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多子多福”的中国家长，却活成全社会最焦虑的一群人？

✪ 郝鑫 李荣超 甘甜

浙江大学

【导读】在我国，对养育下一代的积极倾向可以总结为一个不必证明的观念——“多子多福”。但在近年来，一些研究越来越发现，多子女老年人反而越容易陷入抑郁。这一结论是否能够成立？其中又有怎样的逻辑支撑？本文通过统计学方式，对样本进行了分析。

综合各项心理学研究结论，作者推测多子女带来的三个后果，会加重老年人的抑郁风险。第一，社会希望老年人承担养育后辈的责任。多子女意味着长养育周期，最小的子女成年与孙辈出生之间的时间间隔短，老人长期处于压力之下，抑郁风险增加。第二，养育责任挤占了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的空间，使老人从同伴处获得的支持减少，如果代际情感支持不足，就会增加抑郁风险。第三，多子女导致责任分散，每个子女都可能认为照顾老人是兄弟姐妹的任务。

总体来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获得的情感支持息息相关。数据调查显示，一般而言，更多子女的老人，获得的代际情感支持会更多。但随着老人年龄增大，子女会分配更多的精力在老人的身体、生活照料上，情感照料有所减少。而建立更好的代际情感互动，才更有利于形成老年人友好的社会风气。

本文原载《应用心理学》2024年第2期，原题为《为何“多子未必多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为何“多子未必多福”？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引言

良好的情绪是维持老年人身心健康、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然而，处于老龄阶段的个体面临着机能下降、配偶死亡等负性事件，容易出现抑郁症状。以抑郁为代表的情绪障碍已成为我国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深入理解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可为干预老年人负性情绪、保障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科学思路。子女数量是影响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历来有“多子多福”的说法，也有部分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然而，最近的研究反而倾向于支持“多子未必多福”。有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多会伴随着老年人抑郁程度的加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没有提升。这些结果提示：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中，很可能存在其他变量的重要作用。

代际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提供经济、生活上的照料以及双方情感的交流和互动。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相比，代际情感支持（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support）更不容易受到客观资源条件限制，也是衡量代际关系的重要指标。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老年人高度重视情感上的满足，因此会把更多的社交时间投入到可以满足情感需要的活动中。照料与经济层面上的帮助仅仅满足了老年人在生活上的需求，而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重视并满足了老年人内心的需求。Becker和Lewis提出的子女数量 - 质量替代模型认为，子女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都有可能实现父母效益的最大化，而父母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是相互替代的，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对数量的追求将会下降。因此，作为子女质量的一种体现，代际情感支持对于老年人的情绪健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与该理论一致，聂建亮认为子女数量没有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可能在于代际支持。但是现有研究很少把代际情感支持因素单独区分出来并作为中介变量考虑。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代际情感支持在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高龄和低龄老人在获得社会支持的方式和数量层面上存在年龄差异。年龄分层理论认为，不同年龄层个体间的差异存在两个侧面：生命过程的一面和历史过程的一面。从生命过程的角度来看，研究认为低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子女可能会更多地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加上老人自身也有更多进行社会互动的机会，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而高龄老人由于身体机能较差，子女有限的精力可能会更多投入到对老人身体健康的关注上，从而忽略了对老人的情感支持。同时，高龄老人的子女大多已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和生活，这可能导致其与老人的联系和交流变少，老人难以获得足够的代际情感支持。从历史过程的一面来看，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子女数量可能存在差异。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初期，人们认为“人口众多可以帮助生产，是极大的好事”；直到1960年左右，节制生育的思想才逐渐被大众接受。由此可推测，年纪较轻的老人养育的子女数量可能相对更少。因此，在探究子女数量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系时有必要考虑老年人的年龄。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2：老年人的年龄是子女数量与代际情感支持之间的调节变量。综合本研究的两个假设，我们形成了如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

▍ 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被试

本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将65岁及以上且认知功能良好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简明社区痴呆筛查量表认知功能部分（CSI- D）作为筛查工具，该量表7项题目均未回答正确的老年人被视为认知功能存在缺陷，这些数据以及缺失或回答无效的数据都被剔除。最终获得样本6541人，平均年龄为83.64±11.29岁；其中男性有2948人（45.1%），女性3593人（54.9%）；居住地在城镇的有3858人（59.0%），住在乡村的有2683人（41.0%）。

（二）测量变量与工具

（1）子女数量

数据集中有一个问题询问老年人的 “亲生子女数量”。此外，调查中老年被试会对每个子女的基本情况进行回答，其中包含一项问题是“（该子女）是否亲生”。老年人每回答一次“否”，则在原有亲生子女数量的基础上减1，最终得到反映子女数量的连续变量。

（2）抑郁水平

使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SD10）评估调查对象的抑郁水平。此量表有10道选择题，每个问题都有表示程度的五个水平，分别赋值为0至4分，将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后求和得到抑郁总分。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抑郁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09。

（3）代际情感支持

参考已有研究，老年人被要求评价每个子女“是否常来看您” 和“是否常通信联系”，回答“是”则赋分为1，回答“否”则赋分为0。按照此规则，将评价同所有子女的两个问题得分加总即视为代际情感支持得分，分值越大代表代际情感支持越强。

（4）年龄

本研究的最终样本是年龄在65岁以上的6541名老人（83.64±11.29 岁），其中65～79岁年龄段有2598位（39.7%），80～89 岁年龄段有1717位（26.2%）、90～99岁年龄段有1361位（20.8%），百岁及以上老人有865位（13.2%），各年龄段内样本年龄分布较为平均。本研究将年龄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5）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和是否受过教育）、经济状况（有无养老金和有无代际经济支持）、生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基本日常活动能力、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生病照料人有无子女和有无日常生活照料）。

（三）数据分析

使用SPSS 26及其宏程序PROCESS进行分析。研究中采用非参数百分位的Bootstrap法抽样5000次，置信区间为95%，回归系数均标准化。采用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提取出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 15.76%，远小于40%的临界值，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 结果

（一）数据描述与相关

进行描述统计和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表明，子女数量与代际情感支持、年龄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代际情感支持和抑郁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和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余相关关系不显著。

（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模型

回归分析得到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2.3，远小于 10 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见图2） ，总效应不显著，c=0.01，p=0.634。老年人的子女数量显著正向预测代际情感支持，a=0.71，p＜0.001；子女数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c′=0.04，p=0.007，说明直接效应显著；代际情感支持显著负向预测抑郁，b=- 0.05，p＜0.001。Bootstrap 检验说明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果量 ab= - 0.04，95% Boot CI=［- 0.062，- 0.015］。总效应不显著，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比例的绝对值!RM!=87.30%。这说明子女数量通过代际情感支持影响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代际情感支持在其中具有“遮掩效应” （suppression effect） 。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相反，总效应就容易表现出被遮掩的情况，这属于广义上的中介效应。在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当中，当预测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无关时，通常研究者会放弃继续探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遮掩效应能够扩展研究思路，解决两个变量表面无关的研究困境。

（三）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以子女数量和老年人的年龄为自变量，代际情感支持为因变量，在考虑控制变量之后得到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小于 1.9，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表2） ，子女数量对代际情感支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p<0.001）。年龄对代际情感支持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p<0.001）。子女数量与年龄的交互项显著预测了代际情感支持（p<0.001）。子女数量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p=0.007），代际情感支持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p<0.001）。老人的年龄调节了代际情感支持在子女数量和抑郁之间中介作用的前半路径。老年人的子女数量越多，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代际情感支持；高龄老人获得的代际情感支持相对于低龄老人更少。

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 （见图3） ，在低龄 （- SD） 老人中，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老年人获得的代际情感支持呈显著上升趋势 （Bsimple=0.86，p<0.001） ；而在高龄 （+SD） 老人中，这种显著上升的趋势被削弱 （Bsimple= 0.66，p<0.001） 。此结果说明，低年龄组老人在子女数量与代际情感支持之间的正向关系比高年龄组老人在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强。

▍讨论

本研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多子未必多福”：代际情感支持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老年人的年龄在子女数量与代际情感支持间起到调节作用。模型（见图2）的直接效应说明，在不考虑代际情感支持的前提下，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越高。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导致了该结果：

首先，基于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个体的发展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社会文化希望老年人能够发挥价值，承担养育后辈的责任。最小的孩子独立才意味着养育责任的完成，这使得多子女的老年人承受的压力相对更重、时间更长；而“养育”的责任还没有完全结束，“照料孙辈”的压力就接踵而至。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之中，加之没有得到足够的代际情感支持，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第二，社会互动是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而除了家庭，同伴系统对维系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十分重要。子女数量较多的老年人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到家庭中，从而导致他们和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减少，如果此时子女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老年人出现情绪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三，该结果还可能与责任分散有关。子女认为对老人的陪伴和照料应由兄弟姐妹共同承担，从而低估自己应有的付出，陪伴时间和频率减少，甚至互相推诿。老年人没能得到足够的赡养和关怀，便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

模型的间接效应提示我们，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情绪健康十分重要。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认为，人们通过社会互动可以获得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在赡养行为中，子女向老人提供经济和生活上的帮助是一种有形的资源；子女和老人有更频繁的沟通和联系，提供更多的代际情感支持则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已有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对老人抑郁情绪的影响，但没有明确其中情感支持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结果提示，提供“无形的资源”也是一种有效的赡养方式，但这一点容易被子女们忽略。老年父母由于社交窄化等原因，恰恰需要与子女之间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以此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重视并提供给老年人“无形的资源”，这使得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情绪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老年人年龄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相较于低龄老人，高龄老人获得的代际情感支持被削弱，从而增大了其抑郁的可能性。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其精神状态和幸福感越好。从年龄分层理论的视角来看，低龄老人身体状况相对更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子女互动，并从中获得更多的代际情感支持；而年纪较大的老年人精力有限，身体活动更加困难，社会参与度较低，他们更有可能被动地接受子女单方面的赡养；同时，他们的子女往往已经有了稳定且相对独立的事业和家庭，与老人之间的联系变少，因此，高龄老人获得的代际情感支持可能会更少。本研究的结果说明，相比于我国的低龄老人，高龄老人从子女身上获得的代际情感支持更少，这提示我们应更加重视高龄老人的情感需求。

从理性社会人的角度考虑，父母通过养育子女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其中存在着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权衡问题。根据子女数量 - 质量替代模型，父母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与对孩子数量追求的增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本文基于该视角探讨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否使老年父母的效益提升（即抑郁水平下降），以代际情感支持作为子女质量的一种表现方式，强调了代际关系中“数量”与“质量” 的共同作用。其意义不仅局限于老年人群，在我国生育政策变化的新背景下，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对于年轻父母同样重要。模型的直接效应得到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正向预测，这并不能简单理解成子女数量越少越好。第一，本研究的老年被试和当下处于生育期的父母存在代际差异，此结论不能简单推广到年轻父母群体中；第二，我们发现代际情感支持的间接效应可以调和子女数量对抑郁水平的正向预测作用，从而使得子女数量和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无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作为一个客观且不可改变的因素，我们无法干预其对抑郁水平的直接影响，但是子女可以通过代际情感支持这一可调节的变量对父母的情绪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提示我们应该鼓励子女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陪伴和支持，更要积极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环境。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调节变量“年龄”不仅包含生理年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还包括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代际”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对纵向追踪的数据进行分析，以解释这种年龄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其次，受限于 CLHLS 数据采集的设计，本研究仅用子女“是否常来看您”和 “是否经常通信联系”两个涉及联络的问题来测量代际情感支持。联络行为是子女支持的重要表现，但子女支持可能还包括工具支持、信息支持等其他维度，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维度的子女支持量表更全面地测量代际情感支持。最后，本研究关注的“多子未必多福”既包括了在世子女，也包括了已经离世的子女，而有研究发现存活子女数量负向预测老人的生活质量，这提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在世和离世子女及其情感支持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

▍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数据，探究了“多子未必多福”的作用机制，发现代际情感支持能够“遮掩”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消极影响；且年龄较高的老人更难获得代际情感支持。该结果揭示了代际关系中“数量”与“质量”对老年人情绪健康的共同影响，强调了代际情感支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