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云调查】风骨药商乐达仁 中医药制作在他手里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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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云调查】风骨药商乐达仁 中医药制作在他手里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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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沽大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振兴祖业、爱国济民,他们用行动续写着天津中医药的传奇……

大宅门里走出的药商

在河西区台湾路与宁波道交口处,一栋两层红白相间的德式小楼宁静矗立,掩映在居民区之中,而它曾经的主人,就是中药达仁堂的创始人乐达仁。

乐达仁,浙江宁波人,是乐家老铺的第12代传人,也是后来达仁堂的创始人。说起乐家老铺,时光就要追溯到明成祖朱棣,从迁都北京开始讲起。达仁堂的第四代传人翁悦介绍说:“当年修建紫禁城的时候,全国大量的建筑工人及他们的家属来到北京定居,来的人多了,配套也要跟得上,比如说餐饮和医疗,所以各地的名医就汇聚京城,乐氏家族就在这个时候,从浙江宁波来到了北京。”

乐家北漂的第一代乐良才,每天行走在大街小巷摇铃行医,号脉问诊。翁悦介绍说:“乐良才先生走街串巷,那时医生地位不像现在社会地位这么高,但行医经历为他积攒了大量的民间验方。”

日积月累,乐良才的行医经验越发丰富,收集到的民间验方加上自己配置的药方,达到了几百种。乐家老铺在京城红极一时,可是家里人丁并不兴旺,传到了第9代的时候,就后继无人了。翁悦介绍说:“这个时候就从乐氏家族的旁枝过继过来一个孩子,他就是电视剧《大宅门》中二奶奶的先生白颖轩的原型乐平泉,他是乐家的第10代,他不仅将乐家重新推回了鼎盛,还收回了所有的外股。”

电视剧《大宅门》中白景琦的现实原型,就是乐家第12代乐达仁,而让乐达仁能有日后发展的,正是他的奶奶,也就是剧中的那位二奶奶。翁悦介绍说:“这位老太太姓许,叫许叶芬,在乐平泉过世后,老太太一个人掌管家事、店务长达27年。她不仅对乐氏家族在生意上有贡献,更是为乐平泉生有8个孩子, 4男4女,每个儿子又开办有自己的企业,乐仁堂、达仁堂、宏仁堂、宏济堂等等。当时二奶奶非常宠爱乐达仁,乐达仁先生在第12代中排行老七,所以被尊称为七爷。”

改变中药制作的观念

家境殷实的乐达仁,小时候跟大多数富家公子的成长过程相似,听戏遛鸟下馆子。1897年,刚满20岁的乐达仁,看着北京城里外国人生活很新奇,于是就突发奇想,萌生了出去见见世面的想法。翁悦介绍说:“他天天求奶奶,说北京我都玩腻了,我要去欧洲旅游,奶奶喜欢他,就托同乡、时任德国公使的吕海寰,带着乐达仁前往德国。”

乐达仁在德国停留了四年,他本打算是去旅游,但实际到了德国,参观到了拜耳制药以及德国其他工业企业后,受到极大震撼,这个时候外国的药片已经是从机器上生产出来了,而他远在北京的家,依然沿用着传统的搓板来制药。

在欧洲的四年,让乐达仁看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巨变。更让他觉得,家族的传统中药制作方法已经落伍,于是,在参观了多家现代企业后,乐达仁决定回国,重新审视中药制作。翁悦介绍说:“他回到北京以后,鸟也不溜了,饭局也不去了,戏也不听了,他要从学徒做起,也就是选料开始,切药、炮制,学了一年半,然后他又到柜上去学,怎么售药、怎么算账、名贵药材、怎么鉴别……这样又学了一年半之后,奶奶开始带他上会,听取账房先生、店铺经理的汇报,听了差不多半年,乐达仁先生已经熟练掌握了一个药企的整套流程。奶奶突然离世后,她的四个儿子无法独立支撑这个庞大的家族,所以家族中一团混乱,每个人都去账上拿钱,也没人管企业,乐达仁先生就是这时候决定,走出他生活了20多年的大宅门。”

独闯市场创建达仁堂

踌躇满志的乐达仁,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百里洋场是很多年轻人的向往之地,那里资本云集,似乎有很多机会等着创业者来试水。乐达仁就把目光投向这里,开设达仁堂药店,把祖传的丸、散、膏、丹摆进药店,可没想到,偌大的上海滩,他的达仁堂却无人问津。翁悦介绍:“南方人不喜欢吃大蜜丸这种剂型,他们喜欢吃膏滋。达仁堂多数以大蜜丸、小蜜丸和饮片为主,南方人不接受,所以生意一败涂地。直到1914年他来到天津,在估衣街开了第一家达仁堂,第一天营业收入就达80块大洋,所以他认为天津是他的福地,从此就决定在天津落脚生根。”

达仁堂的生意越来越火,游历过欧洲的乐达仁下决心把作坊式的中药制作改成工厂化。厂址选在哪里呢?“当时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住在五大道,他在相当于郊区位置的大经路上有一个私家花园,乐达仁就买下了这花园,在此修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家中药工厂,就是达仁堂制药厂。”翁悦介绍。 发展中药事业 用行动爱国

在欧洲的四年,乐达仁除了参观学习现代企业外,也接触到了很多新潮思想,选择在大经路(现在的中山路)建厂,跟当时的时局息息相关。翁悦告诉记者:“孙中山先生曾经三次来到天津,特别是1912年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发表演讲,乐达仁先生对孙中山先生很崇拜,所以1915年选址了大经路,从此改变了咱们中药几千年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他希望中药也能够现代化自动化地生产出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有了工厂做生产基地,达仁堂的生意越做越大,1916年,乐达仁在全国开设了18家达仁堂分号,最远开到了香港。为保证药材品质,乐达仁在厂区里开设鹿园,专门饲养梅花鹿。“为了确保鹿茸的品质,在厂区里养鹿,这就需要很大的面积,里面还有果园,以前天津没有动物园的时候,中小学春游全来达仁堂看鹿。”翁悦说。

把天津视为福地的乐达仁,生意红火了,但他也看到了当时天津新式学堂很少,学费较高,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们很难上学,尤其是女孩子想上学就更难了。于是,乐达仁就想自己出钱办一所学校,免费让这些女孩子们接受教育。乐达仁邀请马千里合作办学,两人一拍即合,马千里不取报酬,义务教学。

翁悦介绍说:“他请马千里先生任校长,马千里先生又选来了他非常信任的学生邓颖超。当时的达仁女校成为了进步青年的一个聚集地。”达仁女校的教师大多来自觉悟社,因此学校一直充溢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也使得这里成为了进步人士从事宣传教育的场所。乐达仁除了在经费上保障外,学校事务概不插手,这也给了爱国师生很大的活动空间。

迫于当局压力,达仁女校仅仅办了几年就被迫关闭了。但乐达仁并没有停止自己的爱国举措,1926年10月,他又出资建立达仁诊所,免费为百姓看病,邀请当时著名的眼科专家黎宗尧来主持诊治工作。“黎宗尧是一个爱国医生,他当时有两位助手,一个叫做洪麟阁,一个叫莲以农,这两位后来都参加了冀东抗日,乐达仁先生为他们提供抗日的经济支持。”翁悦介绍。

20年励精图治,达仁堂在天津发展壮大。德国拜耳公司看到了达仁堂的市场潜力,乐达仁也想与这些先进企业合作,于是,双方开始了接触洽谈。翁悦介绍说:“双方就两个问题争论不下,一个是企业名称,一个是选址,拜耳希望把合作办的厂子建在青岛,乐达仁先生希望在天津。拜耳希望合作厂叫拜耳达仁堂,而达仁堂希望它叫达仁堂拜耳,都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为此,乐达仁先生曾经5次前往青岛商谈合作事宜,往返路途很辛苦,最后一次回来的时候,突发心衰,58岁就去世了。” 时光穿越百年,天津,这座中西合璧的、海纳百川的城市,留下了一位位光辉闪亮的人物,一段段壮怀璀璨的故事,一路芳华,一城风骨。(津云新闻记者 朱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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