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大选，年轻人为何如此失望？

◆ 当地时间6月2日，南非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来源：法新社）

文丨么思齐

编辑丨段文 嘉沐

当地时间6月2日，南非大选结果正式出炉。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下称“非国大”）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400个议席中的159席，虽位列第一，但首次未能获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较2019年的230席更是大幅下滑。该党的选民支持率也从2019年的57.5%降至40.18%。

非国大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政党，这是自“南非国父”曼德拉1994年执政以来，该老牌政党最糟糕的一次表现。30年前，非国大凭借“让所有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的口号上台，如今却辜负了民众的期待。

彼时，当种族隔离制度被推翻、少数白人的统治结束，南非国内外备受振奋，人们期待出现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此后，生活上的隔离消失，黑人中产阶级逐步壮大，教育向所有人开放。但经历了30年的融合，该国的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暴力频发，国民深受贫穷和艾滋病困扰。

南非的发展证明，结束种族隔离只是一个起点，如何治理好一个复杂的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矛盾，该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值此节点，《凤凰周刊》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方，分析此次南非大选，探讨该国的种族融合之路，并评价曼德拉留下的遗产。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海方。

非国大让民众感到信仰破灭

《凤凰周刊》：从此次大选结果来看，执政党非国大在掌权30年后面临危机，民众失望的原因是什么？

刘海方：对非国大而言，2017年开始，许多大城市就已落入反对党手中了。民众对非国大有一种信仰破灭的失望感。因为非国大曾带领南非民众走出了最困难的被压迫命运，所以大家太信任它了，对其寄予厚望。然而，非国大的执政能力却让民众感到失望，特别是它选错了发展道路。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非国大的经济社会政策选择就没能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2011年，时任总统祖马推出了《2030国家发展规划》，实现从政策路线上的转变，从原来亲美欧的新自由主义路线，转而向中国等新兴国家看齐，并重视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正是这一时期，南非加入了金砖合作机制。

但天不遂人愿，祖马个人生活的混乱和其政府的腐败程度，导致国家财产被中饱私囊，其政策规划没能实现，非国大忍无可忍，在2017年把他赶下台，并推动老将出马。可以说，非国大也在努力纠正其自身的错误。

◆ 非国大失去了议会内的多数席位，因此需要寻找政治联盟来获得超过50%的席位以组建政府。 (来源：半岛电视台)

《凤凰周刊》：很多人说，非国大支持率降至50%以下，或将开启一个不稳定的联合政治新时代。你怎么看？

刘海方：我问过许多非国大的内部人士，以及很多南非学者、智库（包括担任政府重要岗位的学者、现在出任驻WTO的代表），他们坦然认为，在多党选举的制度背景下，非国大即便竞选失败也没有关系，作为反对党也能有机会再参与竞选，也能进入国会。对非国大而言，通过竞选引入竞争，也能推动其自身做出调整，向更好的方向打造政党。我们也应当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非国大在南非政党竞争格局中的变化。

《凤凰周刊》：非国大在南非议会和大部分省份保持近乎垄断的权力长达30年，它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腐败丛生。如今，绝大多数南非黑人依然处于低收入状态。人们对于种族隔离结束初期的乐观情绪已经消失。如何看待如今的非国大？

刘海方：1994年以前，非国大其实一直处于“逃亡”状态，在南非国内没有生存空间。1989年曼德拉被释放，1990年国内谈判，1994年非国大突然被推到执政党的位置上，肯定需要一个漫长且系统的学习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一个大而不倒的政党。

如今，非国大开始出现分化、瓦解。例如，祖马已经从非国大分离出去，成立了一个名为“民族之矛”的政党来叫板非国大。未来非国大分化成各种小党派也不无可能。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以平常心看待可能发生的变化。

《凤凰周刊》：南非不同代际之间出现对曼德拉遗产的不同评价，年轻人指责曼德拉不该允许白人保留他们在种族主义制度下积累的财富和特权。但见证种族隔离取消的老一辈人持相反观点，认为曼德拉实现了非国大想要的一切，包括一人一票、无偿征用土地的权利。如何看待代际之间的这种差异？

刘海方：在南非国内，的确有很多人反思当时“保留白人积累的财富和特权”这一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曼德拉一人的决定，当初非国大和白人谈判时已经接受了英美的调解，做出妥协，同意保留白人的经济地位，并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方面，非国大没有采取国有化政策，而是采取市场化和自愿赎买的方式，希望用这种手段来完成转型，把土地归还于广大被剥削的黑人。有很多黑人因此得以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甚至社会精英。例如现任总统拉马福萨，他原来是工会领袖出身，在非国大执政后，他转而投身企业界，成了南非的有钱人。

◆ 拉马福萨在今年4月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向该党支持者挥手致意。

然而，年轻一代的大多数人没能充分享受到革命的红利，这些人的上升空间在完全市场化的制度下得不到保障。如今市场化的方式也和非国大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差甚远。

但回过头评价非国大当时的政策，我认为是时代造就的。20世纪90年代，南非政治转型时正好是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也是美国获得冷战胜利、独步天下的年代。当时非国大选择接受西方的制度和理念，来打造自身政策，所以导致了包括下一代发展机会减少等在内的许多问题。如果该国政治转型早二十年或者晚二十年发生，新自由主义都不会那么辉煌，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思潮也不会是当时的状态，可能一切会有不同。

但俗话说，哪里有不平，哪里就会有反抗。如果南非不能解决全球最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底层的年轻人就会反抗当权的黑人，甚至有可能爆发二次革命。

◆ 大选前，约翰内斯堡的一条街道上张贴着竞选海报，宣传执政党非国大和潜在联盟成员经济自由战士党。

不能把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种族矛盾

《凤凰周刊》：距离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30年，这段时间，该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刘海方：我认为南非的进步非常大，实现了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方式上。以前南非人均GDP只计算其总量除以白人的总数，而白人最多时也不到总人口的14%。现在，南非人均GDP的计算涵盖了所有人。虽然现在人均GDP降低了，但国际社会有了共识，会把南非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它们都是当年欧洲人海外殖民扩张之后形成的复杂多种族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转向现代民族国家。

可以说，南非现代种族问题的起点和美加澳一样，缘于欧洲的海外殖民，并形成殖民地国家；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法理上各种族是平等的，但事实上美加澳还是由所谓“优秀种族”的白人在统治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种族矛盾依然尖锐，美国2020年发生的弗洛伊德案就是一个例证。相比之下，只有南非不再由白人占统治地位。

作为一个转型成功的国家，虽然各种族在经济地位方面依然呈现不平等的状态，但在政治权利方面，黑人还是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他们不再处于被统治状态。曼德拉为首的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人士用相对和平的手段，通过和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黑白共存的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讲，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贡献卓著。

在国际上，南非也获得许多重视和尊重，正因为南非是全人类解决种族问题的一个“实验品”，共同经历殖民压迫的全球南方国家尊敬南非对于全球平等公正持续的贡献，包括美加澳在内的西方社会对其寄予厚望，拭目以待其弥合种族冲突的旧创伤——如果南非在让黑人在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能够改善和提升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权利，那一定是人类特别了不起的实验性重大创举。

◆ 1993年，曼德拉向约翰内斯堡东部一个小镇的居民发表演讲。一年后，他和白人前总统完成了一场和平的权力过渡。

《凤凰周刊》：很多分析指出，南非在法律上虽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人心中的种族和解仍然任重道远，例如土地所有权上的争议，80%的黑人仅拥有全国4%的耕地；以及种族对立和冲突，黑人远未放下对白人的仇恨，并诉诸暴力；还有黑人领袖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阻碍种族弥合？

刘海方：我认为所谓南非种族间的对立和冲突，是媒体通过个案，进行夸大宣传的结果。南非社会犯罪率确实较高，并且在南非可以合法持有枪支，所以很多人若不能通过正常手段获得工作机会、上升渠道，就会同黑帮性质的一些极端组织纠缠在一起，勒索打砸。这一问题本质与种族关系无关，不能把个别的矛盾和社会暴力问题简单地归咎在种族问题上。

土地所有权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2019年大选之际，南非就曾讨论过土地改革的方向，许多反对派甚至把暴力夺回土地作为政策选项提上政纲。但我认为，南非肯定不会走上津巴布韦那样的土地改革“快车道”。因为津巴布韦的城市化比例远低于南非。南非的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30%，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有12%左右。所以即便把土地重新分配，民众由于已经习惯城市化，很难再退回去务农。因此我认为，耕地分配的核心矛盾不在于种族问题，而是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又不仅表现在黑人和白人之间。

实际上，过去三十年，南非诞生了一大批黑人中产阶级甚至黑人富翁。许多社会问题不能用简单的种族逻辑去解释。在1991年到1994年这三年过渡时期，原来带有种族剥削性质的政策都被废止了。到2003年，南非通过黑人赋权法案（BEE），对黑人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中的就业和所有权比例做出规定。

在政治层面，受白人支持的南非反对党民主联盟（DA）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其基本盘是由32%的黑人、31%的有色人、30%的白人和7%的印度人口构成的，说明了该党派的多元化走向。像非国大也融入了一些白人精英，虽然它的支持者仍以黑人为主。由此可见，单纯的种族视角很难呈现今日南非的根本矛盾，反而掩盖了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祖马政府时期存在的极度腐败等问题。

◆ 南非约翰内斯堡 Kya Sands 地区贫富差距对比，左侧为中产阶级社区，配有茂密树木和游泳池，右侧为贫民社区。

《凤凰周刊》：有批评声音认为，尽管黑人争取到了政治权利，但经济权利层面转型太慢，若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的价值会被减弱。对此你怎么看？

刘海方：当然，南非在实现黑人经济赋权方面没有想象中快。当年种族隔离政权的最重要出发点，就是要保证白人在经济上的特权，例如将较好的工种保留给白人，所以他们在不努力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好的工作，并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但这一保护政策被废除后，有些白人就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政府部门，黑人的比例迅速上升，并实现了主导地位。现在南非议会的议员主要都是黑人。

如果认为南非黑人没有经济自由，可能还是依照种族逻辑去理解该国复杂的现实。实际上，南非的经济和就业困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能简单认为黑人群体没有得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或进入工厂工作的自由权。这些权利其实都得到了法律保障。关键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之前几代人受到剥夺、缺失白人家庭那样最基本的教育和社会资本，而没有积累经济实力的黑人青年，如何能在市场上去竞争本就稀缺的工作和发展机会？

随着美国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南非经济进入了停滞阶段。当时只有矿产行业有缓慢增长，可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矿产行业难以增加就业机会，只有制造业能释放大量工作机会。但1994年之后，南非一度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国家，要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于是将投入重点放在高等教育领域，在种族隔离时期存在的许多技能学校被关停，导致南非缺乏制造业所需的合适工人。

◆ 种族隔离结束后，南非的一些黑人收获了财富，但是还有很多黑人依然贫穷，例如生活在索韦托地区的黑人。

同一时期，在西方的引导和支持下，南非依照当时如日中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改革，向西方看齐，甚至在宪法方面都按照欧美的样板打造自己。南非政府在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过于重视“自由市场”，未能有意识发展和保护自身民族工业中的制造业，没有实现投资的增加和经济部门的多样化，只能听任之前白人大资本主导的矿业和贱金属行业来缓慢发展经济。

许多学者把南非近30年的经济发展描述为“过于早熟的去工业化”过程，因为欧美发达国家是在走过工业化阶段后才进入“去工业化”和“后工业经济时代”的，但南非还没完全实现工业化，就走上了“去工业化”道路，是被过于强调市场开放的新自由主义揠苗助长的结果。

这导致该国制造业越来越差，失业率激增，犯罪率飙升，社会不满情绪也随之爆发。现在在开普敦，不少黑人聚集的贫民窟都盘踞着类似于“黑帮”一样的犯罪团伙，他们没有工作，平时只会吸毒、斗殴。很多年轻人只能依靠政府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维持生存，对正常生活不抱希望。我认为现在南非最大的问题就是青年失业问题，加之缺乏外国投资，所以没有发展制造业的机会。

◆图为约翰内斯堡贫困的亚历山德拉镇的一片棚户区。

南非肯定不会“选边站”美国

《凤凰周刊》：南非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双方也有着深厚的经贸合作基础。如今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中美争相争取的对象，如何看待中国和南非的合作？

刘海方：南非从姆贝基时期就明确拒绝参加美国在全球的反恐战略，更是长期批评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制造的混乱。从祖马政府明确向东看、向南方国家转型的外交政策出台开始，美国就不再把南非当成重要的战略选项。但从政治、经济、战略的角度来看，在非洲大陆，南非仍是美国作为所谓“民主样板”打造的地区联盟对象，这也与南非活跃的民间影响力有关。南非的知识分子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较强影响力，美国还保持着对南非每年约4亿美元的援助以及战略性投入。

从祖马政府起，南非开始提出要“向东看”，并加入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后同美国的关系相对疏远，同中国、俄罗斯相对走近。祖马下台后，美国拉拢南非的动作比较明显。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出台了新的非洲战略，明确将遏制中国作为其非洲战略目标之一。拜登政府上台后，也继承了这一非洲战略，并希望将南非争取为地区伙伴之一。所以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频繁访问南非，组织了多次对话，但效果有限。

南非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非常清晰，更支持俄罗斯。这与苏联当年对曼德拉和非国大的大量投入有关，可以说是革命年代里打造出的传统友谊。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成为最重要的全球热点问题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南非一直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和南非争论，指责其支持俄罗斯、向俄罗斯售卖武器以及支持中国等，甚至不断拿要将其剔除出《非洲机会与增长法案》的受益国来要挟南非，希望南非“听话”。

但南非反而更不“听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指责以色列“种族灭绝”，直接把以色列告到海牙国际法庭。正是由于南非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今年2月，美国两党的众议员共同提出法案，要求重新审视美国和南非的关系。

在同中国的交往方面，南非肯定不会“选边站”美国。但问题在于，南非国内政治生态比较复杂，以白人为主体的反对党为了打压非国大，不断指责后者和中国的合作，并与美国走近。美国也在拉拢南非反对党，以此做杠杆。

对中国而言，看待南非要拥有战略定力。要认识到中国和南非的关系不仅仅是基于当下的经贸合作利益，更是来源于独立时期血浓于水的国际情谊。这个起点不能丢弃，这也是美国无法比拟的关系基础。无论怎样，南非民众对美国是充满质疑的，无论美国人干什么，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阴谋论联想。因此，中国要有同南非保持友好合作的信心，无论是南非社会还是执政党，均愿意同中国合作、向中国学习，这是主流方向。当然，美国和反对党肯定还会不断进行打压和破坏。

◆ 2022年，“中国天水—南非开普敦”国际班列从兰州驶出。（来源：中新网）

《凤凰周刊》：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在这一领域，中国和南非有哪些新的合作机会？

刘海方：从去年开始，双边合作有一个巨大亮点，就是中国为缓解南非的电力危机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加大了对南非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并推动各种小型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等产品进入南非市场，成为缓解南非电力危机的重要举措。

长远来看，这也为南非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南非目前约70%的电力生产依赖煤炭，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种能源结构面临着质疑和压力。但南非自身无法迅速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同时缺乏大量购买天然气的实力。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有助于改善南非的能源结构和效率，从而推动其能源转型。这正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对南非而言也是一次跨越式发展，成为其老化电网提质升级的重要机遇。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非合作应当将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相匹配，提升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实习生方晨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