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的极端言论怎么来的？美媒从他的书里看到根源

近日，特朗普竞选搭档J.D.万斯在2021年的两段发言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他声称应该赋予儿童投票权并将控制权交给父母，没有孩子的人就没有同等的发言权。他还表示，美国实际上是由民主党、企业寡头和一群没有孩子的爱猫女士控制着的。“猫女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做的选择感到痛苦，所以她们想让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痛苦。

《纽约客》杂志7月25日刊文，称万斯的回忆录揭示了他对父母、孩子以及谁应该管理国家等观点的根源：他自己的家庭经历。文章标题为《J.D.万斯悲伤、奇怪的家庭政治》，“天下事”编译如下：

1946年，邦妮·布兰顿13岁，怀上了比她大3岁的男友吉姆·万斯的孩子。他们住在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山脉贫瘠的杰克逊镇。为了远离邦妮可能心怀复仇心理的家人，并改善他们的经济前景，这对年轻夫妇搬到了俄亥俄州繁荣的钢铁中心米德尔敦。吉姆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会工作，以及一套四居室的房子。但他们的女儿只活了不到一周。在婴儿的出生证明上，为了不让吉姆入狱，邦妮谎报了自己的年龄。

在2016年最畅销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家庭和文化危机回忆录》中，邦妮和吉姆的外孙J.D.万斯将邦妮的怀孕描述为一代传奇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她会离开杰克逊吗？”万斯问道。“外祖母的整个人生，乃至我们一家人的轨迹，可能都因为一个只活了6天的婴儿而改变。”

《乡下人的悲歌》记录了万斯如何拂去灰色法兰绒西装外套上残留的肯塔基煤灰，考入耶鲁法学院，并获得了一大笔硅谷风险投资。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六年内，他成为了俄亥俄州的初级美国参议员。邦妮则从未完成中学学业。她又生了3个活下来的孩子，并流产了8次。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推测，极端的家庭冲突可能是导致邦妮流产的原因之一：吉姆是个“暴力的酒鬼”，而邦妮是个“暴力的非酒鬼”。“我不禁想知道，如果没有外祖父母早期艰难的转变，我今天会有多少舅舅阿姨，而外公多年的酗酒无疑加剧了这种转变。”万斯写道。

邦妮嫁给了一个不称职的丈夫，远离肯塔基州的家人和朋友，生活十分痛苦。“当孩子们还小，需要照顾时，外婆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而且她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万斯写到，“几十年后，她还记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孤独。”家里变得一片狼藉；邦妮开始囤积东西。有一次，她用花瓶砸破了吉姆的前额。还有一次，她放火烧他。她的一个11岁的孩子扑灭了火。

万斯的母亲贝芙·万斯就在这样暴力、混乱和酒精的环境中长大，她自己的孩子也在暴力、混乱、毒品和陌生男人的环境中长大。但随着万斯长大，吉姆戒酒了，与邦妮的关系也变得平和起来。这对年迈的夫妇为男孩万斯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让他远离贝芙的毒瘾、可怕的脾气和她不断更换的丈夫和男朋友，他们的出现（或突然消失）只会加剧小万斯家庭生活的动荡。

万斯将《乡下人的悲歌》献给他的外祖父母，他写道，“毫无疑问，他们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最好的人。”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万斯接受了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他在演讲中将邦妮称为“我身边的守护天使”。也许是为了表示他支持第二修正案，他还分享了一个关于外婆在家里到处放着的19把装满子弹的手枪的深情轶事。“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这就是美国精神。”他说。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承认，“外公外婆在贝芙年轻时可能让她失望了。”但他补充道，“他们用余生弥补了这一点。”他可能认为他的母亲走上了同样的救赎之路。在他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演讲中，他自豪地向观众介绍了“成功戒断毒瘾酒瘾10年”的贝芙，观众热烈鼓掌。

在他的回忆录中，万斯对贝芙的愤怒显而易见，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一些其他段落里，他也承认他和他的母亲以及她的母亲都是世代创伤的继承者。然而，在一个关键方面，万斯的母亲打破了她的世代创伤，这种离开塑造了她儿子的政治观点，并解释了为什么他选择将她无能的父母描绘成他白手起家、开创事业的英雄。这是典型的美国叙事：外公外婆维持婚姻关系，而妈妈却没有。

如果万斯如愿以偿，那么美国公民身份可能不仅取决于出生，还取决于婚姻和子女。他曾赞赏地谈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为提高该国结婚率和生育率所做的努力，包括一项向在新娘41岁生日之前结婚的夫妇提供补贴贷款的政策：如果这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三分之一的贷款将被免除；如果他们有三个孩子，贷款将全部取消。

“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万斯在2021年的参议院竞选演讲中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促进家庭的形成？”为此，万斯还看到了投票站作为推动家庭形成力量的可能。“当你在这个国家投票时，作为父母，你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他说，“在我们国家，你应该比没有孩子的人更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声音。”

很明显，对于万斯来说，支持生育是共和党的立场。他哀叹“没有孩子的左派”，他们没有“把身体献给国家的未来”。在与塔克·卡尔森的交谈中，他感到绝望，因为“美国是由一群没有孩子的猫控女统治的，她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做的选择感到痛苦，所以她们想让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痛苦。”

万斯列举了几位“对国家持续繁荣没有任何兴趣的民主党人”，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尽管她有2个继子女，以称呼她为玛玛拉而闻名。（万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担任公职的资格持生育主义观点的人。在总统拜登宣布不会竞选连任的那天，保守派活动家兼律师威尔·张伯伦在X上发布了一条贴文称“卡玛拉·哈里斯不应该当总统的简单、未被讨论过的理由：没有孩子。”）

万斯还点名了来自纽约的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万斯发表评论时，她比万斯生第一个孩子时还年轻），以及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他后来与丈夫领养了一对双胞胎。可惜的是，布蒂吉格组建的家庭可能不符合万斯的喜好，因为万斯明确表态反对同性婚姻。

万斯还投票反对一项确保获得体外受精（另一种家庭组建方式）的法案，这符合他强硬的反堕胎立场。在最近从万斯网站上删除的一份声明中，他说：“消除堕胎首先是为了保护未出生的孩子，但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支持儿童和家庭。”寻求堕胎的女性中，约有60%已经是母亲，并努力养育她们已有的孩子，但万斯并不在乎。

万斯所信奉的本土主义、热衷关税的经济民粹主义是新右派的典型代表，新右派是年轻的保守派运动，他们自认为是特朗普权力宝座的继承人。与典型的共和党建制派相比，万斯的政策组合对工薪家庭更为友好，但他的立场非常符合他对家庭的特殊品味。他说，“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应该能够用一份工资养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提出了一项适度扩大《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条款的法案，称之为《全职父母公平法案》。他表示支持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 (Josh Hawley) 2021年扩大儿童税收抵免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婚姻奖金”，并迎合单职工家庭。“数百万劳动人民希望建立家庭，并希望在家照顾孩子，但现行政策并不尊重这些偏好。”霍利在法案提出时说道。

万斯对家庭优先政策最尖锐的言论之一出现在他宣布参选参议员前不久，当时他在推特上写道：“‘全民日托’是针对普通人的阶级战争。”为了支持这一挑衅言论，他链接到一项调查，该调查向父母展示了一系列儿童保育方案，并询问其中哪种方案“对有5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最有利”。44%的没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希望父母一方全职工作，另一方在家照顾孩子；只有35%的大学学位的人有这种偏好。目前尚不清楚万斯将“普通人”定义为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还是那些提供他认为是这项民意调查“正确答案”的人。无论如何，“普通美国人”继续说道，“希望有一项家庭政策，不会把孩子送进糟糕的日托所。” 不正常的美国人是像哈里斯这样的人，她在7月22日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表的首次演讲中，想象了一个不远的未来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带薪家庭假和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

美国有近一百万日托工作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大多数受过高中教育，几乎所有人的工资都很低。如果万斯和其他当权者认为这些工作者是应该得到更高工资和更光明未来的选民，那么他就不会把所有的日托服务都描述成“垃圾”。但这也与万斯的基本意识形态立场相矛盾。例如，他的《家庭主妇公平法案》的文本严厉批评了联邦劳动法，因为它“惩罚那些选择优先考虑孩子早期发展的母亲”，而不是休完产假后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正常人”都希望孩子和父母中的一方待在家里，我们都知道是哪一方。

万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感言时说：“我们的运动是为了像我母亲这样的单身妈妈，她们在金钱和毒瘾中挣扎，但从未放弃。”当然，一个人可以成为单身父母，也可以成为全职父母，两者兼而有之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万斯引用的调查表明了人们对儿童保育的“正常”看法，但调查群体根本不包括单身父母。

尽管如此，他的运动是“为了”像他母亲这样的女性的，因为运动的动机似乎是母亲没有给予他的东西，也是万斯最渴望的东西：一个传统的核心家庭。

在万斯的言论和政策立场中，婚姻几乎总是比其他选择更好。拥有一个家庭会让你成为一个有自主权的成年人和政治参与者，但只有婚姻才能使家庭成为可能。

2021年，万斯告诉一群高中生，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让人们误以为结束不完美的婚姻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样的婚姻“甚至可能充满暴力，但肯定不幸福，因此摆脱它们，让人们更容易像换内衣一样更换配偶——但从长远来看，婚姻将让人们更幸福。”它们甚至可能充满暴力。他引用了邦妮和吉姆的例子，“我的外祖父母有一段各种意义上都非常混乱的婚姻，但他们从未离婚，对吧？”万斯说。“他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这对我的外公外婆来说真的很重要。”

万斯还做出了令人震惊的断言，即更容易离婚会导致家庭暴力率上升，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家庭暴力率下降了30%。在《早安乔》节目中，万斯外婆和外公的家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为哈里斯的竞选背书，严厉批评万斯“女性应该继续维持被虐待关系”的立场。

外婆是出于虔诚和阿巴拉契亚人的坚韧才和外公坚持下来的吗？还是她只是被困住了？她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技能或培训，几乎没有社交网络，而且很可能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大约十年中，她几乎一直怀孕，这会让她身心疲惫，在那个时代的工作场所，这是可以被解雇的罪行。直到1975年，俄亥俄州都没有任何儿童抚养费强制执行机制，那时她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才十几岁。

仔细阅读邦妮的困境，就会发现万斯的“守护天使”和从他的政治平台中脱颖而出的理想女家长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的家是家庭，她们的工作是生孩子，她们别无选择，只能辞职。她们所有的物质幸福都依附于一个容易犯错的男人。万斯认为这比他得到的要好。但结果却是一种狭隘的、怪诞自恋的社会契约观——一个成年孩子的身份政治。正是这种无法或拒绝看清自己主观性的弱点，让万斯认为卡玛拉·哈里斯这样的人与国家命运毫无关系。

当万斯说是那个只活了6天的婴儿改变了他的家庭轨迹时，这是一种感伤的夸张，是“选择生活”浪漫的刺激。另一位作家可能会将变化的推动因素确定为虐待儿童、合法强奸或战后阿巴拉契亚地区避孕措施的有限。

万斯写道，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个时候，邦妮曾有过成为一名儿童权利律师的模糊想法。“她似乎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感受到被忽视孩子的痛苦，并经常说她如何憎恨虐待儿童的人。”他解释，“我一直不明白这种情绪从何而来——也许她自己小时候也受过虐待，或者她只是后悔自己的童年如此突然地结束。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尽管我可能永远听不到它。”但是，他一直在讲述这个故事，以他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