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心叵测！印军如何重构中印边界战争记忆？

【文/邓红英】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是时间短暂、规模较小的双边冲突，但在印度却成为绝难忘却的耻辱记忆。为什么一场有限战争却在印度成为“羞辱”、“耻辱”甚至“国耻”记忆，并长期干扰着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呢？

本文分析印度军方群体的1962年战争记忆，引证的史料主要是参与战争的高级军官自传性记忆。因为，抽象的集体并不能承担记忆任务，记忆还是要由个体实现，“人们可以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的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立足于个人经历和认识，印度军方最初的战争叙事主要是一种失败记忆。随着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威望，该群体重构了新的战争记忆。虽然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在其国内得到传承并发挥了较大影响，但在印度国内外一直遭受质疑和争议，历史事实而不是权力操纵才是战争记忆的真正基础。

一、苦涩的失败：印度军方最初的1962年战争记忆

在我国史学界，集体记忆被界定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回忆，“特定的集体记忆反映着特定群体的价值取向、心态结构、技术水平、认识程度、叙述手段等文化特征”。作为当事方，印度军方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初始记忆是经由直接体验而得的。大量的人员伤亡被俘和接连的战争溃败逃亡，不仅使印军士兵及指挥官陷入恐慌和混乱，还波及到边境地区、本土社会乃至政府高层，并招致印度国内对军队战败的愤怒、嘲弄及追责要求。显然，印度军方初始战争记忆既与战场形势有关，也受到印度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和制造流血冲突，迫使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中印边境地区并不存在一条确定的边界线，最初中国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分歧，但1961年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进攻性的“前进政策”，其逻辑是：既然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战争，谁成功建立哨所谁就能提出领土主张，占领就是90%的法律，印度应尽可能地跟上中国和保留象征性哨所。在高层的命令和督促下，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增建哨所，甚至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国领土上修建哨所，还多次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

英国伪造的英属印度与中国的划界的“麦克马洪线”。中方多次公开否认，但印度却试图用作侵占中国领土的背书。

1962年9月18日，印度官员公开宣布军队已经接到要将中国军队赶出“印度领土”的指令，10月8日，尼赫鲁的亲信、第四军军长考尔亲临前线指挥“驱逐中国军队”的战斗。印军打死打伤多名中国军人，企图占领克节朗河以北地区。10月10日，中国军队击退印军进攻，但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没有乘胜渡河追击。印军继续在克节朗河以南盘踞，还空运大批作战物资和紧急增援部队，准备再次发动进攻。10月12日，尼赫鲁对媒体声明，已下令印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印度领土”上驱逐出去。10月17日，印军再次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18日晚印度国防部宣布印军已把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10月20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对印自卫反击战。

印军很快遭遇连续挫败。在中印边境东段，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使印军快速失去有利地形，退路和通信联络也被切断，人员大量伤亡。印军第七旅一天内即被中国军队击败，除了少数人负隅顽抗外，大多数人是被俘、投降或四散逃窜。在吉米塘、达旺、色拉等地的印军均不敢坚守，纷纷向南溃逃，中国军队乘胜追击，直抵达旺。10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三项建议，中国军队在达旺附近集结和休整待命，没有渡河作战。

但印度政府忙于积极备战而不是和谈。10月26日，印度总统宣布全印处于“紧急状态”，印度组成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战争动员，大力增加军火生产，招募新兵和扩充武装部队，加紧向中印边境地区运送武器装备、作战物质并增派部队。11月14日，印军部署完毕后在瓦弄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队多路并进，在对印军形成合围后于18日发起总攻，印度第四军第四师迅速瓦解。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进到传统习惯线附近。与此同时，中印边境西段的中国军队彻底清除印度越境修建的哨所，收复大片被占领土，迫使印军退守列城、楚舒勒等地。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为时一个月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取得完胜，印军被击毙4885人，包括印军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等3000余名官兵被俘。

被我军缴获的印军部分武器弹药及飞机

在连续军事溃败和大量人员伤亡之后，印度士兵无心作战，指挥官也士气低落。考尔回忆，第四师违背坚守命令从色拉撤军，半路上又被中国军队伏击，人员死伤较多，撤退更加混乱，许多人趁着夜色四散逃亡。为了逃命，一些士兵放弃了武器、弹药以及无线设备，有的士兵还逃入山中，一路上缺吃少喝、忍饥挨冻。战场溃败特别是前线部队多次违令后撤，也重挫了印度指挥官的作战信心。达旺失守后，考尔即向总理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建议请求外国军事援助，瓦弄溃败后考尔更加惊慌失措，要求上级支援物资并建议“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毫不拖延地寻求外国援助”。

因战事吃紧，印军高层紧急商议阿萨姆平原防御计划，东部军区司令森却说没有可用的军队，“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停火”，考尔则立即制定了将第四军军部从提斯浦尔撤离的计划。对于前线高级指挥官的恐慌，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大为不解，“……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军界里，惊慌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甚至军部的战况报道也是极其耸人听闻的；而且关于惨败的程度，也是大大夸张了……在我看来很明显，自从10月20日，军部和军区司令部的指挥与参谋系统实际上已经瓦解。”

印军战败恐慌迅速波及印度边境地区、本土社会乃至政府领导人。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回忆，印度东北重镇提斯浦尔呈现一派不安定的景象，一些居民极为惊恐，谣传中国士兵会挖掉俘虏眼睛后立即枪毙。印军撤离提斯浦尔后，“东北边境特区”甚至是阿萨姆邦都被恐慌席卷，出现混乱无序局面和疯狂外逃情况，政府宣布不再对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负责，地方政府计划炸掉机场和油田，官员在释放囚犯、焚烧文件和销毁纸币后逃走。

千里之外的首都新德里也陷入恐慌，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是德里极度惊惶的一天，我第一次见证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坊间到处是各种流言蜚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500个伞兵分队将空降新德里，除了接管城市，一个更引人瞩目的任务是重新安置Ｋ.梅农……中国人据说实际已在提斯浦尔郊区。那天几个人告诉我考尔将军被俘。”军事溃败还让政府领导人震惊和恐慌，尼赫鲁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恳求支援，在信中他惊恐地写道：“随着中国人大举进军，整个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受到严重威胁，除非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这一潮流，否则整个阿萨姆、特里普拉、曼尼普尔以及那加兰也将落入中国人手中。”

在印度国内，出乎意料的溃败还引发了对印军的愤怒和指责，这更加剧了军方的恐慌感受和失败屈辱。多年来，印度高层承诺已经做好了军事准备，冲突前大多数报纸留下的印象是中国人很快会被“赶出”印度领土，考尔接替任务的任命、组建新的集团军及政治层面的英勇讲话，都提高了印度人的速胜期望。战争开始后，事实却是印军不断溃退、中国接连获胜，印度公众对军政官员怒火中烧，直接指责以国防部长梅农为首的高层领导人。因战争准备不足、战斗失败及士兵溃逃等，印度陆军也成为指责对象，公众普遍认为陆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进行抵抗。面对激烈指责，印军高官惊恐不安，陆军总部作战处处长帕特利回忆，在战败返回德里途中，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忧郁、焦虑、惊慌、默默流泪，还方寸大乱、举止失措地向年轻下属询问他是否需要辞职。

二、逃避责任和修复形象：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的重构

战争结束后，印度军方的战争叙事很快改变。最初的失败恐慌让位于愤懑不满，既指责中国的“侵略”和“背叛”，又揭露印度政府特别是高层领导人要为战败担负主要责任，还抱怨印度议会、媒体、反对党乃至全部印度人都有罪，并宣扬印军官兵作战英勇。印度军方转向逃避战败责任和修复群体形象，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社会氛围及政治形势的转变有关。

在梅农、考尔等军政高官陆续去职后，印度社会对军方的态度从谴责快速转变为颂扬。因为，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印度当务之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军事力量，印度社会舆论和朝野政党都致力于鼓舞军队士气，大搞爱国主义教育，不再急于追究印军战败责任。

早在1962年10月22日，印度主流媒体就鼓吹，印度对华作战虽败犹荣，重点是印度人坚持抵抗和印度士兵表现出色，而这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新的勇气、决心和信心。10月29日，《印度时报》呼吁，不应该相互指责或对出错原因进行事后分析，目前不要追问印度军队在“东北边境特区”准备不足的这个根本问题。印度政府还致力于营造一种“英勇”、“团结”、“爱国主义”的社会氛围，以维护印军正面形象和提升士气。在1962年10月22日的全印广播讲话中，尼赫鲁虽对军队在前线的挫折和失败感到悲痛，但高度肯定印军官兵勇敢地面对人数更多的对手。印度政府还为陆军失败寻找各种借口，包括被中国“从背后捅了一刀”，中国军队人数更多、武器更先进，就连色拉溃败也被宣传为“有计划的撤退”、“军事史上伟大的一页”，导致作战处处长帕利特自嘲军人在战败后感到羞愧是自己强加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也是印度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

印度在野党也不遗余力地维护印军形象，英印社区议员弗兰克·安东尼强调，“东北边境特区”受挫不是战士们的失败，而是没有经验、水平低下的指挥官的失败，有关军事调查不要因造成误解而玷污了在世界战场上用鲜血和勇气刻写的印度士兵的不朽形象。最终，赞美印军特别是阵亡军人成为印度各党派共识，印度众议院通过了尼赫鲁提出的决议：“……对我军官兵在保卫边境时的英勇斗争表示高度赞赏，并向为捍卫祖国荣誉和完整而献出生命的烈士表示敬意。”在有利的社会氛围下，印度官兵基本上未被追究战败责任。直到1963年9月16日，“东北边境特区”只有四名官员被追责，唯一的一名军官也只罚了6个月工资和给予严重警告。

然而，军事溃败还是在印度引发了激烈党争，印度军方再次面临战败问责危险。最初，印度反对势力集中攻击国防部长梅农，指责他没有预见战争，也没有制定足够的防御计划，更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是印军未能有效抵御中国“入侵”的主要原因。尼赫鲁不得不让梅农辞职并自任国防部长一职，但仍未平息内部怒火。利用议会平台，反对党不仅攻击尼赫鲁政府的国防政策和对华政策，还全盘否定其国内政策和不结盟外交政策。1963年8月19日，印度反对党还提出了对尼赫鲁政府的不信任案。

为了摆脱战败追责压力，尼赫鲁将公众怒火引向中国，不遗余力地指责中国“威胁”和“背叛”，将印度塑造为中印边界战争的“受害者”。在1962年11月8日的人民院会议上，尼赫鲁全面攻击中国，指责中国近五年来“越界侵略印度”，如今又“大规模入侵印度领土”，“我认为，他们完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相信战争是解决任何问题的唯一方式……这对印度及世界其他地区都是一种危险状态。”印度政府还掀起反华舆论战，如批评中国的边界主张“毫无根据”和“无力”，抨击中国是“印度自由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者”以及“亚洲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指责中国是不结盟运动、“亚非团结”、国际法、世界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威胁，宣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都不值得信任，等等。

在印度反华民粹情绪高涨、失去理性的背景下，印度共产党督促中印双方保持克制的立场不被公众接受，其在全印的办公室和党员均遭到暴力袭击。迫于形势，1962年11月1日，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谴责中国“侵略”的决议。最终，尼赫鲁将战争归咎于中国的说法得到印度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印度人民院通过了一个超党派的反华决议，指责中国“背叛了”印度的“善意和友谊”以及“两国间商定的潘查希尔原则”，中国军队对印度进行了“侵略以及大规模的领土侵犯”。

然而，印度政府将战争完全归咎于中国未能平息内部党争，反对派坚持追究战败责任，尼赫鲁不得不同意进行军事溃败调查。战争调查委员会由亨德森·布鲁克斯中将和普莱敏德拉·辛格·巴贾特准将两人组成，印度军方指责这是一个被操纵的调查。首先，调查工作范围受到限制。考尔等人指责，调查委员会是由陆军参谋长任命的在役中将和准将组成，级别不高，人数极少，工作范围只涉及培训、设备、指挥系统、军队体质及指挥官能力，目的限定为吸取军事教训，并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或追究失败责任。在印度政治体制中，军队从属于政府，印度政府让陆军自行组织调查并将工作范围限定于军队及军事战术层面，显然是想让战败调查可控和回避尼赫鲁及国大党政府的战败责任。其次，调查工作过程存在较多纰漏。考尔指出，他曾要求与布鲁克林会面并得到陆军参谋长乔杜里的许可，但布鲁克林接到的命令却是不对他进行口头调查。

实际上，调查委员会并未接触到全部文件，如帕利特拒绝交出其保管的来自总理秘书处、外交部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文件，理由是总理或国防部长才能授权向一个非部长级调查委员会公布相关文件。最后，调查结果没有公开。在反对派的压力下，1963年9月2日，国防部长恰范只是在人民院简要介绍了报告内容，提及印军在训练、设备、指挥系统、军人体质、指挥官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以国家安全为由，国大党政府拒绝对外公布调查报告的详细内容。反对党指责尼赫鲁及其政府试图掩盖罪行和要求公开细节内容，但在印度议会以346票对61票否决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后，反对党难以撼动尼赫鲁政府地位，调查报告最终未能公之于众。

很多印军人士特别是参战军官反对由印军担负战败责任，指责印度政府乃至每个印度人都是“罪人”。达尔维指出，印度公众认为陆军应对1962年军事灾难担负主要责任，当“东北边境特区”的调查主要局限于失败的军事原因时，这一观念得到了证实，这实为被告写了自己的指控书。尼赫鲁去世后，考尔、达尔维、普拉沙德等高级军官相继出版回忆录，积极开脱自己乃至印军的战争责任，将印度政府特别是领导人描述为主要责任方。如帕利特说，一个阴险举动是将在克节朗河地区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卸给陆军，但他保管的1961年11月总理会议文件清楚地驳斥了这种指责。达尔维详细描述了印度政府及领导人的种种失误，他强调1962年是一次全国性失败，每个印度人都有罪，包括高层、反对派、总参谋部、公共舆论、媒体以及他自己，印度政府在各个层面都犯下了大错。

在向印度政界推卸战败责任之时，印度军方也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建构的“中国加害记忆”，积极参与对华“揭露”和“谴责”。一是从边界立场角度指责中国是“侵略者”，如Ｓ.Ｒ.约里指责中国有意不签《西姆拉条约》，以便找到借口制造麻烦和根据需要对印度发号施令。二是从军事准备角度指责中国对印战争是“计划完善”和“蓄谋已久”。达尔维指出，从1951年起特别是在1959年后中国持续的防务准备明显是针对印度的，在边界争议区中国不攻击印度和挑起冲突是“欺骗”印度，以至于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因边界分歧走向战争。

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和印度政府来为己方推卸责任的同时，印度军方还大力宣扬印军官兵英勇作战并降低战败程度，以重塑群体形象。尽管战后印度政府祭奠亡者和表彰“勇士”，但战时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还是极为不满，声称印度士兵的英勇传统被遗忘，他撰写回忆录的主题之一是记述士兵的坚定、勇气、决心以及忠诚。作为最高军事行政领导人的国防部长恰范也极力维护印军形象，对战争时期的军队问题轻描淡写和刻意回护，并有意减小战败对印军形象和声誉的损害。一是给印军战败寻找各种借口，包括攻击突然、作战地点偏远、地形不利等；二是强调印军在战斗中也有良好表现，如人数处于劣势的印军在拉达克地区做得很好，印军在瓦弄的撤退保持了有条不紊并让“敌人”付出了代价；三是所谓印军失败有点夸大和为时尚早，因为战争持续时间不到两个月，实际只有2.4万的印军参加战斗，最重要的是谁赢得最后胜利。

被我军俘虏的印军步兵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中）

总之，因中印边界问题未能和平解决，中印关系依旧紧张，印度朝野和社会不是追究军队战败责任，而是鼓舞印军士气和建立其国家“救星”形象。虽然在反对派压力下印度政府不得不进行战败调查并隐晦指出军方的战败责任，但在执政党的操控下，印度军方和政府的战败责任调查和追究最后均是敷衍塞责、不了了之。印度学者指出，因尼赫鲁及其政府地位牢不可破，其将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国的说法成为印度的主流观点，并在全印鼓动团结反抗中国的爱国主义热潮，尽管军队领导的表现毫不突出，一些媒体和政客却帮忙建立军队是国家“救星”的形象。换言之，在印度政府的操纵下，中国“加害者”叙事成为全印范围的集体记忆。在印度社会的共谋下，印军“英勇”作战说法也成为印度1962年战争记忆的一部分。

三、认同与争议：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的接受问题

中印边界战争记忆研究不仅应该厘清由事件、认知、情感等构成事实内容和价值判断，还要进一步探究记忆的讲述和流传，如“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等。在印度1962年战争记忆中，分析战败原因并吸取教训是各界人士最为重视的内容之一，印度军方常常以吸取战败教训为名表达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军方诉求也符合印度政府维护统治地位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需要，在战后推动了印度的国防建设、安全体制改革以及对外政策调整，在印度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接受。

印度军方强调军事准备不足是战败的主要教训，要求尼赫鲁政府重视提升国防力量。战争期间，印度前线部队武器、装备等各种物资短缺情况已被媒体披露，战败后，退役军官更为详细地回忆了军队军事准备不足及其问题来源，呼吁加强国防建设。印军主张得到政府和议会的一致支持，1961年印度国防开支是32.7亿卢比，1962年《防务法》签署后印度国防费用快速增长，1963年达到81.6亿卢比和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54%，1971年国防费用高达152.5亿卢比，十年间印度国防费用增长了近5倍。

印军还激烈指责政治领导人干预军队人事安排和指挥作战导致了战败，迫使印度政府提高军方在国防决策中的地位。恰范就任国防部长后采用了“晨会”制度，即国防部长、国防部各部部长、三军参谋长、国防秘书、国防部财政顾问等定期集会，主要是对国防重大政策和问题进行协商和决策，同时协调政务官、文官以及军官间关系，让印度政务官和文官不再随意干预作战指挥，并在军事决策时重视职业军官意见。

在印度军政部门的联合推动下，“中国背叛”、“中国侵略”等成为印度的国家记忆，印度对华既敌视也不信任，奉行军事实力主义政策。印军将中国作为重点防范对象，原东部军区被划分为东部和中央两个军区，新的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加尔各答，下辖孟加拉、阿萨姆和“东北边境特区”，全印四分之一的兵力被部署在靠近中国的北部和东部边境。

冷战后，印军战争记忆仍然得到接受和传承。在1992年印度国防部出版的战史中，印方继续将战争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同时公开指责以尼赫鲁为首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梅农。如今，印度军方再次成为政党博弈的受益者，国大党的主要对手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国内主流舆论将尼赫鲁、中国而不是印度军队作为1962年战争的主要指责对象。2022年印度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的人认为是中国（31%）而不是印度（18%）对战争负有最大责任，高达87.7%的人表示中国不可信任。与此同时，46%的被调查者认为尼赫鲁应对惨败负责。至于印度军方的战败责任，49.1%的人认为印军失败源于准备不足和人数少于中国的，50.9%的人还认为印军做好了准备并与中国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然而，印度军方的1962年战争记忆不仅没有得到中方的认可，在国际社会甚至印度内部都存在接受不足问题。战争结束之初，作战处处长帕利特就抱怨国际社会对印度立场的接受和支持不足，苏联没有明显支持中国或印度，最令人痛心的是亚非国家对印度的困境缺乏同情，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之外绝大部分不结盟国家领导人都明显不认同印度的观点，一些人还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在冷战形势下，西方主流媒体最初“……完全倒向印度，谴责中国的‘侵略’，塑造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基本认识”，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以阿拉斯泰尔兰姆和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为代表的修正派学者，他们或指出印度挑起战争，或主张中印双方都有责任，这对西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英国作家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在其《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指出，是印度军队奉行印度政府侵略扩张主义政策，在中印边境地区大规模入侵中国挑起非正义战争

在印度国内，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也遭遇了异议和质疑。首先，所谓“中国背叛”、“中国侵略”站不住脚。对于尼赫鲁的被中国从背后捅了一刀的抱怨，考尔说，印度古代就有不能预判敌人行动并抱怨被背后捅了一刀的国王应被罢黜的说法。印度政府一直指责中国侵占其领土，但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在发给陆军的地图上发现塔格拉山脊和克节朗河都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在他反映情况后印度政府却继续命令印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驱出。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意识到将1962年战争归咎于中国并不正确。立足于丰富的档案材料，印度外交部前历史司主任贝森总结指出，尼赫鲁的中印边界立场不合理，其拒绝谈判的处理方式于国家是不负责任，中国也并非完全背信弃义。

其次，印度军方将战败归咎于印度政府及领导人不太成功。在文官治军体制下，战后初期印度国防部和陆军的在职高官选择服从和配合政府隐瞒罪责，战败调查报告没有直接指责尼赫鲁及其政府，军队高官同意不对外公开调查报告的详细内容，也没有积极揭露和追究政界的战败责任。印裔学者阿南德不认可右翼政党和鹰派一味指责文职政治领导人的做法，他说，“……政治领导层显然未能阻止战争，但最终实际上输掉战争的是各级军事领导层。导致领土迅速丧失的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的德里、指挥部和野战部队的各级指挥官之间的傲慢、无知、宿命论、失败主义和混乱”。

实际上，印度军队对战败显然难辞其咎的，印度国防部出版的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战败的根本原因是领导能力和士气问题。再次，对于印度士兵特别是拉达克地区印军进行了英勇战斗的说法，也不乏质疑之声。考尔极力否认印军在拉达克地区的战斗优于“东北边境特区”，楚舒勒从未遭到攻击却虚构了顽强抵抗印象；中国在拉达克也完全挫败印度陆军并攻占了许多哨所；拉达克的战斗规模更小而不是战斗更为激烈；印军在拉达克的作战条件优于“东北边境特区”。阿南德还考证指出，印度北部边境地区很多士兵个人英勇事迹都是人为制造的，这是印度精英们的宣传，目的是制造大众民族主义和阻止对导致战败的官方政策进行审查。

印军被俘军官（左起）：拉顿·辛格中校、阿鲁瓦利亚中校、达尔维准将、瑞克中校、泰瓦利中校在拉萨参观布达拉宫时的合影

印度军方的1962年战争记忆接受程度不足，反映出其战争记忆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历史叙事上主观选择性太强而客观真实性不足，如很少涉及英国和印度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侵略和掠夺，忽视和歪曲中国的边界立场和争取和平谈判的努力，夸大乃至捏造印度的“胜利”故事和“英雄”事迹。二是价值取向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印度军人的个人战争回忆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在有的地方还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之处，但这些个人记忆也有相同之处，如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解，同时也竭力维护军队整体利益，不满由陆军担负全部的战败责任，为此有意隐瞒或回避自己以及印度陆军的战争责任，并企图通过吸取战争教训来提升印度军队地位、加强国防建设以及重塑军队形象。三是心态结构上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沉沉湎于失败主义或复仇主义等负面情绪，存在明显的受害者心理，将印度军队描绘为战争受害者，对外指责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精心准备”和“蓄谋已久”的，对内揭露以尼赫鲁为首的政治领导人既不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还忽视中国威胁。

结语

印度军方战争记忆的重构是群体利益驱使下政治操纵的结果，致力于推卸印军的战争责任，既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心态失衡，沉溺于失败主义或复仇主义等反华负面情绪。长期以来，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在印度国内外均存在接受程度不足问题，一是印度军方在印度内外都未能垄断战争记忆，即便在印度国内也无法长期保持话语影响力；二是历史事实而不是政治权力才是集体记忆的真正来源，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客观化，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日益遭受质疑。

实际上，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不仅政治化，还成为文化创伤。印度军方战争记忆的政治化重构既不能改变失败结局，也无法根除失败记忆，至今1962年事件仍被视为印度军事史上不光彩的一页。1962年边界战争的挫败、苦难、恐慌、屈辱等体验和感受，给印度军方及印度社会留下恐慌记忆，造成了心理创伤。在印度军政当局的联合作用下，中国“加害”记忆在印度社会广为流传和接受，成为印度的国家记忆并持续存在。又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多次上升，印度的战争创伤记忆不时被唤醒，战争创伤至今未能愈合。

印度军方及印度社会将1962年战争建构为“国耻”记忆，既阻碍中印和解，也不利于印度自身发展。治疗1962年战争创伤，印度军方乃至印度社会需要在求真务实、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再次重构战争记忆。

（观察者网摘自《边界与海洋研究》第九卷第一期2024年1月刊，有删节，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