建设性导向。如果是建设性导向,严格按照标准来修正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助力留坝走向国际范;而如果只是获得一块牌子、发几篇宣推文章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贯标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通用价值观,也就意味着,咱们同样可以将瑞士达沃斯的标准、日本轻井泽的标准、以及Lonely Planet目的地选择的标准、TUI集团的标准等进行参照,这样结合我们自身的特点,就会形成留坝作为世界级目的地的标准话术,如果咱们留坝这样做了,就是对中国目的地旅行体系的国际化建设作出原创性贡献。
(二)成员资格与教育训练:加入可持续发展成员联盟(ISEAL),并与域内密切相关的成员建立直接交流机制
可持续性标准是市场转型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的关键工具。可信的标准以具体和实用的方式为更好的生产提供指导。
《SDGs Mean Business:可信标准如何帮助公司实现 2030 年议程》,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于2017 年出版。 作者: Ugarte, S.、D'Hollander, D.、Tregurtha, N. 和 Haase, N.
ISEAL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可持续发展成员联盟,除全球可持续旅游理事会 (GSTC) 之外,国际保证服务(ASI)、地球观测组织(GEO)基金会、巴塞尔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会(GIB)、水资源管理联盟(AWS)、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ASC)、绿色印章(Green Seal)组织、负责任采矿保证倡议(IRMA)、LEAF Marque标准、ProTerra基金会、雨林联盟、可持续农业网络(SAN)、可持续水稻平台e.V.(SRP)、UEBT可持续采购等。
ISEAL可持续发展联盟部分成员
强化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解、教育训练,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留坝在绿色发展的精进需面向这个领域开展在职教育,以此构建升级版的专业共识。
(三)全面升级发展要素:留坝已然进入绿色发展全球赛道,应进一步聚力衔接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可持续旅游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治理、经营层面的持续进阶,推进留坝以国际范式走向世界,全面彰显绿色留坝在全球生态圈的吸引力、典范性(略)
本次会议和即将召开的“绿色旅发大会”,是留坝以绿色发展的领跑者姿态开启的新赛程。建议县里对接联合国(青年与气候)对接香港深圳(大湾区)、上海台湾(NGO)对接日本、德国、新加坡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平台上与客源地实现价值握手推进留坝绿色发展战略的跃迁。重点在以下领域探索进阶之路:
升级绿色供给、城乡建设、生活服务、治理、研学体系(国际化);
创建县域“3D GIS+GEP+N”碳核信息实时演示系统;
参与碳市场交易(确权核碳、林业碳汇交易);
开展绿色投融资(EOD+REITs)(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
全面导入全球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 GSTC );
全面导入ESG体系,公开披露留坝ESG报告;
开展全球生态营销,积极承办国内外绿色发展论坛(环保者目的地);
响应全球性绿色发展活动排程(中国水周、全国低碳日、全民植树节、六五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地球日等等)
如果飘散的种子掉落到肥沃的土壤之中,并且找到与环境的契合方式,它们就会发芽、生长,并最终在那个地方开始全新进化繁衍。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10岁生日的小象,还有世界地球日、世界读书日。
本报告引用了以下成果观点,在此一并致谢:
《1972:回溯新中国环境保护旅程的起点》,马天杰)
《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2023
《额外性论证评价工具(第 03 版)要点分析》,刘德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张中祥,天津大学;
《绿色发展经济学》,Shunsuke Managi著;
《生态都市主义》,莫森·莫斯塔法维等著;
《自然与市场:捕获生态服务链的价值》,杰弗里·希尔著;
《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再生设计》,约翰·蒂尔曼·莱尔著;
《人类生态系统设计:景观、土地利用与自然资源》,约翰·蒂尔曼·莱尔著;
《生态社区营造——可持续的一体化城市设计》,哈里森·费雷克著;
《可持续城市化——城市设计结合自然》,道格拉斯·法尔著;
《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理查德·瑞吉斯特著;
《绿色城市主义:欧洲城市的经验》,蒂莫西·比特利著;
《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世界银行;
《绿见未来》,郝琳著
《HOK可持续设计指南》,桑德拉·门德勒等著;
《可持续发展之路》,比尔·华莱士著;
《地方创生×SDGs的实践指南》,笕 裕介 著;
《乡村设计:一门新兴的设计学科》,杜威·索尔贝克著;
《环保的暴力》,(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著;
《可持续发展目标:利用商业通过金融、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沃克 、佩克梅佐维奇等著;
《Lead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 Collectively:A Practitioner Guide to Realizing the SDGs》· Kuenkel, Petra,Kuhn, Elisabeth,Stucker著;
《The Economics of Green Growth: New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Societies 》,Shunsuke Managi著;
《Environmental Economics》,Shunsuke Managi , Koichi Kuriyama著;
《New Approaches in Soci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olicy to Address SDGs》,Margarita Martinez-Nuñez等著;
《资源融资的基础设施:关于一种新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的探索》,(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哈瓦德·哈兰德等著;
《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编著;
《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贾卫列,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
《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
《绿色金融报告:信贷、证券、碳交易市场、ESG投资及保险》,毕马威;
《数碳经济:中国式现代化 绿色发展之路》,人民论坛编;
《碳中和、碳市场与国民财富》,熊焰;
《对联合国EB理事会拒绝和撤消中国CDM项目注册原因的研究和思考——对方法学应用争议引发的关于方法学更新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探讨》,李肇经,北京文户经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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