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焦虑、校园霸凌、教育错位…当下社会心理怎么了?|专访彭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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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焦虑、校园霸凌、教育错位…当下社会心理怎么了?|专访彭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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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变革期,社会心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开心了?为什么校园霸凌现象越来越多?21世纪智能时代的到来,什么样的人才具有竞争优势?

2024年6月,吴小莉再次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心理学家、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彭凯平相约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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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开心?

吴小莉:2023年初,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开心,为什么?现在怎么样,有稍微缓和吗?

彭凯平:应该稍微缓和了一些。因为当时特别大的一个原因是疫情,这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原因。另外我们发现中产阶层不开心也是一个全球现象,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完全自由,包括财务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等,所以他们有阶层滑坡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使得他们不开心。我们习惯于一贯贫穷没有问题,但是好了之后再穷,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像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在最悲惨的时候发生,而是在好了之后再变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中产阶层的危机感也是因为享受了一段中产的富裕生活,现在担心阶层滑坡。

吴小莉:您为什么说现在稍微和缓了?

彭凯平:因为特别明显的应激不开心,是由肾上腺素产生的一些紧张、焦虑、恐惧,这些可能会缓解,但现在取之而来的是由皮质醇引起的一些长期、慢性的压力,这个慢性压力可能更隐秘、更深远、更深刻一些。

吴小莉:其实很明显的影响在于大家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您说这个是很危险的。

彭凯平:对。皮质醇带来的压力感是比较难以化解的,而紧急应激状况下带来的不愉快,其实通过自己的行动、奋斗、追求,是可以慢慢化解。就像比赛前的紧张感,其实可以通过行动化解,但是由于工作压力、社会压力造成的长久焦虑,是比较难以化解的,所以说影响更深刻。

吴小莉:您说还有一个东西是需要去关注的,就是贫富差距,社会转型期间的心理挑战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在哪里?

彭凯平:是的。我觉得转型期间的心理挑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社会攀比,因为有一部分人突然富,有一部分人没有富,这个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和自己境况、出生、条件都差不多的人对比,没有起来的那群人,肯定有一种自卑、自责、怀疑自我的感觉;第二是因为社会转型使得很多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加强,带来的问题就是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不存在了。以前我们在乡下有邻居、亲戚、亲人可以照顾我们,现在到大城市,这些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没有,你成了一个孤独的心灵,很容易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失落、悲伤和孤独感;第三个就是社会技能要求的变化,因为不断发展和转型,原有安身立命的工具手段都过时了,新的还没有掌握,那对于有些人来讲,学习新的技能和生活方式也是一个不容易的挑战。所以中产阶层面对这样的社会攀比、社交网络的变化和社交技能的变化,都会遇到很大的一些问题。

吴小莉:贫富差距造成了一些社会矛盾,也会产生一些仇富心理,这样的心理对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解方?

彭凯平:我觉得一定要让财富变成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变成让个人单独受益的事情。比如慈善就是很好的财富重新分配,还有税收等的一些政策,都是可以利用第三次财富分配,让社会受益。

当然我觉得,富人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穷人多体量一下富裕对我们每个人的溢价效应,就是说财富用出来的时候是每个人都受益的,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吴小莉:您说过要让富人做慈善成为一个中坚力量,也要建立一个慈善的文化建设,应该怎么建立呢?

彭凯平:我觉得慈善文化的建设一定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制的;一定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很多人喜欢用社会舆论、大众压力、从众行为,来逼迫这些人做慈善。要自己做慈善的好处是能够知道我的慈善用在什么地方,受益者是谁,我帮助我了解的、喜欢的、认同的人所产生的愉悦感觉很重要。

第二就是慈善其实是有魅力的。人在做善事时,大脑分泌出的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让你容光焕发、志气高扬。有一位心理学家就发现,女性在做慈善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优秀男人的爱,为什么?因为她有一种圣母的光辉,特别容光焕发,这种魅力其实是很可爱的。所以要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讲慈善,而不是从道德的要求来讲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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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儿童霸凌现象年幼化、严重化?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20-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调研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霸凌。

2021年-2023年,全国共审结未成年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吴小莉:在社会的变化、压力下,孩子们的情绪多种多样,除了抑郁之外,还有暴力倾向、霸凌,霸凌的年纪也越来越小了,为什么?

彭凯平:我觉得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还有家庭原因。社会原因是很多孩子看了一些暴力的话剧、电影、戏剧,或者网上的视频,有一种模仿。心理学家做过研究,如果生活在一个和平非暴力的社会环境里,霸凌行为要少一些,所以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暴力的暗示、宣扬,其实对孩子们有一些模仿的诱导。第二个就是家庭的原因。我们发现很多的暴力、霸凌行为,家长是不管的,甚至还有一些攻击、打骂行为是学父母的,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就是生活中很多问题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个人原因体现在,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些孩子有霸凌行为,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魅力、优势、特长。你发现喜欢霸凌别人的孩子,一般都不是学习成绩好的,也不是长得特别漂亮和英俊的人,往往是自己很一般,这样他只能挑更弱的人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感。所以很多人是在一种自卑的情况下,他靠团伙、靠一帮人去表现自己。

吴小莉:那为什么现在霸凌现象出现的年龄越来越小、程度越来越大,甚至伤及人命?

彭凯平:我觉得和社会的一些异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以前有大家庭,有兄弟姐妹,所以大孩子和小孩子之间玩玩耍耍也有摩擦,但因为是亲人,所以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慢慢就培养出来如何面对自己的愤怒,如何处理不同的意见,如何针对别人的一些辱骂攻击。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练习机会,大量的家庭都是原子化的孤独家庭,但是学校之外的生活关系、群体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社会生活方式造成的。

吴小莉:那如果真的不幸碰到霸凌的小孩,家长该怎么办?

彭凯平:如果我们的孩子被霸凌的话,第一就是一定要联系学校,得到学校组织的法律上、心理上、医疗上的一些帮助,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社会组织来撑腰的。

吴小莉:也有碰到一些个例,和老师说了之后,老师说就只是打打闹闹,然后会被霸凌得更厉害,使得很多的家长和学生不敢说,那怎么办?

彭凯平:遇到这样的老师,一定要去向他的上级、向他的领导去汇报,这才是特别重要的。要有沟通,要大家共同处理这个问题,光靠自己的家庭,光靠孩子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社会支持。

第二就是父母亲一定要全身心地关怀、照顾、支持孩子,不要说孩子你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你造成的,我们的父母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在这种霸凌的情况下,孩子特别容易变得脆弱,如果父母都不帮他说话的话,是没有人帮他说话的。

第三就是我们的孩子也得选择一些控制的策略,远离危险的人,远离危险的环境,实在不行可以找一些同学,找一些关心你、支持你的人,和大家在一起,千万别一个人孤独悬溺在群体之外。但我还是要讲,霸凌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怪孩子和家庭。

吴小莉:您说是社会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彭凯平:一定要有法律,一定要有政策,一定要有规定。现在对霸凌处理得太柔软了,而且太是非不分,重惩罚其实是有作用的,要知道霸凌是有后果和代价的。我个人觉得这方面的法律谈得太少,甚至都想敷衍了事,不承认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媒体呼吁学者讲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警醒,社会要有一些是非,要有一些立场,一定要惩恶扬善。不然的话,为了掩盖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都会对社会的负面有特别大的激化作用,我们一定要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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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学生入校后,生命意义感会消失?

吴小莉:您说过清华北大的学生入学后,他的生命意义感消失了,海外的情况怎么样?比如哈佛或者斯坦福的学生,也会有这种生命意义感的消失吗?

彭凯平:一样的。这是名校学生的悲剧,中国和外国其实都差不多。因为名校的名额有限,所以必须是特别坚毅不拔、持之以恒的人才能考上,而这个执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偏执。偏执是指他们只想到考名校,没有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考上后,不清楚下一个目标在哪,所以这就是名校学生的悲剧。

所以我们高中生、初中生、小孩,除了要考好学校之外,还得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目的、生活价值、生活技能和生活的快乐。这些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特别大的意义和补充,我们大学其实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一些工作,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去寻找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

吴小莉:但是不是在大学才教有点晚了?

彭凯平:当然晚了,应该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加拿大的四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发现父母“鸡娃”孩子,帮助他做数学题目,一般来讲能够帮助孩子考上好学校,因为考大学、考中学都需要数学成绩,但他们意外地发现,15年之后,这些孩子赚的钱其实不如那些父母亲重视文学欣赏、艺术欣赏的孩子。所以刚毕业赚多少钱,由选择的专业决定,15年之后,只由你多方面的兴趣决定。

所以我经常讲,我们不要文理分科,要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像丘成桐先生爱写诗,杨振宁先生爱艺术,人家都是顶流的科学家,这样多元的人文教育,对孩子的智力、未来的健康和创造力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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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凯平:

人工智能时代,动心的人才有竞争优势

吴小莉:您曾经说过我们应该要教孩子们怎么样幸福,我们缺少幸福课,而且孩子们不能只学硬知识,应该要有软技能。尤其在人工智能到来后,可能现在所学的,很快就被人工智能取代了,所以怎么做呢?

彭凯平:我曾经说过一个观点,19世纪动手的人是时代的主人,那时是工业化时代,那些修机器、造机器、开山筑路、遇水建桥的人,一定是能够创造出其他人创造不了的财富、智慧和文明。20世纪则是动脑的人,那些科学家、发明家、利用人类知识和信息,做出伟大业绩的人。

吴小莉:21世纪人工智能到来,什么样的人有竞争优势?

彭凯平:我个人觉得是“动心的人”。“动心的人”一定是把自己心理的智慧用到极致,包括同理心,例如我看你一眼就知道你想要什么、想说什么,这个能力,机器没有但人做得到。

那些有感染力的人,说的话能够感动人心、打动人心;那些有审美能力的人,能够创作出我们没有见过的美景;那些能够进行合作的人;那些坚韧不拔的人;那些有幸福感和意义感的人,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动心的人”的新时代。

寄语

吴小莉:又到了毕业季,每一年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想听听您想跟学子说什么。2022年疫情时,您说要“坚韧”;2023年您说要“成就彼此”;那2024年呢?

彭凯平:2024年,我觉得应该“憧憬未来”。我相信人在走弯路、走下坡路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在前面。应该把我们的思路从怀念过去、沉浸过去,变成憧憬未来,为未来而奋斗,从消极、被动地应对,变成积极主动地追求,所以年轻人还是要勇敢一些、大胆一些、未来导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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