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货币一天暴跌40%的国度

2024年3月6日，埃及货币埃镑崩盘，官方汇率暴跌40%，相当于每100埃镑从人民币23元断崖跌至15元，创下历史新低。而这已经是埃及两年来第四次官方汇率暴跌，前三次分别滑落14%、19%和17%，打破全球货币贬值速度纪录。

消息传回国内。社交平台上，埃及一夜之间被冠名“穷游天堂”“穷鬼乐园”，年轻人摩拳擦掌，分享赚汇率差“打折游”攻略，仿佛奔向票价跳水的迪士尼乐园。

“特种兵1000元9天4城”“聊聊埃镑暴跌，你薅到的最大羊毛”“钱多得用不完，根本用不完”“带大家感受下埃及逆天的物价”……现在，从开罗出发，只需2万多人民币，就可以开启一段跨越15个国家、全程3.9万英里的环球之旅，这让中国驴友们在社交网络上惊叹“埃镑暴跌，助力我环游世界！”

当今的埃及物价，像是世纪初的中国城乡结合部：可乐，7毛钱；星巴克拿铁，8块钱；草莓，5毛/斤；市内打车，3-4块钱。“五六十块人民币能在埃及的超市买两兜子的东西。”春节期间在埃及旅游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菠阳说，他们一行七八人在红海边吃一顿海鲜，不到200块钱。在开罗做生意的四川人老向提到年初时国内飞埃及单程机票1千多块，比去海南划算多了。

据高菠阳观察，春节期间埃及的游客中，中国人占了一半，其次是俄罗斯人。

埃及老虎贴，这种受到中国游客喜爱的特产，从500埃镑飙升到1000埃镑。一年前跟随外派的丈夫来埃及生活的中国姑娘武月说不清，这到底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还是游客忽然变多了。总之，她走了四家药店，才找到那头“老虎”。

变动的汇率让人们不敢刷信用卡——这需要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高菠阳说，官方汇率是国家金融机构所规定的。当本币不贬值，又没有外汇的情况下，人们私下交易就会按照民间认可的黑市汇率。高菠阳在埃及时，按官方汇率，每块人民币只能兑4.3埃镑，但在黑市可以兑到8.5埃镑，高出了将近一倍。

她参加了一个撒哈拉越野团，当地导游提供换汇服务。团里的几位中国姑娘图省事，都是通过导游按照官方汇率兑换的埃镑。后来团员们才知道，那个导游拿着收来的人民币去了黑市换埃镑，瞬间赚翻倍了。

这些高收入的导游（有中国人也有埃及人），参透了一些赚钱法则，要么勤劳，要么聪明，要么挣外国游客的钱，反正“没法赚埃及人的钱”。

国内对“打折游”的热情似乎也过头了。不止一个网友发私信询问武月，我带500块钱去埃及，够吗？

“我倒不是旅游中介，我只是给个建议，我觉得500块钱肯定是不行的。”武月回复。

何雅彤过去是广告从业人，目前是全职妈妈。三年间，她见证了埃及翻了三倍的物价：2020年，跟着埃及老公来开罗定居时，一大盒鸡蛋56埃镑，如今170埃镑；一升牛奶也从16埃镑膨胀到45埃镑。

何雅彤回忆，2023年夏季后，汇率过山车更跌宕了——人们每天去超市都将收获一个新的菜价。正宗埃及美食所需的番茄、洋葱和大蒜，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嗜甜的埃及人被迫纷纷赶赴超市大批囤积白糖。

埃及人的服装和日用品大多进口于中国和土耳其。由于涉及国际贸易，其中有的物品更是近十倍地通货膨胀：一件普通卫衣从一百多埃镑轻松涨到近千埃镑。电器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据《中东观察》报道，东芝、Fresh等电器公司已经暂停销售3周时间，等待剧变的市场价格稳定下来。

饱腹之外的任何消费行为都令人不安。于是，作为一个精于打算的四川女人，何雅彤采取了跟东芝对应的“悬置”策略：暂停光顾中餐厅，暂停前往中国超市购买火锅底料，等待市场价格稳定下来。

这是开罗重庆火锅店老板，另一个四川人老向在埃及生活的第9年。2015年，初来乍到的老向兑换了人生的第一笔埃镑。那时埃镑还略坚挺，1埃镑能顶近0.6元人民币。火锅底料需要从国内转运，好在本地拥有最好的牛肉。开业头两年，埃及牛肉1公斤65埃镑左右。他投资了30万人民币，不到两年就回本了。

2019年10月，老向转让店铺，回国休假。再回埃及已经是2022年初。隔着疫情，老向发现世界变了：首先，生意难做了——开罗的大街小巷冒出来许多中餐厅；再者，埃镑更不值钱了。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前，埃镑兑美元汇率为5.9∶1，那时的埃镑比人民币还贵，1埃镑能换人民币1.12元。“阿拉伯之春”后，埃镑的贬值曲线从平缓到加速到断崖，令随埃镑波动逐流的普通人无所适从：2016年11月埃镑兑美元跌至13∶1，跌幅近50%；2022年3月起，贬值势头加速，第一个断崖点发生在2023年6月，在黑市，1埃镑只能换人民币0.17元。到了今年1月底，埃及汇率更是跌入尘埃，每埃镑甚至只值人民币1毛钱了。

伴随着汇率一路狂跌，本地物价划出了相反的曲线。老向说，现在的物价是疫情前的3、4倍。他火锅店的生命线——牛肉，已涨到1公斤450埃镑。

加速通胀下，原本令人钦羡的埃及中产被证明不堪一击。

博主大刘记录了他认识的埃及外企高管Yousef的遭遇。Yousef月薪2万多埃镑，在当地算是体面——埃及的工薪阶层收入通常在9200埃镑。他的妻子是全职主妇，一家人享受生活，也懂得储蓄以对抗风险，早早为三个孩子存好了读私立大学的费用，这是公立大学学费的一至两倍——中产是幸福的，如果世界是和平的、社会是健康的、经济是稳定发展的。但在2024年的埃及，现实是通胀看不到尽头，而他们家的银行存款已贬值到连一个孩子的学费都不够了。

如今工资到手后，Yousef先去采购食材，然后去金店换成2枚金币。他不再去银行存钱。

何雅彤的当地朋友提及另一个埃及家庭，返贫速度更快。男主人过去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用赚到的美金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沿海干线上换来一套海景房——中产是幸福的，如果对时代走向判断没有重大失误。但是他挑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回埃及，然后，再也找不到过去那样的美好工作了。现在这个三孩家庭卖掉海景房，搬到一处偏僻住所，并将剩余的钱存进银行。他们和遥远中文互联网上那些30岁退休、躺平吃利息一族一样，取消所有的娱乐活动，维持着最低的消费水平。

今年初，一些公司为员工加薪，涨幅500-1000埃镑不等。等人们站在超市价签面前，就会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济于事。另一些公司“降本增效”，先裁员，再将两个人的工作量压缩到一个员工身上。

火锅店老板老向每个月为埃及服务员支付5000埃镑，折合人民币727.5元。老向想过给他们加薪，但本地人的“毫无勤劳致富思维”拦住了他，一个例证是他每天都要提醒埃及员工擦桌子，“你有一天不说他就不会去做”。

2月7日，埃及总统塞西将国家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提高了50%，从三月份开始达到每月6000埃及镑（873人民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为了帮助最弱势的群体应对即将到来的跳水式贬值。

有人干脆不工作了。“就算你很拼命地工作，也不能带来什么。”何雅彤说。当人们付出成倍的劳动，只能填饱肚子时，敬业精神就会惹人发笑。

然而，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女性，何雅彤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埃及人对买房毫无热情。她看着身边的一些埃及中产如何错过漫长的投资窗口期，比如她认识的一家人，原本有能力买房，却选择租房，这样每个月能余下一笔钱。当埃及人的财富被施了缩小咒语后，这家人如今降级为合租生活。

何雅彤的丈夫原先也不理解妻子对房子的执念。那时，他们刚有了孩子。这位谨慎的埃及人担心将一大笔钱投在房子上，风险太大。但何雅彤坚持己见：“我是中国人的思想，我管你那么多，我先要有一个房子。”

夫妇俩花了200万埃镑拿下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它距离去年新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只有10分钟车程，这是开罗“老钱”所在的区域。

现在，这套房子价值翻倍，变成了400万埃镑。这位埃及人感激他有一位中国太太。

闪崩三天后，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军方活动中就货币贬值发表公开讲话，指出埃及人民面临的挑战性经济状况，并不是“他本人或政府做出危险决定的后果”。塞西今年70岁，10年前通过一场血腥军事政变上台，他个头不高，面相敦厚，说话理性温柔，将埃及人今天的处境归因于2020年以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全球和地区事件”，包括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争以及最近的以色列加沙战争。

塞西说，“政府没有通过腐败浪费埃及人民的钱”，以及，“其他国家也经历了一些困难，包括饥荒和每年数百万人的损失”。

最后，总统指出，埃及人应当“努力工作，保持耐心”，并强调这是“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

一个多月前，塞西在庆祝警察节72周年活动上说，过去10年，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花费了1200多亿埃镑，但“为了保持稳定，埃及别无选择”。数据显示，在塞西执政的10年中，埃及武器进口激增，2015-2019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军火买家（之后降为第六），向全球疯狂采买飞机、导弹和军舰。例如以52亿欧元向法国购买24架阵风战斗机和1艘护卫舰；以5亿美元向俄罗斯购买4个营的S-300VM防空导弹系统；向美国购买价值3.19亿美元的6938枚反坦克导弹；向荷兰购买7部火控雷达；向德国购买4艘潜艇；向西班牙购买21架C-295运输机；向意大利订购6艘护卫舰、24架M-346教练机、24架台风战斗机、20艘巡逻艇和一颗军事卫星……这些订单导致埃及外汇储备在2022年就只剩下379亿美金。

而据埃及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2024年2月埃及城市地区的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了35.7%，通胀率创历史新高。肉类和家禽价格上涨了25%，谷物和面包上涨了14.2%，鱼类和海产品上涨11.5%，奶制品、风靡和鸡蛋上涨12.8%，油上涨14.1%，医疗产品、电器和设备上涨17.3%。

新冠疫情期间，近三分之一的埃及人因贫困而无法获得防疫物资和有效的医疗服务。

在讲话中，总统对埃及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的人表示感谢，并强调他“从未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抱怨这种情况”。

塞西将于4月2日宣誓第三届就任埃及总统，新总统任期为六年，直至2030年。

去年10月，定居埃及的何雅彤一家计划去一趟沙特阿拉伯。他们临行前去银行兑换美金，吃了闭门羹——人们必须提前几天向银行申请，并出具“充分”理由，旅游显然不在此列。

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几家大型银行的ATM机更是提醒市民，一次性最大取款限额从8000埃镑降到了4000埃镑（约586人民币）。《中东观察》报道，这是由于埃及银行部门的外国资产赤字造成的。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埃及银行部门的外国资产赤字达到272亿美元。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菠阳观察到，埃及的酒店、景点售票处随处写着：只限美金。

本地货币遭到全民排斥，美金的地位则一骑绝尘。街边乞丐们朝着异国面孔挥舞双手时，嘴里喊的也是 “哈比卜（阿拉伯语：亲爱的），one dollar（1美元）!”

去年11月，由于缺少美元，埃及计划购买的肯尼亚茶叶只能停放在港口。埃及方面甚至提出，希望肯尼亚来看看需要哪些埃及能够生产的东西，“以物易物”。

“在美元这轮加息的背景下，美元会回流到美国，对于埃及这种外汇体量比较小的经济体影响很大，”高菠阳解释说，“埃及外汇需求量太大，创汇能力太弱，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她提到，埃及外汇主要依靠的侨汇、旅游、石油和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这一两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挫：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大概有200亿美元热钱离开埃及；

2024年以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下降了约50%；

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巨大差额，既劝退了大量海外投资，又让大量埃及侨民放弃官汇结汇，导致去年埃及侨汇收入下降30%；

埃及拥有高达1897亿美元的外债以及今年需要偿付的422.6亿美元额度；

再考虑到埃及的粮食和能源高度依赖进口——2022年中国最大的粮食出口地就是埃及——俄乌冲突让小麦和石油的进口价格一路狂飙。

2023年10月，评级机构穆迪将埃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最终，债务高企、过度依赖进口、贸易下滑和红海危机带来的旅游业衰落共同作用在脆弱的埃及经济，进而传导到脆弱的埃及普通人生活上。

何雅彤先前听说过，一些中国老板早年就将赚来的埃镑换成人民币或美金，这让他们有底气应对当下的变化。

疫情前，火锅店老板老向和当地人一样收埃镑，如果客人想支付人民币或美金，按汇率换算就好了。疫情后，他从其他海外同行那儿学到一招：按美金收费，“因为美金基本不贬值”。贬值大势刚抬头时，老向又有了新主意，他开始向开罗其他做中国人生意（比如理发店和民宿）的老板建议：统一按人民币结算。

“埃及镑是一天不如一天，汇率不断地在变。”老向相信自己的判断。这首先意味着，他不需要每天调整菜单定价，以应对货币贬值；其次，代入中国消费者的眼睛，一盘菜58元，也就是403埃及镑——58看起来总要比403便宜吧。

“我巴不得汇率暴跌到10，对我而言是划算的，我挣人民币，对吧？”老向不加掩饰地说，此时临近开罗的凌晨1点，他的声音依旧饱满。这是一道数学题，埃镑汇率越跌，他赚的人民币就能换来更多的埃镑。

武月的感受和老向一致。汇率波动后，那个从不露面的埃及房东点名只收美金。和很多埃及“老钱”一样，武月的房东生活在国外。这套两室三卫、120平方米、带大阳台、隶属于一个独立社区的房子，每月600美金。

每月初，一笔工资会从上海公司总部打到武月丈夫的银行卡里。“你想我的1块钱人民币搁这边，相当于7块钱。汇率跌的话，我们还能换到更多的埃镑。”

武月一直想学网球。在国内，一节课300块钱，不舍得。现在，只消十分之一的价钱，就能学习这项“高端运动”。武月说，“夜晚的埃及才是真正的埃及”。白天的灰尘太大，遮蔽了开罗一半的美。她喜欢和朋友找一家好点的餐厅，一边喝点什么，一边欣赏夜幕下的城市。除了每天铺满阳台的黄色灰尘外，武月感到一切都好。

不是所有中国老板都有幸赚人民币花埃镑，也有倒过来的倒霉蛋：那些在埃及开超市的中国人。他们通常请亲戚不远万里来北非帮忙，包吃包住。他们承包土地，雇佣当地人种植莴笋和冬瓜，商品卖给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埃及人。总之，他们从本地顾客手中赚取越来越便宜的埃镑，再支付看店的亲戚越来越贵的人民币。

前不久，武月看到一位超市老板发朋友圈为汇率祈祷。

埃及是世界上第二大依赖纸币的国家，至少67%的埃及人没有银行账户。纸币贬值将更多人推向贫困线以下。他们只有当下，没有选择。《纽约客》记者何伟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一书中提到，经济的困顿让埃及人常常梦回法老时代埃及的丰饶，在一节阿拉伯语课上，何伟学习的教材上有一句话是“埃及被持续掠夺了上千年，但现在依然富足”。

何雅彤正忙着考察幼儿园。她的结论是，要让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必须把他们送去私立学校。普通私校一年学费5万埃镑，顶级私校一年18万；公立学校便宜得多，教学水平约等于“只有一个学籍”。对于月薪只有几千埃镑的埃及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小孩基本是没有书读的”。失学少年中的一员，成了出入于何雅彤家小区的装修学徒。

在高失业率和高失学率之下，马路上随处可见无所事事的青年人。

和他们一样常见的是埃及大饼，一种类似烧饼的中东主食。高菠阳的手机拍下一幅画面，失学的少年头顶着大筐平稳地行走在拥挤的街道上，筐上堆着累成小山的大饼。在埃及饭店吃饭，餐前一定先上一盘大饼。许多埃及商贩的午餐，也是大饼抹酱或者夹个鸡蛋。

流行得益于它低廉的价格。在街上，一个市售大饼1埃镑左右，相当于一两毛人民币，而经政府补贴的福利大饼仅0.05埃镑（合人民币不到1分钱），这一价格已几十年不变。在埃及，每天有6500万人（埃及总人口1.11亿）能购买5张福利大饼。为应对贫困，埃及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政府补贴，其中一半是大饼补贴。高菠阳说，一旦涨价，就会政局不稳，发生“大饼暴动”。

埃及上一次宣布福利大饼涨价是1977年的萨达特政府，引发多个城市爆发骚乱，数十万人游行示威，最终造成1000多人被捕、550多人受伤、70多人死亡，涨价计划取消。代价过于惨痛，后来的历届政府再无人尝试，物价飞涨，大饼岿然不动。

总统塞西曾在2022年一家大型食品工业园落成典礼上发表“大饼涨价演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几十年不变”，塞西说。遭到民众反对后，塞西改口“计划暂缓”。不过，从2020年开始，塞西政府就在有计划地缩小福利大饼尺寸，从130克减到110克，又减到了90克。

何雅彤的丈夫是埃及人，在一家影视公司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是埃及镑。人心惶惶时，何雅彤想过找份工作，但是照顾幼儿让她暂时无法脱身。她和丈夫坐在一起讨论出路。泰国或许是一种选择，他们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但何雅彤不确定孩子能否适应东南亚的环境和教育；欧美国家，影视行业发达，她丈夫失去了优势，还有无法回避的宗教问题；成都似乎也可以，但何雅彤没有信心。“感觉国内的要求很高。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正式地全职上班了，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人可以接受我。我不太想冒这个险。”

最后，这对跨国夫妻达成一致，没有更好的去处。“全球的经济环境都不好，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

在埃及，高菠阳和当地人聊天。一些有选择的埃及人正在研究“润学”，计划去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谋出路。其中一位30多岁的埃及男士，会讲英、中和韩三国语言，在中国留学过两年，还有七八年的外贸工作经验。他的中国妻子在杭州做电商的收入，远高于他每月1.2万埃镑的薪水。这位男士辞去了工作，专心带娃。

另一个埃及老板原本打算做点进口生意，初步计划从中国进口一批OPPO手机。他邀请高菠阳算了一笔账，假设一款手机在中国卖2000元，进口必须走官方汇率，在春节期间结算就是8000多埃镑。暂不考虑运费、关税等附加值，到了埃及市场，8000多埃镑在黑市实际只值1000多块人民币，注定是亏本买卖。这位老板撇嘴摇头，放弃了计划。

当人们不愿在一个动荡的环境里继续淘金，那么失望最后也会传导到做淘金客生意的老向身上。

过去两个月，火锅店的收入并不可观，“基本上保得住所有的开支”。老向说：“汇率跌了，人家都赚不到钱了。以前一周来吃两次火锅，现在两周来一次。”

今年春节前，一些生意人离开了埃及。有人回国找机会，也有人去中东讨生活。老向暂时还没有离开的想法。他感觉在国外做生意，“类似于在国内炒期货，都是没有预兆的事情”。他只好为自己打气，埃及守着一个好位置，人们会出于对金字塔的向往，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

应受访者要求，何雅彤、武月为化名

注：埃及政府正在尝试解决问题。3月12日，埃及财政部长Mohamed Maait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埃及即将从欧盟获得50亿-60亿美元的一揽子融资贷款计划；埃及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从世界银行额外获得30亿美元；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可以确保总计20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融资。这将有助于解决埃及的外汇问题。

作者 王之言 ｜ 编辑 GGY

排版 魏蔚 ｜ AI制图 高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