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纯：“埃及学”如何演变成一门“殖民学科”？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自7月19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展以来，观展场面持续火热。本次展览共计展出800余件文物，通过“法老的国度”“萨卡拉的秘密”“图坦卡蒙的时代”三个版块展开叙事，从不同角度解读古埃及文明的深邃内涵。

在中国，对埃及文明的探讨，无论是在专业研究抑或大众普及领域，热度一直高居不下。但是，中国民众能直接观看埃及文物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埃及学作为西方人创建的学科，其话语权长期被西方所垄断，使得我们对埃及文明的认识也并不全面。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就是中国和埃及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次对话，也是当下和过去的一场对话。

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讲述了罗马人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篇，则是解释“埃及学”话语权为何被西方国家所垄断，“埃及学”背后是一部怎样的殖民史。

【作者 郭纯】

古埃及的祭祀贝博内特鲁不会想到，自己原本用来装献祭给神灵香料的雪花石膏罐，会被用来作为罗马人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的骨灰罐，常埋于罗马城的地下；而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不会想到，永恒之城罗马并不是自己的最终归宿，在他去世了一千七百多年后，他的骨灰罐将被带到蛮族的城市——高卢的吕泰斯，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展出。

一切还是得回到罗马说起。

自1615年出土以后，普布利乌斯的雪花石膏骨灰罐一直是博尔盖塞家族的藏品。博尔盖塞家族本是一个发源于锡耶纳的小贵族，但卡米洛·博尔盖塞于1605年当选教皇，自称保罗五世，至此以后，这个家族就成了罗马城里的显贵。大约两个世纪后，这些藏品落到了另一位卡米洛·博尔盖塞的手里——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同名祖先那样的雄心壮志，穷其一生，他最有名的头衔可能是拿破仑的妹夫。

1803年，卡米洛·博尔盖塞迎娶了拿破仑的妹妹波琳娜·波拿巴，因此得到了拿破仑军中的一系列军衔。1807年9月，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卡米洛被迫贱卖了自己家族原本收藏在都灵附近的卢西迪奥修道院的一系列关于古埃及和古罗马的藏品，其中包括两尊著名的狮身人面像——“博尔盖塞的斯芬克斯”，将这些藏品以总价300万法郎卖给了当时的拿破仑博物馆，即卢浮宫博物馆的前身，这比市场价低了100万法郎。从此，这件雪花石膏罐就在法国巴黎——在古罗马时代，这里是高卢行省下的一座名叫吕泰斯的小城——被保存展出至今。

卢浮宫博物馆一直以收藏古埃及文物而闻名，它的古埃及馆收藏了从史前到公元4世纪，与有关古埃及相关的约78000件文物，其中有6500件常年展出，在陈列布置上几乎占了全馆三分之一的空间。从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到《亡灵之书》的纸草残片，宗教似乎是这些文物永久的母题。

古埃及文明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那复杂而又神秘的神灵崇拜体系，比如著名的欧西里斯可以既是阴间的主宰，又同时是生育和农业之神，生与死是他的一体两面。同样地，两个多世纪以来，卢浮宫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历史也有自己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推动了一个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它也从侧面见证了法兰西帝国主义文化政策。

这段历史始于1798-1801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由于担忧这股反君主制浪潮将会蔓延到自身，英国一直是反法联盟的主力。在击退第一次反法联盟后，法国为了彻底击败英国这个老对手，切断和打击其在印度和远东的贸易利益，并一雪自己之前在争夺殖民地中屡次受挫的耻辱，决定从英国在近东的传统势力范围——埃及入手，发起远征埃及的战争。

1789年7月1日，受督政府委派，当时的军事新星拿破仑率领400艘船、54000人登陆埃及亚历山大港。7月21日，拿破仑率领法军在开罗附近的恩巴贝与驻守埃及的马穆鲁克军展开决战，以少胜多，最终获胜并占领了开罗。这场“金字塔大捷”是拿破仑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成就之一，但随之也给他带来了一个著名的谣言——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下令用炮炸掉了狮身人面像的鼻子。这个谣言的影响力可谓是经久不衰，甚至在2023年的电影《拿破仑》里还有类似的一幕——该片英国籍导演斯科特甚至小小“发挥”了一下，让片中的拿破仑炮轰了卡夫拉金字塔……

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拿破仑》电影中出现炮轰金字塔的场景视觉中国

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臆想：首先，“金字塔大捷”虽然名字里带着“金字塔”的几个字，但实际上却在三大金字塔所在的吉萨以北的恩巴贝发生的，该地甚至离开罗都还有一段距离。其次，出身军事学院，曾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拿破仑，一生都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怎么可能像无知莽夫那样，对狮身人面像和大金字塔这样饱含古埃及人智慧结晶的伟大建筑下黑手呢？

事实上，他不仅没有破坏任何一座埃及的古建筑，还在这次远征中带上了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在内的150余名各科学者随行。与给士兵的“占领埃及”命令不同，拿破仑希望这些人能“掌握埃及的文化和历史”。虽然拿破仑的埃及远征最终被证明是一场失败，但是却拥有非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在金字塔大捷后，法国军队抵达了开罗，拿破仑决定仿照法兰西学院，在开罗创建埃及学院。他指定两名随军的科学家——化学家克劳德·贝莱德和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组建埃及学院。1798年8月22日，拿破仑签署了确立这一机构正式成立的法律文书。次日，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会议宣布蒙日任学院院长，拿破仑任副院长。整个学院分为四个部门：数学、物理（包括自然史和医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和古物，每个部门配备12名人员，研究院坐落于开罗城靠近尼罗河的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

拿破仑给学院列出了非常实用的课题：给军队的后勤部门设计更高效的烤箱，如何不用啤酒花就酿出啤酒，怎样净化从尼罗河中提取的河水等等。但是研究院的科学家很快发现了更有价值的课题——沙漠中的“海市蜃楼”现象、数量众多的高碱湖、解剖埃及圣鹮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先是被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上。1801年，参与埃及远征的学者陆续回国，他们着手将在埃及考察和研究的成果整理后正式出版。1809年，第一辑《埃及记述》出版，之后这一工作陆续展开，直到1828年，总共23卷《埃及记述》才全部出版完成。

《埃及记述》可能是拿破仑远征留下的最大成果，因为英国人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仅仅在“金字塔大捷”之后的半个月内，1789年8月1-3日，英国皇家海军就在名将纳尔逊的带领下，在位于尼罗河河口的阿布-基尔湾重创法国地中海舰队。大战过后，法方仅剩4艘军舰，无力回天。拿破仑及其远征军被迫困在埃及境内，无法回国，只能坚守已有的战果。1798年10月，拿破仑命令将领德赛指挥的军队继续追击马穆鲁克的残余部队，法军因此深入上埃及地区。没想到这个军事上的无可奈何之举，却产生了意外的硕果。

画家维旺·德农也随着这支军队进入了上埃及。在埃及学院众多拥护共和的学者中，他的经历有点特殊：出身贵族的他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是巴黎上流社会中出名的艺术家和外交官了；凭借着过硬的人脉关系，德农不仅在之后的“恐怖时期”中全身而退，还被引荐给了拿破仑。德农不会预测尼罗河的涨潮和落潮，也不能发现这片土地上存在的新物种，但他可以用画笔“再现”古埃及的盛景。自罗马帝国灭亡后，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像他那样深入埃及的腹地，将那些古代的神庙重现人间。

在同军队前往底比斯、卢克索和阿斯旺等地的过程中，德农先后将底比斯附近的曼农巨像、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埃德富神庙、菲莱岛上的伊斯西神庙、图拉真亭等古埃及建筑遗迹画了下来。在丹德拉的哈索尔神庙，他发现了神庙中一处礼拜堂的天花板上的圆环形黄道带浮雕，并将其绘制成素描带给了埃及研究院的专家们，这给他们研究古埃及的历法和古埃及人的天文学知识提供了绝妙的图像资料。

位于艾尔曼特（Armant，古称赫尔蒙迪斯，Hermonthis）的孟图神庙（Temple of Montu）素描稿。这座神庙由图特摩斯三世建造，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扩建，当时克里奥佩特拉七世为庆祝她与尤利乌斯·恺撒之子恺撒里昂诞生，在其中新建了一座“诞生屋”。来源见水印

整套《埃及记述》包含了837幅版画，其中多数关于历史遗迹的精美画作均出自于德农之手。这些画作令德农声名鹊起，1802年，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拿破仑博物馆的馆长，本文开头提到该博物馆收购博尔盖塞家族藏品，正是在德农的主持下进行的。

1801年6月，开罗城被英军攻陷。在埃及苦撑了3年的法国远征军向英国投降，并在亚历山大城签署了屈辱的投降书：正式结束了法国对埃及的占领，同时英军接收所有法军在占领时期收集到的古埃及文物。这一规定立刻引发了一场关于两年前出土的著名“罗塞塔石碑”归属权的风波，在一番争执后，双方协商如下：英国拥有石碑的所有权，法国则可以保留之前对其的研究成果和石碑拓片。

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视觉中国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高112厘米，宽75.5厘米，厚28.4厘米的黑色花岗闪长岩，上面用古埃及圣书体——即我们习惯上说的象形文字，是埃及僧侣使用的语言，世俗体——一种更为简化的平民语言；以及古希腊语这3种语言刻下的一段托勒密五世的诏书。在这3种语言中，古希腊文是一种近现代人们依旧能阅读的古代文字，所以可以利用它来比对分析，更一步了解另外两种语言。

19世纪初，几乎全欧洲的语言学者都在讨论这块石碑，究竟谁能最先翻译出罗塞塔石碑上的铭文，一场无形的竞赛正在展开。由于石碑的实物存放在英国，因此英国学者一开始处于领先地位：斯蒂芬·韦斯顿首先翻译出了石碑上的古希腊语全文。瑞典语言学家阿克布拉德和法国学者德·萨希则紧追其后，他们通过对比，识别出了世俗体文字中的“托勒密”“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大帝”等人名和地名，阿克布拉德还编制了包含29个世俗体字母的字母表。

但是圣书体文字的解读却一直没有很大进展。当时的学者将圣书体理解为一种纯粹的象形文字，一直执着地寻找其中各个图像的含义。而以“全才”闻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则另辟蹊径，从语音着手解读这些文字，成功地识别出了碑文中表示“托勒密”的象形茧（在象形文字中，代表法老名字的文字会被一个长椭圆框起来）。

德·萨希的学生商博良受此启发，确立了象形文字既表音也表意的原则，从成功地破解了另两位法老的名字“图特摩尔斯”和“拉美西斯”入手，将罗塞塔石碑的圣书体部分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并于1822年编制了古希腊语、世俗体、圣书体三种语言的对应字母表。1824年，商博良发表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概要》一书，使得全面解读古埃及的文字成为可能，由此一个全新的学科——研究古埃及历史文化的“埃及学”诞生了，因此商博良也被公认为是埃及学之父。

研究埃及学需要以大量的考古实物为基础，谁拥有的古埃及文物数量多，谁就可以在研究中占上风。随着法国远征军撤出埃及，法国在这方面就暂时处于下风。商博良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研究者提供的拓本和资料。法国急需增加自己的古埃及藏品。1826年，商博良被任命为卢浮宫古埃及馆馆长，他说服法国当局，以购买或外交手段从欧洲的私人藏家手中获取古埃及文物。

1828年，商博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前往埃及进行科学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构建的象形文字体系被证明是正确且有用的，这更一步激发了他要编撰一部完整的象形文字字典的想法。令人惋惜的是，从埃及回来后不久，商博良就去世了。后人整理并出版了他留下的两部还未完成的手稿，1836年，《古埃及语法》问世。1841年，商博良生前寄予厚望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字典》正式出版。

商博良的研究让法国在“埃及学”的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与英国一直想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埃及不同，法国更想维持自己在文化上对埃及的全面掌握，“埃及学”演变成了一种“殖民科学”。这样看来，仅仅靠着购买藏家藏品和派出考察团，法国很难维持自己在“埃及学”中领先地位，它急需制度上的保障。

奥古斯特·马利埃特是与商博良齐名的埃及学专家，他一同也被认为是埃及学之父。马利埃特的表亲内斯特·奥特曾是商博良的好友，也是与他共同前往埃及考察的同伴。受其影响，马利埃特一直对埃及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苦于没有相关的训练。1850年，马利埃特参加了卢浮宫的考察团，前往埃及为其挑选和收集关于科普特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的手稿，可这个考察团出师不利，一直没有找到有用的文献。马利埃特非常焦虑，他认为自己必须把握这次好不容易来到埃及的机会。

终于，他在一个相熟的贝都因部落的帮助下，马利埃特在阶梯金字塔附近找到了萨卡拉的圣牛墓地。这次发现令他声名大噪，卢浮宫改变了考察团的初始目标，决定全力支持他在萨卡拉的发掘。马利埃特在此地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雕像和青铜碑匾。另外，被誉为卢浮宫镇馆之宝之一的“书吏坐像”也是在这次发掘中出土的。

从1850年至1854年，马利埃特一直为卢浮宫在埃及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他还代表法国官方同埃及政府谈判，确立了所谓的“平分”协议，即将这次考古发掘所得五五分，有230箱出土文物被运往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但也有同样数量的文物留在了埃及。

出于政治和外交平衡上的考虑，埃及统治者赛义德帕夏于1858年任命马利埃特为埃及古迹管理处的总监，这个机构的职责是监管埃及境内的考古活动，禁止盗掘古埃及遗迹和非官方的文物流出。另外，马利埃特还要负责为埃及组建一座博物馆。1863年，埃及古物博物馆在开罗布拉克区建成开放，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也是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

在担任古迹处总监期间，马利埃特主持并完成了很多埃及考古史上的重要发掘：他发掘了十七王朝的法老卡摩斯的陵墓；将被埋在黄沙之下长达千年的卡纳克神庙和埃德富神庙重现于世；他还发掘了狮身人面像周围的区域，发现了处于其脚下，未完工的“斯芬克斯神庙”。1870年，他甚至还在考古工作之余，抽空完成了著名歌剧《阿依达》的剧本，并担任该剧的服装和布景顾问。

1871年底，奥古斯特·马利埃特（坐着，最左侧）和巴西皇帝佩德罗二世（坐着，最右侧）等一行人访问吉萨卫城。维基百科

在为埃及考古事业做出丰硕成果的背后，马利埃特牢牢把持着自己在埃及考古界的垄断地位：除法国外，他限制所有其他国家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在古迹管理处和博物馆，他甚至不允许埃及人接触任何有关象形文字的资料，只因担忧埃及政府可能会把这一职位留给本国人。1881年，马利埃特在开罗去世，法国政府坚持古迹处的下一任总监仍是法国人，于是，加斯东·马斯佩罗走马上任。1882年，在财政危机和民族主义革命浪潮的刺激下，英国对埃及进行武装干预，并开启了长达71年的埃及“英治”时期。

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加斯东·马斯佩罗做出了让步：他主持成立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埃及考古协会，支持西方各国在埃及的考古活动。另外，他还将马利埃特首创的“平分”协议变成了一项埃及的法律：1891年11月17日颁布的法令规定，所有在埃及发现的文物，其所有权在埃及政府和发掘者之间“平分”，这些“平分”的文物是作为发掘者提供考古技术和物资的补偿。这意味着指导埃及的考古事业的原则，从过去的“法国中心论”演变成了“欧洲中心论”，看似“雨露均沾”，却依然保持着殖民本色。

凭借这项“五五分”的惯例，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以及位于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的古埃及藏品数量猛增。唯一的例外是20世纪20年代法老图坦卡蒙的宝藏。1922年，法老图坦卡蒙的墓葬被发现，其随葬品之多之精，令世人叹为观止。

本来英国人注定要从其中分走一杯羹，因为这次发掘图坦卡蒙陵墓的正是英国人卡特，而发掘的资金全部由英国的卡纳冯勋爵提供，但由于1924年萨德·扎格卢勒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在竞选中获胜，萨德·扎格卢勒本人担任埃及首相，英国外交部担忧这时接管这些文物激发了埃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扰动埃及的政治局势，是故不再支持挖掘者和资助者按惯例瓜分文物。于是，在各种天时地利因素的配合之下，埃及政府获得了绝大部分图坦卡蒙墓葬出土的文物。

不过，也有古埃及文物并不是被殖民掠夺，而是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离开埃及的。在上世纪60年代，埃及政府在尼罗河上游兴建阿斯旺大坝，阿布辛拜勒神庙和菲莱的伊西斯神庙将会面临被升高的纳尔赛湖水淹没的命运。为了挽救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了国际考古及工程专家队伍，将阿布辛拜勒神庙切割成块，整体移至高出原先遗址60余米的高地上重新组装；还将菲莱的伊西斯神庙搬迁到附近的岛屿上，这一壮举被称为“拯救努比亚遗址运动”。

事成后，为了感谢其中贡献最多的美国和意大利两国，埃及政府分别将两座努比亚遗址中的小型神庙赠予它们：建于十八王朝时期的埃丽西亚神庙被安置在了意大利都灵的埃及博物馆，建于托勒密王朝晚期的丹铎神庙被送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异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