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不是还有一种力量，来抵御美国对供应链的控制力优势？

当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经历一场调整与重构。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中国供应链正在迅速成长、流动、升级。同时，在多重合力作用下，全球供应链也在形成大分流，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也正在形成新的平行供应链。

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前变化，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和灵活性，是未来中国制造与供应链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这个过程也与政策制定者、每一位企业主和个人奋斗者们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在这个背景下，产业研究专家林雪萍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适时出版，他从大量调研出发，在许多实际的案例分析基础上，逐渐抽象出“三力”模型（控制力、连接力、设计力），为认知供应链这一动态复杂问题构建了系统性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既有优势与需要弥补的劣势。

科工力量于近日专访林雪萍，将长达100分钟的访谈内容整理为上、下两篇稿件。上篇主要介绍供应链的“三力”模型、供应链攻防战的纵深和突破方向、全球供应链在越南等国形成大分流及其应对等话题。下篇主要聚焦美国制造业为何空心化、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教训、企业和个人如何从供应链视角获得决策参考等话题。以下为《供应链攻防战》专访实录（上）：

观察者网：过去几年中，“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特别是叠加三年疫情，供应链问题成为方方面面关注的焦点。今天很荣幸请到您到观察者网做客，谈一下您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首先想问问您，为什么会用到“攻防战”这个词做书名？

林雪萍：这要说到2018年3月份，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中兴事件，它的芯片被美国断供了，当时很多人会觉得这也是贸易战的一部分，但是对我们产业研究者而言，会觉得极其不同寻常。

因为主导断供和制裁的机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BIS），它每年都会对全球的工业基础进行调研，换个角度讲，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情报机构，它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制造能力水平和分布，有一套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个机构它还具有司法职能，这是非常独特的。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BIS）

这时你就会发现，美国用了一种系统性的打法，来限制中国的企业的发展，我当时很快就写了一篇文章《中美贸易大宣战 中兴被谁射冷箭》。到了2019年5月16日，华为被断芯片，海思转正的时候，这件事大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沿着这条线索，通过前后5年的写作，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在今年的年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了一句话，她说，现在美国正处在供应链的一个攻防阶段，她把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断供手段看成是防守；把大力发展美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业，看成是进攻。我想，这是特别明确的一个表达，美国也在吹响供应链攻防战的号角。

我们的书用“攻防战”这样一个词，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表述，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地方是我们强的，能够利用好长处；哪些地方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要把它补上去。这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框架思维，更好地去发展中国制造。

原来大家一直觉得供应链是一个商务话题，可能是一个公司内部的采购，这是最早的一种认识。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把供应链这个话题放到了行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上，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断供，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卡脖子”，其实就是在供应链上的某一个环节施加了影响，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供应链不但是一个企业话题，更是一个国家的话题。

观察者网：那么您怎么看待当前的攻防形势？

林雪萍：攻防只是一个角度，核心是要认清优势和劣势。

我们的劣势在于高新技术领域，如光刻机等，被卡脖子。但我们需要考虑平衡，因为这种产品全球只有一两家生产制造，只能满足特定场景。

我们实际上有更广阔的民生需求，中国制造的80%是传统制造业，这些表面上与现在的对垒局势无关，但我们仍然需要发展好。而且，以我在书中提出的“三力”模型来观察，比较基础的制造业和产业并非没有技术含量，它们与最尖端的研发创新是一个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需要平衡地看待当前的“攻与防”问题，这取决于我们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分布。

观察者网：这个“三力模型”很独特，我个人觉得它的解释力比较强，您能不能给读者简述一下这个模型？

林雪萍：供应链的“三力模型”主要包括三种力量：控制力、连接力和设计力。

其中，控制力指的是对关键节点的把控；连接力是指企业之间联系的紧密度；而设计力则是对整个供应链进行规划设计的力量。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模型呢？我们对于供应链的“控制力”是感同身受的，因为“卡脖子”问题本身就是关于控制力。但实际上，虽然美国对中国很多行业的供应链进行了围追堵截，很多中国企业上了所谓“管制清单”，还有很多加征关税的压力，但是从2018年以来，贸易战打了5年多，美国没有赢，中国也没有输，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当时的意料。

2018年，在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 图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那么，中国是不是应该还有一种力量，能够制衡和抵御美国在供应链上的控制力优势？带着这个问题，经过调研、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种力量源于中国企业之间紧密的连接关系，以及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本土制造能力的结合。

我把这种力量命名为“连接力”，在供应链竞争中，除了控制力，连接力也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控制力虽然强大，但其低端制造空心化，导致其连接力相对较弱；中国虽然控制力较弱，连接力却很强。

三力模型提供了认识复杂供应链的概念框架，帮助简化问题并揭示本质。

美国注重基础研究，在控制力方面更强，认为下游企业可以承接科技研发力量的转换；中国在控制力上弱一些，在连接力上比较强。从辩证角度看，两种力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珠三角在消费电子产业上强大的连接力，为许多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快速迭代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从玩具、无人机、汽车到高端医疗器械，在不同的产业都能找到例子。

早年的深圳华强北 图源：网易

过去这两年，我们在一些“卡脖子”领域迅速有所建树，在控制力上有所突破；美国也在产业政策上发力，希望在本土重构连接力；这就使得供应链的迁移和流动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方设计的影响，我把这种影响称为“设计力”，是对瞬息万变的供应链格局的动态驾驭能力。

观察者网：很多人评论中国制造仍然是“大而不强”，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林雪萍：中国的“大而不强”是对当前状态的一种描述，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占到1/3左右，“大”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时，这种描述也指明了我们下一步的升级路径。

在供应链攻防战中，我把一个国家的产业纵深大致分为三层“壕沟”。最外的一环，是消费者和客户直接能够使用的产品，例如电视、手机、工程机械等，生产过程主要是装配；向内一环，是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各种零部件；再向内一环，是材料与装备工具等等。在三条壕沟的最里面，是科学家的大本营，这里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需要对科学原理进行突破。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发展的路线大都是集中在最外的一环，这是正确的次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电视在市场上非常强大，生产这些电视选用哪些供应商和哪些零部件，自然是由日本的品牌商说了算。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零部件生产商基本不可能有市场机会。后来，中国的电视机和电脑品牌逐渐拥有市场话语权，京东方、华星这些液晶屏供应商才能跟上。再后来的梯次，才是生产液晶屏用到的材料和装备工具占领市场。

90年代的日本家电

日本电子行业的衰落，也是沿着这个顺序呈现了供应链的依次失控。

观察者网：您的书里有很多篇幅写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能不能比较集中地总结一下他们在供应链争夺战里的位置和角色？

林雪萍：在刚才的讨论基础上，再去看供应链攻防，就要有一个视角上的新认识：全球制造格局正在重塑，我称之为供应链的大分流。

在越南、印度、墨西哥和日本等国家，现在正在新建许多工厂，这意味着“逆全球化”的叙述并不完全准确，全球化正在市场和设计的合力下，在一些局部加速重塑，观察新兴工厂的位置，就可以意识到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四岸”制造。

我们最熟悉的是离岸制造，它构成了过去全球化的基石。但现在，美国正在推动回岸制造（供应链迁回本土）、近岸制造（将供应链转移到靠近的国家，如墨西哥对美国来说就是后花园）、友岸制造（根据价值观来区分对待供应链，例如美国、荷兰和日本之间建立的半导体装备联盟）。

重新认识全球供应链如何寻找新的落脚之地，这是一种“地理再发现”。

越南是一个非常好的承接地，因为它离中国非常近，要利用珠三角的供应链只需要走不到2000公里。这使得越南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方便获取无法制造的零部件。在过去几年中，越南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三星越南某生产线 图源：网易

印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无论是人口还是市场发展，印度都有很大的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对印度抱有巨大的期望值，尽管印度存在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印度仍然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对手。

墨西哥是一个近岸制造的典型受益者，特别是在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北美新协议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入美国市场没有关税要求，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制造业选择在墨西哥设立工厂。这也是一个供应链转移的现象，我将其称为中国制造在出海。

墨西哥汽车组装生产线 图源：新浪科技

我们过去比较熟悉供应链“溢出”的概念，这是说，制造业就像游牧民族，会自发地按照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向不同地方进行转移。日本和韩国过去的供应链转移和产业的迁移就是典型的“溢出”。

然而，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自然过程之外有很多被人为设计出来的迁移。

对于中国供应链流失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把供应链视为一种能力，而非简单的工厂形态。对中国制造来说，需要应对的是全球化局部加速化，以及“全球化2.0”新秩序的构建。

供应链大分流已经在发生了，中国的供应链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是新的平行供应链正在成长，尚未定型。很多已经迁移的企业要求我们必须跟随他们去越南或印度，否则就会失去订单，这会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只留在本土，任由新的供应链成长。当一个新的力量正在成长时，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参与格局重塑，以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呢？虽然从具体工厂来看，转移到国外可能是一种损失，但从能力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在新的供应链秩序下成长并发挥主导作用。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仍然拥有庞大的连接基础，原有的体系仍在高速运转。这使得我们能够继续成长，具备新的造血能力和创新机制，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能力。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制造模式，了解它们的运行方式，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供应链能力出海的过程中，这样，才能再次把握自身的能力和命运。

我认为，一个有效的做法是，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缠绕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形成一种不可分割、不可脱钩的供应链体系。

观察者网：供应链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可能都不太一样，能不能谈一下本书写作当中遇到的难点？

林雪萍：供应链传统上被视为一个商务话题，主要涉及的是公司内部采购环节。但是断供和卡脖子现象，实际上是国家力量对供应链上某个环节施加影响，这使我们意识到，供应链不仅是企业话题，更是国家话题。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供应链的话题扩展到了行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是有难点的。

一个企业往往与各种规模不同的公司进行连接，即使是苹果、华为这样最大规模的公司，也会与最小的企业发生直接关系。构建这种关系非常复杂，而且有时是隐藏起来的。

你会发现，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折叠的社会关系。

因此，写这本书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往往你手里有一条线索，当你想沿着这条线索去调研，摸向下一个连接点，真正摸清对方的人和事是怎么运行的，这时线索往往会断掉，像悬疑片一样。你需要挖掘出更多隐藏的线索，并将它们连接起来，才能真正发现供应链的奥妙。

观察者网：有没有定稿以后还不太满意，或者说想要进一步写的地方。

林雪萍：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不愿意收尾，因为当下的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快速流动和重塑的阶段，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形态、雏形出现。制造业的全球格局正在重塑，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我当然希望用更长的历史视角去验证一些结论。

写作可能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但书中揭示的一些意义和基本的运行机理是成立的。我写这本书也不完全只是想写供应链问题，还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一个视角，来观察中国制造或全球制造的复杂系统，帮助读者构建系统思维，完成一个对基本盘的认识。

观察者网：在写作时，您预想了哪些类型的读者，如何平衡专业性和科普性？

林雪萍：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主要包括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大众。

首先，对于企业家和管理者来说，希望他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和书中的模型，能够深入了解当前复杂供应链背后的机理。供应链的脆弱性是每个企业都面临的问题，而随着供应链在国家间“武器化”，以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上升，更好地认识其运行机理变得至关重要。

其次，希望能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启发，帮助他们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审视工业运行的逻辑。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后，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复杂的工业和制造格局，包括供应链与产业集群、城市创新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形成系统认识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这本书也面向大众。因为制造业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关注，供应链也成为一门显学。网上有很多关于供应链的讨论，包括对外企的态度和对一些企业的认识。这本书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来认识这些企业不同维度的价值，希望能提供一种较为冷静和长期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