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新文科”陷入误区：美国学界三次大辩论的警示｜文化纵横

✪ 高柏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

自启蒙运动起，欧美的社会科学就倾向于把自己的历史经验，概念化为普适理论。

带着这种分析框架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进入一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进行田野调查，必然面对本国主流理论与研究对象国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这种张力，经常成为区域国别研究者挑战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强大推动力。

随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大学被定为一级学科，一场大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悄然兴起：

这个学科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发展动力是什么？它应该如何处理与传统学科的关系？它与研究对象国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田野调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学科之间关于田野调查的理解为什么不一样？田野调查在界定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关系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

回顾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轨迹，通过分析其中三次大辩论，揭示区域国别研究背后的发展动力，以及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与社会科学学科、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和结构条件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三次大辩论包括：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欧美区域国别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化理论和行为主义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论，以及冷战后美国政治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辩论。

这三次辩论的焦点都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田野调查更是首当其冲。

这些辩论表明：第一，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无论是在19世纪的欧洲还是20世纪的美国，都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第二，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有天然的、经久不衰的张力和矛盾。第三，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和现实，与渗透于主流理论中的我族中心主义，经常有较大的背离。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原题为《理论和方法之争，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三次辩论

》，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理论和方法之争：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三次辩论

▍第一次大辩论：文化相对主义对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

（一）启蒙运动、殖民主义扩张与我族中心主义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史上的第一次辩论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我族中心主义所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为标志。在讨论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时，我族中心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欧洲中心主义）。这场辩论虽然不如后来的两次涉及的学科范围广，但是就其讨论问题的层次而言，这次辩论的命题代表着双方在历史观方面的根本分歧。这次辩论的结果对后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我族中心主义是广泛存在的现象，我族中心主义指的是以本民族文化为中心看待问题，对本民族文化给予更多的注意力。一般而言这是自然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在中国有中央之国的概念，非洲也存在非洲中心主义。[1]然而我族中心主义对待其他文化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指相对其他文化而言更喜爱（或者更倾向）本族文化，这种态度给人们以民族群体认同和本民族在历史中的位置，这些亦无可厚非。第二种则以本民族文化为看待一切事物的中心，对所有其他文化的态度都以此为衡量的标准。最恶劣的我族中心主义，也即第三种，则不仅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其他群体，而且贬低这些群体认为有价值的东西。[2]

我族中心主义在欧洲体现为欧洲中心主义，其出现与启蒙运动和殖民主义扩张有直接的关联。始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指的是欧洲一系列关于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思想变革。它非常强调理性和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并与欧洲各个帝国在全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基础直接受到欧洲海外扩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接触的启发。通过这些扩张，欧洲探险家和殖民主义者发现，无论是在北美大陆还是在太平洋地区，许多原住民的社会还处于自然原始的，更接近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时的状态。不仅如此，欧洲人认为他们在全球的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人类社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据，他们认为只有欧洲社会才已经进化到文明时代，所有不属于欧洲文明的殖民地都仍然处于原始时代。由此发明的各种理论纷纷把欧洲放在人类进化史的顶端。这些理论给了欧洲人一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3]欧洲中心主义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欧洲社会科学理论从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线性历史观。

欧洲中心主义是我族中心主义的一个危险转折，这不仅是因为这个中心变得优越，更是因为有这种优越感的民族开始统治其他民族。欧洲中心主义当时之所以比其他任何一种我族中心主义都更有影响，是因为以它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欧洲先是成为早期的现代国家，之后又在19世纪作为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征服世界。这种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对非西方国家和它们的历史有十分负面的影响。欧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的非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其中最恶劣的就是黑格尔等人鼓吹的“不存在非西方的历史”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原始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因为他们没有人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性。原始人的过去充满了混乱、野蛮、贫困和停滞。他们只能创造出神话，却无法用因果逻辑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4]这些殖民主义者以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做法，通过把殖民地描绘成需要欧洲的理性和控制来拯救的蛮荒之地，来为他们的殖民主义提供合法性。

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是欧洲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单个的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导致西方国家纷纷对外扩张，争夺市场和原材料。对外殖民主义扩张产生了了解殖民地的知识需求，这就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殖民主义时期，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人员通过田野调查来记载他们在刚刚获得的殖民地接触到的原住民的各种土著文化。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许多人类学者则认为各种文化是可以相互比较的，而且还坚信某些文化，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欧洲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由这种线性历史观带来的优越感就体现在西方社会科学在形成各种理论时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追求普适原理，同时又相信人类社会线性发展的倾向，体现在当时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之中。这些理论的逻辑普遍基于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其暗含的假设是这种理论代表着对先进文明经验的历史总结。

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我族中心主义催生了区域国别研究历史上著名的东方主义。在18—19世纪，东方学家指的是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者，其中包括许多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官员。直到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者们倾向于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与印度人发展和保持积极关系的手段。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中重新定义了“东方主义”一词，即按照西方传统——学术和艺术——的标准对东方世界进行有偏见的他者解释。[5]这样一种学术传统是由18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文化态度塑造的。后来许多学者对《东方学》体现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批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分析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话语理论。按照萨义德的说法，这样一种区域国别研究中“再现的概念是一种戏剧的概念：整个东方被限制在东方学里的东方这样一个舞台上”，这些东方学家研究的主题“与其说是东方本身，不如说是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因而不那么可怕的东方”。[6]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问题，欧洲殖民主义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就已经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这种田野调查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参与式的，但是它的确是基于现场观察和访谈的。这种在当地获得第一手材料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帮助宗主国了解殖民地，而且对宗主国的统治策略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英国的例子最为典型。英国的殖民者在殖民地遇到了不同的部落群体，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部落一直按照自身的传统生活。英国人认识到，对部落的人进行控制和统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寻找最有效的统治手段，英国的行政人员和人类学家深入这些部落，仔细地观察和研究了不同的部落结构。他们认识到，如果在殖民地实行英国本土式的统治结构，将会破坏殖民地原有的政治秩序。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政治还与文化、身份、意识形态和尊严等问题紧密关联。英国人认识到，如果由他们进行直接统治将会面临不断的抗争、起义和动荡，这将使得殖民者很难控制殖民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间接统治是最佳选择，这种统治方式能使他们以微薄的成本维持当地的政治结构。在这种间接统治中，殖民地治理的等级制度在上层由英国行政长官统治，下层则为地方首领独立管理日常事务留下足够的政治空间。[7]

殖民主义时期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田野调查与当时的社会科学体现的理性主义以及追求一般性原则并不冲突。当时的人类学者试图通过比较在世界不同地点出现的相似的民族志现象来发现人类社会进化史上的一般性规律。但是这些研究经常是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开始，即同样的文化特征一定是由共同的原因发展出来的，并且最终得出结论：人类社会在世界各地的进化发展一定是依照一个大系统，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这个统一的进化过程的细节而已。[8]当时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之间也并不存在张力和冲突，因为这个时期的研究人员中除少数人类学者以外，更多的是驻研究对象国的公司管理者和由本国政府任命的驻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其母国大学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除了人类学以外基本与这些对殖民地的研究没有太多的关联。虽然当时西方大学的人类学已经公开接受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但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仍然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

（二）文化相对主义：田野调查与跨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制度化

到了20世纪初，德裔美籍文化人类学者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们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开始挑战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张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者们强调要真正地理解一个部落的文化必须研究这个部落文化整体包含的各个习俗，必须调查这些文化习俗产生和变化的环境条件，考察它们发展背后真正的历史原因和相互联系，以及当地人伴随着这些发展的心理过程。[9]这些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者们不应该根据本民族的文化标准去评判一个不同文化的对或者错、正常或者怪异，而是应该在研究对象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文化相对主义对人类学提出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摆脱影响着每个学者本身文化对其世界观的束缚和偏见，如何通过理解研究对象国文化本身去解读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而不是把其他文化中的人的行为与欧洲的传统进行比较。[10]

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这个原则对理解异文化而言十分重要。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不仅仅包括关于食品、艺术、音乐和宗教信仰的品味，还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如何在精神和物理层面处理与周围自然环境、其他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群体中的每个人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对一个文化整体的人文性质的认识应该建立在尽可能广泛和不同的个人抽样的基础之上。当一个文化越是与研究者本身的文化不同，研究者才越能认识到他们自身的信仰和活动本身实际上也是受到本国文化环境的严重制约，并不能代表普适的原理。[11]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对研究对象国综合理解的重要性使跨学科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要达到这些目标，参与式观察就十分重要。信奉文化相对主义的学者认为离开当地环境根本无法理解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意义，而民族志是帮助他们在科学地研究异文化时摆脱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限制的重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在研究对象国或者地区生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掌握当地的语言并至少部分地融入当地文化，通过参与观察的方式进行研究。文化相对主义为田野调查这个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提供了合法性。

文化相对主义对我族中心主义的批评以及它对参与式观察的重视也为区域国别研究在以后近百年的历史中与西方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缠斗留下了伏笔。当民族志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意义，研究者开始在研究对象国长期生活，通过参与式观察真正地深入当地社会，并通过对研究对象国更全面的理解来解释该国的现象时，田野调查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社会科学对普适理论的追求发生正面冲突。当研究者不再比较不同的文化并寻找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描述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或社会时，田野调查追求的知识就经常被认为是不具备普遍意义的。正是作为这个倾向的代表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后来才成为主流学科不断批评的对象。[12]

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心很少超过其最近的邻国以外的地区。只有一些报纸的驻外记者、传教士和小说家生产一些有关外国的知识。绝大部分的美国精英在这一时期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只关心自己的“后院”，即加勒比海地区与拉丁美洲而已。[13]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它为美国两个主要的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者在制度上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机会，一个是情报机构的成立和发展，另一个是区域国别研究进入美国大学。这二者在战争中共同发展、紧密合作的结果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直接挂钩。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规模而言是全球性的，在范围上讲是综合整体的。美国人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交战国的情况，军方认识到区域国别知识的重要性。在军方的强烈要求下，美国的许多大学开设了各种提供外语培训和介绍各国概况的区域国别课程。战争使美国大学第一次广泛深入地接触了区域国别研究，这是二战以后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全面制度化的起点。在战争动员中，美国学术界的三大全国性研究组织都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协调全国的教学和研究。学者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民族地理委员会，统计外国文化和语言的专家名单。到1942年，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研究分析部门已经集结了大量的专家。[14]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动员学者和大学为战争服务，学术与现实的相关性和学术的社会意义开始成为美国大学自我定位的中心。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40年代末，美国大学里原有的传统学科的边界被打乱，开始流行跨学科的、工具性较强的、问题导向的研究。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基本没有任何束缚。[15]

二战期间迅速发展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受战争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实用倾向。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国政府内关于盟友和敌人的详细知识基本上为零。当美国宣战后，区域国别研究开始爆发式地增长。战争期间的区域国别研究紧密地配合战争的需要，不仅了解交战国事务的专家几乎全部被政府征聘，而且由于专家的数量仍然远远不够，美国政府不得不聘任大量曾有海外生活或工作经验的各色人等作为补充。由于缺少有能力的管理者，许多大学里设立的提供区域国别知识和语言训练的项目经常是没有现成的教材，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攒出来一套教材。战争期间的区域国别研究比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要活跃得多。传统的政治学对美国在二战中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贡献，而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们则或者当翻译、收集情报和进行心理战，或者帮助美军准备在敌对国成立军政府。[16]

大量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和有海外经验的人依靠的知识源于他们过去在研究对象国生活的经历。这些人拥有的区域国别知识是通过实地生活得来的，如果套用研究方法的术语，他们的知识来源相当于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尽管这种观察通常并没有研究意识。

虽然二战期间美国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以提供实用的语言教学、基于文本分析的各种外国概况课程为主，但是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力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可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至今为止，《菊与刀》可能仍然是关于现代日本社会和文化研究最有影响的书。至20世纪末，光是在日本就卖了140多万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尼迪克特的书建构了不仅是美国和日本，作为延伸，还包括全世界在战后对日本的认知。”[17]

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层面看，本尼迪克特的这本书可谓意义重大。作为博厄斯的学生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本尼迪克特在这部名著的研究中使用了与其主张的参与式观察的民族志完全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并大获成功。本尼迪克特既不会日语，也从来没去过日本。由于战争的缘故，她也无法去日本进行参与式观察。但是她深度访谈了许多日裔美国人和日本战犯，阅读大量的文字材料，看日本电影，并参考了可以与日本进行比较的太平洋岛国的其他案例。[18]正像一位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参与式观察是民族志方法的关键，她（没有这样做）无异于犯下了对人类学的原罪”[19]，但是使用其他的田野调查方法并没有妨碍她完成了一部名垂史册的巨作。这对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表明对研究对象国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深入了解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人类学以参与式观察为主的田野调查并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唯一方法，使用其他研究方法也可以取得非凡的成绩。

（四）从闭关自守转向国际视野

在冷战刚刚爆发的194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由其下属的世界地区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领衔，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行了一次调研。调研的原因是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二战期间迅速发展，但在战后，随着美国大学开始从战时状态向和平状态回归，被战争需求掩盖的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在战争期间获得迅速发展，许多战争期间接受过训练的人带着他们战争期间的经验进入国际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各个大学也积累了相当的关于外语训练和区域国别知识训练的教学经验，并发展出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战后的美国高等教育界有一个广为接受的理念，即学术界有责任不让美国再次陷入到战争中完全没有准备的境地，因此必须找到打破学科之间相互隔绝的方法并克服当时学术界不关心外国事务的风气。[20]另一方面，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美国的大学都是围绕着传统学科来建立的。尽管战前的美国大学有一些区域国别研究，但是它们一般被认为是非主流的。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的基本特征也使它在以单一学科为主的大学组织结构里显得格格不入。虽然在战争期间，区域国别研究大步进入了大学，但是战后初期许多人仍然怀疑区域国别研究是否有足够的实质内涵和学术核心，从而在高等教育界占据一个永久的位置。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不仅冷战爆发，而且美国也进入一个对外影响力空前扩张的时期。在这样一种国际秩序激烈重组的过程中，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成为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意识形态和影响力方面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战场。随着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又被重新动员为外交政策服务，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任务也被定位成提供正在变化的国际体系的相关知识。[21]

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学术界就区域国别研究的未来走向达成了几个共识。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仍然应该坚持以生产实用知识为主，摆脱传统学科重视理论的限制。冷战期间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这种特征实际上是二战期间实用主义的延续。美国学术界在战争期间看到了国家对区域国别知识的需求并对传统学科的狭隘性进行了反思，这使得各大学在战后初期对待非西方文化研究和田野调查方法的态度相当宽容。冷战产生的对国际知识的新需求也在客观上要求这种宽容。同时，虽然传统学科重视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不是知识的实用性，但是在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很少关心纯理论，而是更多地为战争需要打造各种分析工具，模型、图表、类别以及无穷无尽的地理数据。这些研究方法都着眼于完成一个具体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介入以实现目标并赢得一场战争。这些在冷战初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功能仍然被定位为实现工具性目标。[22]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坚持跨学科的传统。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不应该与人文传统割裂，二者的结合将对美国通过区域国别研究理解全球事务有极大的帮助。传统的学科视角过于狭窄和封闭，未能同正在出现的新知识领域建立联系。新一代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和一个特定的学科这两方面都要过硬。正是这种跨学科的混合才有希望把人文与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国际事务有更深度的理解并能提供聪明的政策建议。[23]跨学科不仅仅是冷战的需要，人文学科提供的语言以及与文化历史有关的各种课程将帮助美国人认识国际事务，并引领已经到来的“美国世纪”。为扮演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角色，美国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培养公众有与该国战后霸权地位相应的国际视野。霍尔在其领衔并执笔的1947年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调研报告中问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当年）英国人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带来的）这些不同颜色的‘眼镜’在很大程度上打掉了他们自身的土气，这使英国能在七大洋最遥远的各个角落部署舰队，抓住机会和责任去建立一个统一大世界。这难道不是与我们自己今天的地位很相似吗？我们是否也需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眼镜’来建立我们新的统一世界？”[24]

第三，田野调查是区域国别研究者加深国际理解的重要方法。田野调查的意义不仅在于能为美国制定各种外交政策提供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对外国事务的把握程度将会直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增进国际理解、维护和平也是美国学术界许多人的愿望。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我们刚刚打完一代人中的第二次残酷战争，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远非令人满意，有些甚至高度危险。我们原有的教育方法和研究方向已被证明既不能帮助我们维护和平，也不能有效地赢得战争。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敌人，战争的残酷程度是否能减少一些？如果我们充分了解与我们走向冲突的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想法，这些战争是否仍然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通过制定更明智的对外政策防止它们发生？如果我们更了解我们必须打交道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是否能更快地实现并能更有效地维持持久的和平？对于美国学术界而言，回答这些问题既带来希望，也带来责任。学术界对原有教育和研究的方法和观点都不满意，这些迄今为止没能被回答的问题要求一个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25]

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并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成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美国在两个层面上对国际知识的需求空前增长：从地理的层面讲，美国对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强烈的兴趣。因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冷战同样是全球规模的，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都有影响。特别是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美国和苏联争相去填补在独立的新兴国家出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真空。从研究题目的层面讲，美国几乎对外国的所有事情都感兴趣。其关心的不仅仅是外国的军事能力和自然资源，也包括经济组织、政治、人口结构、语言、公共卫生和其他社会方面的情况。[26]用1947年报告的执笔者霍尔的话讲，区域国别研究可能是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施肥，填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发展出一种涵盖各学科的基础性整体知识的重要渠道和方法。[27]

冷战期间，美国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60年代，（美国政府的）军事、情报和宣传部门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大型研究项目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多的经费，这些经费的目的是用于支持与当时国家安全有关的各种项目。”[28]美国政府在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和1961年设立的富布莱特—海斯奖学金是官方资助区域国别研究的代表。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也对区域国别研究有强烈的兴趣，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在冷战期间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经费。[29]在冷战期间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经费，而不是资助各学科的纯理论研究，这一做法使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里与学科之间既形成了一种相对的权力平衡，又进一步激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虽然区域国别研究有更多的科研经费，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来完成科研任务，但是雇人和晋升的权力仍然属于各学科。[30]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始成立以拉美、中近东、斯拉夫与东欧以及南亚为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委员会。到了5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又与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全面合作，建立了非洲、现代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苏联等专题委员会。[31]

▍第二次大辩论：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及挑战

（一）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兴起

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出现在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其特殊之处在于这个研究范式是美国社会科学为配合美国对外政策专门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发明的，然而这个为区域国别研究发明的范式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横扫美国学术界，成为当时各社会科学学科的主流范式。这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未曾有过的殊荣。换言之，影响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两大主要变量—学科与外交政策在其他时期都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但是这一时期却实现了少有的和谐共存。

战后初期的世界格局与美国对外政策是现代化理论出台的重要背景。当时的国际秩序处于激烈的重组过程中：冷战已经全面拉开帷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的竞争，双方都认为这场竞争的最终目标是谁能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而竞争的焦点地区又在广大的第三世界。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式微，原来的殖民地纷纷变成独立的新兴国家。然而这些新兴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和政治动荡等各种困局。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认为，为了给已经到来的“美国世纪”建立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在冷战中争取广泛的同盟，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赢得广大第三世界的支持，美国必须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做些事情。1949年1月，杜鲁门在总统连任的就职典礼上提出著名的四点计划，在重申美国对联合国、欧洲战后重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之外，他专门提出美国将用自己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去帮助世界上的后发展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杜鲁门指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能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不只限于人的尊严、自我治理的能力和宗教自由，更在于提供物质上的改善,让人们过上体面和满意的生活。[32]

然而，美国政府在把杜鲁门提出的这一政策方向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美国人对这些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的认知十分有限。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都认识到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分析框架去理解世界上刚刚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新兴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个框架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一而又相互连接的整体来分析，必须在整合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为打造这个分析框架，他们首先需要一个能够指导和整合各学科知识的理论基础。既然新兴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此复杂，他们也需要一个相似的理论来应对和诠释这些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33]这个综合性理论不仅能帮助美国政府理解后殖民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也能在这些地区鼓励变化，使它们变得更像西方，而不是更像苏联或中国。[34]

社会学为现代化理论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理论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帕森斯比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美国学者都更加完整地表述了对现代性的复杂理解，他的社会理论既保留了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又把它与文化规范信仰等价值体系嫁接，由此推出极具特色的行动理论。对帕森斯而言，现代性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它代表着进步、宽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理性主义。[35]帕森斯在把这样一种行动理论用于分析社会变迁时指出，特殊主义、集体主义、父权制度、地位和宿命论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普适性、个人主义、靠个人成就决定地位和任人唯贤是必不可少的。帕森斯提出的现代性概念既把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试图在学科内部回答的研究问题变为一个打通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又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理解后殖民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变迁的最终目标提供了一个基本而又简单的模板。

现代化理论在创建的过程中得到跨学科的有力支持。由于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每个社会科学学科关心的问题，哈佛大学专门为他成立了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这个系聚集了来自各个专业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后来都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当时这个系的教授除了帕森斯，还有戴维·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埃里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以及什密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学生则有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Sutton）、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尼尔·斯美尔萨（Neil Smelser）、马里温·莱维（Marion Levy）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这些学者以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类科学为理想，试图建立一个普适的解释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基础理论。用格尔茨的话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打造出与物理学牛顿定律等同的社会学理论”，这个理论将打破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条块化，提供一个整合所有分析社会行为的知识的概念体系。[36]这些学者一致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趋同过程，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不分时间和地点地显示，相同的原因最后总是导致相同的结果。这个世界正在走向均质化，所有的现代国家看起来都很相似，现代人的思想、行动、感觉和行为也都大同小异。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世界正在从风采各异的传统生活方式向着一个单一、普适的现代性趋同。[37]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整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垄断了美国社会科学对后殖民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思考。现代化理论秉承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的线性历史观，通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比，提出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模型。这个发展模型以技术、军事和科层组织、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为基本特征。美国的社会科学用现代化这一概念来描述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现代化理论通过界定一个变迁的简单路径，简化世界史上特别复杂的去殖民主义和工业化问题，试图为美国对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地区实行经济援助和军事干预提供一个指南。[38]

虽然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来自美国社会学，但是真正使现代化理论在整个学科范围内建立统治地位的却是美国政治学。率领现代化理论攻城略地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推动美国战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机构，它设立了众多的以地区或者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委员会。然而以发展现代化理论而著称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则是以理论为主题的委员会中最突出的代表。在其存在的18年历史中，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长期任主席，后期由白鲁恂（Lucian Pye）接任。比较政治委员会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对后殖民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在18年的历史中，它产出了300篇以上的研究报告，单独赞助了23个会议，共同赞助了6个会议，同时还组织了5个暑期工作坊。其组织的会议以“政治发展研究”为题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影响深远的8卷本的研究系列。[39]

阿尔蒙德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一个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这个普适的分析框架有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是政治结构，现代化研究范式下的比较政治学主要分析政治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和形式。所有社会都存在政治功能，但是同样的政治功能可以由不同的政治结构来释放。其次，所有社会都有同样的政治功能，它包括输入和输出。输入包括政治社会化和招募、利益的发声、利益的聚集以及政治的沟通，输出则包括制定规则、应用规则和调整规则。比较政治学着重分析各国是由何种政治结构来行使这些政治功能以及它们是否一贯地行使这些功能。最后，所有的政治结构都是多功能的。比较政治学应该着重分析政治结构在行使政治功能时的专业化程度，因为专业化程度是政治现代性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40]

如果说阿尔蒙德的分析框架更重视结构功能主义的普适性，那么专门研究民主化的马丁·李普赛特（Martin Lipset）则将现代化理论由传统到现代的这种基于欧美历史线性历史观的单线条转变，操作化成向民主迈进的因果机制。他在1959年提出，一方面经济发展与合法性是稳定的民主制度存在的社会前提条件。经济发展带来财富的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中产阶级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的机会。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必须向全社会证明它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把一个历史上分裂的社会凝聚在一起。因此，这两个方面为民主化提供了发展动力。[41]

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两大支柱就这样在政治学里开花结果：一个是在帕森斯定义的系统的基础上以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政治，另一个是业内公认对后殖民主义的地区和国家而言最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从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变。到了20世纪60年代，“基本上全部政治学家都相信现代化这一概念，政治学的所有问题和研究对象都被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检验。”[42]被现代化理论武装的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确立了自己完善的模型，这个分析框架在60年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它不仅生产了数量惊人的研究成果，也为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带来学科中的最高荣誉，早期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其主要代表阿尔蒙德于1966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43]

如果说社会学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学为它带来最大的学科影响，经济学则是现代化理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代表。其主要人物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认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经历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起飞、成熟，最终到达高度的大众消费。他的分类有很明显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两分法。罗斯托的分析框架并不是要建构一个大理论，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个在对外政策方面影响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科学视角。他认同社会科学要进行跨学科整合的观点，但是主张聚焦到具体的问题上。[44]

罗斯托在讨论经济发展时使用的“起飞”一词有深厚的内涵，“他不同意帕森斯把经济学置于社会理论之下的提法，他想要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理论，而是要发展一种关于增长过程和类型的与生物学相似的理论。‘起飞’通常伴随着那些想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群体在与那些想停留在传统社会或者有其他目标的群体（的竞争或者斗争中）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45]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在过去历史经验中自然的时间序列中的五个阶段解释成相关社会制度进化式的进步。这个五阶段论直接援引的是现代化的话语，其划分基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输入输出模型，第一和第五阶段代表的是传统与现代，他只不过把现代化的转变期进一步细分成中间的三个阶段。[46]

罗斯托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体现在他直接参与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共和党在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一直试图限制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并试图附加政治条件。罗斯托则反对由短期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决定援助的规模，而是主张要根据特定国家的吸收能力，即一国在生产中使用资本的能力来决定。援助的目标不在于增加收入或者解决各国的不平等，而是推动当地人更加努力。罗斯托认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助推发展中国家的起飞过程，直到它们的增长有自我维持的动力。

罗斯托在肯尼迪竞选期间就担任其顾问，1961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又任命罗斯托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约翰逊总统在1966年任命罗斯托为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罗斯托的观点直接影响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政策。罗斯托认为共产主义提出的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游击战，而游击战对正处于现代化转折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系统传播的“病毒”，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彻底斩断外部势力对游击战的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军事政权的作用不仅是对抗游击队，而且还是指导现代化过程本身。罗斯托主张，为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赢得对游击战的胜利，他们必须通过强势征兵打造出一个现代国家的骨架。他在1964年主张美军在“胡志明小道”切断越共对游击队的支持，在1966年主张轰炸越南北部，并在1967年主张入侵老挝。正像一个批评者指出的：“不论罗斯托和其他的现代化理论思想家如何辩护，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直接起到为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越南使用军事手段提供合法性的作用。”[47]由于他担任这些负责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职位，美国社会上许多人把他视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这也成为现代化理论后来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

虽然现代化理论体现着与欧洲殖民主义非常相似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线性历史观，但是由它指导的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体现的西方中心主义却与欧洲殖民主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美国战后外交政策不追求欧洲殖民主义式的占领领土，而是通过传播“美国生活方式”，支持那些刚刚独立的新兴国家实现“现代化”，把这些国家带进美国设计的世俗“天堂”。[48]“现代”意味着变得与西方相似，但是它并没有主张追随西方的义务。现代化成为一个脱离了地理起源和轨迹的西方模式的代表。[49]

尽管现代化理论表面上聚焦于第三世界的困境，实际上则是呼应和放大了美国人对本国现代性状况的乐观情绪。[50]现代化理论家们充满了对自己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自信。正因为如此，对那些急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后世界为美国定位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现代化理论无疑是美国有史以来提出的重新塑造他国社会的最明确和最系统的蓝图。这个蓝图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一个对世界系统的理性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还建构了一种元语言，这种元语言不仅诠释了战后地缘政治中不确定性的意义，而且还为美国提供了一套在这个十分脆弱的世界影响他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指南。[51]在方法论的层面，现代化理论为区域国别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它为分析结构条件迥异的各国之间的历史同时代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与此同时，它的线性历史观代表的我族中心主义也使研究者进入田野时带着比较强烈的理论预设，经常出现为了满足理论而削足适履地处理经验材料的情况。

（二）来自行为主义的挑战

行为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前者对19世纪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热衷使它对后者十分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发展行为主义研究的平台。在它的成员们看来，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与行为主义完全是互补的关系，帕森斯的社会理论能为在更微观的层面研究人的行为提供一个大理论基础。[52]在方法论的层面，行为主义有三个主要立场：第一，社会科学应该主要研究可观察到的个人行为；第二，为发现社会与政治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应该重视经验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并使用定量的抽样和问卷方法去验证；第三，社会科学应该发展传统欧洲经典文献体现的系统的大理论。行为主义试图模仿自然科学，它反对已经统治美国社会科学几十年的表意文字、描述、非积累以及重视制度个案分析的传统。[53]

19世纪后期成型的美国政治学一直热衷于各国政府制度的比较研究。这一方面受欧洲政治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其研究成果经常是对各国各种法律进行详细的介绍，然后再生拉硬扯地加上一些抽象的政治理论。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政治学里已经出现行为主义的研究。然而在50年代以前，行为主义并未在比较政治学里产生重大影响。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行为主义导致了美国政治学的重组，由于它最先出现在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中，因此对比较政治研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第二，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大量欧洲学者逃难至美国，他们占据了许多的大学职位，从而延迟了行为主义对学科的渗透；第三，在二战期间，许多主张行为主义的学者进入美国政府工作，因此在学术界留下了空窗期。[54]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开始影响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它反对把对他国政治的研究范围局限在战前对政府正式制度的关注，而主张研究一系列与利益集团、政党、大众传媒、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有关的非正式过程和行为。其次，它主张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反对那些模棱两可的理论陈述和不检验理论的实证研究，主张系统的理论表述和可证伪的实证研究。当时最有影响的系统性理论就是韦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但是正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限界很快就显示出来，反倒是默顿主张的中程理论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由于受社会学的巨大影响，行为主义帮助美国政治学走出了原来孤立的状态，开始有跨学科的交流。[55]

到了60年代，以问卷调查为获得经验材料的主要渠道，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定量方法被广泛采用。这使原本就有矛盾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增添了一个新的鸿沟，即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之争。当时围绕着行为主义的分歧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政治学里信奉科学的系纷纷改名为政治科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而反对者们则拒绝在系名中加上科学一词。在美国七所常春藤盟校中，只有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改为政治科学系，而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则坚持叫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普林斯顿大学则叫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s）。

行为主义与现代化理论是美国学术界从美国例外主义转向美国普适主义的分水岭。在行为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兴起之前，美国学术界总是把美国例外主义挂在嘴上，强调美国的历史经验的独特之处。然而现代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虽然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应用对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寻找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性，也是一个美国寻找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的过程。现代化理论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是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国家，而在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下，这个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国家自然就不再是例外，而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了。与此同时，随着芝加哥大学的行为主义研究开始把芝加哥这个城市作为考察美国政治的实验室，学者们开始把他们关于美国的研究成果表述成普遍适用的“真理”。当时研究中国或者印度政治的学者总是要提醒读者，他们基于田野调查得来的研究成果只适用于那些特殊的国家，而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却将明明仅是针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装扮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56]

行为主义对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和区域国别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社会科学研究要像科学一样积累研究成果，要积累就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断地在理论或者实证分析方面作出原创性贡献，因为只有原创性贡献才有知识积累的价值。这就使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用文献回顾了解一个具体研究领域已积累的知识，从而确立原创性研究出发点的通行手段。同时，行为主义关于用经验分析检验既存理论的要求，更是提高了知识积累的质量。通过这样的检验过程，知识的积累已经不再是在描述层面避免同样的研究，而是深化到对同样的研究问题给出的不同解释进行质量检验，这大大扩展了知识积累的深度。

行为主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基于田野调查的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挑战。田野调查经常被批评为只是详细描述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事件，而缺少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事件的描述上升为理论的价值。在行为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学科眼中，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够学术，因为其研究者们很少能提出某种能被检验的普适假设从而成为社会科学里的组成部分。[57]然而，在当时冷战的氛围中，美国对外国知识的需求十分强大，加上区域国别研究强调跨学科，重视语言和历史方面的训练，绝大部分的区域国别研究者都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还相对有限。一直到70年代，已经逐渐被行为主义主导的各个学科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态度与冷战结束后的时期相比仍算是比较宽容的。

（三）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进入20世纪7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面临受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强大挑战。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政治立场。现代化理论明确地支持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支持地缘政治中的美国霸权，怀疑劳工阶级的激进态度，并倾向于把政治激进主义视为精神病理。相反，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同情世界上的弱势群体，理解他们的愤怒和关心。[58]

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否认各个发展中国家将会像现代化理论描绘的那样从传统向现代迈进，它着重分析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为新兴国家工业化带来的障碍。新马克思主义文献指出，为保证在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的优势，发达国家经常阻碍当地竞争者的崛起。发达国家掠夺边缘国家的原材料，并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工业制成品的永久专属市场，妨碍了这些国家由去殖民化向发展过程的转变。[59]世界体系理论则指出，500年前出现在欧洲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这个体系诞生于此前由微型系统组成的世界帝国体系的衰竭过程中。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的形态依靠大量的分工并在各种不同的文化框架中运转，其后，这个系统演变成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心化体制，而这个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新的形态则是基于数种政治结构在地理层面展开分工、由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支撑的全球资本主义。[60]

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来看，国际贸易条件永远对原材料生产国不利。新古典经济学预测不同的地区应用比较优势的原则会导致不同的专业化，但是20世纪中叶的全球经济结构却显示一些国家实现了工业的专业化，而贫穷国家却只有农业和采掘业的专业化。[61]民主国家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原来的欧洲帝国对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掠夺和寄生的基础上的。对前殖民地国家而言，唯一脱离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并解放自己的路就是与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坚决地脱钩。由于贸易永远与贫困国家过不去，只有离开这个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罗斯托认为殖民主义代表着前殖民地国家走向发展的起点，然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现实中的殖民主义恰恰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62]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并不像现代化理论声称的那样是因为缺少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而是因为这些地区和国家一直处于支撑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发展的低收入和慢增长的边缘区域中的边缘。欧洲资本主义对前殖民地的入侵不仅没能改善土著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削弱了这些地方内部的经济能力。[63]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化理论把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后发展问题的分析单位。依附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面临的挑战既不仅仅是克服传统的规范和结构，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做准备，也不仅仅是采用新的理念、技术、价值观和组织形式，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欧洲殖民主义带来的世界规模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把世界分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所造成的不平等和剥削。[64]世界体系理论则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拒绝现代化理论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做法。它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在于世界市场。市场已经逐渐取代国家，成为最根本的规制和协调的制度。世界经济的结构基于国际分工，这种分工把民族国家分成少数工业化的核心国家和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边缘国家，以及居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现代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要做出成绩的需求，而是获得利润的需求。被压迫阶层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与这个世界沟通，而是推翻这个世界”[65]。

依附理论直接拒绝现代化理论提出的传统—现代两分法。深深植根于本土田野调查的拉丁美洲学者指出，拉美的经验并没有按现代化理论预测的那样走向民主政治，而是出现了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尽管许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主张，在后发展国家，政府是现代化的主要推手，对威权主义政权应有更为积极的评价，但是依附理论却严厉批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出现。它指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同，拉美国家的经济被跨国公司主导，当地企业中只有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上层资产阶级才有机会盈利，其他的民族资本则被排斥到边缘。这样的经济结构带来的阶级矛盾使政治冲突空前尖锐，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经济与政治危机的频繁交替中登场。这是由军方主导，以上层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在国家治理上高度依靠技术官僚的政治体制，它排斥其他社会阶层进入政治中心。这种政权虽然重视发展经济，但是却支持跨国公司，保护上层资产阶级和垄断寡头的利益。拉美的经验完全不能支持现代化理论的预测。

在方法论的层面，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体现在它们从宏观历史的层面研究发展问题。同时，它们鼓励区域国别研究从全球的视角分析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现象。它们凸显了研究对象国的本土历史经验和价值体系对解释该国现象的重要价值。由于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定性研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与行为主义竞争学术市场时，为区域国别研究通常使用的田野调查保留了在学术界的空间和合法性。

与现代化理论相似，依附理论也从社会学获得理论基础，只不过它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绝大部分是社会学家，只有极少部分是政治学家。社会学拉美学派的历史和影响要远远超过政治学。当代拉美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们，包括阿根廷的吉诺·德莫里（Gino Germani），巴西的弗洛斯坦·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智利的何塞·梅迪纳（José Medina）以及墨西哥的冈萨雷斯·卡萨诺瓦（González Casanova），全部都是社会学家。这样一种学术发展历程使拉美的社会科学在80年代之前具有鲜明的侧重宏观结构历史分析的特征，这个范式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深刻影响。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这段时期许多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范式下进行研究的拉美学者不仅仅是学者，他们也是深入参与当时的左翼政治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换言之，他们不仅是在进行田野调查，而且是真正地参与式观察。[66]当然，尽管世界体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也在一系列方面相似：它们都认为社会科学和历史不是完全对立的范畴，二者一起既可以提供释放当代政治动力的关键，也可以影响将来变迁的结果；二者都认为政府必须为本国人民提供福利；二者都把苏联和美国视为与南半球相对的范畴，在现代化理论中是现代对传统，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是核心对边缘；二者都未关注性别和环境的问题；二者都持世俗主义、国际化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二者都相信理性并鼓励社会进步；二者都拥抱元叙事；二者都建构一种不仅能解释所有人走过的道路还能提供对未来的预测的框架和元叙事。[67]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强大反对浪潮中，反对越战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博弈场所。在这场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科试图保持政治立场的独立和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大影响。[68]

在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中，通常传统的学科被认为是保守的，而主张了解外国事物的区域国别研究被认为是开放和进步的。然而，由于区域国别研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紧密关系，这二者之争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坚持学术界独立的政治立场，而积极为美国政府越战政策服务的区域国别研究则受到严厉的批判。前者对后者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主张现代化理论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为美国越战政策服务时不仅降低了学术的标准，而且在道德上也应该受到谴责。

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学科捍卫独立政治立场对区域国别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亚洲研究领域“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崛起。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标志着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者内部因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出现了分裂：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一派与反战的一派开始针锋相对。后者在其1969年的成立宗旨中明言：“我们由于反对美国对越南的野蛮侵略和美国学术界对这个政策无声的同谋而聚在一起。亚洲研究领域的各位学者应该对他们研究产生的后果和他们专业的政治姿态负责。目前专家们不愿意发声反对美国旨在统治大部分地区的亚洲政策，我们担心这种影响。我们拒绝这个政策目标并试图改变它。”[69]

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也体现在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巨大的毛泽东思想对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影响。亚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之后基本上把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都排除在外，同时培养了一代对自己的学术作品与反共产主义战争之间的关系毫不关心的亚洲问题专家。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种族问题、阶级不平等以及女权主义等新意识形态的兴起，正在打破知识和权利的等级制的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思想突然间使这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和博士生们将越战与亚洲研究领域里大权威们的意识形态空白联系在一起。他们认识到，60年代一个极大的政治可能性是为被压迫者代言，声讨他们身上的压迫并颠覆统治机制。[70]这个组织最初的一个明确目标是反对“两个中国”并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未来必须要由海峡两岸的人民共同决定的立场。现代化理论成为这些学者批评的直接对象，外资和外贸不再被认为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而被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71]

▍第三次大辩论：冷战后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者的辩论

（一）20世纪80年代的迷茫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不再有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的尝试，其中之一便是新比较历史社会学。与传统的历史社会学视国家为独立的国内政治主体以及注重国际对国内的影响不同，新比较历史社会学关注更大的研究问题，比如哪些因素会导致民主或者革命。传统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在解释宏观历史过程时，重视基于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政治联盟以及这些不同的政治联盟导致的不同政治后果。新比较历史社会学则在继承阶级在历史中作用的同时，扬弃了经济决定论。[72]

新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们通常视国家为至少部分独立于社会，拥有非常庞大的资源和被国际上的军事竞争明确界定的利益。当国家认为传统的国内利益集团妨碍其达成自己的目标时，它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用这些资源去挑战国内利益集团。国家既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军事、地缘政治和内部安全的目标与国内的特定利益集团联盟，也可以与外国势力谈判或者规制它们。

与此观点十分相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也出现了国家中心论的观点。这些文献与新比较历史社会学相比，把因变量限制在更窄的范围内，如经济政策与其后果，特别是工业化战略和经济稳定。这种观点之所以被称为国家中心论，并不是因为它认为国家是政策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因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它们的后果是国家中心论研究的对象。持国家中心论观点的学者一般在四个方面有共识。第一，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促使政府对现有战略的重新评估并寻找更佳的方案。第二，国家自治，指政府有能力在特定的时间无视某个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选择自己的政治联盟，而非只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政策制定者在应对经济环境中发生的急剧变化时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第三，技术官僚的权限，以及保护他们在决策，特别是在分配政府资源时免受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力，从而带来更好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第四，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劳工的弱势、对劳工的压迫或者来自劳工的合作会增加政府选择有效政策、鼓励经济增长或者稳定经济局势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政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认为“比较政治领域正处于危机中。现在，几乎没有学者能够界定这个领域的边界，它的研究方法一直备受批评，这个领域的学者已经不再对任何一套综合理论存在共识，学生们由于失去明确的聚焦点而延迟毕业，这个领域本身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随着战后一代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社会科学专家退休，连比较政治的基础知识和专长都正在被侵蚀”。[73]随着现代化理论遭到日益增加的质疑和批评，许多学者选择彻底逃离理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标志着他们向没有结构的经验主义回归，而这恰恰是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要努力克服的学科内部的缺点。

幸运的是，20世纪50—60年代见证的不仅是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蓬勃发展，也包括区域国别研究的崛起。尽管现代化理论影响了许多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但是界定美国大学各种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毕竟不是理论范式，而是具体的摆脱殖民主义后的各个地区。中东、拉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本身就不是同质的，与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相比，区域国别研究本来就对这些地区的特殊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到了70年代，许多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家也开始声称他们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合作伙伴的。尽管如此，正如一个评论者指出的那样，那些回到区域国别研究的现代化理论家们肯定有一种在大城市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又回到村里的感觉。[74]也有人形象地指出，过去在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下工作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在当时的状态设适用案例范围内、在排除出现新的假设的前提下去检验每个假设，而是选择几个个案并跟进细节。到分析的最后，变量的数量几乎永远超过案例的数量。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为了解释一个个案必须要引进一个新的变量。考虑到这种方法论的缺点，这种比较分析自认为提供了解释，但在许多读者看来只是详细描述而已。[75]

（二）历史终结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冲击

冷战结束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区域国别研究专业人员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下，也将过去的区域国别研究经费转移他用。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也跟随政府改变自己的赞助优先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持力度大幅度下降。在经费面临战后最严重挑战的同时，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矛盾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次的冲突与20世纪60—70年代围绕着现代化理论的那次冲突不同，它没有像当年越战这样迫切的政策性议题，而是主要集中在学术议题上，其聚焦点是社会科学要发展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代表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的典型心态。1929—1933年的大萧条标志着自由市场的失败，在30年代的大转变过程中，世界迎来了罗斯福新政代表的自由主义、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这三种应对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时的不同的解决方案。法西斯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对未来政治经济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进行了激烈竞争。福山认为随着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社会主义也将“寿终正寝”。既然20世纪人类社会对未来制度的选择只剩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那么，从政治经济制度进化的视角看，历史已经终结，因为不再存在其他选项。

历史终结论的基本逻辑直接受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历史观和技术决定论的影响。由于技术进步保证了人类社会日益增加的同质性，所有经历过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必然变得日趋相似。福山指出：“令人震惊的是在近年发表的所有关于民主和民主转折的文献中，很难发现任何社会科学家仍然承认自己是现代化理论家，我觉得这非常奇怪，因为绝大多数观察政治发展的学者都信奉某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76]福山认为，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证实了李普塞特关于民主稳定与人均收入增加之间的相关性的论断。[77]福山试图通过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哲学核心，即趋同的概念，来复活现代化理论，并使它通过黑格尔关于历史的理论落地。在福山的概念里，所谓历史就是不同文明和社会秩序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在1989年产生的结果只剩下新自由主义。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力量都同意接受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这唯一可行并具有合法性的组织人类社会的方式。[78]

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的确出现了回潮现象。美国社会学的一个数据库显示，在1970—2014年之间，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出版物达843篇，远远超过关于依附理论的503篇和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532篇。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以每5年为分析单位，把与现代化理论有关的843篇出版物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自从1970年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有关现代化理论的出版物始终处于增长的状态。其中2000—2009年这10年间就发表了387篇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文章，而过去的30年间也不过才发表了456篇，2005—2009年这5年间发表的230篇是冷战结束前夕的1985—1989年这5年间的72篇的3倍以上。[79]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的政治变迁为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历史时机。从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崩溃，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浪潮。这在政治学研究中更加凸显了研究美国政治的专家们一直强调的选举、立法机关和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意义。既然民主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唯一选择，那代表美国政治体制的选举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研究美国选举著称的理性选择理论也就应该成为普天下适用的大理论。在政策层面，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策范式。市场力量的扩张和经济的自由化也对研究工业化国家的民主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并推动了对相关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议题的研究，例如经济状况对投票的影响、围绕中央银行政策的政治、开放国内市场对党派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影响等等。[80]这些研究对象的转变与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最初横扫政治学的情景很相似。

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加速，使关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内部事务的知识对美国而言变得无关紧要。尽管这种观点引起不断的争议，但是它为政府决策者和大学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在联邦政府大砍预算的环境中削减区域国别研究经费的理由。既然冷战已经结束，美国政府没有兴趣继续训练那些了解世界各地详细知识的专家，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超级大国可以与美国竞争。[81]

在这样的背景下，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开始批评区域国别研究。与当年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信奉理性选择的学者主张追求大理论，认为社会科学发现的规律不应该受具体时空环境的限制。他们追求的社会科学是可以发现并验证假设条件的一般性理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非常自信地否认从世界上任何一个特定地区搜集来的数据具有特殊价值，他们认为从南非获得的选举数据与美国的应该没有什么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式主张使用跨国的数据库进行定量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彰显它坚决否认政治规律受区域国别条件限制的假设。社会科学家们并不关心关于某个地区的文献，他们更热衷寻求掌握一门学科的文献。[82]

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内部也开始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战后成长起来的擅长田野调查的区域国别研究老手已经让位于年轻的技术专家。当时感受到最大威胁的是中年一代，虽然他们接受的训练与他们的前辈一样，但是他们正在接受按全新的学科标准进行的评估。这套新标准使他们在竞争中与年轻学者相比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虽然这些中年学者争先恐后地掌握新的术语和分析技术，系里按过去的标准也应该提拔他们，但是现在却经常决定避免这样做，以期待用更新、更聪明的年轻一代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83]

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反击。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区域国别专家并不否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在理解到底什么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时与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之间有很大不同。这些专家们认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一个内在和常规的理论建构过程就是对可观察的经验现象进行验证过的概念化或者揭示其背后的规则。[84]虽然这些专家同意自文化相对主义开始，区域国别研究要求对另外一个文化进行研究时必须沉浸其中，掌握相关的语言和历史，对研究对象进行参与式观察，并以当地人的视角理解该文化，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样得来的知识从整体而言很难传递给生活在完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其他人，除非这些人也曾经在研究对象国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过。他们还同意这时恰恰是社会科学可以发挥其作用：它可以提供概念和术语用来传递区域国别研究得来的知识，帮助把这种知识用专业的术语表达，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也必须要把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式的概念化和理论化。[85]

与此同时，这些区域国别专家们还指出，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严重低估了那些研究北美、西欧以外国家的学者们的洞见，这些洞见经常挑战、修正，有时也确认在学科中成为常识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在这些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看来，社会科学的使命不应该是像理性选择理论那样以建构大理论为主，而是要回避那些基于单一研究方法的普适性提炼和概括，更加重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那些有限制条件、不断被修正完善、对各种具体的政治文化场景下的鲜活知识进行概括的理论。[86]

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理性选择理论信奉者试图在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之间、有关具体场景的知识与大理论之间，进行融合或者嫁接。按这些人的观点，区域国别研究侧重文化特征的重要性，而文化特征是靠制度来体现的，博弈论的分析技术可以为研究这些制度提供正式的工具。这些工具显示制度如何塑造个人行为和集体结果，从而提供一个探索不同政治结果来源的分析框架。虽然这些学者同意，文化的区别也体现在历史与信仰中，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决策理论可以用于探索这些历史和信仰兴衰的样态，因为有相似预期的个人如果看到不同的数据会形成不同的信仰。即使面对同样的数据，如果把似然函数用于观察到的现象，人们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唤醒他们的信仰。因此，决策理论可以揭示历史和世界观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以及在集体层面选择的政治结果。[87]

有趣的是，在这场大辩论中，一些主流的政治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发展的关于美国选举的理性选择理论实质上也是一个区域国别研究，即美国研究的产物。自从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把美国视为现代性的代表冲击了美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美国例外主义之后，美国学者倾向于把本国发生的事情视为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在60—70年代这种普适的观点已经遭到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批判，许多人指出在美国被认为是科学规律的原则经常是出了美国国境就失效了。然而当历史终结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成为主流范式时，许多人又转回到“美国的就是世界的”这种普适原则的思维方式。在90年代中后期理性选择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大辩论又一次提醒美国学者，基于美国历史经验的理论在海外经常面临复杂多样的现实的挑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的主流希望扩大自身理论的适用范围，至少在欧洲能通用。为了拓展美国理论的普适程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多样化框架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和欧洲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流派。但是这个框架通常限于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很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而且，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这个框架仍然强调英美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与德法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在各种制度层面以及制度运行逻辑的不同。[88]

在这场辩论中，有些理性选择理论的信奉者持一种相对妥协的立场。他们认为可以超越科学与人文。问题不在于研究者到底是用左脑还是右脑，而是如何两边都使用。他们主张基于田野调查的当地知识可以与一般形式的逻辑推理相结合，即把区域研究和大理论相结合，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方向。这样一种结合将帮助人们理解塑造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到底是什么，这恰恰是我们迄今为止只能描述但却无法解释的。这些学者主张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同时追求基于田野调查的当地知识和大理论，而不是在二者之间选边站。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还主张各个政治学系将不得不适应比较政治学研究生培养的特殊需求，他们不仅要拥有进行田野调查的技能，例如语言，也需要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的知识和技能，如大理论、统计、数学以及经济学方面的训练。[89]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那场讨论相比，这种区域国别研究既要社会科学也要人文的立场等于是转了一个几十年的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它也成为一个占据主流社会科学的概念。然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与当年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讨论相比却既有同，也有异。一方面，有些全球化论者的确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影响，相信世界经济将向市场经济趋同或合流，以及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与现代化理论重视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的立场截然不同，全球化的讨论只重视市场的作用。同时，许多全球化的研究者们受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认为全球化将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有些国家将在全球生产中向制造业的专业化倾斜，而另一些则会向服务业倾斜。即使在制造业内部，也会出现价值链的高端与低端之分。这与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十分相似。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受世界体系理论影响的学者们对全球化不同结果的认识与当年关于现代化不同结果的认识相比更深入了一步，他们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的不同结果不会局限在民族国家的层面，这个世界也不能再简单地分成中心、边缘和半边缘这三个世界，因为即使在原来属于第一世界的国家里也可以出现原来代表第三世界的阶层，而原来专属于第一世界的高收入阶层也可以出现在原来属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现代化理论当年的想象，当各国在现代化的终点进入大众高消费的阶段时，他们将拥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并享用相似的商品。而许多全球化的研究者们则认为，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现代成分仍然将与非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甚至反现代的成分共存。[90]

（三）区域国别研究的新时代

刚刚进入21世纪，美国就遭遇了“9·11”恐怖袭击。这个事件不仅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而且对美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科学的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实际上早已开始，只不过“9·11”以后的社会环境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女权主义、族群关系、环境保护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开始成为美国学术界重要的研究主题。由于这些主题本身更适合定性分析，深度访谈、文本分析以及个案研究等开始成为学者们更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一个对一般性社会学杂志1995—2017年期间发表文章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学里定量方法的比重虽然有少许增加，但是由于每个杂志对题目的偏好不同，不同的题目与不同的研究方法直接相关，仍然有大量的定性分析文章发表在各杂志上。社会运动、公民社会、女权主义、抗争、文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工作、组织、劳工等研究题目更倾向于定性研究。与此同时，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两份顶级杂志，《美国社会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更偏向定性分析的文章，就连20年前基本上被定量分析文章垄断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也只是稍微更偏重定量，而且其程度甚至远逊于《欧洲社会学评论》（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91]主流学科的这些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

“9·11”给历史终结论的学术氛围带来一个深刻的转变。美国政治学里的比较研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理性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辩论，在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呈现出新的状态，区域国别研究似乎与学科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在冷战结束后一直面临来自学科在方法论方面的压力，在研究方法上日益从80—90年代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向更加微观层面的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同时重视理论的检验而不是理论的生成。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主流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区域国别研究文章已经冲破必须进行多国比较分析以便扩大理论适用范围的束缚，开始以一国为分析单位，而且在检验理论时更加注重其内部有效性，即是否能够准确充分地解释一国的现象，而不再关心其外部有效性，即该理论是否符合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普适的要求。[92]

冷战结束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在美国大学受过博士课程训练的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开始广泛参与有关本国的知识的生产。19世纪的区域国别专家经常是被西方政府任命的官员或者是住在殖民地从事研究的学者。二战结束以后的区域国别专家通常在美国大学工作，只是间歇性地访问其研究对象国。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大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持续地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毕业后许多都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如今，有大量接受过美国博士课程训练后回到祖国的外国学者开始参与生产关于其母国的知识。这些学者很了解美国的学术潮流却不受其制约，更倾向于重视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区域国别研究既有美国式学科方面相对严格的训练，又有本国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外国人很难相比的人脉和对国情了解的知识深度。这种发展导致外国知识的生产开始从美国转移。这样一种新的全球化知识生产既打开了美国与海外区域国别专家合作的新渠道，又由于关于外国的知识开始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生产，使得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开始被重新定位。全球性的研究网络有助于为社会科学在世界各地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一个跨国跨区域的视角，这些共同的挑战包括到底应该研究全球问题还是地方问题，应该重视基础还是重视应用，以及应该以区域国别为主还是以学科为主。这个发展将会极大地丰富区域国别研究，由于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远远地扩展到美国以外，才使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更强大、深入而广泛的知识储备。

▍讨论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史上的三次辩论能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哪些启示？

首先，虽然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视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关于什么构成了田野调查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受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美国的人类学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发展出以参与观察法为基础的民族志。冷战期间美国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则广泛使用深度访谈、个案分析和文本分析，受行为主义影响较深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开始出现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后来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范式下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则更加重视宏观历史分析。80年代的新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广泛应用通过对数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来验证理论的方法。近二十年的政治学区域国别研究则出现大量的以一国为分析单位的定量分析。发展至今，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对田野调查方法的界定已经十分多样化，基本上每个学科都有其内部认可的研究方法。因此，关于田野调查到底应该以哪种方法为主的争论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研究方法最终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它是需要被不断创新的工具手段，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对象。

其次，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把一套相对完整的实践和规则制度化。纵观20世纪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成型的制度化成分。20—30年代的文化相对主义首先在美国大学的人类学里正式确立了区域国别研究者必须接受研究对象国的语言训练，长时间去实地进行田野调查，以及依靠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判断当地人行为准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学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研究对象国语言、文化和历史以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课程。冷战开始后，各种以区域国别划分的研究中心和项目在组织层面成为美国大学组织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平台，政府部门与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也已经全面的制度化。行为主义对美国社会科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更为深远，这种影响体现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和区域国别研究都强调每项研究必须在学术共同体的层面实现知识的积累。为实现真正的知识积累，必须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通过制度化的研究流程、论证方法和学术规范，以科学的方法用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验证，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知识积累的价值。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上述特点的出现是其与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以及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和现实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互动、冲突和磨合的结果。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方法层面都不可避免地受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影响。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大多数是在大学工作，而大学的组织原则是根据学科进行分工，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也是在学科内部进行。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学科都重视理论的建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激励机制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区域国别研究者的选择。当然，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是永远被动地跟在学科的后面，因为重视何种理论与使用何种研究方法才算更为科学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

由于社会建构的特征，学科内部的评价标准必然受特定时空条件下学科状态的直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使是自启蒙运动时就深深渗透进美国社会科学理论中的我族中心主义，其影响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起伏。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科学各学科重视的是现代化理论这种有较强的演绎色彩的普适的大理论以及行为主义主张的科学定量方法，而区域国别研究的实用倾向和田野调查则受到质疑。但是到了70—80年代，这种普适的大理论和科学定量分析方法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通常是定性的）开始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时尚。强调各国普遍适用的线性历史发展方向的现代化理论，遇到了强调这种线性发展没有任何可能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击。

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对区域国别研究流行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很大的影响。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然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和地位，而实力和地位的变化又会对美国社会科学以及区域国别研究流行何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直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力最为强盛并在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有两段，一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50年代，另一则是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二战的结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世纪”的开始，美国的决策者和知识分子为在冷战中与苏联争夺刚刚独立的前殖民地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现代化理论把西方的历史经验总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创造出一个整合社会科学各学科、普天下适用的大理论范式，同时为检验这个理论范式的普适性，还强调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而冷战的结束则被解读成是历史的终结，由对美国选举的研究产生而来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要搞定天下的普适大理论再次出现，试图以代表人类社会政治制度选择过程最终胜利者的身份，作为当年现代化理论的后继者，重新建立对社会科学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对普适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又一次成为主流，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遭受空前的质疑。然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和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袭击都极大地撼动了美国这些普适的大理论的江湖地位，并对那些科学的定量方法造成冲击。

虽然学科对理论的追求仍然对区域国别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区域国别研究很难拒绝研究中理论的价值，但是它仍然有选择的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化理论失去人气，许多区域国别研究者曾经一度步入不追求任何理论而是进行就事论事的经验研究的状态，但是，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学科的强烈批评，即使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也未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掩护，这也为后来在90年代遭到来自理性选择理论的攻击留下了伏笔。在“9·11”之后，区域国别研究的合法性大为提高，它摈弃了追求外部适用性的普适理论，开始重视强调一国内部适用性的中程理论。这表明，即使是在学科关于发展理论的压力下，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仍然有空间坚持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理论。就目前而言，中程理论仍然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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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toon De Baets, “Eurocentrism”, in Thomas Benjamin (ed.),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Colonialism since 1450, Detroit: Thomson Gale, 2007, pp. 456-461.

2.Caleb Rosado, “Understanding Cultural Relativ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 1994, pp. 15-29.

3.Philip J. Stern, “Enlightenment and Empire”, in Thomas Benjamin (ed.),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Colonialism since 1450, Detroit: Thomson Gale, 2007, p. 445.

4.Antoon De Baets, “Eurocentrism”, in Thomas Benjamin (ed.),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Colonialism since 1450, Detroit: Thomson Gale, 2007, pp. 456-461.

5.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6.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7.Raid Khan et al.,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Indirect Rule: A Hierarchic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o Control the Unruly Tribes”,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Reviews, Vol. 9, No. 3, 2021, pp. 1366-1372.

8.Franz Bo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Anthropology”, Science, Vol. 4, No. 103, 1896, p. 905.

9.Franz Bo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of Anthropology”, Science, Vol. 4, No. 103, 1896, p. 906.

10.Caleb Rosado, “Understanding Cultural Relativism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 1994, pp. 15-29.

11.“Cultural Relativism Article”, Khan Academy, https://www.khanacademy.org/test-prep/mcat/society-and-culture/culture/a/cultural-relativism-article.

12.E. Wade Davis & Michael Wesch, “History and Branches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Geographyic Education, February 3, 2023, https://education.nationalgeographic.org/resource/history-branches-anthropology.

13.Nicholas Dirks & Nils Gilman, “American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n David C.

Engerman, Max Paul Friedman & Melani McAlist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 Volume Ⅳ,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02-123.

14.David C. Engerman, “The Pedagogical Purpose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 View from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 Vol. 51, No. 1, 2014, p. 82.

15.David C. Engerman, “The Pedagogical Purpose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 View from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 Vol. 51, No. 1, 2014, p. 80.

16.Lucian W. Pye, “Asian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4, No. 4, 2001, p. 805.

17.John Lie, “Ruth Benedict’s Legacy of Shame: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in the Study of Jap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29, No. 2, 2001, p. 249.

18.John Lie, “Ruth Benedict’s Legacy of Shame: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in the Study of Jap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29, No. 2, 2001, pp. 249-261.

19.John Lie, “Ruth Benedict’s Legacy of Shame: Orientalism and Occidentalism in the Study of Jap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29, No. 2, 2001, p. 249.

20.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pp. 19-20.

21.Elliott C. Child & Trevor J. Barnes,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and Area Studies without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66, 2019, pp. 43-54.

22.Elliott C. Child & Trevor J. Barnes,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and Area Studies without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66, 2019, pp. 47.

23.Peter J. Katzenstein, “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4, No. 4, 2001, pp. 789-791.

24.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p. 14.

25.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p. 21.

26.Nicholas Dirks & Nils Gilman, “American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n David C. Engerman, Max Paul Friedman & Melani McAlist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 Volume Ⅳ,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04.

27.Kenton W. Worce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23-1998”, 2001, pp. 43-44, http://ssrc-cdn1.s3.amazonaws.com/crmuploads/new_publication_3/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1923-1998.pdf.

28.Christopher Simpson,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in Chritoph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 xii.

29.Nicholas Dirks & Nils Gilman, “American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n David C. Engerman, Max Paul Friedman & Melani McAlist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 and the World, Volume Ⅳ,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02-123.

30.Lucian W. Pye, “Asian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4, No. 4, 2001, p. 805.

31.Kenton W. Worce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23-1998”, 2001, p. 44, http://ssrc-cdn1.s3.amazonaws.com/crmuploads/new_publication_3/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1923-1998.pdf.

32.David Ekbladh, 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7.

33.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2.

34.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

35.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9.

36.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8.

37.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1.

38.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

39.Kenton W. Worce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23-1998”, 2001, p. 45, http://ssrc-cdn1.s3.amazonaws.com/crmuploads/new_publication_3/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1923-1998.pdf.

40.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0.

41.Martin S.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1959, pp. 69-105.

42.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3.

43.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53.

44.Elliott C. Child & Trevor J. Barnes,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and Area Studies without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66, 2019, pp. 43-54.

45.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4.

46.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2.

47.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8.

48.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0.

49.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50.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

51.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52.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7.

53.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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