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6日,埃及货币埃镑崩盘,官方汇率暴跌40%,相当于每100埃镑从人民币23元断崖跌至15元,创下历史新低。而这已经是埃及两年来第四次官方汇率暴跌,前三次分别滑落14%、19%和17%,打破全球货币贬值速度纪录。
消息传回国内。社交平台上,埃及一夜之间被冠名“穷游天堂”“穷鬼乐园”,年轻人摩拳擦掌,分享赚汇率差“打折游”攻略,仿佛奔向票价跳水的迪士尼乐园。
“特种兵1000元9天4城”“聊聊埃镑暴跌,你薅到的最大羊毛”“钱多得用不完,根本用不完”“带大家感受下埃及逆天的物价”……现在,从开罗出发,只需2万多人民币,就可以开启一段跨越15个国家、全程3.9万英里的环球之旅,这让中国驴友们在社交网络上惊叹“埃镑暴跌,助力我环游世界!”
当今的埃及物价,像是世纪初的中国城乡结合部:可乐,7毛钱;星巴克拿铁,8块钱;草莓,5毛/斤;市内打车,3-4块钱。“五六十块人民币能在埃及的超市买两兜子的东西。”春节期间在埃及旅游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菠阳说,他们一行七八人在红海边吃一顿海鲜,不到200块钱。在开罗做生意的四川人老向提到年初时国内飞埃及单程机票1千多块,比去海南划算多了。
据高菠阳观察,春节期间埃及的游客中,中国人占了一半,其次是俄罗斯人。
埃及老虎贴,这种受到中国游客喜爱的特产,从500埃镑飙升到1000埃镑。一年前跟随外派的丈夫来埃及生活的中国姑娘武月说不清,这到底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还是游客忽然变多了。总之,她走了四家药店,才找到那头“老虎”。
变动的汇率让人们不敢刷信用卡——这需要按照官方汇率计算。高菠阳说,官方汇率是国家金融机构所规定的。当本币不贬值,又没有外汇的情况下,人们私下交易就会按照民间认可的黑市汇率。高菠阳在埃及时,按官方汇率,每块人民币只能兑4.3埃镑,但在黑市可以兑到8.5埃镑,高出了将近一倍。
她参加了一个撒哈拉越野团,当地导游提供换汇服务。团里的几位中国姑娘图省事,都是通过导游按照官方汇率兑换的埃镑。后来团员们才知道,那个导游拿着收来的人民币去了黑市换埃镑,瞬间赚翻倍了。
这些高收入的导游(有中国人也有埃及人),参透了一些赚钱法则,要么勤劳,要么聪明,要么挣外国游客的钱,反正“没法赚埃及人的钱”。
国内对“打折游”的热情似乎也过头了。不止一个网友发私信询问武月,我带500块钱去埃及,够吗?
“我倒不是旅游中介,我只是给个建议,我觉得500块钱肯定是不行的。”武月回复。
何雅彤过去是广告从业人,目前是全职妈妈。三年间,她见证了埃及翻了三倍的物价:2020年,跟着埃及老公来开罗定居时,一大盒鸡蛋56埃镑,如今170埃镑;一升牛奶也从16埃镑膨胀到45埃镑。
何雅彤回忆,2023年夏季后,汇率过山车更跌宕了——人们每天去超市都将收获一个新的菜价。正宗埃及美食所需的番茄、洋葱和大蒜,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嗜甜的埃及人被迫纷纷赶赴超市大批囤积白糖。
埃及人的服装和日用品大多进口于中国和土耳其。由于涉及国际贸易,其中有的物品更是近十倍地通货膨胀:一件普通卫衣从一百多埃镑轻松涨到近千埃镑。电器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据《中东观察》报道,东芝、Fresh等电器公司已经暂停销售3周时间,等待剧变的市场价格稳定下来。
饱腹之外的任何消费行为都令人不安。于是,作为一个精于打算的四川女人,何雅彤采取了跟东芝对应的“悬置”策略:暂停光顾中餐厅,暂停前往中国超市购买火锅底料,等待市场价格稳定下来。
这是开罗重庆火锅店老板,另一个四川人老向在埃及生活的第9年。2015年,初来乍到的老向兑换了人生的第一笔埃镑。那时埃镑还略坚挺,1埃镑能顶近0.6元人民币。火锅底料需要从国内转运,好在本地拥有最好的牛肉。开业头两年,埃及牛肉1公斤65埃镑左右。他投资了30万人民币,不到两年就回本了。
2019年10月,老向转让店铺,回国休假。再回埃及已经是2022年初。隔着疫情,老向发现世界变了:首先,生意难做了——开罗的大街小巷冒出来许多中餐厅;再者,埃镑更不值钱了。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前,埃镑兑美元汇率为5.9∶1,那时的埃镑比人民币还贵,1埃镑能换人民币1.12元。“阿拉伯之春”后,埃镑的贬值曲线从平缓到加速到断崖,令随埃镑波动逐流的普通人无所适从:2016年11月埃镑兑美元跌至13∶1,跌幅近50%;2022年3月起,贬值势头加速,第一个断崖点发生在2023年6月,在黑市,1埃镑只能换人民币0.17元。到了今年1月底,埃及汇率更是跌入尘埃,每埃镑甚至只值人民币1毛钱了。
伴随着汇率一路狂跌,本地物价划出了相反的曲线。老向说,现在的物价是疫情前的3、4倍。他火锅店的生命线——牛肉,已涨到1公斤450埃镑。
加速通胀下,原本令人钦羡的埃及中产被证明不堪一击。
博主大刘记录了他认识的埃及外企高管Yousef的遭遇。Yousef月薪2万多埃镑,在当地算是体面——埃及的工薪阶层收入通常在9200埃镑。他的妻子是全职主妇,一家人享受生活,也懂得储蓄以对抗风险,早早为三个孩子存好了读私立大学的费用,这是公立大学学费的一至两倍——中产是幸福的,如果世界是和平的、社会是健康的、经济是稳定发展的。但在2024年的埃及,现实是通胀看不到尽头,而他们家的银行存款已贬值到连一个孩子的学费都不够了。
如今工资到手后,Yousef先去采购食材,然后去金店换成2枚金币。他不再去银行存钱。
何雅彤的当地朋友提及另一个埃及家庭,返贫速度更快。男主人过去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用赚到的美金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沿海干线上换来一套海景房——中产是幸福的,如果对时代走向判断没有重大失误。但是他挑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回埃及,然后,再也找不到过去那样的美好工作了。现在这个三孩家庭卖掉海景房,搬到一处偏僻住所,并将剩余的钱存进银行。他们和遥远中文互联网上那些30岁退休、躺平吃利息一族一样,取消所有的娱乐活动,维持着最低的消费水平。
今年初,一些公司为员工加薪,涨幅500-1000埃镑不等。等人们站在超市价签面前,就会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济于事。另一些公司“降本增效”,先裁员,再将两个人的工作量压缩到一个员工身上。
火锅店老板老向每个月为埃及服务员支付5000埃镑,折合人民币727.5元。老向想过给他们加薪,但本地人的“毫无勤劳致富思维”拦住了他,一个例证是他每天都要提醒埃及员工擦桌子,“你有一天不说他就不会去做”。
2月7日,埃及总统塞西将国家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提高了50%,从三月份开始达到每月6000埃及镑(873人民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为了帮助最弱势的群体应对即将到来的跳水式贬值。
有人干脆不工作了。“就算你很拼命地工作,也不能带来什么。”何雅彤说。当人们付出成倍的劳动,只能填饱肚子时,敬业精神就会惹人发笑。
然而,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女性,何雅彤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埃及人对买房毫无热情。她看着身边的一些埃及中产如何错过漫长的投资窗口期,比如她认识的一家人,原本有能力买房,却选择租房,这样每个月能余下一笔钱。当埃及人的财富被施了缩小咒语后,这家人如今降级为合租生活。
何雅彤的丈夫原先也不理解妻子对房子的执念。那时,他们刚有了孩子。这位谨慎的埃及人担心将一大笔钱投在房子上,风险太大。但何雅彤坚持己见:“我是中国人的思想,我管你那么多,我先要有一个房子。”
夫妇俩花了200万埃镑拿下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它距离去年新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只有10分钟车程,这是开罗“老钱”所在的区域。
现在,这套房子价值翻倍,变成了400万埃镑。这位埃及人感激他有一位中国太太。
闪崩三天后,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军方活动中就货币贬值发表公开讲话,指出埃及人民面临的挑战性经济状况,并不是“他本人或政府做出危险决定的后果”。塞西今年70岁,10年前通过一场血腥军事政变上台,他个头不高,面相敦厚,说话理性温柔,将埃及人今天的处境归因于2020年以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全球和地区事件”,包括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争以及最近的以色列加沙战争。
塞西说,“政府没有通过腐败浪费埃及人民的钱”,以及,“其他国家也经历了一些困难,包括饥荒和每年数百万人的损失”。
最后,总统指出,埃及人应当“努力工作,保持耐心”,并强调这是“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
一个多月前,塞西在庆祝警察节72周年活动上说,过去10年,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花费了1200多亿埃镑,但“为了保持稳定,埃及别无选择”。数据显示,在塞西执政的10年中,埃及武器进口激增,2015-2019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军火买家(之后降为第六),向全球疯狂采买飞机、导弹和军舰。例如以52亿欧元向法国购买24架阵风战斗机和1艘护卫舰;以5亿美元向俄罗斯购买4个营的S-300VM防空导弹系统;向美国购买价值3.19亿美元的6938枚反坦克导弹;向荷兰购买7部火控雷达;向德国购买4艘潜艇;向西班牙购买21架C-295运输机;向意大利订购6艘护卫舰、24架M-346教练机、24架台风战斗机、20艘巡逻艇和一颗军事卫星……这些订单导致埃及外汇储备在2022年就只剩下379亿美金。
而据埃及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2024年2月埃及城市地区的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了35.7%,通胀率创历史新高。肉类和家禽价格上涨了25%,谷物和面包上涨了14.2%,鱼类和海产品上涨11.5%,奶制品、风靡和鸡蛋上涨12.8%,油上涨14.1%,医疗产品、电器和设备上涨17.3%。
新冠疫情期间,近三分之一的埃及人因贫困而无法获得防疫物资和有效的医疗服务。
在讲话中,总统对埃及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的人表示感谢,并强调他“从未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抱怨这种情况”。
塞西将于4月2日宣誓第三届就任埃及总统,新总统任期为六年,直至2030年。
去年10月,定居埃及的何雅彤一家计划去一趟沙特阿拉伯。他们临行前去银行兑换美金,吃了闭门羹——人们必须提前几天向银行申请,并出具“充分”理由,旅游显然不在此列。
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几家大型银行的ATM机更是提醒市民,一次性最大取款限额从8000埃镑降到了4000埃镑(约586人民币)。《中东观察》报道,这是由于埃及银行部门的外国资产赤字造成的。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埃及银行部门的外国资产赤字达到272亿美元。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菠阳观察到,埃及的酒店、景点售票处随处写着:只限美金。
本地货币遭到全民排斥,美金的地位则一骑绝尘。街边乞丐们朝着异国面孔挥舞双手时,嘴里喊的也是 “哈比卜(阿拉伯语:亲爱的),one dollar(1美元)!”
去年11月,由于缺少美元,埃及计划购买的肯尼亚茶叶只能停放在港口。埃及方面甚至提出,希望肯尼亚来看看需要哪些埃及能够生产的东西,“以物易物”。
“在美元这轮加息的背景下,美元会回流到美国,对于埃及这种外汇体量比较小的经济体影响很大,”高菠阳解释说,“埃及外汇需求量太大,创汇能力太弱,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她提到,埃及外汇主要依靠的侨汇、旅游、石油和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这一两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挫: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大概有200亿美元热钱离开埃及;
2024年以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下降了约50%;
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巨大差额,既劝退了大量海外投资,又让大量埃及侨民放弃官汇结汇,导致去年埃及侨汇收入下降30%;
埃及拥有高达1897亿美元的外债以及今年需要偿付的422.6亿美元额度;
再考虑到埃及的粮食和能源高度依赖进口——2022年中国最大的粮食出口地就是埃及——俄乌冲突让小麦和石油的进口价格一路狂飙。
2023年10月,评级机构穆迪将埃及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最终,债务高企、过度依赖进口、贸易下滑和红海危机带来的旅游业衰落共同作用在脆弱的埃及经济,进而传导到脆弱的埃及普通人生活上。
何雅彤先前听说过,一些中国老板早年就将赚来的埃镑换成人民币或美金,这让他们有底气应对当下的变化。
疫情前,火锅店老板老向和当地人一样收埃镑,如果客人想支付人民币或美金,按汇率换算就好了。疫情后,他从其他海外同行那儿学到一招:按美金收费,“因为美金基本不贬值”。贬值大势刚抬头时,老向又有了新主意,他开始向开罗其他做中国人生意(比如理发店和民宿)的老板建议:统一按人民币结算。
“埃及镑是一天不如一天,汇率不断地在变。”老向相信自己的判断。这首先意味着,他不需要每天调整菜单定价,以应对货币贬值;其次,代入中国消费者的眼睛,一盘菜58元,也就是403埃及镑——58看起来总要比403便宜吧。
“我巴不得汇率暴跌到10,对我而言是划算的,我挣人民币,对吧?”老向不加掩饰地说,此时临近开罗的凌晨1点,他的声音依旧饱满。这是一道数学题,埃镑汇率越跌,他赚的人民币就能换来更多的埃镑。
武月的感受和老向一致。汇率波动后,那个从不露面的埃及房东点名只收美金。和很多埃及“老钱”一样,武月的房东生活在国外。这套两室三卫、120平方米、带大阳台、隶属于一个独立社区的房子,每月600美金。
每月初,一笔工资会从上海公司总部打到武月丈夫的银行卡里。“你想我的1块钱人民币搁这边,相当于7块钱。汇率跌的话,我们还能换到更多的埃镑。”
武月一直想学网球。在国内,一节课300块钱,不舍得。现在,只消十分之一的价钱,就能学习这项“高端运动”。武月说,“夜晚的埃及才是真正的埃及”。白天的灰尘太大,遮蔽了开罗一半的美。她喜欢和朋友找一家好点的餐厅,一边喝点什么,一边欣赏夜幕下的城市。除了每天铺满阳台的黄色灰尘外,武月感到一切都好。
不是所有中国老板都有幸赚人民币花埃镑,也有倒过来的倒霉蛋:那些在埃及开超市的中国人。他们通常请亲戚不远万里来北非帮忙,包吃包住。他们承包土地,雇佣当地人种植莴笋和冬瓜,商品卖给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埃及人。总之,他们从本地顾客手中赚取越来越便宜的埃镑,再支付看店的亲戚越来越贵的人民币。
前不久,武月看到一位超市老板发朋友圈为汇率祈祷。
埃及是世界上第二大依赖纸币的国家,至少67%的埃及人没有银行账户。纸币贬值将更多人推向贫困线以下。他们只有当下,没有选择。《纽约客》记者何伟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一书中提到,经济的困顿让埃及人常常梦回法老时代埃及的丰饶,在一节阿拉伯语课上,何伟学习的教材上有一句话是“埃及被持续掠夺了上千年,但现在依然富足”。
何雅彤正忙着考察幼儿园。她的结论是,要让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必须把他们送去私立学校。普通私校一年学费5万埃镑,顶级私校一年18万;公立学校便宜得多,教学水平约等于“只有一个学籍”。对于月薪只有几千埃镑的埃及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小孩基本是没有书读的”。失学少年中的一员,成了出入于何雅彤家小区的装修学徒。
在高失业率和高失学率之下,马路上随处可见无所事事的青年人。
和他们一样常见的是埃及大饼,一种类似烧饼的中东主食。高菠阳的手机拍下一幅画面,失学的少年头顶着大筐平稳地行走在拥挤的街道上,筐上堆着累成小山的大饼。在埃及饭店吃饭,餐前一定先上一盘大饼。许多埃及商贩的午餐,也是大饼抹酱或者夹个鸡蛋。
流行得益于它低廉的价格。在街上,一个市售大饼1埃镑左右,相当于一两毛人民币,而经政府补贴的福利大饼仅0.05埃镑(合人民币不到1分钱),这一价格已几十年不变。在埃及,每天有6500万人(埃及总人口1.11亿)能购买5张福利大饼。为应对贫困,埃及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政府补贴,其中一半是大饼补贴。高菠阳说,一旦涨价,就会政局不稳,发生“大饼暴动”。
埃及上一次宣布福利大饼涨价是1977年的萨达特政府,引发多个城市爆发骚乱,数十万人游行示威,最终造成1000多人被捕、550多人受伤、70多人死亡,涨价计划取消。代价过于惨痛,后来的历届政府再无人尝试,物价飞涨,大饼岿然不动。
总统塞西曾在2022年一家大型食品工业园落成典礼上发表“大饼涨价演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几十年不变”,塞西说。遭到民众反对后,塞西改口“计划暂缓”。不过,从2020年开始,塞西政府就在有计划地缩小福利大饼尺寸,从130克减到110克,又减到了90克。
何雅彤的丈夫是埃及人,在一家影视公司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是埃及镑。人心惶惶时,何雅彤想过找份工作,但是照顾幼儿让她暂时无法脱身。她和丈夫坐在一起讨论出路。泰国或许是一种选择,他们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但何雅彤不确定孩子能否适应东南亚的环境和教育;欧美国家,影视行业发达,她丈夫失去了优势,还有无法回避的宗教问题;成都似乎也可以,但何雅彤没有信心。“感觉国内的要求很高。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正式地全职上班了,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人可以接受我。我不太想冒这个险。”
最后,这对跨国夫妻达成一致,没有更好的去处。“全球的经济环境都不好,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
在埃及,高菠阳和当地人聊天。一些有选择的埃及人正在研究“润学”,计划去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谋出路。其中一位30多岁的埃及男士,会讲英、中和韩三国语言,在中国留学过两年,还有七八年的外贸工作经验。他的中国妻子在杭州做电商的收入,远高于他每月1.2万埃镑的薪水。这位男士辞去了工作,专心带娃。
另一个埃及老板原本打算做点进口生意,初步计划从中国进口一批OPPO手机。他邀请高菠阳算了一笔账,假设一款手机在中国卖2000元,进口必须走官方汇率,在春节期间结算就是8000多埃镑。暂不考虑运费、关税等附加值,到了埃及市场,8000多埃镑在黑市实际只值1000多块人民币,注定是亏本买卖。这位老板撇嘴摇头,放弃了计划。
当人们不愿在一个动荡的环境里继续淘金,那么失望最后也会传导到做淘金客生意的老向身上。
过去两个月,火锅店的收入并不可观,“基本上保得住所有的开支”。老向说:“汇率跌了,人家都赚不到钱了。以前一周来吃两次火锅,现在两周来一次。”
今年春节前,一些生意人离开了埃及。有人回国找机会,也有人去中东讨生活。老向暂时还没有离开的想法。他感觉在国外做生意,“类似于在国内炒期货,都是没有预兆的事情”。他只好为自己打气,埃及守着一个好位置,人们会出于对金字塔的向往,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
应受访者要求,何雅彤、武月为化名
注:埃及政府正在尝试解决问题。3月12日,埃及财政部长Mohamed Maait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埃及即将从欧盟获得50亿-60亿美元的一揽子融资贷款计划;埃及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从世界银行额外获得30亿美元;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可以确保总计20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融资。这将有助于解决埃及的外汇问题。
作者 王之言 | 编辑 GGY
排版 魏蔚 | AI制图 高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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