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父亲，都曾经是汗津津的少年

今天是父亲节。一个“父亲”的人生，是没有童年和少年的，我们并不了解父亲在成为父亲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文字是了解一个人极好的方式，其次是去走一走他走过的道路。作家陈丹燕根据父亲晚年的回忆录，去往她父亲小时候生活过的县城，逛逛父亲提到过的集市，和八十年前上过的小学。在那里，她意识到“他也曾是个少年，身体细长、灵活，脚趾微微分开，紧紧抓住凉鞋鞋底”。而感受父亲的童年，让“父亲因此变成了一个与我混淆了辈分的人”，像朋友，或是一个比她更小的孩子。

大概只有深爱父亲的人，才会愿意这样去感受和想象父亲的年少时光吧。那么你呢？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分享。

下文摘选自《阿玉》，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父亲也曾是个少年

这是广西的平乐，是距离北回归线二三百公里的亚热带偏远县城，我的故乡。

我正站在我父亲莲生回忆录中提到过的集市上，现在它仍是热闹的。和所有中国小县城的商业街一样，街上花花绿绿的，所有店铺都敞开着大门。塑料小风扇在渗出一层淡淡白色糖霜的柿饼上方哗哗地扇动着，驱赶苍蝇。香烛店门口堆着大串的锡箔和粗壮的红色蜡烛，那些都是清明上坟时用的东西。那家店铺有个我闻所未闻的店名——檀香，而且是按照古代汉语的习惯，从右至左排列着的，很容易读错。

莲生在桂林中学的报名照

十二岁的莲生就是在这里宣讲抗日的吧。我忍不住要特别留意街上十二岁左右的少年。

我看见一个面容白皙的少年，长脸，相貌非常端正，他身上有某些东西轻轻散发出来，像树叶子散发出树汁的气味那样。那是一种在上海少年身上难以见到的文雅，一种古旧的、不自觉的文雅，让我想到乡野中普通的竹子。莲生身上也仍旧留有这种古旧的文雅——一般身处偏远古老县城的读书人才能葆有的礼义廉耻之气，清澈而背时。

看那少年缓缓经过了一处廊柱，又经过一户敞开着大门的人家，那家堂屋墙上贴着红纸写着“天地君亲师牌位”。南方人家，早上起来的第一炷香，总是用来敬天、敬地、敬君主、敬祖先、敬师长。原来，莲生故乡的人们至今还坚持着这样古老的价值观。

这些寂静的景象，似乎与商铺里播放的不知名的流行歌曲并行，却又隔离着。

看那少年，虽然白皙细长，但也已血脉充盈。青春的身体开始发育了吧，南方的少年总是发育得早一些，因为南方的太阳很炽烈。多年前，莲生就是这样走在这条街上。莲生的身体很健康，正在生成无数的精子，多年以后，将会有一颗是他为我的出生准备的。我是莲生最小的孩子。我童年的记忆里，莲生从来都是个腹部隆起、皮肤白皙光滑的中年人。现在，他是个喜欢盆浴的老年人，身上纵横着成千上万道皱纹和淡褐色的老年斑。这渥热的南方小镇让我意识到，他也曾是个少年，身体细长、灵活，脚趾微微分开，紧紧抓住凉鞋鞋底。多年前，莲生的身体也在这温热阳光中，像一只水果那样暖洋洋地成熟起来，为我的出生做好准备。

我在太阳下看着自己的手，它也被暖洋洋地照耀着，这双手是我的，但它们的血脉来自这条陌生的街道。老旧的木头房屋，褪色的绿色油漆在木墙上留下毫无光泽的浅绿色，“泰和行”三个周正的汉字从褪色的木板上显现出来，好像风中烛火那样飘摇隐现。这家广东杂货铺的五间屋子之外，就是莲生出生的房子。浮白的阳光与我的双手呈现出一些陌生，甚至神秘的东西。在皮肤下流过的血液里，也有某种我从未意识到的东西，此刻像水中缺氧的鱼那样，突然跃跃不已。

这是什么？

莲生十二岁时，我母亲在东北一个小市镇上生活，她两岁时剪着童花头，拿一只小碗，在小河里舀水玩。我看过她的那张照片。莲生二十八岁，在东北做地下党时遇到母亲，她那时是十六岁的女学生，跟着姐姐、姐夫从家里跑出来参加革命。他们在东北结婚。这是个天南地北的姻缘。

那个少年正沉默而轻松地经过水果铺，我在那里见到淡黄色的沙田柚——莲生家乡的特产，我最喜爱的水果之一。它们被堆放成宝塔状。多年来，我吃它的果肉，将它的皮放在门厅的衣柜里，吸掉外套上的气味。小时候，我在它白色粗糙的果核上画小孩的脸，它是我的玩具之一。

我被南方昏黄而渥热的阳光晃了眼睛，恍惚中那个少年就是莲生。他转向江边的街道，那是平乐最古老的中心地带，名为大街。拐角处，古老的白墙上霉渍斑驳，好像水墨画。

平乐大街上的旧屋

莲生在他回忆录里提到的黑暗的街道和老旧的木头房屋，就是这里，八十年过去了，它们仍旧伫立在街道两侧。

2010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这里的下午一团寂静、停滞、安适。阳光嗡嗡细语，那是南方式的颓废，还有莲生记忆中的那个词：衰败。街上的一切都还在原地，泰和行还在卖杂货。莲生出生的房子楼上，还半开着两扇古老的花窗，粤东会馆门前的狮子还是长着南方的脸相。

莲生要是当时不参加夜呼队，没有如此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也许他身上那种古旧的文雅之气会引导他成为一个小学教员，一个账房先生，或是一个地方小报的编辑。

那个少年轻快地走着。这个平乐少年，他将来还会为一个信仰而离家万里吗？

2010年我前往平乐时，莲生已经九十一岁。他1945年随两广大队离开延安。最初两广大队的目的是南下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牵制百万敌军。在长途行军的过程中，日本投降了，他们这支部队转而去了东北。莲生在万里行军中将膝盖软骨磨损殆尽，到老年时几乎无法站立。

他在回忆录里写过这次历时半年的行军：

（莲生回忆录）

行军艰苦而紧张。我们常常为躲开敌人而整夜急行军，或者头一天下午出发，接连一个黑夜再一个白天，昼夜不停。那时条件简陋，连一个水壶也没有，行军途中渴了，就在路边的沟里舀一碗浑水，滴一滴随身带的碘酒就喝。有时情况突然变化，命令一下，哪怕是刚端起饭碗，没吃完饭，也得撂下碗，饿着肚子走。我在那时，能五分钟吃饱一顿饭。

后来到使馆工作时，需要讲究外交礼仪，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把自己吃饭的速度降下来。

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些书。在行军途中，看完一页，撕去一页，以减轻重量，这是大家那时通常的读书方法。我在照相馆做童工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这样连续每天百余里的行军，要比别人多费许多力气。艰难的时候，自己就在心里默念着“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居然也走下来了，想起来真有成就感。

我的战友、同乡、西公（西北公学）同学钟光（广西大学学生）因为过度疲劳诱发心脏病，卫生员以为是感冒，让他骑毛驴随队行进。等拖到了太岳根据地医院，医生大发脾气，责问心脏病这么严重，为什么不睡担架。仅凭那时卫生员的医务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诊断。钟光到医院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在赶往东北的路上，头顶上是美国替国民党运兵的飞机，我们则是凭两条腿。他们快，我们慢，但他们人少，我们人多。我们一路强行军，每天最少走九十里，多时能走一百三十里。一个月走了几千里，好不容易差几十里就要到山海关，以为不用再辛苦两条腿，可以乘上火车了，未料到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要我们往回走，翻越长城去热河。

政局与战局就像一盘棋，我们这些棋子要按棋局的需要不断移动。

02

好像父亲变成了一个与我混淆了辈分的人

八十五岁时，莲生开始为我们几个孩子写回忆录，或者说，是我们怂恿他写。他从那时开始就长住医院，生活充满局限。他年轻时代做过多年情报工作，从东北到广州，以及后来的东南亚。他做过的工作大多至今未能揭秘，我们这些孩子，甚至我们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到底做过什么。而他写的回忆录，即使语焉不详，也不能公开。怂恿他这样戴着镣铐跳舞般地写回忆录，我们不过是想让他由此找到打发漫漫老年时光的兴致。

莲生对日常生活毫无兴趣，唯独喜欢旅游和游泳，但自从坐上了轮椅，两者皆废。于是，他终日握着一支红蓝铅笔阅读。他的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六年，得六万字。

莲生回忆录草稿

平乐对我来说，一直只是户籍上的一个地名。莲生总是淡淡地说，家乡已经没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将爷爷和姑妈接来我家一起住，好像已将自己连根拔起。

他本姓李，去延安后，怕连累家里，遂改姓陈。后来因为他的工作很特殊，不能再叫莲生，于是用了不少化名，后来索性就叫自己“化名”，不过用的是谐音，化明。有一个阶段，他的同事叫他华明，取的是中华光明之意。他的孩子也都跟着姓了陈，直到1978年长孙出世，他的第三代才姓回了李。但这个孩子姓李有时会不太方便。每次到升学和报户口这样的重要关口，他都被要求解释自己是否被过继，是否被领养。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户口本上的一家人都姓陈，独独这个小孩姓李。

对我们大家来说，姓李已有些不适应。

整整二十年前，也是在4月，我开始了国际旅行。自从去日本看樱花的旅行之后，我在亚洲、欧洲和美洲旅行了二十年，去过许多地理上完全陌生但文化上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然而，却从未计划过要回莲生的家乡去看一看。

我想莲生从未表现出对平乐的归属感，也是平乐总是在我旅行计划之外的一个原因吧。2010年是个歌舞升平的年份，生活在富裕和平时代的人们开始对自己的家谱产生兴趣，我的许多朋友都陪着年迈的父母返乡，但我家从未做过这样的旅行计划。

要是没有莲生的回忆录，我想我不会来到平乐。这里的亚热带阳光热烈而朦胧地照耀着一切，阳光散发着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热力，照在身上，好像安眠药渐渐在体内产生作用。我看见临街木屋的门槛边，有个容长脸儿的中年女人，穿了浅蓝色的褂子，左脚安适地搭在右脚上，向后轻轻靠在木门口，她正在做针线活。当然，她不是莲生的母亲。他的母亲，我应该叫她奶奶，但我从未有机会这样叫过一个妇人。

到平乐的第二天，我去了莲生曾经就读的小学。阳光明晃晃地照耀在平乐小学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树荫下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当然，我晓得已经八十年过去了，这里已不是莲生上小学时的校址，小学的档案室里，甚至早已不再保存莲生的学籍档案，但莲生从小最喜欢的运动，的确就是打乒乓球和游泳。他还有一双木头底的球鞋，因为家里买不起橡胶底的。他乒乓球打得不好，因为每次打乒乓球都要排很长的队，练习得不够。操场的一角还有一对篮球架，和八十年前的布局差不多。莲生不喜欢打篮球，拼抢的运动他都不怎么喜欢，其实我们几个孩子后来也是一样。

空气中能闻到小学生身上汗津津的气味，那是一种尚未完全消退的孩子皮肤上的香气，等到青春期到来，这种气味就会被充满荷尔蒙的微臭所代替。

想到莲生在上小学时，也是这样一个身上汗津津的小孩，我总感觉奇异而亲切。好像父亲因此变成了一个与我混淆了辈分的人，这总让我想起自己孩子小时候身上的气味。甚至我孩子身上，现在已没有这种属于幼年的气味了，但莲生学校的操场上，却还飘荡着那甜美的童年气味。

这是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学堂。八十年前，莲生在这间小学读书。

今天，我来这里经历莲生童年时代曾经历过的一天。

我要上一堂四年级的语文课。四年级，那也正是莲生参加夜呼队，学唱《满江红》的年纪。那时，他是深得语文老师喜爱的好学生。就连老师夫妇到果园去玩，都愿意带上莲生。后来，莲生母亲死后，他的语文老师拜托桂林小康家庭的亲戚收养了他的妹妹，语文老师对莲生父亲说：“莲生的妹妹一定也聪明，我要。”

莲生的亲妹妹就这样送给了老师家的亲戚。

家里人知道，妹妹去的那户人家在桂林开着一间书店，都放了心。

那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果然不愧是莲生的妹妹。她读书也读得好，等她长大，也离开继父母去参加革命，从此杳无音信，之后再也没回家。

我告诉这里的语文老师，我很感谢莲生当时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将莲生培养成了一个喜爱文学的人。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能成为一个作家。

语文老师用白净的手指轻轻按了按我的胳膊，说：“我好紧张！”老师说，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你是一个作家啊。”老师认真地说，“要是看到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是一个谦恭多礼的小学老师，能写一手方方正正的好字，说着有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想，这就是广西。

我悄悄地打量那些正在伏案早读的少年，他们的眉宇大多非常端正，和莲生小时候长得一样吧。原来莲生家乡的孩子，都有这样端正和宁静的面容。我好奇而恍惚的目光还是常常惊扰到他们，他们抬起头，看到我，目光非常良善，毫无大城市的小孩被陌生人打量时，目光里本能的戒备和疑问。他们礼貌地向我微笑一下，再垂下头去。他们不再注意我，但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平复自己心中的好奇。他们知道过多打量外来的人是不得体的。这就是广西人的教养吧。

早读的时候，他们在读《弟子规》中的“入则孝”篇。这正是莲生小时候背诵过的。语文老师说，他们学校最近开始重新要求学生背诵《弟子规》。八十年过去了，在莲生的故乡，家家仍旧在堂屋里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红纸牌位，孩子们仍旧背诵着《弟子规》。

莲生的小学1999年的四年级语文课堂

这里的古意与良善，令我在莲生长大的地方感觉很舒服，没有为所欲为的放肆带来的空虚感，也没有陌生带来的压力。这里似乎有一种莲生身上如今还携带着的气息，我从小就熟悉它了。

03

“我的爸爸叫李莲生，他八十年前在这里读过小学”

一个小女孩悄悄接近我，她竟然与我小时候长得非常相像。当我为她照相时，她也将自己的头稍稍垂下。我小时候照相，也常常会做同样的姿势，因为不适应黑压压直视自己的镜头。我有张与她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你姓李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

语文课开始前，语文老师向全班介绍我，她让我跟孩子们说两句话。

我从教室的后排站起来，看到教室里有种非常亲切甚至熟稔的光线，柔和的大片阴影，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来的小学教室。

我说：“我的爸爸叫李莲生，他八十年前在这里读过小学。”

我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我爸爸的校友。”

我看到孩子们温顺地点着头，礼貌地微笑。突然，一个小男孩吃惊地竖起眉毛：“八十年！”他叫起来，用手比画了一下，试图表示它的漫长。然后，他惊奇地看看四周的同学：“八十年！”他似乎对这个长度手足无措。

“是的，我也一直很吃惊。”我对他说。

“那个李莲生，他还好吗？”那个小男孩问。

“他还记得小学里背诵过的诗词。”我说。

“你们这时候，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最好的阶段，学的东西最容易记住，所以，你们现在要用心多背诵一些优秀的古文，这对你们的一生都有帮助。”老师接着我的话头，在讲台上向大家说。

这是莲生在我小时候对我说过的话，这是为什么？

那堂语文课上，学的是《巴斯德征服狂犬病》。有个小女孩将自己的书送到我手里，为我翻开课本，在那篇课文上用白白细细的手指点了点，然后，她向我微笑了一下，回自己座位上去了。

我握着她的书，心中真舒服。那种舒服，是小孩子被家人照顾的时候心中的安适稳妥，我在自己幼年时曾感受过。虽然他们现在都是孩子，但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校友啊。他们是因为莲生的存在，才允许我来上一节语文课的。按照这个辈分，我可是比这些孩子更小一辈的。我感觉自己是个小孩子，这是无逻辑但极为真切的感受。

全班朗读课文时，两耳满是带有南方柔和齿音的琅琅童声，我在里面听到莲生时断时续朗诵苏炳文诗词的声音，“烽火弥天尚未停，几人沉醉几人醒？”这就是莲生至今还记得的语文老师教授的诗词，那时，老师教导过他，好男儿要热心救国救民。

如今，我还能在这片朗读声中辨出与莲生相似的口音。

语文课结束后，老师请全班同学到操场上去与我合一张影。孩子们让我站在中间，要是莲生来了，这里应该是他的位置。我遗憾没能带一张莲生的照片来。

在等待快门响起来的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一个少女从操场旁的藩篱外经过，她听到喧哗声，就停下来看我们。她是个矮个子，有点胖胖的，我心里闪过阿玉的身影，也许阿玉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她说过，她总是背着弟弟去莲生的教室外面看他们上课，只要背上的弟弟不闹，老师也就不赶她。

离开小学校，我沿着当年莲生从平乐县城出发去榕津春游的路线，去了榕津。这正是小学生春游的时间。莲生晚年，许多事情都忘记了，甚至我为他找到了他出生也是他母亲去世的老屋，找到了他外婆家的厨房，为他拍了照片，带回上海来给他看，他都不记得那是什么地方。但他却记得小时候去榕津春游的情形，记得那里的大榕树。

出了平乐县城，道路两边都是俊秀的青山绿水，手指形状的喀斯特山脉远远近近、延绵不绝地耸立在绿色的田野和淡蓝色的晴空之间，一路看去，好像梦境一般。少年时代的莲生漫步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歌。绿色的河流清澈清凉，倒映着一蔸蔸巨大的凤尾竹。女人在绿色的竹影里洗衣服。白色的鹅和白色的花自由自在地镶嵌在山水之中。

榕津有大榕树，大榕树下面有小石佛，小石佛的颈上围着红披肩，面前插着红色的细香。他们是这里的土地公和土地婆，人们经过他们身边，躬身拜拜。

莲生还记得这棵大榕树，它的根又粗又结实，好像一座独木桥，人们就在它的根上走来走去。

“那些根好大哦。”他在病房里对我说，微笑中闪烁着孩子般的惊喜。

榕树下有个红漆斑驳的古戏台。这里是桂剧的发源地，桂剧第一锣就藏在青石板街上桂剧剧社的楼上。榕津的人都说平乐人更喜欢粤剧，因为那里有不少广东人。榕津的老人感怀我肯来寻找父亲小时候的家乡，特别拿出那面大铜锣来让我敲。我用力敲了一下，铜锣的声音果然响亮，好像十里八乡都能听得到。我在石破天惊的锣声里，依稀听到莲生在家中用那台三洋牌录音机播放《关汉卿》的声音。

榕树包围的青石板街上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天后庙，我进去烧了一炷香。天后娘娘已经在这里站了几百年，她见过那个面容周正的春游小学生，见过他汗津津喜悦的脸。如今照料寺庙的是个穿蓝布衣的老人，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孩。他一边擦洗庙里的香炉，一边一遍遍教背上的孩子认识庙里的灯笼，他唱歌般地轻声说：“灯——笼。灯——笼。灯——笼。灯——笼。”

天后庙和戏台之间的青石板街上有许多人家，家家堂屋里都有红纸牌位供奉。供奉着的，大都是“天地君亲师”。有的人家思想进步些，就改成了“天地国亲师”，用“国”代替了“君”。镇上的老人告诉我，民国以后，思想进步的人家，就渐渐改掉了原先的那个“君”。但是，基本的伦常并无改变。

一条小花狗跟着我，一步也不放松。我回头看它，它就对我摇尾巴；我向前走去，它就紧紧跟着我；我停下脚来，它就赶过来，闻我的鞋。它从未吠我。

原来，它知道我不是外面来的陌生人，我本应姓李，是莲生的女儿。

在当年莲生出生的老房子的二楼，朝向大街的房间里所见。虽然这是别人家废弃不用的东西，但我仍感觉亲切

留在家乡的莲生的表弟表妹——尚忠、尚莲和已经死去的尚国的独子文华，一同带我去了冬瓜岭。冬瓜岭上的果园里，埋着我奶奶。

我带着从檀香店里买来的东西：一对红蜡烛，两沓纸钱，四串锡箔，一大把上好的香，还有一些爆竹。按平乐地方的习惯，祭拜的最后，要放些爆竹的。

冬瓜岭上的泥土，正是书里形容的“埋入黄土”的那种黄，令人窒息的、沉甸甸的、耀眼的那种黄色。

我的父母很早便离开家参加革命，我只见过他们父母中唯一的老人——我的爷爷。我没见过奶奶和外公、外婆，我母亲甚至对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清明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古老节日。我从未用过那些纸钱和锡箔，它们对我而言不光陌生，而且似乎代表着一种愚昧而晦暗的联系。我提着它们走进果园时，心中有些不适。

离开上海时，我便宣称要去给奶奶烧香扫墓，哪怕奶奶的坟早已消逝，我也要找到那块地方。

莲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问：“你有感情吗？”

他宣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干这种事。他对我的唯心主义观点常常温和地嗤之以鼻，但他这次没制止我去给奶奶烧香。只是问我有没有感情。

老实说，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对我来说，奶奶的坟与我的故乡，似乎是两个一致的概念，它们都是形而上的，具有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但它具体象征着什么，我心里并不明确。

莲生记忆中的乱坟岗，此刻是一片小小的果园，满目绿色。篱笆上缠着茁壮的藤蔓，开着白色的大花，但它的气味有些令人发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奶奶的坟已被夷为果园，而我的父母则作为外交官被派往东南亚。

我的父母，从未回家给他们的父母上过坟，莲生甚至要到离开家六十年后，才回了平乐一次。即使回到了平乐，他也未去冬瓜岭。与人们所想象的衣锦还乡不同，他从未尝试过在故乡寻找其他亲戚，也未去过任何旧址探访。他只与他的舅父一家叙了旧，只在舅父家的院子里坐了一天。

奶奶坟墓的旧址上，如今长着好看的果树，我希望这是一棵柚子树，沙田柚。

我将一对红烛插进黄土里：“奶奶，我是莲生的女儿，是阿玉把我带大的，我来给你上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