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一个女导演决定把妈妈拍成电影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导演李冬梅决定将妈妈作为自己第一部电影的主角。《妈妈和七天的时间》里，李冬梅安放了对妈妈多年来的想念，几乎毫不掩饰地呈现了一位安静的母亲可能拥有怎样的一生。

这部电影成绩斐然，曾获得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入围过第七十七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李冬梅本人也因此片成为首位获得哥德堡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最佳国际影片出道作奖的中国导演。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气质独特，有人会被其间大量的留白打动，体会到掩藏在日常中汹涌的情感和无可挽回的宿命；也有人难以忍受沉默无声带来的煎熬，不知道为什么要看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盯着一个女孩走完上学的路。

但对李冬梅来说，这些呈现是一种必须。电影里，出生和死亡交替出现，现实中，这是李冬梅的亲身经历。李冬梅是家里最大的孩子，1992年，妈妈李行玉在生第五个女儿的时候去世，时年36岁。

从此，李冬梅的人生被分成两部分，12岁之后的日子好像停滞了，她没有从迷茫和动荡走出来过。

拍电影是她为自己找到的一条与自我相处的出路，写完有关妈妈的故事，把它拍出来，李冬梅才觉得自己开始从那个断掉的点慢慢地成长、痊愈，对妈妈的思念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深，但她能够接住了。

今年五月初，《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在院线上映，排片和票房并不理想。这是李冬梅预料到的事。她正在各地路演，进行映后分享。

我们跟李冬梅的对话发生在一个午后，她说拍这部电影是想要有人记住像她妈妈和外婆一样的女性，她们曾在这个世界存在过，这部电影承受了她个人生命的重量，可能飞不起来，但下一部应该可以，“我希望它飞一点”。

所有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也是，但看过的人会记得一位普通女性如何在七天里度过一生。

以下是李冬梅的讲述。她正学着以一个最舒展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1.

如果只能拍一部电影

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意识到12岁之后，自己的成长可能是停滞了的。我31岁才去电影学院上学，毕业的时候已经35岁了，我写了好多长篇的剧本，一直没有找到资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把这些故事拍出来的愿望。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回看自己所有写好的、有自传性质的剧本，发现里面什么都写到了，唯独抹去了母亲去世前后的经历。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警醒，是什么原因让我没有写这一段？追问的答案也非常明显，这是我人生里很难去面对的事。

当时我想，如果只能拍一部电影的话，我就要拍这个电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面对妈妈的决定。开始写剧本后，我心里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和妈妈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通过那顿饭，往前推、往后推，就成了很准确的七天的结构。

我尽了最大的可能忠于自己的记忆，人物所处的境遇，包括日常生活的状态，都是非常真实的。也在影像表达上做了一些抽象化的处理，我把整个村庄作为舞台，人物是舞台上的演员，镜头拉远之后，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成为更广阔图景中的一部分，这个图景包括了女性的处境，也包括90年代的乡村生活。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我们当时大概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全部集中精力在选角的工作上。片子里的奶奶、外婆、妈妈、小女孩都是我家乡那边的人，她们住的跟我儿时长大的村子很近，说的话也是一样的。

她们没有任何表演经验，身上却有我没办法用文字描述的特质。有一天我们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走，看到一个老太太背着一个大背篓，里面东西特别多，她个子很矮，走路飞快，我一下子觉得那是我外婆年轻一点的样子。

包括演妈妈的演员，她本身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开朗，有一种天真。我自己的妈妈也有这种天真，虽然她生活在重负下。在片场，她们可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做自己，不用演，她们已经完全和人物契合。

哪怕只讲述这七天的故事，在关于母亲的回忆上，我也有很多取舍。我妈妈是一个思虑很重的人，像电影中那样，她很少会笑，很少大声说话，大部分时候挺沉默的，但是我知道妈妈很爱我们。她对自己的女儿没有多余的表达爱意的动作，女儿穿反了衣服，会给她重新系好扣子。

我妈妈的文化程度不高，有一次我在堂屋里写作业，妈妈要给在东莞打工的爸爸写一封信，她不知道“莞”怎么写，我帮她查了这个字。我想，这个情节应该出现在这七天里，就把它放在了妹妹跟妈妈相处的时候。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不是纪录片，虽然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真实事件发生在1992年，但它真的只有在1992年才能发生吗？50年前会发生吗？过了50年呢？所以我在跟美术讨论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坚决的决定，我们要把年代模糊掉。

这个决定意味着我们的一个态度，女性为了生儿子而失去生命不是固有时间上的特殊事件，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不同的时间都有可能发生。甚至这个故事不一定只是发生在农村，像我母亲一样，几代女性的沉默和隐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这件事情值得被讨论，它仍然存在。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在这部电影里，时间和人物一样重要。只有在时间的河流当中，才能体会到人世的无常。无常必须得在看似煎熬的重复和平淡的日常中才能凸显出来。其实电影减去30分钟，或者更多，照样成立，但影片中所有静水流深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无常的猛烈一击。

这也是我想在电影中跟观众呈现的，用肉身来体会无常和日常的一线之隔。这七天，也是一个人一生的时光。

02.

记住

我外婆和妈妈这两代女性，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来和去都很沉默。我作为她们的后代，又学习了电影，从各方面来看，都有拍这部电影的充分理由，但我总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行为。

拍摄的时候，经费不足、每天借钱不是最难的，最难的事情是，你不能再对自己撒谎了。你不能假装自己不忧伤，假装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些伤痛，所以，每时每刻你都会被提醒，自己曾经在那里很无助，很惶恐。要理清几十年前的记忆，是很难的。

拍摄的过程里，我大部分时候没有哭，因为没有时间，哭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有一场戏是，妈妈难产后被从家里抬去医院，她在架子上露出了一双脚。看到那双脚，我哭得很厉害。

影片里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它们刻在我的记忆里。包括外婆对女儿的情感，没有一句我爱你，但她会默默陪着女儿，给女儿弄洗脚水，在她生产前照顾她。

我外婆是一个很坚韧、很聪明的老太太，她把很多事情搞得很清楚。小时候去外婆家，如果外婆不在家，我就觉得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但如果外公不在家，好像无所谓。

外婆个子矮，去地里收红薯藤的时候，背得多了会站不起来。她有时候会跟我们讲，邻居也会说，你外婆要跪在地上才能爬起来。外婆背红薯藤，是帮我们喂猪的。电影里省略了喂猪的情节，背红薯藤是真实的。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妈妈去世后，我们没有聊过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这件事。那个时候，外婆觉得这是命运，我们也会觉得这是一种宿命，反而不会去责怪重男轻女的思想。

很多年里，外婆跟着我们一起去我妈的坟上，每次都撕心裂肺地哭。然后有一天，外婆跟我说，我不想去你妈的坟上了，因为我哭累了。

这么多年来，我对妈妈的思念没有停止过，但外婆对女儿的思念是更如影随形的深刻，可能她想起妈妈的痛，远超过我。

从外婆、妈妈，到小咸（影片中的大女儿），她们中间隔了大半个世纪，命运又有很多的延续。这个故事离我太近了，我没有办法去设计她们，完全只能凭着一种本能的情感，将她们天然地呈现出来，她们天然就是那个样子，情感是很朴实的。我希望电影里的她们能活得更开阔。

小时候，我知道妈妈离开得那么早，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去世，又生了那么多孩子，是让人非常悲伤的。一直到电影拍完，这种忧伤也没有怎么缓解。我本来以为电影上映会是我跟妈妈之间某一种思念的断点，我可以按下暂停键了。

直到前几天，我发现这可能是更深思念的开始。因为你从很多人的眼里看到了妈妈，那么多人告诉你，妈妈在忍辱负重。虽然我原来也知道，但是这一次通过那么多人的眼睛，跟他们一起分享，余生我都不会忘记了。

03.

舒展地活

电影里，小咸失去妈妈后，爸爸终于从打工的地方赶回来，她说了一句话，“以后我会像儿子一样孝顺你的”。

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可能她从生下来没几岁就听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经常讨论，你妈妈又怀孕了，想要一个儿子。所以，她很大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自己不能是个儿子？如果自己是儿子，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

小孩子对父母的爱，会让她们想满足父母的期待。小咸用那句话安慰爸爸，也是出于内心的愧疚感，说出了一句近乎于呐喊的话，因为她没办法是一个男孩。

我跟小咸有几乎90%的重叠，很难把我们拆开来。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说的，是这么想的，而且不止小时候，好多年，我都在践行对爸爸说的那句话。

前几个月，我突然发现，自己很多的不开心都源于和爸爸的关系。之前家庭强加的东西，内化到了我自己身上。后来，爸爸可能什么都没做，他没有继续强化它，而我已经开始不断地加深那种内疚感，想要满足他的期待。

后面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件事变成了我的功课。我得让当初的那种想法停下。

直到拍完这部电影，我才觉得自己又开始从12岁那个断掉的点慢慢成长、痊愈。我其实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甘心和很多的追问，但更多时候，都在通过自我伤害、独自承担的方式，让表面的和谐进行下去。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爸爸对我的愤怒一无所知。前几天他还在说，你这个电影就是骗人家去看啊，你骗一次也行，反正中国有16亿人，也能骗一些人进去看了。后来他可能发现这句话挺不妥的，给我发信息说，你不要相信我说的那些话，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曾经对他发过很大的脾气，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讲刚刚跟你讲的这些话，而且他可能听了后，也不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的家庭里没有纯粹的坏人，虽然想要个儿子，但爸爸没有对我们特别苛刻，爷爷奶奶也都把我们看的挺宝贝的。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你的恨都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地去恨。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很恐怖的事，哪怕有一天爸爸去世了，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地从让他为我骄傲，满足他对我的期待，或者是证明我不会比一个儿子差的习惯中走出来，它实在太根深蒂固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这次讲述多么重要。失去母亲的创痛能够被看见、被讲出来，而且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共情。但是作为一个女性，跟父亲的关系，以及自我身份认同这件事，是一条更漫长的路，需要我们勇敢地正视它。

如果有一些小孩子，她也是一个女儿，也有这样的困惑，如果她们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部电影，我希望她能告诉自己：不是你的错，你不用去满足任何人的期待。我们不需要跟男性比较，比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否定。我们得非常坦然地，以一个最舒展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4.

我就是她们

我正在学着活成我本来想要成为的样子。

学电影是一件有点阴差阳错的事。小时候我的愿望是当老师，先读了师范中专，又去重庆读大学，学了四年英美文学，再之后，我回来镇上教书，第一个愿望实现了。

后来，我辞了职，跟学学前教育的二妹一起到深圳创业，开幼儿园。渐渐地有了一些收入，2009年，我挣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

但我内心的动荡没有停止过，我对自己的人生非常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想要不停地尝试不同的事情，写作、摄影都做了一些，做生意也算一种尝试。在特别不安的情况下，我想要找到出路。

我带着全部积蓄去了澳洲学电影，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存款所剩无几。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觉得应该多挣一些钱，再去学电影。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学生时期，我的电影跟现在不太一样，完全没有写实的风格，悬疑、惊悚、爱情，各种东西都拍，学校也非常支持。但是《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没有办法写成超现实的东西，现在这样的表达方式更加接近于我内心的感受。

拍摄《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也出现过波折。就像很多观众不是很理解这部电影的一些坚持，剧组的人也不太能理解，哪怕他们是电影从业者，拍过主流的电影，也拍过文艺片。文艺片是有类型的，情节性还是比较强，但这部电影几乎已经不在文艺片的范畴内了，从电影美学的认知角度，它对我的剧组成员是个挑战。

首先，我还没有作品来证明自己，学过电影也不意味着就知道怎么拍电影。他们又觉得我的剧本写的很好，总是被感动到，但这么拍，没有办法投入感情。

我平时说话做事比较温和，大部分时候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不会太坚持。事实上他们会了解到，我不是呈现出来的那样，我对艺术创作的坚持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在这部电影里，不需要一种表面的、精致的美，虽然每一个镜头都有它的用意，但会尽可能摒弃掉对观众的操控，交给观众足够的距离，情感上的满足和真挚的情感本身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摄影师，他受不了我的拍摄方式，最后我们没有在这个电影里合作。后面来的摄影师在跟我沟通的时候，我也没有改变，依然在尽力解释。

总的来说，我们得信任对方。我作为导演应该要相信他们，不过在作者性很强的创作里，我们也要非常信任和支持作者性的表达，因为只有导演才真正看到了整个电影的全貌。

我不介意工作人员挑战我作为导演在片场的权威，这个挑战应该是建设性的，不是因为我是个女性，不是因为你觉得你的经验更丰富，比我懂得更多。如果以一种建设性的、合作的方式提出建议，我非常欢迎。

导演李冬梅在片场

最近，我在各地做路演和映后分享，有一场观众全部是女孩子。在那一场里，我简直呼吸都是顺畅的，全场非常和谐，不用言语，不用解释，就知道对方是支持你的，理解你的。我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心里很踏实。那是我路演八九天以来，印象最深的交流。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只是一个开始，过去这么多年，我才把一直困扰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困境拍了出来，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方式看待女性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存在价值。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义务。

以前，我的使命感和性别意识没这么强。但现在，我最大的一个接纳是，我是女性导演，电影里面可能90%是大女主，我更能够对她们的命运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她们，我和所有的女性是在一起的。

当然我不会去限定自己，我希望自己能对得起电影这门艺术，如果有一天要做主流电影叙事的话，也要对得起花钱来买电影票的观众。更高的目标是，自己内心能够更宁静一些，变成一个开阔而包容的人。

我的新片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正在最后的后期阶段，希望明年能够上映。第三部长篇也在筹备中。后面的电影可能没有我自己的重量，应该能飞得起来。我希望它飞一点。

前不久我去剪了头发，被发型师剪得很短，本来我觉得太短了，但意外地很像我妈妈。很可惜，我没有一张妈妈的照片了，小时候照相比较少，只有一张全家福，不知道是被我爸藏起来了，还是扔掉了。那张照片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证之外唯一的留念。

现在，我的长相和发型，非常像妈妈。我正在喜欢自己的短发。

采写：汁儿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配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