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黑人小伙撞倒之后

对恨我和经常过来骂我的人来说，有一个好消息通报给你们：我在纽约中央公园跑步的时候被一个黑人小伙子骑自行车撞了。

受伤不算严重，而且马上被救护车送进了附近最好的医院，这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纽约的急救和医疗服务。

在医院，打了破伤风针、吃了三颗药，还做了X光，没有花一分钱。传说中的美国天价救护车账单没有发生，因为救护车是中央公园的，免费。

这两天我伤情好转，到亚特兰特出差游学，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等待着医院的后续账单。保险能报多少？我自己要负担多少？

这样想的时候，我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正在努力建立一种“信用”。这意味着我开始接触到“美国文化”的核心：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信用和责任体系。

在美国，真正没有收入的底层，政府会免费给你看病。楼下露宿街头的流浪女士，我注意到过去三个月救护车已经来给她看了四次病，有两次还接走治疗。

她肯定没钱买保险，已经“放弃自己”，这时候政府和社会就会兜底。这就是“权利思维”，一个公民应该有看病的权利。

但是，中产阶层要买保险，负担挺重，而且看病保险未必全部报销——这是否公平呢？但是，很少有人会为了“薅羊毛”而去做底层，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努力做一个有信用的人。

一个人不应该为了享受“兜底保障”就放弃努力，而是要对自己负责，努力打造自己的信用体系，这是一种“有尊严的个体”生活。

我注意到纽约地铁站没有安检，也没有人检票，地铁站没有人值班也没有摄像头，完全可以不刷卡跳过闸机，但是据我观察，不刷卡的人可能1%都不到。

这就是“信用社会”。权力机关和社会，第一选择是信任每一个个体，而不是假定每个人都有逃票的可能。反过来，每一个个体，也都会承担自己的责任。

武汉地铁站一位失去双臂的残疾人通过闸机时，被要求出示“残疾人证”。这就是“不信任”的表现。

保安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确认对方是残疾人，但是他选择相信证件而不是自己的判断，因为他习惯于不让自己做出判断、承担责任的境地。

假设我们的城市，地铁站不安检、没有人员守着闸机，也没有摄像头——如果有一个人跳过闸机，后面的人还会有人选择刷卡吗？

我在“城市的地得”发布的文章中讲述了自己被撞的经过，很多人问“黑人小伙跑了吗？”或者“肇事者怎样了？”

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让对方负责，而且表现出对黑人小伙的不信任。这是我们的“责任观”。

他没跑，因为他知道不用自己出医药费，会有保险来处理。警察来了一群，都在问我们的伤情，帮忙送医，甚至没有人问我“是谁的责任”。

今天我了解到，美国有一个急救法，类似我这种在公园被撞倒的情况，不管有没有钱，都要保证尽快治疗。

公园和医院反应都很快，让我很感动，甚至忘记疼痛，一个劲儿说I am ok，不过已经看病一周多了，账单都还没来，也没人打电话给我谈钱——还有待完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