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冲突中，土耳其是选择性指责吗？

导读：此次巴以冲突中，土耳其的表现尤其激烈，埃尔多安直接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攻击是侵略行为，还将以色列称为“战犯”，是中东地区的“占领者”，但另一方面，土耳其始终期待承担起斡旋者的角色，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土耳其这么做，背后有哪些考量？对此，土耳其学者比尔吉韩·奥兹图尔克向观察者网来稿，阐述此次巴以冲突中的土耳其立场，仅供读者参考。

【文/比尔吉韩·奥兹图尔克，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被哈马斯方面称为“阿克萨洪水”的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以及以色列随后入侵加沙，不可避免地导致巴以冲突在长期遭到集体忽视之后，成为地区和全球关注的焦点。自10月7日以来，各国对这场冲突的回应与政策也同样被置于聚光灯下。

土耳其对10月7日袭击事件和对于（以色列）持续杀害加沙平民的回应，在众多国家的各种回应和政策中占有特殊地位，原因基于以下几点。首先，安卡拉对10月7日袭击事件的反应，与对以色列先是从空中然后从地面进攻加沙的反应截然不同。安卡拉对10月7日袭击事件的直接反应是发表了一份平衡的声明，谴责并反对杀害平民，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避免诉诸暴力和扩大冲突。

但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安卡拉就开始对以色列使用非常严厉的措辞，甚至称对方为”恐怖国家”，因为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发动袭击，夺走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政治中立原则

安卡拉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采取了政治中立与有原则的立场，这种看似互不相容的回应实际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安卡拉严厉批评特拉维夫无差别滥杀平民的行径，但这并非出于对以色列国或其生存权的一种势不两立的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卡拉的立场不同于伊朗或中东地区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同样，土耳其对特拉维夫的长期政策并不像美国、英国、德国那样出于国内政治考虑，那些国家会为以色列的一切行动做辩解。

另一方面，安卡拉对巴勒斯坦国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也不是基于国内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考虑。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容忍巴勒斯坦行为体的一切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安卡拉除了发布第一份平衡声明外，还要求哈马斯领导层成员离开土耳其，以示谴责与不满。

尽管面对西方盟友数十年来长期施加的压力和批评，安卡拉仍拒绝将哈马斯视作“恐怖组织”，甚至自10月7日以来坚持这样做。

多年来，安卡拉并没有在哈马斯问题上遵循西方主流的做法，将其视作“恐怖组织”。安卡拉认为，无论从理性还是道义层面来说，这都是一项错误的政策。安卡拉认为，哈马斯至少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也是巴勒斯坦国理论上的两块主要领土（西岸和加沙）合法且事实上的权力机构。西方对哈马斯的主流态度是不道德的，当他们在孤立并给哈马斯贴标签时，并没有考虑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侵占与哈马斯抵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权力。

这样做也缺乏理性，因为多年来孤立并给哈马斯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只会将其进一步推向伊朗。迫使哈马斯只能同伊朗发展关系的政策，注定会令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系之一更加边缘化，因为伊朗长期被现存国际秩序边缘化。安卡拉基于制度规范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反对这一政策。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公开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 图自：视觉中国

哈马斯遭到边缘化并最终屈服于伊朗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和损害了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在安卡拉看来，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事业必须始终作为一种主流范式之争。进一步来说，安卡拉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采取了维持同哈马斯关系的政策，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如果有可能的话）伊朗对哈马斯的影响力，令哈马斯远离伊朗这个安卡拉区域竞争对手的影响力轨道。

自2006年哈马斯在加沙选举中获胜以来，安卡拉的目标便是通过与哈马斯的接触，将其改造成一个更接近安卡拉而非德黑兰的行为体。正是安卡拉这种在西方“不受欢迎”的政策帮助它扮演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甚至在全世界都独一份的角色：有能力同时与特拉维夫、哈马斯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话与保持联系。

土耳其这种独特地位是数十年来对巴以冲突维持一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基于某届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尽管在（特别是西方）舆论场与媒体平台上存在着广泛且主流的看法，但安卡拉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埃尔多安总统与他对哈马斯和其它巴勒斯坦行为体基于所谓意识形态或“伊斯兰主义”的好感。诚然，在埃尔多安的连任期间，安卡拉更加直言不讳地批评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但自从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位领导人或哪届政府，安卡拉始终会声援巴勒斯坦。土耳其清楚阐明的国策始终是：维持圣城耶路撒冷的现状，并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作为经谈判达成的“两国方案”协议的一部分。

大众团结

安卡拉对巴勒斯坦无处不在的支持，还体现在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方面，那就是整个土耳其社会对巴勒斯坦的一致感同身受与同情。虽然土耳其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许多差异，但支持巴勒斯坦的情绪却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如世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左翼与社会主义者等等，可以说，除了共同声援巴勒斯坦的事业外，土耳其社会中这些意识形态与世界观极为不同的派系之间找不到第二个共同点。因此，土耳其数十年来坚持的这项国家政策不仅仅是反映了精英与政府的意志，还拥有非常有机、强大，建立在深厚民意基础上的合法性与社会支持。

此外，无论是土耳其的个人还是政府，都始终以非常自信的方式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土耳其的政府与社会坚信，他们完全没有对犹太人的“历史负罪感”，比如德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埃尔多安总统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土耳其历史上并不欠以色列的债，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可以自由地对那个国家发表看法。”

外交动态

尽管安卡拉政府与社会均严厉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与侵略行为，安卡拉也有着同特拉维夫维持清醒、冷静交往的记录。即使在双边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尽管过去未能发展适当的外交关系，双方仍保持着贸易往来。同样，在10月7日前，安卡拉与特拉维夫一度即将全面恢复双边关系，共同启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合作计划。这也是为什么安卡拉对哈马斯在10月7日袭击以色列感到极为愤怒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0月7日前，安卡拉同特拉维夫进行了漫长而谨慎的和解磋商，而哈马斯袭击与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有可能令双方之前的关系正常化努力前功尽弃。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抗议者在以色列领事馆外声援巴勒斯坦 图自IC photo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即使10月7日的袭击没有发生，安卡拉与特拉维夫之间的和解也不可能完全免受外界的干扰。由于人道主义与历史/文化关切在决定安卡拉看待巴以冲突的态度中占据核心地位，以色列安全部队入侵阿克萨清真寺或像过去那样大规模侵略加沙等任何活动升级，都会破坏土耳其同以色列之间的互信与双边关系。

在决定安卡拉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时，人道主义与历史/文化关切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也是土耳其对于解决冲突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副产品，是土耳其在该问题上强调区域自主权的一部分。总之，安卡拉以深层与长远的眼光看待冲突，透过冲突框架内的突发事态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10月7日这样的事件只不过是更深层根本问题的表象而已。这正是安卡拉和特拉维夫的巨大分歧所在。因为后者错误地认为，只要消除了一个深层问题的表象，就能实现自身的持久安全。

安卡拉是少数几个在10月7日的事件发生后，立即呼吁外界关注支持“两国方案”的急迫性与不可或缺性的行为体之一。长期以来缺乏这种愿景为10月7日等非常态事件的爆发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毕竟，再明显不过的是，如果不解决引发冲突的根本问题，无论特拉维夫在加沙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走到多么极端，类似10月7日那样令人震惊的事件都不会结束。

未来展望

安卡拉巴以冲突政策的未来将与现状十分相似，因为它建立在数十年来坚持的原则、支柱与常量之上。然而，土耳其同以色列双边关系的性质可能会改变，这取决于特拉维夫当前与未来的行为。只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政府继续执政，特拉维夫在加沙地带持续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的殖民主义定居点就会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安卡拉将利用手上的一切非军事筹码来施压特拉维夫。由于安卡拉不可能诉诸军事手段来制止加沙的流血冲突，同时又无法在这个区域性和国际性问题上保持低调，因此，安卡拉将通过外交和国际法等一切可能的非军事手段来推动改变现状。

只要以色列现政府还存在或内塔尼亚胡继续担任总理，土以关系的正常化进程自然会继续暂停。不过，安卡拉同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许多中东地区国家的多轨关系正常化进程不会受到土以关系的负面影响。相反，安卡拉将进一步利用同全体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因政治和经济实力而能够影响巴勒斯坦方面的国家——比如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或者那些因同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接壤而与巴勒斯坦保持更密切联系的国家——比如埃及和约旦——的关系，来影响冲突的轨迹。

事实上，在同特拉维夫之间缺乏合适的外交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土耳其在巴以冲突及其潜在解决方案问题上的相关性，安卡拉同上述阿拉伯行为体协调与合作的边际价值已经大幅提升。同样，安卡拉也会继续加强对特拉维夫的施压，通过收集和提供种族灭绝行为的证据以及由土耳其官员做出的咨询声明，积极协助国际法院审理对以色列提起的种族灭绝指控。

如果以色列现政府解散或内塔尼亚胡离任，安卡拉将很有可能恢复同特拉维夫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尽管埃尔多安总统与其他土耳其政府官员用严厉的措辞指责内塔尼亚胡，但他们的批评却小心避开了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与以色列国家本身。土耳其官员这种有意识的选择能够确保在内塔尼亚胡下台的情况下，为从战略角度维持土以双边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回旋余地。安卡拉期待一个由反对派主导的以色列新政府能够少一点鲁莽，多一些理智，那样的条件将更有利于安卡拉在推动实现“两国方案”的努力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