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与阿特伍德的镜中世界——以想象作为方法

厄休拉·勒古恩

厄休拉·勒古恩从不讳言自己对于《老子》的青睐，“我的一言一行都有它的影子”，这实质上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其文学的捷径。天地万物与我并生，我只不过是传递自然之声的途径，它（世界）是我的目的，而我（作家）则是它的途径。

厄休拉的小说创作借由国内科幻类型的勃兴，开始不断地涌入市场，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在阅读厄休拉作品之前，应该先读她的文论。文论不只是那些困于象牙塔的高端理论，《我以文字为业》《以想象创造世界》，一本是厄休拉一生的文学理念传递，另一本则通过采访对谈的形式，将她丰沛、细腻的想象之魂慷慨地呈现了出来。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在镜子的另一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那里。尽管《使女的故事》因为同名剧集享誉全球，但是阿特伍德的定力仍旧是文学本身。阿特伍德与厄休拉在科幻（推想）小说这一议题上的争论，可以看作是西方世界在文明前进的新关口上，立足于成熟的文学基础，对于资本侵蚀、信息爆炸影响传统文学业态的共同质询。像极了厄休拉收获荣誉之后，在颁奖典礼“怒斥”亚马逊等电子书商代表，阿特伍德也对作家的商品化持有相当的警惕。读者们在书架前做抉择，更多地依赖商业利益，而非艺术考量。厄休拉所表述的困境，不仅限于西方，也出现在我们眼前，前些日子多家出版社揭竿而起反抗网商平台的强制性打折，但是广大网民却不完全买账，高昂的书籍原价，越发饱和的宣发力度，阅读的式微与过剩的出版物也构成我们市域中镜子两端的一对表像。

正如厄休拉所言，科学从外部入手，准确地描述世界；诗歌则从内部，精准地表述世界。科学解释，诗歌暗指，两者都是对存在的赞歌。我们既需要科学的语言，也需要诗歌的语言，否则我们就会停流于无休止的“信息”堆砌，却无从洞悉我们的无知与自私。

马克·费舍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里提到：“资本主义就是信仰在仪式或象征解释层面崩溃后剩下的东西，而剩下的，只有在废墟和遗迹中跋涉的消费者-旁观者。”在无法否认各种艺术沦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品的同时，艺术的抵抗和自救显得十分苍白。这种无力感不以个人的主观意识作为转移，甚至连艺术品的等价物——金钱，也好像失却了价值，“我们相信金钱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无意义的价值符号，但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得它好像有神圣的价值。”所以我们陷入了厄休拉所说的信息矩阵里，陷入了焦躁不安的被动性交互里，大家都获得了一种不能明状的症候里——专注力的无能。

“虚伪的现实主义是我们时代逃避现实的方式。”厄休拉这种不经意的表述，是一种文人的自矜，但也确实是戳人脊梁骨的批评。阿特伍德在所著的《在其他的世界》里，提到了一个生动的譬喻，她说小时候一个人睡觉，总会担心床底下的世界里会不会冒出什么妖魔鬼怪。这是人类最普遍的共同经验，然而多少人在生理成熟之后，精神趋于理性之余，忘却这种想象力所造成的被窝里的瑟瑟发抖，和那种隐秘的、私人的兴奋。就像厄休拉的调侃，她说美国那些不相信龙存在的“大人物们”都不可信，她坚信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具备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想象力。

刘勰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在《我以文字为业》中，厄休拉不厌其烦地阐释文字、语言、故事对于历史、祖先的重要意味。厄休拉的父亲是研究北美原住民的人类学家，丈夫是考古学家，阿特伍德的父亲则是昆虫学家。这些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两位老太太，那些包罗万象的论述形式，比如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到底是变成了什么虫子，比如为什么小丑和谜语人会成为布鲁斯·韦恩的一体两面。

坦率地说，在厄休拉和阿特伍德的文论（或者说杂谈）作品中，我获得了比阅读她们的科幻作品、诗歌更多的乐趣。二位毫不顾忌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更令人感到激越的是——她们是怎么想的，她们就是怎么做的。

厄休拉的文学之路并非坦途，彼时创作科幻、幻想类的文体，是男性作家的特权。“垮掉的一代”余威仍在，太空幻想曲这样的套路科幻依旧是类型内的主流，更加严峻的是，批评、评论的话语被男性彻底垄断。一而再再而三地投稿，收到的是逐渐习惯的退稿信。但是她的“情绪稳定”让她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慢慢开始崭露头角。厄休拉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作家，她家庭美满，抚养多个子女，享受传统的家庭生活；她不走极端，不特立独行，热衷于与各个层次的读者进行交流；对于自己的“独门绝技”从来不藏着掖着，撰写成了《写小说最重要的十件事》。要知道，从来用鼻子看作家的哈罗德·布鲁姆都对厄休拉送上崇高的赞誉。那些困于话语、口号的天花板，被厄休拉的实践击得粉碎。在美国女性主义浪潮兴起的时候，许多运动团队都来找厄休拉合作，希望她能够参与运动，撰写表述运动口号的文学作品，厄休拉顶住了压力，她表示作为一个还能够从家庭获得乐趣的人，她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参与这些现实中的抗议。“你要学习，了解哪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样你就不会徒劳地尝试回答它们，这是我们心情沮丧或身处黑暗地带时最需要的良方。”这样的姿态显然被曲解为“清高”，或者沦为父权社会的“走狗”，在走向冲突的语境里，你的正常，就是极端的反常。

然而，作家回应社会问题的最佳姿态只能是文学本身。

在《黑暗的左手》里，厄休拉巧妙地将性别的转化与她眼前的纷争嫁接起来，遵从意识的波浪，这种根植于意识中的波浪先于文字而存在，并且引领其为之服务。让读者进入她创造的世界里，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亢奋的口号、空洞的运动。将一切人类行为冲突化，只会让我们丧失生命的丰富可能。《使女的故事》甫一问世，就在西方思想圈里掀起了巨大的争议，有论者以阿特伍德的“推想”小说是对于赫胥黎、乔治·奥维尔的拙劣模仿，不认为她所推想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事实，阿特伍德用一封封回信、一次次讲演回击各种质疑，“在文学作品中，每一处风景都是一个思想，而每一个思想也能由风景塑成，正反乌托邦亦是如此。”自信/不自信是阿特伍德持有的独特写作姿态，她并不拒斥任何一种政治表达，并热衷于在文字、故事中“演算”这些道路，把它们全部交给读者去体验、去评介。厄休拉说，她厌恶这个类型、那个类型的标签，科幻（推想）小说就是应该是文学的一部分。这两位作家不遗余力地推倒横亘在类型之间的障壁，暗合了那种逐渐堙灭在历史中的人文精神，那种完满的知识体系，那种不易切分的精神实质，甚至在遥远的东方，你也能找到这样的表述，钱谷融先生说过“文学是人学。”

阿特伍德给厄休拉下过这样的注解，她认为厄休拉在自己构建的想象王国里是一位威严的执政女王。毫无疑问的，这位女王的宰制力源于她覆盖全年龄段的想象力，她既可以很通俗，也可以很深邃，同时始终青睐独立、小众的出版社，警惕文字权力被少数批评家垄断，好似普罗米修斯将编织故事的奥秘交予有心人。在这些层面上，稳定的心灵、传统的家庭，或者说“爱”本身，让厄休拉获得拥有尊严的可能，在面对镜中的想象世界，尽情地翻覆翱翔，不受掣肘。

科幻、推想小说仅仅是这两位作家精神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便科幻仍旧是小众的狂欢，但是她们已经为此铺平了道路，预见了风险，或许会让读者有信心面对镜中的世界，也有勇气找回我们床底下的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