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赞誉宋庆龄：人中之杰，女中之杰
宋庆龄与邓颖超是二十世纪中国妇女最杰出的代表，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她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她们长期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国妇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国民革命时期的初次相识
1924年1月，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拉开了序幕。是年11月，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接受北京军政首领的北上邀请，在途经天津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就是在这次欢迎会上，邓颖超第一次看到了宋庆龄，虽只是远望，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半个世纪后，邓颖超回忆那时的场景仍是记忆犹新，“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可是，天不遂人愿，积劳成疾的孙中山因肝病复发而溘然长逝。这让国民党内那些原本就不赞成“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竞相猖獗，组织小集团，杀害左派领袖廖仲恺，召开“西山会议”，并通过了所谓的“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反革命议案，公然分裂革命阵营。在这紧要关头，宋庆龄挺身而出，通过一系列非常措施，使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如期召开。
为了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制衡并惩处右派的反动行径，1926年1月，宋庆龄专程从上海赶到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颖超也作为中共妇女运动的代表参与其中。宋庆龄“站在主席台上，发出庄严沉静而又斩钉截铁的声音”。她在讲话中，义正辞严地谴责国民党内反对革命的右派分子违背孙中山的遗训，同时，呼吁革命党人要紧密结合并忠实执行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宋庆龄强调，虽然革命的前途非常乐观，非常有希望，但是如果国共是分裂而不是团结合作，则孙中山的主义是决不能成功的。因此，她竭忱道：“希望诸位团结坚固，不受人家的挑唆，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宋庆龄的号召得到热烈响应，在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与会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案》等一系列决议案，重申了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严厉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把孙中山死后动摇的国民党基础稳固住，“制止了时局的逆转，推迟了统一战线的破裂，从而使北伐战争和革命的推进成为可能”。
宋庆龄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赢得了国民党二大与会代表的广泛尊敬和拥护，她与被推选为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的邓颖超、何香凝等人向大会提交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通过以后，在中央和各地妇女部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新局面，成千上万的妇女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国民大革命。宋庆龄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从一开始的时候起，我国妇女就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在大会的选举中，宋庆龄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颖超当选为候补委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成为宋庆龄与邓颖超长达半个多世纪合作共事的开端。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宋庆龄与邓颖超、何香凝等人一起领导妇女运动，培养妇女革命干部，组织妇女革命军，唤醒了千千万万饱受封建传统压迫的中国妇女。就在国民大革命开始步入高潮、北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的洪流被反革命分子所冲散，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最终破裂。宋庆龄先是流亡国外，回国后，又拒绝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的任何政治活动，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地与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作斗争。邓颖超则被迫转入隐蔽战线，在从事了四年艰险的地下工作后转到苏区，接着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处境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此后十余年里，宋庆龄与邓颖超虽然接触不多，但彼此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心灵是相通的。即便俩人身处在不同地区、不同战线、不同岗位上，但她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而奋斗。曾经并肩战斗的日子给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深扎根于各自的心底。
抗战时期的守望相助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宋庆龄和邓颖超都满腔热血地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邓颖超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37年12月从延安来到武汉，主要从事妇女统战工作。1938年5月，邓颖超参加了宋美龄主持的庐山妇女工作座谈会并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宋庆龄虽是会议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但因局势所限并未参加。在邓颖超等人的努力下，会议作出了把“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造成包括各党各派各界各地区妇女代表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作为全国性的指导妇女抗战的机构。
◆1938年，宋庆龄（前排右五）和邓颖超（后排坐者右一）从香港到广州，这是她们同广州各界妇女在欢迎集会上合影。
1938年8月，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委派邓颖超为代表，赴香港和广州会见宋庆龄、何香凝及各界人士。宋庆龄约见邓颖超后，认真倾听了她对庐山妇女工作会议有关情况的汇报。邓颖超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问候，通报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征询和倾听宋庆龄对团结抗战的看法和建议，宋庆龄则介绍了“保盟”的相关情况和工作。随后，俩人便乘船前往广州，一方面是为推动广东和华南地区抗日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另一方面是要全面了解广州的战况，慰问抗战军民。9月中旬，广州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成立，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会长。邓颖超在大会的演说中，充分表达了对宋庆龄在抗战中作出伟大贡献的无比崇敬之情。宋、邓二人在广州开展了短暂的工作后，又因抗战形势的危急而分开了。邓颖超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这匆匆的短期聚晤，同你一起活动，使我得到教益，我是永远铭记在心、不能忘怀的。”
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宋庆龄与邓颖超虽然关山阻隔，天各一方，但工作中仍密切配合，相互支持。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次反共摩擦达到高潮。1月14日，宋庆龄在得悉消息后，立即与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起草《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宣言，宣言痛陈了国共团结或分裂对国家民族及各党派的利害，愤怒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18日，宋庆龄又通电蒋介石“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保盟”的《新闻通讯》也发表了各种文章向国际社会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广泛宣传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倒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的政治斗争。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从硝烟弥漫的香港撤退到重庆。蒋介石因“皖南事变”被揭穿的事情而对宋庆龄余恨未消，他把宋庆龄安置在宋霭龄家中，佯装关怀接待，暗地则派人密切监视，宋庆龄不能随意外出，也没有会见外客的自由。有一次，邓颖超前来拜会，宋庆龄暗示她有特务监视，于是俩人的谈话也不得不谨慎起来。后来，在弟弟宋子文的帮助下，宋庆龄被安排到敌机轰炸过的“黄山”残垣断壁间的一栋楼房里。住进“松籁阁”后，宋庆龄也仅得“一楼之中的自由”，邓颖超去看望她时，楼外仍有特务在监视。1943年1月11日，在为庆祝《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举行的纪念会上，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观看了《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观看演出之后，宋庆龄非常兴奋，感到意犹未尽，随后来到会客厅，挥笔题写下“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宋庆龄一向深居简出，很难有机会与人畅谈心扉，因此，这一天的宋庆龄兴致极浓，特别高兴。
◆1949年6月30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右）、廖梦醒（左）等人陪同，出席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
在整个抗战期间，宋庆龄和邓颖超凭借着坚强、勇敢和智慧，在虎狼包围中，与顽固派周旋。邓颖超作为共产党驻国统区的代表，坚持统一战线与合法斗争相结合，以“又联合，又斗争”的巧妙斗争艺术保存自己，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宋庆龄则把争取国际援助与国内斗争紧密结合，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共产党给予支持和援助，发挥了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宋庆龄与邓颖超守望相助，共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携手并肩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共中央准备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1949年1月，党中央在给华东局的指示电后附带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宋庆龄的电报，并要求他们设法转送。“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闻讯后，亲笔复函，她在函件中说明自己因身体原因，无法北上，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等上海解放再与诸公见面最为稳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邓颖超与何香凝、蔡畅等致电宋庆龄，表示对她的敬佩与怀念。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一次致信宋庆龄，盛情邀请她北上参加建国大业，并委派邓颖超亲自持信前往。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在逸园饭店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庆祝大会，宋庆龄也应邀其中。她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前往，并亲自写下了热情洋溢的祝词：“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份祝词与1912年她的那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相比，显得更加激昂。在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无比的诚意后，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和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站。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畅谈甚欢。
◆1960年，邓颖超陪同宋庆龄参观展览。
此后，宋庆龄与邓颖超一同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等一系列紧张的工作。9月21日至30日，俩人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长期兼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福利会主席。虽然国务活动十分繁忙，但宋庆龄仍一如既往地关注新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工作，她经常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邓颖超一起讨论妇女和儿童工作的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宋庆龄和邓颖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取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力而不懈奋斗，她们一致认为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环节。为此，邓颖超提出妇女要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科学知识、新的生产技能，提高政策和业务水平，在生产和建设中与男子并驾齐驱。宋庆龄号召妇女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熟练工人。为了妇女解放的共同目标，宋庆龄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国内外渠道发表演讲或撰文呼吁援助，并领导中国福利会为广大妇女儿童做有益之事。1951年9月，宋庆龄把荣获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0万卢布捐给了中国福利会，不久，又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捐给了全国妇联。邓颖超则主要在争取党的领导、鼓励政府制定具体的法律、法令、政策等方面展开工作。她们在工作上默契配合，共同为推进妇女儿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多年的友谊使宋庆龄与邓颖超在生活上亲如姐妹。邓颖超经常在百忙中写信问候或登门拜访宋庆龄，由于工作的需要，宋庆龄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全国各地，每当离京和抵京时，邓颖超都亲自前往迎送和接待。1953年，宋庆龄因劳累过度，血压骤增，邓颖超立即致电慰问，向她分享自己的养病经验。宋庆龄对邓颖超的健康同样充满着无微不至的关心，从不以革命前辈自居，虽然身居高位又年长邓颖超11岁，但宋庆龄与大家一样尊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她也时常在考察各地时，带些礼物送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虽然这些事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却更加显示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1981年3月下旬，宋庆龄被确诊为白血病。党中央十分关怀宋庆龄的健康，嘱咐邓颖超前去看望，征询她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谈话间，宋庆龄阻止邓颖超称她为副委员长，邓颖超问道：“称你庆龄同志好吗？”宋庆龄内心掀起了喜悦，频频点头同意。她像革命的老一辈、像慈母般一样吻邓颖超的手，邓颖超也情意深长地回吻她的手。告别时，邓颖超真切地拥抱宋庆龄并亲吻了她的面颊，革命情深，令人感动不已。5月14日，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第二天，邓颖超与王光美、彭真去看望她。神志清醒的宋庆龄最后一次提出了入党的要求。邓颖超将宋庆龄的心愿直接报告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16日，邓小平前往看望，祝贺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彭真也把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并表示了祝贺。5月27日，邓颖超写下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称宋庆龄为“人中之杰，女中之杰”，表达了对她崇高的敬意，“你是一颗闪耀着革命光辉的、灿烂的巨星，永放光芒，成为万代的楷模。”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其北京寓所病逝，享年88岁。党中央按照她的遗愿，将其安葬在父母的身旁。
宋庆龄与邓颖超在革命的洪流中相识相知，相互支持、共同奋斗，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合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夫人，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总在重大政治问题和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颖超作为共产党内妇女运动的代表，长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她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挥着各自的优势，风雨同舟、危难相济，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永载史册。宋庆龄与邓颖超为共同的奋斗目标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世称颂。
编辑｜侯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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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