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去世的孩童，其墓志竟在曹魏墓中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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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宁三年（170），京师雒阳平静而压抑。第二次党锢之祸阴霾尚未散去，三月三日又发生日食，在汉代，这种天象被视为上天敲响的警钟，提醒在位的汉灵帝需要“改身修政”，好在此时王朝统治还算平安无事。日食发生半个月后，三月十八日，厄运却降临到雒阳以南七百里，南阳郡宛县的大户许家——许姓夫妇5岁的儿子许阿瞿不幸夭折。

瘟疫流行的东汉晚期，儿童夭折很正常，但许阿瞿的父母却难以释怀。他们担心年幼的孩子在另一个世界孤苦无依，按照事死如事生的习俗，为孩子精心修建了墓地安葬，还专门请来工匠，在一方石板上刻下爱子许阿瞿生前玩乐的图景并附有百余字铭文，将石刻随着孩子一同葬入墓中，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得享极乐。时隔1803年，这块刻有铭文和画像的石板被考古人员发现，可奇怪的是，尽管石板铭文刻于东汉建宁三年，但发现它的地方却是一座三国曹魏时期的墓葬。

这位东汉小朋友在去世后的数十年间究竟经历了什么？

北寨汉代墓群一号墓墓门

被定格的童年

1973年，河南省南阳市东郊李相公庄的社员在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座三国曹魏墓葬，一同出土的还有这块记录着孩童许阿瞿的墓志画像石。该石长112厘米，宽70厘米，保存完好，左方的墓志铭文如下：

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逐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羸劣瘦 □，投财连篇，冀子长哉。□□□□，□□□此，□□土尘，立起□埽，以快往人。

铭文共136字，为隶书，详细记述了许阿瞿夭折的时间、年龄以及亲人悲痛和思念之情。可问题来了，一位去世于东汉晚期的孩童，其墓志画像石为何会出现在曹魏墓里？

这就得看看他身后的世界——许阿瞿去世14年后，黄巾起义的惊涛骇浪拉开东汉帝国崩溃的序幕，此后数十年间，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南阳郡宛城与北部接壤，先后经历黄巾、袁术、张绣、刘表、曹操等势力的反复争夺。许家虽是富户，亦很难在乱世中独存，大概早已衰落，爱子的墓地也无人打理。

汉末战争中，曹操等军阀为弥补军饷的不足，甚至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职，专司盗墓取财，贴补军饷。盗墓之风盛行的乱世，安葬在南阳郡的许阿瞿墓惨遭盗掘，陪葬品早就被洗劫一空，唯独留下一堆看起来不值钱的墓砖、石刻，东倒西歪地散落于荒草间。到了三国曹魏时期，这些墓葬砖石又被一些当地人捡来二次利用，许阿瞿墓里的那方画像石也被人搬去当作墓顶，这方画像石也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一经发现，便引起郭沫若等学者高度重视，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方画像石对墓主人的姓名、纪年等信息记录得非常详细。可若对汉代风物不甚熟悉，看第一幅画就会感觉有些怪异：画像上是一名幼童跽坐于榻上，旁有铭文“许阿瞿”三字表明其墓主身份，可在他身后却站着一名成年人，手拿一把类似菜刀的东西对着这名小孩。

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

这难道是一宗凶杀案吗？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身后站立者所持的是一种被称为“便面”的扇子，通常以竹子编成。江西省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出土过一把竹编扇，形状就与画像石上的类似，可知早在春秋晚期，这种类似菜刀形状的竹编扇子就已存在。所以，第一画表现的是一位仆从正持便面扇为小少爷扇风的场景。

再看许阿瞿前方，依次站着三位头梳双髻，赤身只着短裤的孩童。离他最近的孩童手中托着一只鸟，有人认为是真鸟，也有人认为是汉代孩童玩具。汉朝小朋友也拥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尤其是会飞翔的动物造型颇为流行，常以木或青铜制作。画像石上的另外两名孩童一名牵鸠车，另一位似在作驱鸠车状，玩得不亦乐乎，看得出这些小伙伴都在卖力逗阿瞿开心。这方画像石上的场景，生动展现了古时的“鸠车之戏”。

画像石的下格雕刻的是舞乐场面，由左至右一共5人，他们或扣盘击节，或飞剑跳丸，或踏盘鼓甩袖而舞，或抚琴而歌，或吹排箫助兴，场面十分热闹。想必这是阿瞿的父母担心“永与家绝”的爱子在泉下孤独，特意为他请来乐舞团，也无形中记录了东汉时期南阳地区富贵人家童戏和百戏场景。

画像石为何出现晚

一方石板，两层画像，已能传达如此多的时代信息。与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类似的，还有现藏四川博物院的“王孝渊东汉顺帝永建三年”画像石墓碑，它们同属融画像石与文字碑为一体的石刻艺术，后者时间更早，刻于东汉永建三年（128）。此碑四面均刻有浮雕图案或人物鸟兽。碑正面上部分刻有男、女立像及跽式女像，顶部刻朱雀一只。下部分为隶书文字，共13行。内容不仅记述了墓主王孝渊生平及刊石立碑日期，还详细记载了建造工匠的姓名，这种有准确纪年记事的汉碑非常珍贵。尤其该碑叙述墓主生平时还提到其祖先来自关东，因“汉徙豪杰”而迁入蜀地，这些信息无疑是研究汉代徙民政策的珍贵参考资料。

宋代《清明上河图》这类大型风俗画出现的千年之前，能够直接反映汉朝人生活的图像资料，主要就源于画像砖与画像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

画像砖与画像石皆以砖石为材料，两者有何区别？简单地说，画像砖是指模印或捺印有图画的砖，其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介于雕刻与绘画之间，虽然也有浅浮雕和线刻的雕刻形式，但整体更接近于绘画艺术的效果。从时间来看，画像砖制作历史更早，至少能追溯到战国后期，咸阳秦宫遗址出土的地砖已经出现雍容大气的龙凤及人物图像。到汉代，墓葬画像砖里出现大量空心砖，题材亦多种多样，包括神仙、宴饮、百戏、乐舞、戈射、播种、渔猎、庖厨等等，画面生动。

“王孝渊东汉顺帝永建三年”画像石墓碑，东汉，现藏四川博物院。该碑四面刻有人物、鸟兽等浮雕图案以及记述墓主王孝渊生平及刊石立碑日期的文字

画像石则是典型的石刻艺术，通常出现于汉魏时期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的构石进行雕刻。不仅出现的时间较晚，制作难度也远高于画像砖。制作画像石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需满足的第一条件是石材，这些材料通常需要在靠山之处采集。第二条件是运输，与空心砖不同，石头不仅体量大，而且沉重，不易移动，因此运输上需要耗费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目前发现的汉画像石，主要有河南南阳、安徽萧县、江苏徐州、山东嘉祥、山西吕梁离石、陕西北部地区。两汉时，这些地区要么经济比较发达，要么交通较为便利。

并且，画像石制作时间长、难度高，尤其是第五个步骤，需要使用凿、錾等工具来进行雕刻，这又与汉代铁器迅速发展与铁制工具的普及密不可分。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画像石到了西汉中期才出现。

沂南北寨汉代墓群一号墓墓门上的攻战图，东汉。此图又称“水陆攻战图”，可能是用来颂扬墓主人生前的显赫战功

画像石上的历史典故

两汉时期的社会，道家思想和民间宗教十分活跃，而官方儒学占主导地位。这些思想碰撞也可以从画像石题材找到痕迹。一方面，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思考与成神为仙的愿望结合，甚至充满向往。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人们对古代贤君明臣、武功爵勋、贞节烈女、殉国刺客也尊崇有加。在此氛围下，经史典故和古代人物成为汉画像石的另一大主题。

这类画像石主要出现于汉代祠堂和墓地，具代表性的有山东省曲阜市周公庙的“元圣殿周公负扆图刻字”，该画像刻石镶嵌于殿堂西北墙壁，刻石已残破，只能看出一人拱立，左端隶书“周公”二字。同类题材比较清晰的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东汉周公辅成王庖厨图画像石”。该石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周公辅成王故事，图中一人端坐中央，地位虽然尊崇，但形体较小，应为年幼的成王。左右各有四人站立，左者一人，躬身拱手，神态谦卑，正在向成王奏报，此人就是被后世敬仰的周公旦。下层雕刻的则是完全与周公无关的庖厨场面，右面在宰猪、牵羊，中间有在洗涤者、治鱼鲜者；左面上方挂鱼鸭，下方为灶，一人蹲坐在灶旁烧火，这些日常生活场景显然是现世之事。

周公辅成王庖厨图画像石，东汉，高 63 厘米，宽 77.3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孔子见老子”属于较常见的历史题材，已发现的该主题画像石总数超过30幅，主要出土于山东、江苏、陕西三省，其中又以山东居多，囊括古今历史典故的武梁祠画像石也不例外。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金石学家黄易发掘武氏墓群石刻时，发现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生动描绘了鲁昭公与孔子同车适周，向老子问礼的场景。保存得更清晰的同类题材代表是现藏山东博物馆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该石于20世纪初出土于山东嘉祥县五老洼。该画像石图像为凹面线刻，共分两层：上层为孔子见老子图像，自左依次列14人，孔子和老子皆有文字标注，处于他们之间一名小儿，推测为“三难孔子”的神童项橐。不过关于项橐事迹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战国策》，比孔子、老子二人要晚得多。

画像石里还刻有孔子的车马以及其他弟子。老子身后立一人，孔子身后（左侧）有二人相对状，其左边一人戴雄鸡冠，张臂有力，推测为孔门弟子子路。画面左边又刻有八人，左七人一列皆右向立，居前一人身材矮小，佩剑，其身后六人作依次随行状，其面前一人作恭迎之状，画像石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儒、道两位始祖互敬互学、切磋学问的历史画卷，也证实了早在东汉时期，“孔子见老子”这一典故已广为流传。画像石下层刻有两列骑兵或拉弓射击，或策马冲锋的战争图像。按照东汉历史题材画像石的布局风格，下层应为东汉时代的军戎场景，两层画面一文一武、一古一今，相得益彰。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东汉，纵 38 厘米，横 165 厘米，现嵌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的墙上。下图为清代拓本

经史典故主题的汉画像石里，甚至会出现历史人物神化、异化的情况。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家喻户晓，尽管后世对“扁鹊”究竟是人还是官职，其人究竟是否存在，存在诸多争议，都不及汉朝人那样脑洞大开——扁鹊变成了人首鸟身！

山东微山县西北出土的“两城山汉画像石”，共17石，刻于东汉永和二年（137），其中最著名的是4幅扁鹊行医图。画像中，扁鹊人面鸟身，尾成束状，成了名副其实的“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幅都有他以手持针准备给病人治疗的场景，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姓秦氏，名越人”，遍游齐、赵等地行医，在虢国时，正逢太子病亡，扁鹊以针灸术使虢太子死而复生，由此成为名闻天下的神医。这些事迹经过几百年的流传，扁鹊行医事迹越传越神，就连他本人也成为人面鸟身的仙人形象。

两城山汉画像石“扁鹊行医图”，东汉，现藏曲阜孔庙及孔府。图中扁鹊为人面鸟身形象

岁月无声，唯石能言。汉画像石的魅力所在，不仅是它作为精美古代石刻艺术品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更可贵的是，东汉以来，画像石题材包罗万象，囊括汉代的风土民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社会活动、农耕方式等时代百景，通过一幅幅石刻图像呈现，将汉时风貌永远定格于磐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