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故事｜三星堆“坑长”、四川大学教授黎海超：不被“圈住”的人生 才会拥有更多可能

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部分队员）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7年前，黎海超获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后，入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如今，他已经是川大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在今年5月3日，他所在的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获得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这也是今年考古行业唯一入选的集体。但人们似乎更熟悉他的另一个身份：参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新一轮发掘的“坑长”。自2020年开始，黎海超开始负责三星堆遗址5、6、7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

在工作的过程中，黎海超尝试读懂千年前的三星堆人，同时，古老的文明也全方位地影响着这位年轻有为的考古人，引导他在祖国大地上书写全新的考古故事。

用10年、20年或更长的时间

建立一个三星堆重要文物的数据库

对黎海超来说，近期考古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出土于六号坑、经历了四次实验的大木箱仍旧谜团重重，初步的倾向性认识与最初的预想不完全相同，预计还需要再进行1至2次的实验工作。龟背形网格状器已经清理完成，并在上头发现了大量的丝织品痕迹。目前，他仍忙于五号坑出土器物的实验室清理，以及七号坑出土器物的整理工作，并做一些初步的科技分析。

黎海超对未来的规划极为明确。3至5年内将继续聚焦三星堆资源网络的研究，在2026年之前完成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同时，在三星堆高等级物质文化之外，关注平民化的生业形态和文化结构。这也是目前三星堆研究中，相对欠缺的部分。

黎海超

更加耗时的宏大计划也已经着手。黎海超在采访中提到，在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复原三星堆的资源、文化、技术的交流网络，尤其是珍稀资源和重要技术的互动网络。目前，三星堆发现了许多青铜器，金器，玉器，朱砂，绿松石等，黎海超认为，通过科技分析的手段对这些资源的主量和微量成分、同位素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能够形成一个全面的、关于三星堆重要文物的科技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在宏观视野中理解三星堆的基础。此外，他计划结合实验考古和考古新发现，对三星堆新一批发掘的祭祀坑的性质，做出一个初步的、尝试性的解读。

“以往我们对三星堆的认识，更多地是依据有限的考古现象做出推测性的猜想，数据库建立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能够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为结论提供更加可靠的参考。”黎海超说，“目前我们计划到2026年形成数据库的大框架，但是更加具体、系统的内容，可能要用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积累。”青年考古力量用自己的方式，在中国考古历史上书写着全新的历史。

不被“圈住”的人生

才会拥有更多可能性

在从事考古方面研究的十余年里，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黎海超的研究方向，他所以为的“考古”也发生了变化。

黎海超

三星堆祭祀坑的最新一轮发掘，是黎海超正式加入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的始端。从那时算起，直到2023年第一学年伊始，黎海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个人时间都在三星堆遗址度过。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影响，改变了他对“考古”的认识。“以往觉得考古更像是象牙塔里的学问。想要复原古时的世界，做严谨的学术研究就足够了。但因为参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我们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除了我们需要认识古代社会外，考古也是大众了解历史的一个途径。”从小众学问变成大众的认识，这才是考古最终的社会价值。

因为一直从事考古一行，黎海超尝试在研究方法上做一些探索。这种探索主要指的是以多学科融合的方式进行研究。“以往可能就是跟自然科学进行融合，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在学科融合方面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还可以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多种人文学科。”黎海超认为，不应该被脑海中既有的认识所“圈住”。

这种不给自己“画圈”的态度，不仅针对学术研究，对于自己的学生，黎海超也是如此希望着。“考古看似很古老，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它有巨大的可能性，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资历很深的学者，都有获得考古学上重要成就的可能性。每一代人都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往前走，所以将来的考古人肯定有新的方法和理论，也肯定会比我们现在做得更好。”黎海超说，“我希望年轻的学生们不要迷信权威，要发挥青年的潜力，不要限制自己。只有不给自己画圈的时候，才可以无限地扩充，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在2016年获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后，黎海超的身份从学生转换成老师。作为一名年轻有为的考古学教师，黎海超对自己教师的身份有着更多的期望。他希望自己不仅能够传授专业知识，指导学生形成有效、独立的学习模式，更能够关注到学生人格的培养：“我个人希望能够借助考古这门学科的特点，在面对挫折、困难的时候，帮助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些东西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