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为何会与曹操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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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为何会与曹操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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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咸阳令在外出巡视,正舒适地坐在他的令车中,随着车队的平稳行进,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梦乡。车队由三辆车和两匹马组成,前导车、令车、主簿车依次前行,前后各有一名骑手,他们警惕地守护着车队的安全。而当车队驶上渭河桥时——突然,一阵刺耳的金属碰撞声、人们惊恐的呼喊声和马儿的嘶鸣声交错在一起划破了宁静。

桥上,七位身手不凡的女子如同天降,她们身着传统的交领衣袍,手持锋利的兵器。其中几人从前方逼停了令车,同时另外几人从后方发起致命一击!

从梦中惊醒的咸阳令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别人精心布置的陷阱。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他的求生本能被激发,毫不犹豫地跳入了渭河。然而,这些女子们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她们乘着两艘小船,从左右两侧迅速包围了落水的咸阳令。最终,将其无情地击杀于渭河之上……

这就是“七女为父复仇”的故事。2009年,河南省安阳县公安局在打击盗卖文物行动中,收缴了一方从曹操墓中盗出的画像石,所承载的就是上述故事。画像石用青色石灰岩制成,长118厘米,宽78厘米,厚15厘米。画面中,有“令车”“主簿车”“咸阳令”的题榜,故事中的七位“女刺客”手持兵器正在为冤死的父亲向咸阳令复仇。

复仇画像石为何出现在曹操墓?

汉代大力推崇孝道,还通过“举孝廉”来选拔官员。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孝顺的名声广为人知,他就有机会被提拔为官员。这种文化背景下,汉代的葬礼变得非常奢华,人们常常为逝去的长辈建造装饰华丽的地下墓室,并在地上营造祠堂、树起石阙,这种风俗在东汉时期达到了顶峰。

然而,到了东汉晚期,人们开始对这种奢侈的葬礼风气进行反思,将过度的祭祀活动称为“淫祀”。曹操在担任济南相时,就曾下令毁坏祠堂,并禁止这种过度的祭祀行为。到了晚年,曹操更是明确提倡薄葬。

考古人员在曹操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画像石,这些石头在铺设时画面朝下,且有明显的后期凿改痕迹。

这表明这些画像石很可能是从被拆除的他人石祠中回收利用的。墓中出土的画像石题材丰富,包括伯夷叔齐、七女复仇等故事,且每个题材的画像石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格和雕刻技法也略早于曹操去世的时间。曹操生前曾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建造自己的“寿陵”,结合他生前反对奢侈葬礼的行为,可以推测这些画像石很可能是他生前从拆除的祠堂中回收的。

曹操开此先河后,毁坏汉代石祠并利用其石材构建墓室的事件多有发生。

哪些地方出现过同样的复仇画像石

类似的画像在汉代画像石和壁画墓中也有发现,最著名的三例便是山东莒县东莞镇孙氏阙汉代画像石、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和嘉祥武氏祠画像石,其余还有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熹平三年邓季皂石祠等,可见祠堂中亦多有此题材。

山东莒县东莞镇孙氏阙中女子执兵刃与男子搏斗的画像石,在画面构图、复仇者穿着、兵器使用等方面,与高陵画像石十分接近。整个画面以桥为中心,桥上桥下有五名女子,手执长剑、盾牌等兵器,一辆马拉的诏车行至桥中央,车上主人已跌落桥下,左右各有一名女子,乘船持兵器刺向他,画面的右上角有榜题“七女”二字。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也有类似壁画。画中描绘了一座木质拱桥,桥上刻有“渭水桥”的字样,标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在位期间,曾在渭水上建造了一座长桥,连接了咸阳宫和兴乐宫。这座桥在秦汉时期经过了多次修建和扩建,是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壁画中还出现了一辆主车,旁边有“长安令”的字样,周围有九匹奔马,形成了对马车的包围之势。其中,上排奔马上方刻有“七女为父报仇”的字样,这与高陵出土的“七女复仇”画像石在题材和结构上高度相似。

此外据邢义田先生考证,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画像石和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石等处也存在类似性质的“血亲复仇”图像,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高陵发现的那幅“七女为父报仇”画像虽然在内容、布局、人物形象等方面都与刚才提到的两个汉代时期的画像十分接近,但却有一处题榜明显不同:明确时间是东汉时期的和林格尔那幅图,在车骑中间题有“长安令”的字样,而发现于曹操高陵的画像石上,题榜却写作“咸阳令”。

这种差异颇为有趣,因为秦朝时期咸阳是都城,设有“咸阳令”这一官职,而没有“长安令”。到了汉朝,随着都城的东迁,咸阳被更名为新城,后来又成为长安的一部分,最终在武帝时期更名为渭城。因此汉朝时期,是有“长安令”而无“咸阳令”。连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称呼都出现了差错。说明随着时间发展,东汉时期的人们已经对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比较模糊了。

七女复仇的真相

如前文所言,“七女为父报仇”画像以前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前右室、左石室及莒县东莞孙氏阙中都发现过。但是由于没有更多的文字内容,学者最初只能将此类画像称之为水陆攻战图。而东莞孙氏阙的画像石左上角虽然有“七女”二字榜题,但这仅有的两个字不足以让人们了解画像中的故事。直到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了旁边带有“七女为父报仇”题榜的、几乎相同的画像石,人们才明确了这些画像所描绘的事件。

可见画像(或壁画墓)上的榜题文字至关重要,对解释画面内容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上的墨书榜题多达226项,这些文字对每幅壁画的内容乃至具体细节都做了明确而详细的注释,为后人解读这些壁画提供了可能。

关于“七女复仇”的故事,在《列女传》等传统文献中虽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如果我们翻阅一些早期的资料,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沔水注》记述,在陕西城固县北有一地,名叫“七女冢”。

“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坑崩,出铜不可称计。得一砖,刻云:项氏伯无子,七女造墩。世人疑是项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堰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

相传汉代项伯死后,他的七个女儿在此地为其取土筑坟造冢,故得名。但此项伯肯定不是射阳侯项伯,应该只是一位同名的项伯而已。尽管“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在史书中记载不多,但从多处墓葬的发现来看,这个故事在汉代应该广为流传。而根据考古发现的“七女为父报仇”画像地域分布情况来看,这个故事当时可能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尤其是在讲究忠孝和民风强悍的齐鲁幽燕之地颇受推崇。汉代今文经学派(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成的学派,与之对应的是“古文经学派”)提倡以孝悌为本,对血亲复仇给予充分的肯定。东汉时期,子女为父母复仇的行为也比较多,并能普遍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甚至最高统治者的理解和赦免。(可参见国历君往期推送报备官府即可手刃仇人?《第二十条》放在古代怎么判?)

魏晋之后,国家层面不再提倡“冤冤相报”的复仇行为,对于严重的“血亲复仇”行为甚至加以惩罚。汉代流行的“七女为父报仇故事”也就逐渐消失,淡忘于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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