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离莫迪想要的“领导型大国”，还差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若溪】

五年一度的印度人民院选举结果将于6月4日公布，外界普遍认为，莫迪连任几乎毫无悬念。

如果莫迪顺利开启第三个任期，印度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大国梦想能在这一任期内实现吗？

莫迪政府的路径规划：由经济强国走向领导型大国

自1947年建国以来，印度始终追求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这一目标自尼赫鲁时代起，持续至今。

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明确将其国际角色定位由平衡力量（Balancing power）转变为领导力量（Leading power），并主动创设议程，力求增加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的推行，为印度的大国梦想奠定了极富进取精神的意识形态基础。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其推行的世界观紧密耦合，印度的大国梦想似乎前景光明。

出于地缘经济的考虑，莫迪政府将强劲的国家经济力量视为外交政策有效推行的保障。莫迪认为，印度只有成为经济强国，才能实现由地区强国到领导型大国的蜕变。由此，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务实的经济外交政策。

2014年莫迪上台后，宣布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战略，力求以工业强国，在电子制造、汽车、光伏、制药等领域实施激励计划，启动了阶段性制造业促进计划、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和国家基建总体规划等配套项目。该战略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为重点，力图改变“印度制造”业不振境况，政府为此倾注大量精力。

4月14日，印人党在发布的名为《2024年保证书》（Sankalp Patra 2024）的“施政纲领”中继续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举措，反映了莫迪政府加速制造业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的执政诉求。

但目前看来，“印度制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图片来源：印媒

以打压“中国制造”遏制中国注定徒劳

印度对“中国制造”持极大抵触态度。自2020年起，印度通过提高关税、限制投资和进行税收审查等手段，寻求单方面对华“经济脱钩”。

首先，印度不断提高自华进口玩具关税，导致印度玩具进口量降至原来的四分之一。其次，印度加强了对中国国产手机品牌的税收审查。再者，印度在限制中国投资的同时，推行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试图取代中国在印度各细分市场的主导地位。最后，印度大规模禁封中国公司开发或运营的APP，两年内禁封范围不断扩大，被禁APP数量已超400个。

近日，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更是表示，为了在“经济战线上对抗中国”，印度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发展制造业。

对于印度而言，“印度制造”是无法与“中国制造”完全脱钩的，因为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很高。印度在供应链方面依赖中国产品，如在电子、化工、医药等领域中，印度制造业需要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在短期内，完全摆脱这种依赖并不现实。此外，印度选择进口的中国商品具有价格、数量以及贸易效率上的显著优势。

因此，虽然印度大力推进对华“经济脱钩”，但事实证明成效不佳——2023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高达852亿美元。鉴于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印度的依赖这一现实，印度在经济战线上对抗中国的努力注定收效甚微。

实际上，中印贸易增加才是“印度制造”的必由之路。“工业强国”一直是莫迪政府长期坚持的发展路径，由此可以预见，印度在发展自身国产能力的过程中，能做的是增加与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的相互依存度，而不是相反。

“印度制造”的内外困局和民生问题

以吸引外资和提升大国地位为目标的印度经济外交政策——包括“印度制造”在内，面临着诸多实施障碍。

首先，尽管印度拥有十亿级别的人口，但这一巨大人口规模并未转化为发展的红利。社会层面上，劳动力素质与产业需求不匹配、劳工保护制度严苛、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工业化进程起步太晚等现状，折射出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的欠缺，由此极大限制了印度现代化发展的能力，导致印度在工业转型中面临严峻挑战。

不仅如此，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全球制造业供给过剩导致的供需失衡，以及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使印度制造业的发展进程更加艰难。莫迪想要通过“印度制造”增加就业岗位，但智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制造业的就业创造能力降低。

另一方面，印度既想发展本国制造业、释放本土市场的巨大潜能，又想扩大开放、吸引外资，这是存在矛盾的。印度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平衡好对外开放与本土企业保护的关系，同时，这也考验着印度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内营商环境。因此，莫迪在其第三任期内想要完全解决以上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印度制造”的国内困局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2024年大选期间，印度人民党在其公开讲话（包括演讲和竞选宣言）中非常谨慎地回避了一些核心的民生问题，如失业、物价上涨、群体极化、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其中，失业和物价上涨是选民最为关注的两大议题。在无法交上满意答卷的情况下，印人党选择了“避免正面承认”策略。

就业是印度选民关注的首要议题。自2014年莫迪就任以来，印度失业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截至2023年，总体失业率达到了8.7%，较莫迪上台前的统计数据几乎翻了一番。其次，受气候变化影响，印度农作物产量遭受冲击，印度“食品篮子”（the Food Basket）中关键商品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粮食价格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失业和物价问题既影响了民众对莫迪政府的信心，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印度社会极化问题同样严峻。由于莫迪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推行和印人党的“多数主义”政策，印度少数群体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其中印度穆斯林面临的困境尤甚。印度少数族裔面临的社会资源不公、被边缘化和歧视问题为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对峙，尽管警察在维持秩序，但双方依旧剑拔弩张，甚至互相扔掷石块

美国影响下的中印关系

印度在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下，难以妥善处理对华关系，这也成为莫迪实现大国梦的一大障碍。

美国和巴基斯坦作为重要第三方，影响着印度对华外交。当前，制衡中国是印度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中美竞争态势强化的背景下，印美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印度庞大的经济体量、人口体量和发展潜力使其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基石，印度不断配合美国的“印太”外交，意在获取美国的军事、情报和外交支持，在提升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同时，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印美主要在两个共同参与的多边机制中联合制华。首先，作为印美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实践机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持续加强其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协调合作，使南海地区安全环境愈发复杂，增加了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其次，“I2U2”（印度、以色列、美国和阿联酋）这一区域组织的成立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相互呼应，相互加强，为美国在中东制衡中国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外交工具。

印度在美国的影响下对中国周边地区安全不断发起挑战。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在南海、中印边界问题配合美国为中国制造麻烦。美国致力提升其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影响力，支持印度制约中国。不仅如此，近年来，美日印澳四国在南海多次开展军演，并伙同英、法、加等国共同参与，致力于扩大战略合作对象范围。

此外，印美还在高技术领域扩大合作，意图抗衡中国的影响力。2023年1月，两国达成了“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强调在人工智能、通信和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开展政、企、学界的广泛合作。就此，美国一高官直言不讳地表示，这项倡议的动机之一就是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合作被视为对印度南亚霸权的威胁。因此，印度选择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对冲中巴带来的战略压力。

莫迪上台后，将“邻国优先”（Neighbour First）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长期以来将南亚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在该地区展示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着力于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则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将该项目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挑战。印度国内媒体伙同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巴经济走廊进行抹黑宣传，造谣中国制造了“债务陷阱”，并反复通过官方渠道重申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制。

中巴友好被印度视为中印关系的消极因素，由此，印度选择多种对冲策略进行应对。莫迪政府的对冲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推行“印度制造”政策，以及实施“东向行动”政策。

“印度制造”的另一种可能

中印是搬不离的近邻。两国同为发展中的大国，同属南方国家一员，中印本应努力回归正常关系，创造双赢局面，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样也符合印度的利益。

“印度制造”和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协同共生的条件，两国制造业的交流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缓和和地区局势的稳定。然而，受到本国制造业竞争力不足、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遏制中国的外交战略等因素影响，莫迪政府难以正确处理开放和保护的关系，也无法以健康的心态看待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首先，“印度制造”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涵有着共同点。中国在制造业的丰富经验可以为印度提供借鉴。中国当前正在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与印度的经济优势互补，两国可以通过“印度制造”深化交流和合作。

图为印度海尔浦那工业园厂房（资料图/新华丝路）

其次，中印经贸依存度的提高将使边界争端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减弱。在经贸关系领域，双边关系趋向“低政治化”，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周边政治和外交环境。在区域层面，如果“印度制造”成功，印度制造业的壮大将有利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制造业区域集群。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中国也将从中受益，共享更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

然而，在与中国对比之下，印度在对外开放的态度上显得较为矛盾，其开放程度也相对保守。印度于2020年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在“印度制造”政策的框架下对打压中国产品对印出口，为中国在印企业和对印投资增设壁垒。

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莫迪受到国内选票政治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并且，中印经贸关系的不对等依赖，加入RCEP后可能带来的对本国制造业发展的冲击和贸易赤字扩大，使莫迪政府感到担忧。针对这些问题，莫迪政府需要在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处理开放与保护的关系，而不是采取短视和僵硬的策略。

客观上讲，中印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呈上升趋势，印度打压中国制造和对华“经济脱钩”不是长久之计。中印应当共同做大“蛋糕”，而非以零和心态看待两国制造业的关系。

总体而言，在国内国外的重重挑战下，印度由经济强国到领导型大国的路还很漫长，大国梦难以在短期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