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火的县城文学，不能没有曹县

对作家孙一圣来说，地理意义上的“漂”或许无关紧要，反倒是那些被自己的小说所牵引的日日夜夜，那些在文学海洋里的“漂”，最能够直接击中他的要害。

作者 | 段志飞

题图 |《Hello！树先生》

“我不想要相对的安定，我想要绝对的安定。”

关于“安定生活”的提问，孙一圣的回答令人意外而斩钉截铁。在许多人的眼里，80后作家孙一圣是“曹县的儿子”，他的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大多在他的故乡曹县，以及曹县所处的更为广阔的华北平原。以前他写《夜游神》，带着一种冷眼旁观的视角，直白地写他看到的、感受到的真实的曹县；后来他写《全家福》，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将读者带入了一种更加温和的反思。

可无论哪种曹县，都是他已经回不去的曹县，只能在小说里魂牵梦萦了。

孙一圣。（图/被访者提供）

孙一圣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在曹县度过。据他回忆，小的时候，爸妈热衷搬家，从孙海村搬到申楼村，又从镇上搬回村里，以至于他根本记不住自己的家在哪儿。

“我的家既不在孙海，也不在申楼，只在路上。”孙一圣说，跟随爸妈漂来漂去的生活，使得他既不属于真正的城镇人口，也不是一个纯粹种地的农民。但好在，即使家里再穷，也能让他和姐姐有学可上，最起码还有个学生的身份，而学校不会说搬走就搬走。

除了搬家，孙一圣的爸妈也热衷发财。他们的家虽然在曹县“漂荡”，但实则离菏泽城区更近些，每到农闲的时候，爸妈就会做各种各样的生意，现学现卖，奔走于菏泽与曹县的乡镇之间。

有段时间，孙一圣的房间堆满了囤积的凉鞋，他只能睡在漏风的厨屋，晚上经常能听见老鼠“数麦子”的声音；还有段时间，爸爸在卫生院做编外会计，他就跟着爸爸睡在卫生院空荡荡的会议室里。

山东曹县一中旧址。（图/被访者提供）

等到他上初中时，爸爸又从菏泽回到曹县，搞了辆报废的面包车，改装成灵车，做起了“死人生意”。于是，孙一圣经常被喊成“灵车的儿子”，因为爸爸是灵车司机。

从小习惯了“换来换去”，似乎让孙一圣对离开曹县、走上社会之后的生活，也适应得更快些。他在大学读化学专业，毕业之后做过酒店服务生、水泥厂保安、化工厂操作工、农药厂实验员等。数不清的工作、社会上的漂泊，让孙一圣从少年成长为青年；而成为一名作家，则是他发现自己热爱阅读与写作之后，一直坚持下来的漫长的“苦差事”。

很多年后，当孙一圣坐在北京十里堡的家中，在他的新书《全家福》里写下自己的童年记忆时，一切都变得复杂了起来。曹县既是记忆里的曹县，也是他小说里虚构的曹县。曾经的他在曹县渴望安定，如今漂在北京的他，把北京当成了写作的相对“安全之地”——但文学的世界里哪有“安全”可言？

《全家福》

孙一圣 著

铸刻文化/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4

对孙一圣来说，地理意义上的“漂”或许无关紧要，反倒是那些被自己的小说所牵引的日日夜夜，那些在文学海洋里的“漂”，最能够直接击中他的要害。

“我至今也没有‘上岸’，因为我还没有写出我最满意的小说。”孙一圣说。

以下是《新周刊》与孙一圣的对话。

靠天吃饭，是刻在农民骨子里的

《新周刊》：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全家福》，像是你的半自传。我读的时候在想，那个小时候在曹县的家怎么会那么“苦”，爸妈都在拼了命地挣钱，但是永远缺钱。你长大后有分析过原因吗？

孙一圣：贫穷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我印象里面，我们村，还有其他村，都是这样穷苦，都是勉强能够生活，甚至叫做“寅吃卯粮”。人即使不生病、不遇到重大事故，也需要经常到处借钱，一旦遇到要命的事，那就是捅破天了。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得比较快，但农村可能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比如说每隔一段时间，物价就会上涨一些，但是农民手里的钱，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单纯靠种地是没办法满足一家人全年开销的。所以我的爸妈农闲时，就会去做各种小生意。曹县大部分农民也都是这样的。

上世纪90年代，我的初中同学里，很多人可能刚毕业就去了南方打工，挣钱给家里缓解经济压力。但我的爸妈一直供我和姐姐念完高中，我们家也没有人去外地打工，可能最多就是在菏泽，最远去到郑州，所以会比那些有青壮劳力外出务工的家庭过得拮据一些。

（图/《世界》）

《新周刊》：现在的曹县变化大吗？我看到你曾给南方人解释什么是“地排车”，现在还能看到这种交通工具吗？

孙一圣：变化很大。地排车当然是越来越少了，但更明显的，比如以前曹县农村里都是泥路，现在都成了水泥路，路垫高了，房子好像都变矮了，水泥路面比门槛还要高。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收麦子。以前为了省钱，都用镰刀收割，割完之后装车运到打麦场，用石磙脱粒，没有脱粒的麦秸挑开后要进行暴晒，然后所有的麦子还要等起风的时候将其扬起来，让风把尘土和麦芒都给刮跑，最后才是装袋——程序非常复杂，而且中间还怕下雨。现在不用了，麦子从收割机里出来，直接就可以装袋，甚至立马就被买家收走了，麦子连家门都不用进。

不过，我发现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还要种麦子，还要靠天吃饭，还是不能解决一家人的开销，还是需要别的生意来支撑。我的很多发小现在都在外地打工，有做装修的，有进厂的，每年就回来两三次。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成家了，孩子继续在曹县上学，由爷爷奶奶照顾。

曹县的麦地。（图/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爸妈不在身边的日子，你经常跟着爷爷和姥爷生活，算是半个留守儿童了。爸妈这种“漂来漂去”的状态有没有影响到你？你形容《全家福》是一部关于平凡和苦难的小说，你会觉得以前的日子过得辛苦吗？

孙一圣：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让我觉得自己不像个农民的孩子，我也不是镇上的人，因为镇上的房子也是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宅基地。

我其实不喜欢写“苦难”的东西，太煽情了。我在《全家福》里有刻意地去压制关于“苦难”的情感输出，因为小说是孩子的视角，而孩子天然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苦难”的。我所呈现的就是日常里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在我看来，一家人因为没有钱，而要去面对的生活里的那些挣扎和妥协，其实都再正常不过。就像种地会遇到干旱，所以需要祈求风调雨顺一样。小时候没觉得苦，倒是长大了之后回忆起来，觉得过得确实比较苦。

现在我爸每天晚上都会守着《新闻联播》结束之后的天气预报，即使不是农忙时节。“看天吃饭”这种思维习惯，是刻在农民骨子里的。

孙一圣小时候的全家福。（图/被访者提供）

考不好不丢人，种地不丢人，

写小说也不丢人

《新周刊》：上世纪90年代，供养两个孩子上学是很不容易的事，即使家里再穷，你爸爸还是坚持供你们上学，为什么会有这种执着呢？

孙一圣：他可能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摆脱“种地”的命运，不要像他一样吧。在他的认知里，上大学的意义非常大。而且我爸爸也比较喜欢读书，他退伍的时候除了两大箱子书，别的什么也没带。

不过他对我上学这件事确实是够执着的。他一开始希望我考一个好大学，后来觉得能上本科就行。尽管我怎么努力到最后只能考个专科，他还是不甘心。我因此复读了四次，高考了五次。

（图/《小武》）

《新周刊》：总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有产生厌学情绪吗？

孙一圣：有很多原因，我也没有厌学。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并不是考试的料。而且山东的高考是很难的，在我倒数第二年复读的时候，我爸还想办法给我搞了一个“高考移民”，送我去外省高考，结果临考前被查出来了，把我遣返回曹县的考场。

那一次考得比之前更差，所以又复读了一年，但我还是不争气，没有考上本科。最后他也放弃了，他好像不是放过了我，只是放过了他自己。

我也松了口气，尽管不是什么好学校，但毕竟是个大学，也比窝在家里、窝在村里强。我终于可以离开曹县、离开我爸妈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图/《高考》）

《新周刊》：童年时期跟着爸妈四处“漂”，少年时期在考场上没完没了似地“漂”，毕业之后又在社会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漂”，对于这些不断变化的生活经历，你会想要一种相对的安定吗？

孙一圣：我不想要相对的安定，我想要绝对的安定，我非常希望有这种安定，尽管到现在也没有安定下来。

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换了那么多工作之后，我还是找到了自己比较喜欢的写作这件事，比较符合自己的心理定位。尽管这个“工作”没有挣到什么钱，但我自己确实觉得挺好的。

不过不瞒你说，在我的小说里，我觉得起码《全家福》这部小说挺适合影视改编的，如果有哪个电影公司能够看上这个故事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写作真的是很艰难的事，比种地还辛苦，我确实很需要挣点钱。

《新周刊》：你倒是不避讳这一点。我们一定把最后这句写出来。

孙一圣：靠写作当然发不了财，甚至生存都难。但尽力了也考不上本科不算丢人，凭自己的双手种地不丢人，想靠写小说有点收入也不丢人。

孙一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写作。（图/被访者提供）

只要能“安全地”写作，

我在哪都行

《新周刊》：看你的小说让我有种感觉，就是“写作真的需要天赋”。你在写作这个领域里面有找到自己的安定感吗？

孙一圣：我觉得自己没有天赋，我是下了一段时间“笨功夫”才慢慢领悟写作的。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煎熬，我写了差不多几十万字的废稿，还要大量地去阅读。一边是写得不如意，一边是阅读的困难，还有就是生活中的不顺心，三条线不停地交织碰撞，所以我会说比种地还要难受。

刚开始写作的三四年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进步，每写一篇，我都觉得比上一篇好，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寻找写作层面的突破，想抓住写作的脉络，但是它一直在滑动，我就是抓不住它。对我来说，要在文学的汪洋大海里锚定自己写作风格上的独特性，可能是相当难的事情。

《你家有龙多少回》

孙一圣 著

青橙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8

《新周刊》：对你来说，在北京生活和在曹县生活，哪个地方的漂泊感会更强？

孙一圣：回到曹县的生活，有点像《夜游神》里的《还乡》和《山海》中的状态。人际关系让我头疼，虽然我会尽量减少人际交往，但还是感觉应付不过来。就好像脖子上、脑袋上、胳膊上、腿上被缠满了线，然后每个人都在扯这个线头，要把你扯过去。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写小说，回到家以后我写不了东西。

漂泊感的话，还是北京更强。回到菏泽，回到曹县，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但还是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稍微有点安全感。

真正的焦灼，我觉得来自写作。但这种焦灼不是北京带给我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写作中的安定感，如果能让我“安全地”写作，我觉得我在哪都行。

（图/《山河故人》）

《新周刊》：你在《全家福》的代跋里，写了爸爸开灵车的事——他挣着死人的钱，养着活人，甚至他的花圈店的门脸现在也还在。这个职业看上去，似乎比每天坐在写字楼里面上班要有意思得多。你有没有想过，回曹县继承一下爸爸的“事业”呢？

孙一圣：我爸爸那个时候选择这个职业，是没办法。可能对于北上广的白领来说，这是个“很酷”的职业，很新鲜，但是在农村、在县城，它就是一个最底层的职业，甚至连开理发店的、开小饭馆的，都会觉得你低人一等。

我爸爸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消解旁人的各种目光，他会尽量让这个生意显得很光彩。比如他把灵车改造得像婚车一样，甚至每次出车，他都把车上的哀乐声放得很大，从一出村就开始放，好像是故意告诉别人“我不在乎”。

至于我有没有想过去干这个，我还真想过。比如我想写的小说和故事都写完了，感觉不知道要写什么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

孙一圣父亲开的花圈店。（图/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从《夜游神》到《必见辽阔之地》，再到现在的《全家福》，你等于是打造出了一个文学地理上的“曹县宇宙”。关于曹县的故事，你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孙一圣：会继续写下去。《全家福》里的小孩赵麦生，我也打算让他“长大”，继续沿用这个名字。我想写的可能是一个从曹县到定陶，再到菏泽的“泛曹县”小说。

也有一批与曹县、菏泽无关的小说。我现在同时在写两套系统的小说，一套是“泛曹县”系统的小说；一套是另外一种系统的小说。虽然已经写了200万字了，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批小说算是什么样子的小说，感觉写废了。

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会突然离开北京，回曹县继续写作。但前提是，我得想好如何去应付那些“线头”，或者不应付，就扎进“线头”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