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校长和学生们：高考面前，想留得住更想走得远

五月最后一天，还有一周就是高考，正是枕戈待旦的时候，云南省红河州47位县域中小学校长，不在办公室运筹，也不在学校坚守。他们去哪儿了？

他们集结到清华园，参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主办的“弦歌不辍，厚德树人——助力山区校长公益计划”，他们背着山区教育的困局来，努力寻找破局的路子，他们学习、走访、讨论：山路上的小树苗，怎样才能“种得稳”“长得高”？

凤凰网公益对话了几位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南部边疆县域高中的校长——他们面对的是全州几乎最差的那批生源，这些校长大概很难“制造清北”，但抱持对教育的朴素理想，他们站在各自现实的经纬度上不断尝试。

据统计，中国两千多个县容纳了全国 50% 以上的学生。仅从数量级上看，县域学生的教育就关乎国家未来。校长们的成就与困顿共同构成一份对山区县域教育的观察样本。他们试着回应了一连串仍需时间验证的问题：县中孩子们的处境变了吗？不做“小镇做题家”，他们还有什么可能？

在绿春县高级中学的教室，高三的学生正在备考（图源：白肖钢）

校长去哪了

“你问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出来？高考就剩几天，成绩也不是突击能有的事。”在校长们的结业班会上，元阳高级中学的党委书记吴闯如是说。

红河州教科所负责人介绍，从近年高考成绩看，红河州在云南省内大概排在第三名左右。但在红河州内，一条红河从北到南，划分出显示经济、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分界线”——北部七县与南部六县差距巨大，后者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多个发展维度都处于垫底状况。从如今衡量地区教育质量的“三率”（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来看，南部六县的数据也大多低于红河州均值。

据负责人介绍，由于涉及边疆，又有民族文化、地理风土上的不同，红河州内的城市与乡村、学校与学校之间均存在巨大差距，形成了从高到低的四个层次——州属中学、北部七县市一中、北部七县市其他中学、南部六县市一中，教育状况排在最末端的南部六县市（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屏边、河口）也因此成为国家教育帮扶的重要对象。

壮美的哈尼梯田是外界对红河州的第一印象

绿春县高级中学的副校长白礼华和红河县第一中学的副校长姚薇是各自县市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俩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从基层教师成长起来，二十余年的教育生涯里，本地的风土连同问题一同长进骨血。这是他们生长的土地，亲人朋友都在这里，离开和改变都不容易。

元阳高级中学的副校长吴闯是曲靖市宣威人，出身云南省内的教育高地，参与特设岗位考试后，吴闯先是成为“受欢迎的班主任”，之后一路上升，2022年与上海来的帮扶校长来到元阳高级中学组建新的校领导班子推动改革，35岁就成为校党委书记。吴闯说，他刚来元阳时也会带着家乡的标准审视这里，直到栽了跟头。

屏边一中的副校长曾长春曾在上海位育中学教书十年，是这批校长群体中的例外。不同于结束了帮扶就走的校长，他从2004年来到屏边支边后，在这片土地种下缘和果，去年从北部的知名老校蒙自一中回来任教，他觉得自己“回家了”。曾长春说：“职业生涯的最后十年，我想在这里实现些什么。”

然而，无论对哪位校长而言，面对困局，想要破局实在不容易。

图源：图虫创意

生源问题首当其冲。“每年升到我们这里的学生，中考总分700，很多录取分数只有两百多分。”吴闯介绍说。

面临相似情况的白礼华举例：“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从小习惯说方言，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就变得很困难，我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同学三年都不开口说一句普通话。”缺乏能激发学习效仿的“鲶鱼”，剩下学力和学级不相匹配的孩子们，学习氛围也就可想而知——学生们感到自己不被期待，也看不到往上走的“榜样”，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存在中途退学情绪。白礼华说起自己的处境，只用了一个字——难。

还有始终缺位的“家校共建”。为了挣得盖好房子的本钱，年轻的父母们早早前往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留下幼小的子女和老人生活。县域高中多是寄宿制，如果孩子出了什么事，那些一年才回来一次的父母是联系不上的，他们会给学校留话——“孩子就交给你了”。缺乏情感的关照，边疆山区县域高中的孩子们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上的问题重重，留给教师们的挑战层出不穷。长此以往，县域高中的老师们在教学工作之外，也承担了情感养育的职能，但这份投入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学习成绩、甚至不能兑换为更大社会面的认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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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叠加问题，事情很难在办公室里解决。曾长春至今住在学生宿舍，方便随时了解孩子们的身心状况，老师、年级组长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会提交到他那里，他要和上课打瞌睡的孩子谈话，寻找生日当天离校出走的同学……白礼华苦于寻找让教育帮扶真正落地融合的法子，绿春县高级中学至今已经接受了来自不同地区帮扶，但如何让教育模式停止“拿来主义”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红河县一中副校长姚薇和元阳县高级中学的副校长吴闯时常在外出开会或培训时候碰到，为了把厌学的孩子“先留在校园里”，他们把课堂拓展到教室外，一段时间下来，成果初步显现，但如何深化效果，是两个人都在面对的挑战。

眼下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是校长们要翻越的又一座大山。从检验知识到考察思维，“刷题”的路子走不通了，从教师观念到课程手册都得刷新一轮。“短期之内，工作更难做了。”

县中的师生，一种处境

一直以来，围绕在县中师生之间的，是一种被“卡住”的情绪——走不出去，留不下来。

根据几位校长的说法，在红河州南部的考生群体里，普通高考、艺体特长、定向招生是最主要的三条路线。除了艺体生，学生们填报志愿的首选专业通常是师范、医学、计算机、汽车维修，因为稳定、强技能、好找工作，方便回来，“真正出省的还是少数”。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所著的《县中的孩子》一书深度剖析了中国“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所面临困境的根源及其后果，详解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走出去的孩子怎么样了？

李开光，是曾长春2005年在屏边支教时的学生，目前在上海从事公募基金工作，是少有的从红河谷“走出去”的学生。当年上海徐汇区定点帮扶云南省屏边县，可以让一位山区学生到上海上高中。在曾长春的争取下，家庭贫困的李开光凭借优秀的成绩得到了让人眼红的机会。

李开光还记得，初到上海，自己坐了4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因为大多数同学说的是上海话，光融入集体就花了不少时间。红河州的英语教学进度和上海差了好几年，李开光只能自学慢慢补上。在机缘、信念的作用下，李开光在大学期间选择了家里人没什么概念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学”，困顿的时候，曾长春的话会在他耳畔响起，“开光，胆子大一点，别怕！”

如今，李开光奋斗十余年，终于在上海扎下根来。他过得更好了吗？因为金融业的工作，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但还是要面对疯涨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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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孩子怎么样了？

曾长春的另一位学生叫陶映江，大学考入了云南省师范大学，毕业时也有机会留在省会任教，但因为家庭原因，“不想留妈妈一个人”，她回到了屏边一中任教，今年带这一届高三毕业班。她可以每天见到陪伴自己长大的青山绿水，陪伴在亲人身边，她有机会用自己的所学，影响和她一样的孩子。作为二十年前考出去的县中孩子，姚薇和她做了相似选择。在白礼华的学校，这样的情况更是普遍，“和我共事的有六个都是我带过的学生”。

哪一种选择更好？尤其随着乡村振兴的发展，县域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走出去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吗？

“你希望你的学生走出去还是留下来？”每一个校长听到这个问题，都选择了前者，“至少要先看看世界，再做出选择”；与此同时，他们也秉持另一个信念——“我们培养学生，不是为了让他逃离家乡，而是为了让他建设家乡”。

但是当县中的孩子成为了县中的老师，“走不出去、留不下来”的情境仍然在继续上演。

长期以来，教师的再教育都是一个需要资源投入的课题。吴闯和姚薇都提到，自己眼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找到更多机会把老师们送出去，让他们先看看更大的世界。

与此同时，留下人才也始终是一个痛点问题。“因为我们学校外地教师占比很大，很多外地的骨干教师会在七八年后外流，从比例上看很严重，光是2021年我们学校就外调了20余位老师。”姚薇透露。帮扶的模式也存在相似的困境，“校长待三年，教师待一年半”一度让白礼华产生困惑，教育模式无法“拿来”，但考察本地民情、因地制宜需要时间。

县中的校园里，篮球场、心理室、多媒体厅都整修一新，孩子们使用着最新款的护眼灯，影响学习的“物理环境”不输清华附中。然而相比硬件，软件的提升更难也需要时间，“那个新无人机就放在那里，暂时还没有人会用”。

已经从上海来到红河州近二十年，面对这些无解的问题，曾长春时常会感到苦闷，“教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也不仅是学生的事情。出课程标准的是一群人，编教材的是一群人，解读教材的老师是一群人，学教材的学生又是一群分人。你说这个中间会不会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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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对哪位校长而言，即使面对再艰难的困局，他们都在努力探求破局的路子。

七彩的课堂，高三的晚霞

临近高考前一周，为了保有相对稳定的身心状态，县中的孩子们遵照日常作息起床、自习。学校开设了考前心理辅导大会，叮嘱父母给予孩子适度的问候与关怀。

红河县第一中学在荷花池边设置了复习答疑的区域，方便老师和孩子们点对点谈心。孩子们收到特殊的礼物：写着“高考必胜”的签字笔和一双“金榜题名”的袜子。元阳高级中学则为毕业生准备了一顿送考大餐，每一口勺的背后都是祝福和希冀。

元阳县高级中学的孩子们享用他们的专属“高考餐”

考虑到红河州南部县域高中的特殊情况，教育局并没有给校长们设置所谓的“达线”目标。但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眼下高考仍然是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平台，用好它就意味着多一个选择——在高校普遍扩招的今天，只要敢于去选，就有学可上，甭管“是不是只能被选择被调剂”。它意味着十八岁的年轻人将出门远行，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给人希望和可能性。

虽然存在诸多限制条件，县域高中的校长们形成了一套对高考意义的解释——它成为以终为始的旅行，敦促孩子找到目标，在挫败与进步中，慢慢寻找自己。

由此展开的是属于不同县域高中自己的尝试，以高考之名，延展出一系列教育实验。

在元阳县高级中学，孩子们在上植物拓染课

首先是分层教学。目前，大多数县域高中都开始了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阶梯式授课，“初高衔接”成为他们共同的工作重点。“老师把自己教成学霸，学生把自己学成学渣”的情况开始减少，从教体局到一线，都致力于“让学生首先能听得懂课”。

其次，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在元阳高级中学，排球、足球、象棋、围棋、模拟法庭，多种多样的课程激发了孩子内在的学习动力，“学生会觉得，即便我在学业上不那么出色，总有地方让我发光发热。”吴闯介绍，自从“七彩课堂”2022年进入校园之后，学生的流失情况开始大大减少，“到现在为止，我们68个班级基本没有上课打瞌睡的情况出现。”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与此同时，“艺术+体育”的特色办学模式也逐渐在红河州南部推广。最先趟出这条路的是姚薇所在的红河县第一中学。从2008年开始，学校确立了“立足实际 突出特长 彰显特色”的办学目标，组织教师团队亲自编撰艺体专业校本教材，设置符合学生接受难易度的课程内容，不断壮大师资力量，通过专业化的艺体教育，帮助更多孩子“高考上岸”。

时间久了，艺术和体育成为贯穿在校园的日常。学生们可以自我绽放——红河县第一中学女足队连续四年拿下省内足球联赛亚军，仅次于汇集全省精英的师大附中女子足球队；一年一度的艺术节一办就是一个月，在运动和美的竞技场中，孩子们成为自己的明星。

姚薇和校女足队的成员们举起比赛奖杯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后来成为专业人士：如今助力校女足队的教练团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是红河县第一中学的毕业生。2014年届毕业生杨钰尼从红河县一中走上了专业舞蹈演员的道路，获得多个国家级比赛的奖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如今她返乡创业，只希望年少时看见的舞蹈之美能点亮更多孩子。

互联网和媒介同样可以成为方法。十几年前，刚来屏边支教的曾长春曾通过一段记录上海生活的视频激发学生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如今，他仍然习惯随手记录分享，把攒了半年的素材剪辑成短片上传抖音，把菜场和山野作为采风地，剪辑、配乐、制作，这都成为一种表达方式。曾长春希望学生们在看见自己的同时，也开始理解什么是美。

留起长卷发的曾长春展示他出席会议时的照片，“如果你是学生，你会喜欢哪个我？”

事实上，因为视频，曾长春一度差点成了红人，他说那是个意外。那是2021年，当时还在蒙自一中教书的曾长春正看晚自习，落日点染这座彩云之城，粉紫色的天空如梦似幻。没有阻拦这场由心的眺望，曾长春给了孩子们属于他们的两分钟，这个过程被学生拍摄下来，发到了抖音上，辗转被人民日报编辑制作成了名为《高三晚霞》的视频，在微博上吸引了上亿人次浏览转发，曾长春被网友称作“最浪漫的老师”。

媒体找到学校希望采访曾长春，他心里犯嘀咕，自己只是做了很平常的即境选择，为什么值得如此巨大的反响，“这不正说明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吗？晚霞就那么两分钟，为什么不让孩子们看呢？”

眼下，教育帮扶在红河州进入了2.0的阶段。十三五以来，红河州教育普及水平明显提高，以2016年与2023年相比，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61.91%提高到90.45%；2018年以来，2.5万余名红河优秀学子进入全国“双一流”等重点大学，职业教育的发展更是为这里的孩子提供了多种类型的选项。但如何让更多的孩子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红河州教体局教科所负责人介绍了他们下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学习是公平的，观念的改变是最难的。一个学校能真正发展起来，在于它让那些老师能动起来，持续发挥作用，这就要形成一个生态。所以从县市分管的副局长、基教科科长、教研室主任、校长这条线我们都要培训。”此次组织校长们参与的“弦歌不辍，厚德树人——助力山区校长公益计划”也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在五天的行程里，校长们变回了学生，体验共创式的课堂、走访北京的特色中小学、聆听知名教育专家对教学管理、心理引导的见解和分享。这样的“走出去”，也让大山里们校长们看见了彼此，在相似与差异之间，他们各有各的解法和思索，可以成为彼此的支持与后盾。

在结业班会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主任贾莉总结道，山区校长们一方面希望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另一方面不得不考虑升学率，还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分数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我们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爱和有温度的教育。如果校长们能够给孩子爱，给孩子宽容和帮助，可能真的能影响一代人。”

教育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折射面，涉及人的工作，过程常常复杂而漫长。这中间还会经历无数次走出去和留下来的过程。“弦歌不辍，厚德树人——助力山区校长公益计划”也将种一棵树，借助清华本科生远程支教、专家团定点帮扶、线下深度行走等方式，让教育的星火得以传递，更让期待更多地流转在山区的老师和孩子们之间——“原来，我的未来还可以这样”。

元阳县高级中学的孩子迎接高考

回顾成为教师的这一路旅程，曾长春提到了一个巧合，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他都踏入了一间“六边形的教室”：在他大四实习去的旬邑县原底乡，在他留下“高三晚霞”、与西南联大旧址比邻的蒙自一中，在他“知天命”这一年走访学习的清华附小。“六边形”的教室突破常规，它的出现却像加油站，接续着曾长春在他乡从教的缘。

“成为他自己，他有多少能力就成为怎样的自己。”曾长春说这是他对教育的理解，“有一天我站在山头上放眼望去，突然就想明白了。没有哪个山头一模一样，为什么我要我的学生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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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迅琦

编辑：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