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孩子，主动伤害自己的身体

去年岳珺发现女儿出现了自伤行为

一切的不对劲，是从孩子画在自己身体上的血腥图案开始的，直到有一天，图案变成了真实的伤口。孩子说：“妈妈，我不想死，我还有好多要做的事。但是我很痛苦，所以才会伤害自己。”

在医学上，这被称为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这种行为的常见方式包括切割、咬伤、烧伤等，不仅会损伤身体，还常与抑郁、焦虑等联系在一起，是精神障碍患者发泄不良情绪的途径之一。这种自伤行为被认为高发于青少年人群，2018年一项研究显示，我国中学生NSSI行为检出率为22.37%。

发现孩子的自伤行为后，家长们尝试把家里的刀具利器都藏起来，孩子哭着求他们不要这么做。随着身体上伤口的出现，一同被揭开的还有心里的伤疤，比如孩子此前无数次遭遇的漠视、敷衍、粗暴，又或是一直不和睦、缺少沟通的亲子关系。

越来越多的伤痕叠加在一起。正像一位心理咨询师所说的那样，“自伤行为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当第一个伤口出现后，一场漫长斗争就已经打响了。

一所医院的青少年心理门诊

第一个伤口

孙柯第一次看到女儿自残的伤口，是在一年前，一次家庭冲突之后。

那时女儿在读初一，要准备体育测试，孙柯和丈夫希望她能多练练跑步。说这件事时，丈夫的语气强势了些，从未顶撞过父母的女儿突然情绪爆发，朝爸爸大声嚷嚷了几句，然后哭了。

第二天，孙柯看到女儿胳膊上出现了几道细长的伤口，像是用小刀划的。她突然想起，更早的时候，女儿曾在手上用红笔画过伤口，说是“为了好玩”。孙柯信了，她没想到，“好玩”的事会变成真实的伤痕。

伤口被发现后，13岁的女儿主动提出去看精神科医生。孩子说：“妈妈，我不想死，我还有好多要做的事。但是我很痛苦，所以才会伤害自己。”孙柯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些陌生。

单身妈妈岳珺也经历了与孙柯相似的“第一次”。2021年开始，她发现女儿会画一些特别血腥的画，比如一个人的眼睛在滴血，也会用红笔在手上画“伤口”，女儿对此的解释和孙柯女儿一样——为了好玩。那时孩子刚升上北京海淀的一所重点初中，进入竞争的“重灾区”，岳珺抓学习又比较严格，孩子不光在功课上“卷”，还学了乐器。

到2023年初，母女在家闲聊时，女儿说起“自己在划手”，好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岳珺愣了，她本能地问孩子疼不疼，“她说划的时候不疼，可是我真的很心疼。”后来女儿告诉岳珺，她最早自伤，是划在大腿上，没人发现。

像孙柯和岳珺的女儿，用刀划手来故意伤害自己，但没有自杀意图的行为，在医学上被称为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除了划伤，割伤、咬伤、烧伤、自我撞击等都是这种行为的常见方式。这种行为常出现在青春期，2019年一项研究发现，57%的NSSI首发年龄在12-15岁，高峰在15-16岁，18岁以后发病率则逐渐下降，超过25岁还出现NSSI的情况很少见。

NSSI行为在全球普遍存在，高发于青少年群体。国内流行病学数据显示, 我国青少年NSSI的发生率普遍高于西方，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总体的发生率在逐年升高，2018年一项研究显示，我国中学生NSSI行为检出率为22.37%。也有观点指出，这可能与国内对NSSI的定义认识有关，部分研究者超范围纳入导致国内青少年NSSI检出率较高。

为了制止孩子的自伤行为，孙柯想过不让女儿接触身边的利器，但她发现这是徒劳的。“你不可能把家里所有的刀，甚至水果刀，都藏起来。”有次，她试探性地说要把刀子收走，女儿立马哭了。

比起隔绝那些物理性的危险，她更想知道孩子内心在想什么。在医院精神科，她得到的答案是，孩子生病了，以及对付自伤行为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医生告诉孙柯，自伤已经成为孩子发泄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她觉得上学压力大，自我又消化不了压力，只能通过自伤来发泄，有些人可以摔东西，但是对她不管用。”

孙柯也发现，女儿自伤常发生在焦虑的时候。去年十一假期后，女儿持续头晕，说自己很难受，不想上学，胳膊上出现了很多道划痕。这学期开学前一天，也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女儿拿起了刀，割伤了手臂。

在压力之下，为什么孩子选择了自伤来发泄情绪？深一度采访的心理咨询师秦一鸣认为，青少年第一次尝试自伤，很有可能是出自偶然，“他们不小心划到了手，结果发现挺舒服的”；也有可能是受网络或同伴的影响，跟风模仿，“我接触过的自伤青少年，身边一定有一个或者多个同样在自伤的朋友。”

一项针对120例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特征分析指出，孩子初次自伤想法来源包括现实和网络，最常见的是“自己想出来的”，占比七成以上，其次是“在现实中看到或听到他人的自伤行为”和“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相关内容”。

自伤行为的发生，也会受到抑郁、焦虑、双相精神障碍的影响。2017年一项关于抑郁症与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研究表示，因为青少年的心理发育尚不成熟，在遇到学习压力大、同伴关系不良等负性生活事件时，容易陷入抑郁状态，从而增加发生自伤行为的风险。

医学角度上，有学者认为，抑郁引起NSSI行为可能与下垂脑-垂体-肾上腺素轴的功能紊乱有关。有研究认为，NSSI会用来减轻个人的负面情绪，部分自伤个体不认为这是一种伤害，但长远来看，会加重患者抑郁、焦虑等方面的精神症状。

孙柯的女儿在医院接受测试

从自伤到吞药

岳珺的孩子在自伤前，就已经确诊了抑郁状态。在岳珺眼里，孩子的生活在迅速“脱轨”，先是不写作业，到后来再也不肯上学，手臂上的伤口也变得乱七八糟。

女儿从去年年底开始频繁请假，几乎不去学校，虽然远离了学习压力与人际关系，但岳珺还是很担心，依然会有事情刺激到女儿伤害自己。

今年1月，女儿在家休息一个多月后，发现之前的好朋友在学校有了新的伙伴。“两人在微信上吵起来了，人家说我女儿有病，她不舒服了，就开始割手。”后来女儿在2月和3月又接连自伤两次。每次女儿要独自出门时，岳珺都感到害怕。“她状态不稳定，万一在外面突然情绪爆发了怎么办？”

在孩子的第一个伤口暴露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伤痕叠加在一起。家人们尝试能更“平静地”注视孩子的手臂，但他们知道，危险一直都在。去年十一假期后，女儿带着伤痕未消的胳膊，第一次告诉孙柯，她想要吞药。

“她划胳膊，我虽然心里很难受，毕竟没有真正危害性命，但她说想吞药，我是真的害怕了。”孙柯担心，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自杀？让她更加痛苦的，是女儿请求时真诚的神情。“她说自己特别难受，已经研究好吞几片药能缓解，然后去医院洗个胃，就舒服了，保证不会有事。”

语言上的沟通对女儿不奏效，那天，孙柯能想到的就是拦在女儿门前，成为阻止她的最后一关，“除非她能把我打趴下。”

女儿身高1米58，和孙柯差不多，小时候还练过篮球，爆发力强。两人扭打着摔在家里地板上，孙柯靠着意志力和女儿折腾了一个小时。当两人都筋疲力尽地躺在地板上，孙柯知道女儿心里那股劲释放了。第二天，孙柯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都疼。她又赶紧去挂了精神科的号，医生说，孩子想吞药说明情况在恶化，“这是不能触碰的底线。”

这样痛苦的时刻，刘西慧也经历过。在女儿出现自伤行为同时，还确诊了抑郁、焦虑状态，她的社会功能好像也在迅速退化，开始无节制地在游戏上花钱，还因此被骗过几千块。去年12月，女儿又想花钱买游戏周边，刘西慧和丈夫以“价格太夸张”为由拒绝了，这也成为了一场危机的”导火索“。

女儿得病后，亲子间的沟通就有了隔阂，刘西慧后来还是从女儿网友那里得知，在买游戏周边的要求被拒绝后，女儿当晚对网友说起”纠结要不要直接从楼上跳下去”。这样的想法延续到了第二天早上，女儿通过外卖买了一瓶褪黑素。

她吃了药，在电话里和爸爸说“自己很难受，不想活了”，然后就拉黑了父母微信，把自己锁在了屋里。最后还是120的医护人员劝说她出门，去医院洗了胃。

刘西慧很难形容那一天她赶回家时的心情，恐慌、害怕、焦急，这些词汇似乎都太单薄。孩子生病休学这半年多以来，她感觉眼前的生活像在上演科幻片，眼看着女儿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项项打破以前的生活习惯，“上天好像在开玩笑，给我换了一个孩子。”

在心理咨询师秦一鸣看来，青少年伤害自己，本身就会降低个人价值感，如果持续自伤，就可能会发展到自杀。青少年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冲动，有时候孩子主观上没有自杀意念，但是会一时冲动，会做出无法挽回的行为。自伤青少年的冲动控制能力，往往比同龄普通青少年更差。

咨询师徐凯文也认为，尽管是非自杀性的自伤行为，但也有自杀的风险。“有些孩子，一开始只是用自伤处理情绪，但当行为越来越严重，可能会产生自杀的意念，甚至实际行动。这两者并不对立，完全有可能是一个连续体。”

他说，“自伤行为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事实上，当第一个伤口出现后，一场与孩子情绪与心理状况的漫长斗争，就已经打响了。

女儿想吞药后，孙柯加快了求医的频率，进行网络问诊时，医生的建议是住院治疗。孙柯辗转了当地三家能住院的医院，“真的着急了，能挂上哪家医院就去哪家。”那一周，孩子没去上学，最后在安定医院一位医生的情绪疏导后，状态稳定了很多，决定先不住院，在家吃药。

孙柯将情况告诉了公司领导，减少加班，开始频繁请假。她把从小带女儿长大的奶奶接到家里，和女儿同睡一张床，保证家里一直有人。接下来的一个月，孙柯只上了半个月班，其他时间都在陪孩子看病或者外出散心，她每天都胆战心惊，总是担心孩子下一秒会做什么。

孙柯陪女儿外出游玩散心

从家庭中寻找真相

像孙柯一样，自伤青少年的家长，终究会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为了探求吃药之外，更根本的解决方法，他们迫切地想知道：孩子到底为什么会伤害自己？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在心理咨询师潘柳看来，网络跟风模仿、厌学情绪等，都可能成为青少年自伤的原因，但家庭亲子关系往往是问题的背景。“一般来说，孩子能走到（自伤）这一步，和家庭肯定脱不了关系。”

在孩子休学之前，刘西慧自认为是一个传统且靠谱的母亲。因为童年的成长经历，她很害怕冲突，因此她对一切总有明确的规划，按部就班地生活。教育孩子时，她也会传输这种“规则意识”，出去玩，一定明确规定孩子的玩耍范围，带孩子去看病，会提前很多天做好规划。

孩子生病之后，却开始打破以前立的所有规矩，不写作业，不去上学，沉迷游戏，大手大脚地花钱，这让刘西慧很难接受。“是不是在女儿小时候，我教了太多规则性的东西？可是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错。”

刘西慧觉得，自己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过孩子。她记得女儿上小学五、六年级时，会主动提起“耽美”、“同性恋”的话题，但刘西慧总觉得，孩子这么小，为什么会思考这些呢？“性取向的问题离她还很远，可能这种态度让她觉得我的接受度不高，慢慢她就不聊了。”

女儿和父亲也一直没建立起有效的沟通。“爸爸很少管孩子，他下班回来，孩子基本都睡了。”刘西慧回忆，即使爸爸和孩子同时在家也很少有交流。“有次他突然关心孩子学习，盯着孩子背新概念英语课文，孩子都边哭边背了，爸爸还自我感觉良好。”

孩子出问题后，夫妻俩在医生建议下，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向孩子多次道歉，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些事，我们家长当时觉得没什么，但孩子真的会记很久。”现在，刘西慧和女儿的交流止步于日常的吃喝起居，她一度想通过和女儿玩同款游戏的方式，试着靠近孩子，但孩子好像并不在乎。

心理咨询师秦一鸣告诉深一度，当家庭无法通过语言正常沟通，可能就会出现“自伤”这样行动化的表达方式。很多孩子在和家长沟通时，会有很强的无力感，好像不管怎么样，家长都“听不懂”。

秦一鸣说，比如一些家长面对孩子的需求，总是否认与贬低，有时还会做出暴躁的反应，这可能会让孩子习得类似的思维与举动。“像一些被虐待的孩子，可能更容易虐待自己。”还有的家长习惯不回应孩子的负面情绪，孩子只能自己消化，“积攒的负面情绪过多，在受到一些刺激后，就容易爆发，开始伤害自己。”

此外，秦一鸣说还有一些孩子用自伤的方式，来博取家长的关注，甚至要挟家长，“有的孩子会说，每次他割伤自己，都能获得更多的关心，他害怕如果不再自伤，这些关爱就消失了。”

除了家庭亲子关系，家长本身的情绪问题，也有可能会波及到孩子。在女儿小学五年级，孙柯做了甲状腺癌手术，引发了焦虑和严重的躯体化症状，有时候她走到过街天桥上，就想直接跳下去。因为住院时丈夫没去陪护，孙柯和他常常吵架，与孩子的互动也很少，“我根本顾不上她，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她当时是在家上网课，还是去学校上课了。”

孙柯说，“面对孩子，我想要保持好的状态，希望不要影响她。”但事与愿违，父母情绪上的任何波动，孩子都有可能感知到。

青少年心理门诊外的海报

像一个“孤岛”

在拼命拽着孩子的过程中，刘西慧越来越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孤岛”。

孩子生病后，丈夫很少主动带孩子看医生，认为孩子的现状是刘西慧一手造成的，觉得全家最应该做心理咨询的是妈妈。这让刘西慧难以接受，“我肯定是带孩子最多的人，但不能说谁做的事情多，谁犯的错就多。”她多次请求丈夫去学习怎么和孩子沟通，但丈夫的答复总是，“不能，学不会。”甚至在孩子休学后，他还觉得妻子的想法太悲观，认为“最多休一年，就要回去上学了”。

“我不知道他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还是固执要强，不想面对现实。但我和孩子都快溺水了，他就只是站在岸边加油，告诉我一切总会好的。”

孙柯在自己的家庭中也见到了这样“掩耳盗铃”式的病耻感。孩子的爷爷奶奶很心疼孩子，但是也很害怕。在他们这代人年轻时，类似自伤行为还很罕见，或者说更加隐秘。孩子爸爸情绪稳定，但孙柯觉得最开始他并不愿承认孩子出了问题，夫妻俩甚至一度没有正面交流过孩子的病情。

刘西慧和孙柯结识在社交媒体上，两位妈妈反而找到了更多共同话题，比如那些带孩子看病时经历的波折。

最开始，孙柯尝试去北大六院就医，连着一个月都没抢到号。后来，她去挂了安定医院的儿童青少年精神科门诊，但就诊的人太多，门口连座位都找不到，每次看病母女俩都身心俱疲。于是，她又带着孩子去挂了300元的特需门诊。

刘西慧也表达了就医的困难，“门诊人太多，和医生聊个几分钟，做一些量表，就让我们回家吃药了。”因为孩子年纪小，相对不擅长表达，医生的判断，会更依赖于家长的描述。不过，家长的观察往往和现实有偏差，为了更好地和医生沟通，刘西慧甚至买了一本精神病药理学的书自学。

还有同样难约的心理咨询，刘西慧从就诊医院那里得知，内部的咨询“至少需要排队半年以上”。她也不信任水平参差不齐的社会机构，尝试找过三四家，都没法和孩子“深入聊下去”。在综合考虑了价格和时间后，孙柯现在一个多月带孩子去安定医院做一次咨询，每次50分钟、800块钱。“时间隔得还是太长，最好能一周一次，但根本排不上。”

两位妈妈也都提到了经济上的压力，虽然精神科药物可以医保报销，但这往往不是用钱大头。除了不菲的咨询费用，孩子休学在家后增加的生活成本，为了满足孩子心愿的花费，才是对家庭经济实力的巨大挑战。刘西慧认识一个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孩子，在家躺了三年，才恢复社会功能，孩子妈妈说这几年总共花费了30-40万。刘西慧之前给孩子买的补充医疗保险，无法报销抑郁、焦虑等情绪性疾病的检查开销。有这类病情的孩子，连上意外伤害险都会被拒，“因为保险公司会怀疑，你受到的伤害到底是不是意外造成的。”

去年10月份，孙柯开始在小红书上以“陪伴女儿的第XX天”的形式写日记，记录女儿每天的情绪状态。起初，是为了方便给女儿调药，后来，这个账号成为了病友家属的交流通道。

孙柯还加入了一个病友家属群。群里大部分人的孩子，年龄在12岁到16岁，以初高中生居多，来自全国各地。家属间讨论最多的，是孩子最近的情绪变化、自伤情况、治疗方式，以及休学的对策。

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一开始群里人少，大家还能有效率地沟通，后来群聊逐渐壮大，氛围发生了变化。“有家长特别喜欢发牢骚”，像“自伤行为最让我崩溃”、“我都快抑郁了，心理压力很大”、“看着孩子，心里特别难受”这样的话时常出现。孙柯受不了群里的负面情绪，后来就很少看群聊。

孙柯觉得，需要更多“外人”来了解他们的困境，才有改变的可能。“如果能提醒家长不要走入误区就好了，有时候我看着朋友教育孩子，像在走我走过的路。”

但现实并不如意。在给孩子办休学之前，刘西慧曾和老师沟通，老师说学校里抑郁和焦虑的孩子很多，都可以来正常上学。她和同事聊到孩子，他们会问，最近孩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考试怎么样？“那我只能说，孩子现在不上学了。”同事听到后，像踩到老虎尾巴一样惊讶，再也不敢当刘西慧面谈到孩子，好像她成了一件易碎品。“他们内心肯定觉得，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们没什么病耻感，可是身边人有。女儿同学的家长，还让他家孩子不要和我女儿玩，说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刘西慧叹了口气，“孩子本来在学校就一两个朋友，现在那些也没了。”她觉得自己很孤独，女儿更孤独。

刘西慧女儿正在服用的药物

改变如何发生

孙柯在医生那里，收到过一些防止孩子自伤的具体建议，比如当孩子想自伤时，让他们去弹手上的皮筋，或者握冰块。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没在孙柯孩子身上奏效。

事实上，2022年一项研究显示，目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所以缺乏有效的对症治疗，并没有针对其病因的特效疗法。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曾发文指出，自伤行为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随着青少年的成长，他们会发展出更多的能力应对挑战，最终选择与自伤行为告别。上海交通大学4位心理学博士生访谈了曾有过自伤行为，但后来不再自伤的成年人。这些自伤行为的告别者们给出的建议包括寻求替代、空间隔离、精神独立和接受治疗。

在孙柯孩子的经验中，药物控制和心理问题疏通，都对遏制孩子自伤起到过积极作用。“吃药可以治疗孩子的焦虑等情绪障碍，其次是和心理医生沟通，一起找到孩子心里不舒服的点，把它化解。”

同时，孙柯也试着在家庭层面解决问题，平时和孩子沟通，选择更开放的问题。不问“你现在到底怎么了”，而是换成，“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她还会主动问孩子最近有什么八卦，如果孩子愿意说，那就是心情好，不愿意说，心情就比较差了。她还学习了孩子喜欢的二次元动漫知识，带她去漫展玩cosplay。

治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深一度采访的心理咨询师说，很少有人在看完一次医生、做完一次咨询后，就能完全停止自伤。解决自伤行为，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让孩子理解情绪，更好地掌控情绪。

徐凯文认为，大多数孩子还是需要回归学校，不能光靠“看病”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去改变他们的成长环境。比如家长的教育理念和心态，比如缓解社会的过度“内卷”，“就像治愈人们因雾霾患上的呼吸病，最根本的是治理环境，而不是吃药做手术。”

心理咨询师秦一鸣也提到，目前的社会评价，以成绩为主，家长就会用分数来评判孩子。单一而严苛的社会评价体系给家长带来压力，这种压力又传递给了孩子。“社会肯定是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陈润森团队，发表了涵盖国内超百万人的非自杀性自伤人群样本的综述文章，其中称，中国现有针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防干预，包括辩证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情绪策略等，但都没能较好地基于系统性理论框架，对NSSI问题进行针对性干预。在中国，缺乏对高发于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防性干预计划，在学校和社区内也难以实施。目前的相关研究，多使用临床样本，针对普通人群的实用方法并不充分。

吞药未遂后，孙柯女儿再没有激烈地自伤，即使偶尔划手，也只划一两道。女儿坚持上学，最近开始按医嘱减药，但孙柯不知道，能不能稳定住。现在困扰孩子的，主要还是学习压力。从初一上学期第一次考试开始，女儿的成绩排名一点点下滑，从最好时候的年级前十，到现在的年级四百多，全家人都觉得挺心酸。“但好在大家都调整了心态，她能考上一个中不溜的高中就行，孩子以前很要强，必须要和第一名比，现在也不了。”

孙柯说女儿和她都比以前更能掌控情绪，很多家长给她留言，觉得“终于好起来了”。但是她觉得，孩子的状态总体向上走，但情绪不好的时刻，时常突然降临。小红书的日记清楚地展现了孩子状态的起伏。

三周前，女儿晚上写完作业很开心，主动和孙柯聊起向美术课老师唱反调的事。两周前，女儿和爸爸在家怄气，不穿鞋进浴室洗澡，结果摔了，被爸爸数落了一顿。当晚孩子在床上安静地哭了。前几天，在女儿胳膊上，孙柯又发现了一条浅浅的伤口，已经愈合结痂。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孙柯、刘西慧、岳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