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队以色列，莫迪到底咋想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思远、施兰茶】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人员在火箭弹掩护下，由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起渗透突袭，再度引爆巴以大规模冲突。事件发生后，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有意思的是，印度并非事件当事方，且今年一直自居“全球南方国家领袖”，但却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以色列，而没有支持被普遍认为“属于南方阵营”的中东国家。要知道，就在冲突不久前的金砖峰会和G20峰会上，印度还在积极推动与阿拉伯国家的密切合作，但为什么在涉及中东核心利益的巴以冲突问题上，莫迪政府却如此坚定公开力挺以色列？

印人党，印以关系的领路人

事实上，回顾印度外交史不难发现，印度在巴以问题上曾一度支持“两国方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益。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采取亲阿拉伯国家的外交立场，在20多个阿拉伯国家设立了大使馆。甚至印度关于巴勒斯坦权利的声明，都由作为国大党领导人、时任总理的尼赫鲁亲自起草。尼赫鲁任内，不仅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投票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和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尼赫鲁死后，其国大党继任者持续支持巴勒斯坦斗争，视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1983年，印度举办不结盟运动峰会，就突出强调印度和巴勒斯坦的团结和友谊。

从尼赫鲁时期开始，印度国大党一直鲜明地支持巴勒斯坦

在尼赫鲁及其继任者看来，在巴以问题上旗帜鲜明支持巴勒斯坦主要是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印度独立后面对冷战中愈演愈烈的两极格局，选择“不结盟”的外交路线，宣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因此，支持巴勒斯坦符合彼时印度的外交路线和尼赫鲁的外交哲学，能够建立某种“道义优势”，博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

另一方面，支持中东国家也满足印度现实的发展需求。毕竟，中东国家不仅是印度重要的石油进口来源，也是重要的侨汇收入来源。大量印度侨民远赴中东打工，汇回的劳务收入为常年贸易逆差的印度带来了难得的流入资金。而随着美国和巴基斯坦在冷战初期建立军事同盟，印度也逐步趋近苏联，支持巴勒斯坦既符合苏联外交方针，也符合以印-苏关系对抗美-巴轴心的叙事。

除此之外，印度穆斯林也是国大党的重要票仓，支持《两国方案》，既有安抚国内穆斯林的现实需求，也有压制国内教派主义的意识形态考量。

1998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印人党顺势赢得大选，为印度外交注入更多宗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远比尼赫鲁更偏重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在印人党政府看来，国内层面，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是需要拉拢团结的首要群体，而推行具有“反穆斯林色彩”的国内外议题往往可以达到这种目的。

国际层面，印度“扩大战略空间”意图始终面临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压力。例如，巴基斯坦作为印度域内头号敌手，不仅寻求“解放”南亚穆斯林群体，并且同印度存在领土争端。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的巴以冲突中，印度亲阿拉伯国家立场鲜有获得任何收益。例如，约旦、伊朗、土耳其都长期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而伊斯兰国家组织则强调克什米尔自决问题，并区分“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这被印人党视为严重侵害国家安全利益。

此外，以色列和印度同样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具有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天然和共同的利益”。同时，以色列在美国政治和战略事务中具有巨大影响力，这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杠杆。

受这种外交思想影响，冷战后印度的中东外交政策，尤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明显偏转。一方面，印度开始降低在巴以问题上批评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声调。另一方面，印度全面发展印以外交关系。印人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希望借此达成两大目的：一是表明印度的中东政策已然改变；二是希望通过创立一个新的战略联盟以平衡地区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涵盖犹太复国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基督教十字军的联盟可能正在形成，而这种联盟一旦成型，必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层面形成复杂的勾连和共谋。

莫迪，全方位拓展印以友好

莫迪政府上台后，在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双边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平行发展印以关系。2017年，莫迪访问以色列，成为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莫迪访以期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印以合作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在军工合作、情报共享、地缘战略方面合作逐渐紧密。

军工合作方面，以视印为最大、最可靠、最具潜力的客户，印也成为以在军事装备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和联合生产国。印度在制导武器、无人机等装备方面高度依赖以色列，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显示，2016～2020年以色列武器占印度武器总进口比例高达13%，仅次于俄罗斯的49%和法国的18%，而印度则占以色列武器出口半壁江山，达45%。

2021年10月，两国防务官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第15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决定设立特别小组制定“印以防务合作十年路线图”，旨在加强整合两国防务资源、技术、工业能力。同年11月，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与以色列“国防研究与发展局”签署《双边创新协议》，加强两国初创企业在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传感等领域合作。2022年6月，以色列防长本杰明·甘茨（Benny Gantz）访印，会晤印防长拉吉纳特·辛格（Raj Nath Singh），并签署旨在强化印以防务合作框架的《印以防务合作愿景》。

情报合作方面，印度和以色列常年共享有关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情报资源。据《纽约时报》调查，正是2017年访以期间，莫迪政府采购以色列间谍软件飞马（Pegasus），并借此侵入大约300个印度活动家、记者和反对派领导人的个人账号。

地缘战略方面，印度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阿以和解进程，积极参与在《亚伯拉罕协议》基础上构建涵盖阿联酋、美国、以色列、印度的I2U2机制。2022年7月，I2U2首次举行线上峰会，同意推动四国在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2023年9月，四国宣布开启联合外空项目。阿联酋、美国、以色列、印度在地区合作外延不断扩展，内涵不断深化。

意识形态、地缘战略与莫迪的选择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莫迪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表态：“对以色列受到的恐怖袭击深感震惊。我们的思念和起到与无辜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同在。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莫迪表态一经发出，便引起各方关注，莫迪表态背后的底层逻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从意识形态看，印人党带有强烈的“反穆”色彩。有“古吉拉特屠夫”之称的莫迪自上台后，以印度教为最大公约数在印度推行“国族再造”，目标就是通过孤立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少数群体，以团结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莫迪政府不断强调教派议题。例如，莫迪疫情期间曾去极具争议的阿约提亚清真寺遗址为印度教的罗摩庙奠基。再如，莫迪推出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公民身份法案》。另外，莫迪修改宪法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占多数）的自治地位。在莫迪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印人党及其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下辖的其它教派组织还不断发起对印度穆斯林群体的袭扰和迫害。

因此，如前所述，在印人党的话语体系中，希望通过渲染“穆斯林等同于恐怖主义”这种刻板印象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反穆情绪。与之对应的，身为“油管五常”的印度网民，也在巴以冲突后通过社交平台大肆发声，站队以色列。与此同时，国大党则一以贯之地支持巴勒斯坦。

从政策导向看，打击恐怖主义是印度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的核心议题之一。莫迪政府上台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国际合作，反恐打恐的重要性，同时祭出强力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一方面，这是莫迪政府以反恐为名，突出显示印度和巴基斯坦鲜明的国际形象对比，在彰显自身道义制高点的同时，矮化巴基斯坦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莫迪政府打出反恐旗号，对外可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扩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领域，对内则塑造“国家利益捍卫者”的人设。

2019年，在遭遇普尔瓦马恐袭后，莫迪政府出动空军越境对巴军事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可以说，正是这次强硬表态拯救了当时选情不利的莫迪政府，为行将举行的2019年大选起到强心针作用。

此外，2022年，联合国反恐委员会在印举行会议时，莫迪政府专门邀请与会代表参观曾遭受恐袭的孟买泰姬陵酒店。因此，适时表现出反对恐怖袭击的立场，同样可以攫取美西方及以色列等国好感以及国内群众支持，助力2024年大选。

从地缘战略看，支持以色列、谴责恐怖袭击，但不点名哈马斯的措辞也符合印度既定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莫迪2014年上台后就转向“巴以脱钩”的中东政策。这意味着印度在发展印以关系时将能够免于受到巴勒斯坦因素牵制，能够根据自身战略利益诉求，独立发展对以关系，同时也能够在国际场合维持“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大力支持”，避免相关表态给处于上升期的印以关系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另一方面，印度当前的中东地缘战略选择依附美国主导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并以此作为阿以和解路线积极推动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I2U2）四方合作机制。

《亚伯拉罕协议》签署现场，特朗普身边分别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图源：央视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G20新德里峰会期间启动“欧洲-中东-印度互联互通经济走廊（IMEC）”正是《亚伯拉罕协议》和I2U2合作的新外延。巴以冲突爆发后，谴责恐袭行为而非哈马斯本身，在获取美西方好感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印站队以色列冲击印中东战略。

然而，相比较表态本身，莫迪可能更需要思考巴以冲突对《亚伯拉罕协议》和阿以和解进程的冲击。巴以冲突表明，尽管以色列名义上并非“欧洲-中东-印度互联互通经济走廊（IMEC）”的一部分，且在军事、科技领域处于优势，但其国内和周边环境并不安全，这势必深刻影响印度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足迹。在巴以问题尚未得到切实解决的前提下，印度的地区合作如何推进，才是莫迪政府面临的更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