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吸毒到为戒毒者找出路，有多难？|6·26国际禁毒日

据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23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89.6万名，同比下降20.3%。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407.8万人，同比上升7.6%。虽然当前中国毒情形势呈平稳恢复性回升态势，但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戒毒康复人员的标签化和歧视，成为了阻碍这一群体彻底戒断、回归社会的风险因子。

“点亮公益戒毒工作室”（以下简称“点亮公益”）是一家专注于公益禁毒社区矫正的社会组织，自2018年成立以来，通过社区公益禁毒宣传、组织戒毒康复及预防复吸训练、禁（戒）毒同伴教育、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涉毒家庭关爱等行动，“点亮新生公益禁毒”志愿服务队队员已逾300人（其中85%是戒毒康复人员），已帮助80余名戒毒康复同伴回归正常生活、成功安置就业。

机构创始人叶亮今年46岁，曾有过六年吸毒史。在和凤凰网公益的对话中，叶亮说，毒品给自己的伤害“落在了灵魂最柔软的地方”，成立“点亮公益”不是出于什么伟大的想法，只是因为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毒品悲惨溃散。

叶亮说，相比成为一个“戒毒康复典型”，他更希望被关注的，是机构打磨推出的“公益禁毒产品工具包”——通过形成全社会有共识的“公益禁毒志愿服务标准”，影响更多政策和立法的出台，让更多戒毒康复同伴重获尊严和自由。

禁毒志愿服务中的叶亮（左）

以下内容根据叶亮的口述和演讲整理完成：

故事被讲得太多了

因为禁毒日，整个六月有一半时间我们都在围着传播转。

“点亮公益”戒毒工作室成立到现在，来采访我们的媒体，从国家、省市到区域自媒体有三四十家了。有一部分媒体会贴着热点，把报道重点放在毒品的危害。总结下来，大多数采访会按这个脉络问问题 ：过去吸毒是为什么，现在戒毒了怎么样，未来还会怎么做？

对于包括我和戒毒康复同伴而言，毒品的伤害刻骨铭心，它落在灵魂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在疗伤。每面对公众讲一遍吸毒戒毒的过程，就等于把伤疤撕开一遍。

那天我冲一家媒体发了脾气。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对我们这个群体有基本了解吗？

一直以来，我们做的是倡导“远离毒品，但不要歧视和抛弃戒毒康复人员和他们的家庭”。但很多时候，人们做毒品预防教育，习惯把毒品的危害和吸毒的人联系到一起的：只要你吸了一口毒，就永远戒不掉，只要你吸了毒，就会拿刀拿枪，变成红眉毛、绿眼睛。

这种方式当然有一定作用，可以帮助青少年和普通社区居民提升识毒拒毒、自我防范的意识，但反过来，也会让很多人对戒毒康复人员另眼相看，甚至排挤和仇视我们。

图源：视觉中国

你会怎么界定一个戒毒康复人员呢？他首先是毒品犯罪的受害者，因为如果世上没有贩毒的、没有毒品存在，也就没有吸毒者；第二，他是一个的违法者，从事违法交易、吸食毒品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最后，也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他也是吸毒带来的滥用药物导致成瘾的病人。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一个人突然得了罕见病，比如渐冻症，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会帮他寻找优质的医疗资源，帮他筹措医疗费用，你会陪伴他、探望他，你不会抛弃他。但如果换成一个人他吸毒，你可能会害怕、惶恐，甚至是躲避，你会想把自己保护起来。

这对我们是很残酷的。因为缺乏良好的社会康复环境，戒毒康复人群的内心是很脆弱的。我们的同伴当中有自闭症的，从戒毒所回到家之后，家里人不懂他，他也无法表达，就把自己关在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小房间，半年不下楼。他会觉得只有在戒毒所里，才有人理解我。

站在更大的范围看，涉毒家庭也是很脆弱的。过去我吸毒的时候，我是家庭的耻辱，父母、爱人和女儿都抬不起头来。

从家庭暴力、事实孤儿、留守老人到残障、精神病等等，基本上你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会在涉毒家庭中呈现，涉毒家庭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事实上的最底层。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观念和现实，我才想要通过公益的方式帮助戒毒康复同伴和他的家庭，让他们理解一件事——强戒也可以是一个人崭新的起点，他可以通过努力，重获自由和尊严。

“不堪回首”

再过几个月，距离我最后一次沾染毒品就整十年了。

吸毒前，我的人生轨迹被很多人羡慕——出生在普通家庭，凭借自身努力，而立之年组建幸福小家，收入不菲。

当时我工作范畴很广，要做项目投标也做销售。

2008年前后，客户南来北往，那段时间我们常会去KTV搞接待，毒品被当成一种饭局后“小资”的娱乐消遣。大家对毒品的理解还停留在海洛因、鸦片，一些新型毒品还没被列入管制药物，很多人也没意识到它们的危害性。那个时候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在吸毒，大家都吸，我不吸一口吗？

图源：视觉中国

然后，我就把自己干成那个样子。从吸第一口毒品到成瘾，有一个过程。第一次是因为好奇，第一年的偶尔吸食我们叫“偷嘴”。之后慢慢地，“吸两口”变得频繁，因为它让我精力旺盛、脑洞大开，奇思妙想跑出来。

随着吸食次数增加，我开始产生药物依赖，从饭局消遣变成固定消费，从每月一次到每周两次，继而到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肆无忌惮。

前后不到两年，我彻底沦为瘾君子，开始编造谎言、逃避工作，200万积蓄被挥霍一空。

2013年3月，我离开工作了十三年的公司，临走时，年过六旬的老董事长对我说，“叶亮，不要放弃你自己！只要你戒毒，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但这样的关怀，当时我无法面对和承受。

我想去一个可以接受我吸毒的世界。

因为吸毒，我四处躲藏，和家人朋友渐行渐远，没工作、没收入只能四处举债，甚至要偷女儿储蓄罐里的硬币。更可怕的是，我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整天胡言乱语、疑东疑西，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2014年夏天，父亲被诊断出肾癌，在医院接受右侧肾脏切除手术。即便站在他的病床旁，我眼里也只有毒品。

我也想戒断毒瘾啊，但孤单的时候，那个恶魔会刺激、挑逗、消磨我，让我败下阵来。

公安干警走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就像抓住救生圈的溺水者。我抱着他们哭，“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

我进入湖北省沙洋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矫治改造，经过行为养成训练、学习各类习艺生产、法律法律法规和预防复吸的技巧，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体魄也得到了锻炼。

后来，在沙洋所警官的鼓励支持下，我不断调整状态，参加各种戒毒教育实践活动。被看见了重新回归社会的决心和表现，2016年7月，我的强制隔离戒毒处罚被解除，这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半年。

回到家之后，爱人、女儿、父母虽然也都很支持我，但因为他们也没有看过身边有什么成功戒毒的例子，所以一度也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到我。

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担忧，就想寻找身边比我康复时间更长的“前辈”，比如上海禁毒志愿者协会叶雄老师。就在我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成长，走上了公益禁毒的道路。

我希望通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让我身边的人、尤其是家里人知道，他们的丈夫、儿子已经变了，他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不堪了。

就这样，讲述我内心的变化，也成为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一环，苦于没有办法戒断康复的同伴，也开始被我影响。

我们想走出来，得到社会的认可，但这个过程无比艰辛。因为禁毒宣讲是一把双刃剑，你可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接纳，但同时，你身边的一部分社会资源也会受到影响。

2018年，机构刚起步的时候，因为缺钱，我带着戒毒康复的同伴们走上夜市做饮料路推。一名大约30岁出头的青年男子把我叫到他的餐桌前，用手指着自己问我：“叶亮，你还认识我吗？”我一愣，似乎有点模糊的印象，好像是过去一个单位的同事。我赶紧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为我的失礼道歉。

叶亮和同伴走上街头推广饮料

他给我装了一根烟，但见我穿着工作服还端着盘子就问我，你怎么了。我就和他说了我在戒断吸毒的事。听到我的回答，他的眼神变得轻蔑，将递给我的香烟又装进了烟盒，瞟了我一眼后，起身离开了。

那一幕，至今都让我特别羞辱。

没有路，就创造一条

让一个人在开放式的环境下戒毒，没有党委政府、公益组织和禁毒社工的支持帮助，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吸毒不仅是沾染到了毒品，还有因此产生的生活方式，比如，黄赌毒不分家，还有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不讲卫生。想要改变就需要一个人在封闭的环境中接受心理脱毒和习惯养成，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在这个过程里，家庭的支持又尤为重要，这也就是机构做“家属课堂”的初衷，我们通常会侧重于一个戒毒康复人员刚回归社会的一、两年对家属培训：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吸毒，我的老公他为什么会沾沾染毒品，他吸食的是什么毒品，有什么药理作用？

往下走一步，当同伴得到家庭认可之后，我们就要帮助他恢复社会生存的功能，帮他面向社区内的群众——一方面是禁毒宣讲的现身说法，另一方面是各种助老助残助幼的社区志愿服务。

这样下来，身边的人会逐渐地感觉到，这个吸毒的人曾经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但现在他变了。慢慢地，原来听见他声音就要绕道走的，现在就会和他打招呼，甚至竖个大拇指，到这个阶段一般需要半年左右。

通过社区内的人群传播，这个戒毒康复同伴的自信心就会慢慢恢复了，更为关键地，他的生活交往圈子就会扩大，开始有正常的朋友圈。那些“正常”的朋友当然会保持警觉，但是那同时那对戒毒康复同伴也是一种勉励，“我不能再做出亏待大家信任的事”。

再下一步就是成为同伴小组的带头人。我们现在就会对同伴进行评星处理，戒毒时长一年计一颗星。累积的星星越多，做志愿活动的时候心态就会发生转变，成为一个小组带头人，意味着有更多社会资源，比如接受媒体采访，包括我们也会帮他链接爱心慈善的力量。

这样跟随着一个同伴慢慢成长，家庭内、外部都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家人是不是可以帮助他开一个小店，添置一些劳动力工具？机构也会根据他的特长和喜好，帮他链接免费职业技能教育的资源，比如洗车、中式烹饪、美容美发等等，因为门槛低、上手快，只要愿意静下心来做，就可以养活自己。

“点亮公益”的同伴们在洗车店门口合影

需要强调的是，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同伴小组、禁毒公益宣讲也需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作用，戒毒康复同伴的信心才会更加激发，他不会觉得，“我怎么又在被社区利用”，而是“我支持社区，社区也在支持我”。

这样我们也就实现了一个服务的闭环，为他们搭建了较完整的生存支持系统。

为了让这个路径被更多的地方复用，“点亮公益”目前重点在做的，是一款“公益禁毒产品工具包”——从我们自己服务戒毒康复群体，到我们把自己走过的路、形成的工作机制总结，以教材教程教案的形式呈现，覆盖了用什么理念督导、如何进行考评和成效评估。

我们希望把这样一套产品全部做好了，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组织、乡镇街道甚至是家庭、公安司法机构使用。因为对于我们这个体量的机构而言，我们一年服务三、四十个案还可以，但你让我们服务一百两百三百甚至上千，那我们真的没有这种力量。更不用说戒毒康复同伴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眼下，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当高校应届生都不好找工作，哪还有机会留给戒毒康复人员？疫情后，基本上所有我们推荐就业的同伴都下岗了。包括在一些重大社会节点，企业只要感觉到你“有风险”，就会找个借口让你回家。

你知道吗？某餐饮的“宅急送”配送员中60%是我们的戒毒康复同伴，因为它是全国快递物流配送服务中唯一不对求职者做背景调查的。但从上个月开始，也开始要做调查了，成千上万的戒毒康复同伴又要被无情淘汰。

法律没有对我们曾经吸毒的人施以死刑，但在现实中，我们活得很不轻松。也就是因为这样，现在的“点亮公益”并不支持“推荐就业”，因为“不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同伴们学习技能、自主创业。

而在创业这条路上，我们也在尝试从横向纵向发力，把路子做宽。

往科技的方向走是一条路。在我的认知里，科学技术始终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我们一部分戒毒康复同伴动手能力差、技能达不到价值创造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链接一些高校科研单位，打造一个专注公益禁毒领域的社会化企业。

既然我们能力不够，我们就找到具有科技力量、热衷公益的教师专家。现在我们团队就有22名学历在博士以上的教师，他们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长江大学、宜昌市农科院等科研机构，都是我们的志愿者。

往农村走是另一条路。既然城市工作岗位几近饱和，但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的青壮劳动力严重不足，那我们的同伴是不是可以跳出以往的思维，不和城市里的高校毕业生“卷”、转而投身广阔农村？

从2022年开始，我们在农村社区做了农业戒毒康复人员的农业生产实践基地。对戒毒康复同伴开展了一系列农业方面的科普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训、轮训。在机构的引领下，目前我们有几名同伴已经成了农业方面的人手。

有一位聋哑同伴，从曾经参与五次戒断、几度只能在街头游荡，到现在自己组建小组养殖肉牛，这样的变化是很让人欣喜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同伴，已经走上了农产品的销售推广和代理商的道路。

叶亮（左二）和丰收的姜田

如今，距离我戒毒已经近十年，我还在坚持每天对自己进行动态的总结。种种现实要求我们走上一条寻求自主创业、用公益搭建平台、用商业化服务模式运营的道路。我们做这样一个专注于禁毒公益的社会化企业集群，不是为了过上多么奢华的生活，只是希望把一部分社会资源加以转换，让戒毒康复同伴的小家可以生存下去。

作为一个机构，“点亮公益”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希望“公益禁毒产品工具包”可以成为社会各界共同推广的产品工具，帮助大家搭建标准化的公益禁毒志愿服务质量体系。但要推动解决戒毒康复人群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需要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需要政府出台更具体的政策。

作者 李迅琦 编辑 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