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吴晨/文 延迟退休改革脚步渐进。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应该说,延迟退休是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后的必然趋势。首先,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显著增加,人们的健康水平也显著提高,很多年届退休的人依然身心状态良好;其次,中国女性退休年龄偏低(普通员工50岁,管理岗位55岁),一些很有能力的女性管理者,到了55岁可能会被要求退休,拉齐男女退休年龄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职场平权;再次,延迟退休是全球各国应对老龄化的通常做法,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一般都在62岁—67岁之间,在日本、韩国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7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人占比不少。
但延迟退休改革必须稳妥、有序地推动,如何落实自愿、弹性原则也有应该有更多的讨论。
一项改革要顺利实施,需要民众的理解和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十分重要。这需要财政和社保基金的公开和透明。中国的养老金模式是现收现付制,即,当年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用于支付当年需要支出的养老金,养老金留存的底子并不厚实。国家得算一笔总账,如果落实延迟养老政策,会节约多少养老金支出,增加多少养老金存底,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
其次,我们还必须对一项政策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些或许是“意想不到”的,都尽可能地考虑清楚。
比如,如果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老年失业空窗期”。职场的“年龄歧视”一直存在。一些企业用人就有“45岁玻璃天花板”的潜规则,如果中层管理者无法在45岁前晋升,就可能面临淘汰;一些企业招聘时也会设置年龄限制,超过一定年龄连面试机会都没有。高层管理岗位毕竟有限,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45岁—65岁这20年的职场生涯该如何规划?如果出现“失业空窗期”该如何应对?这都是需要深入考虑和探讨的问题。
另外,延迟退休还会带来阻挡效应。简言之,延迟退休意味着整体工作年限的拉长,如果想要减少晚年失业空窗期的出现,就意味着得压缩新就业机会,这可能推高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是需要权衡的。
阻挡效应还有无形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中老年心态没有年轻人开放,不太容易拥抱新事物,也缺乏年轻人的闯劲和勇气,如果过多中老年人留在职场,可能会增加职场的“暮气”,让企业显得有些创新不足。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在公务员体系里,如何处理因工作年限拉长而导致的冗官、冗员问题,也不容回避。
“意想不到”的影响可能还有生育率。现实地看,中国女性早退休其实对帮助子女养育孙辈贡献巨大,祖母或外祖母照护孙辈在中国城乡都是常态。如果女性要到65岁才退休,则意味着年轻人养育孩子时获得的母亲的支持将大为减少,如果没有相配套的育儿支持政策,可能将进一步压低生育率。
另一个绕不过去的改革是社保一体化改革。现在退休金仍然有城乡差别,城市内也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如何缩小这样的差别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这些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稳妥有序地推进延迟退休改革,需要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和创新。延迟退休改革是关乎每个人的大事,也关乎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安全与可持续,需要个人、市场和国家三方共同努力。
(作者为财经作家、晨读书局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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