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的故事︱中华原风景:黍粟文明的历史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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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故事︱中华原风景:黍粟文明的历史脉动

黍、粟在北方一般称为糜子、谷子(图1、2),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农作物,于传统“五谷”之中,曾长期占据主角地位,其籽实脱壳以后,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米、小米。对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它们并不多见,尤其在南方更是稀罕之物,但倘若追溯过往,可以发现黍、粟是标准的“常客”,于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以其为基础和原创的黄土生态、旱地耕作与标准“中华型”农业体系,更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图1 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杨天育 摄)

图2 粟(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杨天育 摄)

一、诞自荒蛮时代:黍粟起源与饮食革命

在最初的悠远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在距今大约一万年的时候,开始驯化农作物和定居生活,点燃了新生之炬。在这一进程中,黍、粟便是他们披荆斩棘、泽被后世的伟大创造,而史话传说便再现了这样一个过程。

《周易·系辞下传》有曰:“包牺氏(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耜)之利,以教天下。”神农制耒耜,耕种雨粟,兴五谷,教民农事,被视作原始农业的创造者,故而成为黍、粟最早的种植者。

又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述,说后稷名弃,他在儿时,就喜种麻、菽,成人之后,精于农耕稼穑,因而被帝尧推举为“农师”,有功于天下,又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后”表示尊称,是执掌天下播殖的最高官员。还有一种说法,即“稷”是作为祭拜的“五谷之长”粟的神灵,后来领导和管理农业的人亦以“稷”称,“后稷”遂逐渐由谷神转化为农神。

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的荒蛮时代,难免在流传过程中悄然走样,而考古材料往往提供了大量线索和证据。目前,中国考古发掘所见史前黍、粟遗存数量众多,总计不下百余处,在最早的年代上,黍距今约10000—8700年,粟距今约8700—7500年。其中,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最为代表,共发现88个窖穴内有堆积黍、粟灰层,一般厚度为0.2—2米,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数量之多、堆积之厚都相当惊人。

黍、粟的驯化栽培,来自先民饮食的基本需求,而这也正是中华独特的“蒸煮”文化的源头,甚至让人习以为常的“面条”食法,也是与此直接相关。

煮,《说文·䰜部》曰:“䰞(煮之文),烹也。从䰜,者声。煮,䰞或从火,䰞或从水在其中。”意思是说依靠火为能源,然后以水为介质来烹熟食物。由于黍、粟籽实非常细小的特性,我们的祖先最早是“粒食”,《古史考》说“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蒸”便是对“粒食”最好的适应和表现,而在“烹”谷时,还会加入一些菜、肉,在利于消化吸收、改善饮食卫生和健康水平的同时,还大大拓展了食谱,促进了人口的繁衍生息,可以说,真正地推动了一场农业经济社会的变革。

“蒸煮”文化的张力非常巨大。又以源自西亚的小麦为例,其利用方式在欧亚大陆西部以磨烤、粉食为主,但进入东亚以后却变成了蒸煮“粒食”,与今日的食用方法不同;即便是后世“粉食”在中国普及和流行,小麦却又被加工成面条、面饼、馒头、包子之类,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面食技术与文化之路。

让人惊叹的是,“面条”乃中国人民的最早创造,原料竟然就是黍米和粟米,来自4000多年前的青海喇家遗址(图3)。实际上,古今相通,黍米、小米都可以经捶砸、热烫做成面条,今天在黄河流域的有些地方经常见到,比如河南浚县的吴庄饸饹,原料就是小米,为特色小吃,工艺传统,声名远播。

图3 世界最早的面条遗存(青海喇家遗址出土)

“蒸煮”革命和“面条”诞生,这两件看似十分遥远的事件,却在漫漫的历史征途中由一颗颗小小的黍米、粟米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还将来自遥远西亚的小麦融入东方的时空,成为人类饮食文化史上开放性、包容性、跨越性和本土性兼具的范例。

饮食,当然离不开“饮”,而“饮”之中,首推美酒。关于酒的发明,《尚书·酒诰》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少康,杜康也”,注曰“仪狄始作酒醪”,“少康作秫酒”,可以说,仪狄创造了浊酒或原酒,杜康则创造了秫酒。

“杜康作秫酒”道出了“酒”和“秫”之间的关系。那么,究竟何为“秫酒”呢?目前有不少文献,称之为用“高粱”酿成的酒,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孙炎注《尔雅》“秫”为粘粟,《说文·禾部》也说“秫,稷之黏者”,另外,从西汉《氾胜之书》到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诸多文献也都证明“秫”是粟的一种类型。

“杜康作秫酒”为我们开启了一幅色彩绚烂的酒文化长卷,加之曹操一首《短歌行》的加持,使得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名扬天下,深入人心。

二、立于商周之际:黍粟文明的初步创造

商周之际,华夏文明冉冉升空,独具一格的东方特色与神韵,流光溢彩。回望历史,意味悠远,“其源可以滥觞”,辉煌背后定然离不开强大的农业根本和经济基础,而这正是黍粟文明开创之重大意义所在。

甲骨文和金文是华夏文明的载体和源头,其中黍、禾、稷、粟、粱、秫,对应的原形都与黍、粟的植株、穗籽形态或祭祀有关。所谓“文以载道,书以焕采”,黍、粟的早期文字形态,传达了最初的文化意涵,反映了先民对它们的基本认知。

特别要指出的是,稷字最早的写法,会意与祭祀神灵有关,而在古代人们又常把它与另外一个祭祀对象——“土神”即“社”结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二者的联合,体现了华夏族群“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原始崇拜。“社坛”代表安全的生存空间,“稷坛”代表稳定的食物来源,商周以降,历代君王均沿袭祭祀“社稷”大礼。

这一时期,黍、粟“蒸煮”出现了“馏”食,《说文》的解释是,蒸饭一次吃不完,下次蒸热再食;至于粥食,除了一般的稀粥,还有叫“糜”、“饘”、“餬”的稠粥,加上菜、肉的称之为“糂”、“䊤”;面食除了“面条”,还将黍米、粟米或二者混合,碓捣作粉、兑水后蒸成点心和圆形饼等。至于酿酒和饮酒,除了“秫酒”,“粱米酒”也占有一定比例,“黍酒”的突出地位开始显现。众所周知,商人之嗜好,名闻天下;武王伐纣,吸收了殷商统治阶级酗酒亡国的教训,《尚书·酒诰》所见,告诫封国,饮酒须有节制,却率先把饮酒活动规范成了礼仪和制度,在世界酒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黍、粟不仅可以满足果腹之需,而且还是税收的重要来源。税在古汉语中是会意字,左边为“禾”,右边为“兑”,农业税的雏形就是以禾株为代表的“实物税”,显然,最早期的税黍、粟占有绝对比例。那么,又是如何征税的呢?《尚书·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征税标准因距王城远近而不同,原则是远轻近重,税率从5%到25%不等,农作物秸秆、穗头、谷米皆可入税。

黍、粟为商周文明的创立奠定了根基,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抓手”。《商君书·去强》有曰:“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商鞅的“粟爵粟任”政策主张,实质为“纳粟拜爵”“入粟拜官”、纾解财政困难的办法,可谓古代中国版的“国富论”,为后世帝王和政治家所沿袭。当然,“粟爵粟任”实质上构成了“卖官鬻爵”的一种制度形式,容易在政治上造成“以钱买官,将本求利”的吏治腐败。明清时期,卖官鬻爵更是不再简单地给与荣誉性的爵位,而是实在的官职,将这一制度推向了反面的顶峰,流毒甚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人的基因又怎能缺少“黍离之悲”的士人情怀呢?“黍离之悲”或称“禾黍之悲”,最早来源于商王文丁的儿子所作的一首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说的是箕子朝周而过故殷墟,感怀宫室毁坏尽为禾黍,悲伤之余“乃作诗以歌咏之”。又《诗经·王风·黍离》序篇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西周三百年早已灰飞烟灭,看到眼前的衰败之象,只能伤怀凭吊,怎不让人悲痛?!

自此,人们便以“禾黍”悲悯故园破败或胜地废圮之典,“黍离之悲”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情怀,启人忧思,常见于古代文学作品,并成为古代士人爱国情怀迸发的重要表现形式,尤其是在国家衰败之时,更能成为维系种群价值尊严与社稷存续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情感纽带,不断激励着国人自强不息、奋勇前行。

三、兴在秦汉隋唐:黍粟文化日臻繁盛

秦汉至隋唐是中华文明走向辉煌和鼎盛的时期,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黍粟文化日臻繁盛,从生产、流通到管理,从农业、经济到文化,无不彰显自身的存在和影响,覆盖领域众多,内容丰富,意蕴深厚,流传史乘。

中国古代农学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创造即“耕—耙—耢”耕作技术,这是世界精耕细作农业的光辉典范,而其形成的基础便是对黍、粟的栽培。它最早始于战国,至魏晋北朝时期发展成熟,详见于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其中,耕是指耕地,耙是指将土地犁出沟、耱碎土块,再用耢(也称耱)磨成平地,三者配合使用,可以达到抗旱保墒的目的。此后,中国北方基本都是沿用这一技术体系。

这一时期黍、粟特别是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最明显集中地体现在当时的制度和文化设计中,它们得到了空前重视和运用,尤其是《论贵粟疏》中“贵粟”思想的提出、“治粟内史”“搜粟都尉”官职的设置以及“积粟”仓储的升级。

《论贵粟疏》是西汉名臣晁错的政论文章,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该文全面论述“贵粟”的重要性,强调“务农贵粟”“以粟为赏罚”,并提出了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主张。这些被皇帝采纳,收到了不错效果。至武帝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库府余货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既保障了国家粮食供应,又发挥了劝农促农功能,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贵粟”与“重农”思想一脉相承,既是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之现实,又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汉以降的政治家们,继承了“贵粟”思想,强调重视粟谷的生产和积累,在确保粮食与经济安全的同时,也达到了维护君主政权的目的。

秦汉时期,历史上出现了特有的“治粟内史”和“搜粟都尉”官职。其中,搜粟都尉属大司农,职掌农耕、屯田、筹措军粮等事,汉武帝时上官桀、桑弘羊、赵过及昭帝时杨敞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其中,以赵过为代表,因他曾在任内推行“代田法”,教民“耦犁”,还发明了“三脚耧”,为农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与汉代相比较,“搜粟都尉”在唐代已非司农寺官员,回归了此职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为解决灾后关中的缺粮而设。

“治粟内史”“搜粟都尉”这些与粮食有关的官职设置,反映了秦汉隋唐时期粟谷的重要性,而汉代贾谊《论积贮疏》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历朝各代,无不奉为圭臬,兴修粮仓,广积粮谷,称为“积粟”,故而仓储系统特别发达,尤其到了隋唐时期,规模宏大,不少大型粮仓自成体系,往往就是一座仓城,著名的“回洛仓”“含嘉仓”便是典型代表,储存的粮食中,黍、粟占有的比例超过一半。

图4 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南京审计大学 何红中 摄)

其中,回洛仓城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仓城墙宽3米,可以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 了220 座,推测整个仓城仓窖的数量在700座左右,气势恢宏,有人估算,整个仓城可以储粮3.55亿斤。含嘉仓群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700米,四周有城墙,内建大小粮窖400余座,在已经发掘的仓窖中,160号窖保存了大半窖碳化粟谷(图4),据推算,这堆碳化物原来重约50万斤,在地下沉睡了1300余年,恍如隔世,令人惊叹。

图5 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黍粟万石”陶仓

古人讲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既然生者有“积粟”,死者当然亦要有“余粮”,谷物历来就是墓葬的重要内容。唐之前的粮食以黍、粟为主,大部分存放在陶仓类储存明器(冥器)之中,特别是汉代常以“黍万石”“粟万石”“黍粟万石”(图5)等字样予以标识,是当时流行的陶仓墓葬文化,墓主人拥有数量的多寡,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能够彰显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或是表达对阴间生活的一种期冀,可以温饱富足。

黍、粟作为中国人最早驯化的重要农作物,与农耕、饮食、祭祀、礼仪、官制、仓储、墓葬等各种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绝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另一个历史,即它们还与我国古代的乐律和度量衡标准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不多人知晓,我国古代乐律中有黄钟之说,是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声调最为宏大响亮且有标准,古人发明了累黍定律之法(又称“乐律累黍”),与黄钟律管互为参校。这一创造被收录在《汉书·律历志》中,用“秬黍”作为长度基准,1粒黍为1分,10粒为1寸,10寸为1尺,10尺为1丈,确定黄钟律管的长度为9寸,孔径为3分。粟也参与了度量衡的标准确定,西汉《淮南子·天文训》曰:“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其以为量,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高诱注“蔈”为禾穗粟孚甲之芒,粟是长度、容量和重量的尺度。

当然,“累黍”或“累粟”定度量衡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隋书·律历志》曰:“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不管是黍还是粟,总会有因素导致大小不等,汉代已降,各家理解不一。但到了隋唐时期,《隋书·律历志》以“上党羊头山黍”为标准,认为效果较为理想,后来几乎成为定制。清人段玉裁对黍、粟做过比较验证,认为“粟轻于黍远甚”,以粟定分不太符合实际,所以使用的频率并不高。

如果说乐律和度量衡只限于小众,那黍粟文化的另外一个表征——禾粟“悯农诗”,则广为人知。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唐代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脍炙人口。这首诗属于《悯农二首》之二,其一首为“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同样流行极广,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高的地位。“粟”为百姓常种之物,“锄禾”则是繁重的劳作工序,农业生产从“春种”到“秋收”,经历千辛万苦,本应充满期待和喜悦,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悯农二首》选取了典型的生活细节和基本事实,向人们揭示了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集中刻画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

《悯农二首》代表了中国古代非常悠久的情怀与传统即“悯农”,我们可将之归为“悯农文学”题材一类。这些诗歌多正视现实,“直歌其事”,语言质朴,通俗易懂,极富生活气息,可谓发乎于情,关乎于民,深切表达了对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

四、变由宋元以降:黍粟的衰退与嬗递

宋元以降,以地主所有制为基本特点的传统社会已然成熟,与此同时,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转型。或许是恰逢巧合,亦或是盛极必衰,黍粟作也在经历了隋唐的繁盛之后逐步退居次席。尽管如此,黍粟仍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其独特的方式,形气转续,融合嬗变,在新的历史时空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上,很长时间黍粟都在粮食作物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不过,进入隋唐以后,以“两税法”(以稻、麦的生产增长为主要前提)的颁布和施行为标志,古代粮食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转折。及至宋元时期,黍、粟完全被小麦超过,加上水稻已经异军突起,传统黍粟旱作农业逐步走向衰退,甚至沦为“救荒作物”,近代以来,更是成为“小杂粮”的代称,重要性日渐降低。

位列“五谷”之一的稻,至少在距今10000年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被驯化,但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华文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就全国范围而言,水稻并不占主导。中唐以后,全国在经济上日益倚重江南,出现了“以江淮为国命”的局面,入宋以后,水稻蓬勃发展并居主位,所谓“苏、湖熟,天下足”,被称为“安民镇国之至宝”。

至于小麦——这个起源于西亚的物种,虽然约在距今5200年前已传入新疆,继而扩散至其他地区,但距今4000年前,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小麦并没有被大规模地作为主食消费,即使在甲骨文和《诗经》时代的记载里,出现的次数也要远少于黍。不过,随着栽培水平的逐步提高、防旱保墒和农田灌溉等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障,以及以小麦为基础的两年三熟轮作制的建立、官府的推动以及面粉加工与发酵技术的改进,导致小麦不断扩张并成为北方第一粮食作物,最终完成了本土化改造和适应过程。

宋元以降,虽然传统黍粟文化已经走向衰退,但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伴随农业生产经验积累和系统选择法和单株选择法等技术的进步,黍、粟的品种日渐繁多。仅以清代官修《授时通考·谷种门》为例,摘录了粟谷极为丰富的地方品种,总计大概有200多种,远多于魏晋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整理出来的90个品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明清时期,更有著名“四大名米”——“蔚州贡米”“沁州黄”“龙山小米”“金乡金谷”的出现,凭借其绝佳口感、丰富的营养和稳定的性状传承至今。

图6 清·郎世宁《瑞谷图》(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谈到谷物品种,必然要提到人们常说的“嘉谷”“嘉禾”。古人很早以粟为“嘉谷”,又可指“共穗”“多穗”的粟,“嘉禾”基本义同,后来也有指变异的稻,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文化意涵,历史上多有记述,以昭帝王盛德,或是天命神权。例如,被称为历史上最为勤政的雍正,登基后不久,全国丰稔,便令大学士张延玉传旨朝廷御用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作《瑞谷图》(图6),并亲笔题写《瑞谷图》,意在表达“重农务本之心”,“以修德为事神之本,以敬民为立政之基”,当然,天人感应的味道也是浓郁的。

说起“嘉禾”绘画,还有谈到一位取得“仁宣之治”的明代皇帝——宣宗朱瞻基,不仅政治成就斐然,美术造诣也颇高,自己创作了一副《嘉禾图》(图7),虽是“御笔戏写嘉禾图,赐太监莫庆”,不在江山社稷,却是出类拔萃,古雅神韵。

图7 明·宣宗朱瞻基《嘉禾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黍粟文化在精神的层面, 还表现在“鸡黍之交”生死信义的文学升华。该典故出自元杂剧《生死交范张鸡黍》,以及冯梦龙纂辑的《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热情讴歌了张范二人为坚守信义而不惜生命的精神。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原型最早出自《后汉书·独行传》,只是在这个时期以新面目示人,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共鸣。“鸡黍”是农家最好的饭菜,指代招待宾朋的丰盛饭食,表示深情厚谊。以“鸡黍”名物,成“鸡黍之交”或“鸡黍之约”美名,反映的是古人“友谊深长﹑诚信守约”的信义观。“生之互往,死之勿忘”,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呢?!

五、泽被当下众生:黍粟文化遗产留存

黍粟从蒙昧中走来,历经发展、繁荣与蜕变,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多彩的时空画卷;万年时光,世事沧海,历史的钟声已悄然远去,但沉积下来的与黍粟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源,却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馈飨世人。此处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案例,带领大家一睹其中的风采。

我国境内发现的史前黍、粟遗存数量众多,在敖汉旗就发现有数量可观的黍、粟炭化籽粒,类型多样的石铲、石耜等掘土工具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它们共同构成黍粟文化遗产的早期重要载体,可用以典藏、展示、科研及艺术创作,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有助于理解史前的农业历史与文化内涵。

经过历史的长久沉淀,敖汉旗地区最终形成了今天以黍粟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具,从耕、整地用的耕犁、铁耙,播种用的耧车、簸梭、石磙,到中耕除草用的耘锄、小锄,从收获、脱粒用的桑杈、碌碡、扇车,到加工用的石碾、石磨,特色鲜明,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传统农艺过程与面貌的经典标志。至于其制作工艺与使用方法,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具有丰富的历史、艺术、观赏、教育等精神文化价值。

传统农业制度与技术是黍粟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涉及以黍粟为中心的轮作制度以及间、套、混作,适合当地的免耕覆盖法,以耕、耙、耱为中心的抗旱保墒技术体系,通过被称作“点葫芦头”的点种以及覆土、磙压法,基于“穗选法”、“种子田”选育出的农家品种,以及开辟的农家肥源及积制技术等,同样是传承、保护与利用的重要非物质依托。

黍粟文化遗产还包括以黍粟为中心的当地传统粮食、经济和绿肥作物以及蔬菜瓜果等综合农业产出,再加上由于本身属性与长期演化,黍、粟已形成了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和环境的生理机制,决定了其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而除了这些必要的生产要素,各种相关农祭、农俗等特色文化活动,也是黍粟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内容。

敖汉旗先民修建城子山祭坛群,并以猪形玉器为祈雨神物,祈求天降甘露,民间亦留存有祭祀黍粟的传统,比如相传正月初八是粟谷的生日,这天须吃小米饭,还要盛一碗放到谷囤里,在上面插上一双筷子,祭祀谷神,如果这天天气晴朗,就会预示当年谷子丰收。

农俗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除了用黍、粟做成各种风味小吃,不同品种、配料、制作及食用方法,千百年来薪火相传,敖汉旗农历正月二十为小填仓、二十五为大填仓,俗语云“填仓填仓,五谷满仓”,以此象征黍粟满仓,来年生活富足。民间还有吃“燎场糕”、“腊八粥”和在死人灵床前放置“倒头饭”的习俗,“燎场糕”是用新获的黍米蒸年糕供大家享用,“腊八粥”以小米、黄米、绿豆、红枣等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同样有庆祝丰收、祈神保佑之意,“倒头饭”则是将半熟的粟米或黍米饭倒扣在碗里,上插三根秫秸,秫秸上端再缠绕棉花,寓意在阳间的饭已经吃到头,谨以对死者的祭奠。

这些与黍粟直接相关的农祭、农俗等文化活动,具有强大的精神汇聚力与感召力,对社会秩序维系、心灵净化、文脉传承甚至环境保护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经过万年的历史沉淀和创造,敖汉地区最终形成了独特、多彩的涵盖农林牧、旱作梯田和多样性农作的黍粟复合农业系统和景观,彼此交织共存。这是与其所处自然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的结果,属于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范畴,也是古村落以及传统生产技术和知识等的空间载体,具有文化、精神、美学等多元价值。

其中,在敖汉旗的传统旱作农业系统中,黍粟往往与豆类、高粱、荞麦、玉米等间作套种或者换茬种植,在提高粮食产出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业景观的色彩,结合高低起伏的地理容貌,可谓山川秀美,风光旖旎(图8)。

图8 敖汉粟谷风光(南京审计大学 何红中 摄)

唐人刘驾《田西边》有云“刀剑作锄犁,耕田古城下;高秋禾黍多,无地放羊马”,禾黍油油,农田闲趣,更是一种诗话田园的摇篮,成为国人相思的寄托、心灵的归处。今天,当我们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其实是在寻找历史的根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黍粟农业镌刻了中华文明不朽的基因密码和情感深度,照应过往,映射当下,可以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原动力。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儿女,自然有应尽之义务,做好传承与弘扬工作,保护生态家园,永续乡土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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