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年轻博士啃老”的巨大争议，牵出底层父母的“成龙悖论”

✪ 熊和妮

泉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导读】近期，一段媒体采访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引发公众热议。视频的主人公张炘炀是10岁上大学、16岁读博士的神童，当年更是被称为“中国最年轻博士”。如今28岁的他，在受访时表示：“我一辈子不工作都可以，就靠父母，他们还欠着我一套北京的房子”。有评论指出，张炘炀的案例，与其家庭教育分不开：父母陷入一种错位的理想主义，自己无法出人头地，于是把希望转移到拥有天赋的孩子身上。然而他们其实不太懂教育，只是把教育视为向上流动的途径。

本研究选取劳动阶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劳动阶层“望子成龙”的教育期望，对子女的学业发展和生活机会有着特殊影响。父母对子女学业、 学历、职业和生活这四方面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教育期望的四方面之间相互联系，最终是达到过上“好生活”这一最终目的。四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他们都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作者指出，劳动阶层教育期望以改善基本生计为核心，能激发子女改变命运的动力，但缺乏对子女个人理想的关注，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呈现出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和家庭主义等特征。这实际上是劳动阶层基于当下生计需要而难以谋求个人长远发展的悖论的真实写照。

本文原载《民族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原题为《底层式“望子成龙”——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与特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底层式“望子成龙”

——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与特点

▍问题的提出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职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技能要求低的工作比例逐渐下降，技能要求高的工作比例上升，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也在日益提高。这些变化使人们越来越把教育视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认为，教育在代际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威斯康星模型则进一步发展了地位获得模型，以教育期望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关系，认为教育期望与教育获得之间具有积极的正向联系。自此，教育期望被视为解释教育获得的最有效的预测变量, 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父母的教育期望常常被认为是对子女学历的期待，即期望孩子最终达到什么样的教育程度。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期望具有社会阶层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还有研究者从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考察父母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认为父母教育期望与职业有关，从事教育水平要求高的职业的父母，与从事教育水平要求低的职业的父母相比，对孩子的学历期待更高。研究还指出父母的学历与教育期望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也较高。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阶层并不是影响父母教育期望的唯一因素，处于社会底层的父母也会对子女持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在我国农村地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但他们却对子女抱持很高的教育期望。另外，大多数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虽然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高、受教育水平有限，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并不低。拉鲁（Lareau）也认为劳动阶层父母与中产阶层父母一样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阶层父母也会对子女抱持较高的教育期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实际上各个社会阶层的父母都希望孩子上大学，不同社会阶层存在的差异是家庭实现这种期望的能力。还有的研究者指出教育期望不是单一水平的，而是存在一个范围。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父母教育期望范围越大，劳动阶层父母会有与中产阶层父母一样高的教育期望，也会有较低的教育期望。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劳动阶层父母会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以往的研究大多是比较了不同社会阶层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值的高低，并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结构性变量的角度出发，与父母教育期望做相关性分析，并由此解释父母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父母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其自身作为变量可能对教育期望产生的影响。也有研究者意识到结构与个体能动之间的张力对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等客观的结构性因素并不能完全制约父母的教育期望。但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父母，在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什么样的，包含哪些内容，具有哪些特征？处于底层的劳动阶层家庭能否通过教育期望的力量来改变子女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目前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比较少。因而，本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第二，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具有哪些特征？

麦金太尔认为每个人都经历叙事并以此来理解自身的生活。要了解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与特点，必须回到具体的生活事件的叙事中来理解。因而，如果以劳动阶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就可以通过回溯性的个人叙事描绘求学过程中蕴含的父母教育期望，以此了解父母教育期望的具体内容与特征。本研究主要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作为劳动阶层的操作性指标，“劳动阶层”在这里指的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且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群体。鉴于此，本研究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以及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方便抽样，最终选取4位北京市重点高校在读的劳动阶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详见表1，从表1中研究对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可以判断出他们属于劳动阶层） ，运用叙事研究方法，以研究对象讲述个人的家庭生活经历和求学经历作为主要的研究资料，分析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和特征。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

有研究者认为农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高期望背后蕴含着家长为孩子设计的“上大学—好工作—好生活”的家庭教育策略。本文根据劳动阶层大学生的个人叙事进一步补充了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研究发现，劳动阶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不仅局限于对子女学历的期待，而是与子女的学业表现、职业和未来生活紧密联系的。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以子女学业行为为起点，以子女学历和职业为实现手段，以子女未来生活为最终目标。

（一） 学业行为期望：好好读书

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父母也有协助子女成才的愿望，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首先以子女学业行为为起点，“好好读书”是劳动阶层父母期待子女能养成的良好学业行为，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叮嘱、学业监督和对考试成绩的关注。

卡斯特罗（Castro）认为父母监督和协助子女完成家庭作业是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劳动阶层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而且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学校教育、学校文化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这使得劳动阶层父母与子女在学校中所学的课程知识具有一定的疏离，由此也限定了劳动阶层父母作为辅导者来辅导子女学业的能力。但是，对于重视子女教育的劳动阶层父母来说，他们虽然不能从知识掌握和认知理解的角度来辅导子女的学业，但是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际情况来参与子女的教育。监督和询问子女的作业完成情况并不需要劳动阶层父母具备相关的文化知识，只要父母在态度上重视子女的学业，他们就可以通过监督和询问子女作业的形式来参与子女教育。这也是劳动阶层父母参与子女教育比较普遍的形式。

小露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叮嘱她要好好学习并监督小露的学业，包括询问和检查她是否完成作业，这是小露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一种表现。

我爸妈经常都跟我说要好好学习，他们回到家就会问我作业有没有做，其实我做的题他们也不会，学业上的东西他们都不懂，就是监督多一点。

劳动阶层父母对子女学业的监督还表现为跟踪检查子女的练习题完成情况。母亲会定期翻看她的练习题完成情况，看到没有完成的习题会叮嘱她完成。小露说：

我妈有时候会翻看我的练习题，看到我有空着的题目就会叫我做。有一次，我买的一本数学参考书上有一道证明余弦定理的题目，我觉得考试肯定不会考这个内容，所以那道题目我就没有写。结果我妈看到我这道题没有写，就叫我要把这道题写了。过了好长时间，她又问我余弦定理那道题做了没有。当时我就蒙了，我没想到她真的把这个当成一回事了，我以为她忘了，结果过段时间又问我了。

考试制度具有筛选与辨识才能的作用, 考试成绩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劳动阶层父母常常通过考试成绩判断子女的学业表现并以此来督促子女学习。父母非常关注小露的考试成绩，每次考试结束之后都会问她各科的考试成绩。

我们有月考，每次月考考完之后，我爸妈开始问，考得怎么样啊，考了多少分啊，语文考多少？数学考多少？就这么挨着问。

日常的学业行为可以锻炼和提高个人的学业能力，是个体取得较高学业成就、考上好大学的重要基础。正因如此，劳动阶层父母才会以子女的学业行为作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基点。

（二） 学历期望：考上好大学

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流动的特性，从世袭制度转向注重个人能力的选才制度，而选才标准又逐渐强化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几乎成为现代社会的生活常识，对于劳动阶层家庭而言，让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几乎是他们改变社会地位身份的重要途径甚至唯一途径，所以劳动阶层父母一直以来都对子女教育寄托很大的希望, 期待子女好好读书，将来能考上好大学。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文凭的稀有性也随之丧失，并逐渐产生文凭贬值的现象。因而，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能考上名校，以确保大学文凭的稀有价值。劳动阶层父母也敏感地意识到了文凭贬值的社会现象，认识到只有名牌大学才具有文凭的稀有价值，这也是他们希望子女考上好大学的原因。

小光的父母认可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价值观念。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于劳动阶层来说，读书和不读书带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结果。读书对子女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而不读书则没有出路。对于劳动阶层父母来说，子女的出身地位自出生以来就确定了，而要想在后天改变其地位就只能通过读书。改变地位就如同是“寻找出路”，不读书就等于“没有出路”，而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好大学就意味着能找到出路，对个人发展和家庭发展都是有利的。

我爸妈的观念还是知识能改变命运，觉得读书对孩子和家庭的将来都是好的，不读书没啥出路。他们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能考上好大学。

小雨来自西部农村，她和姐姐是村里的第一批大学生，她还是村里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父亲在外出做药材生意时结实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都培养子女考上了大学。对于父亲来说，走出农村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他关于社会的知识，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父母从小就教育小雨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爸妈就常跟我们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读书。我觉得这个和我爸的一些经历有关，我爸以前是做药材生意的，他在外面结识了一些朋友，那些朋友也都是做生意的，他们都培养子女读了大学。我爸平时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就常常说他的朋友的几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教育是劳动阶层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这种观念是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常识性理解。现实生活和社会境遇使他们认识到上大学，特别是考上好大学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会比较容易对子女考上好大学寄予厚望。

（三） 职业期望：找到好工作

初次就业是个体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寒门子弟能否改变命运的一个关键环节。因而，职业期望成为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直接延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具有经济价值，学校教育的生产价值体现为它是对未来进行生产、获取收入能力的一种直接投资。高等教育投资仍然具有较高水平的收益，利益获得原则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主要动力。劳动阶层家庭投资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他们对未来收益的期盼。劳动报酬最容易被个体用来度量教育效益。对于劳动阶层家庭而言，货币收益是教育收益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子女在接受教育后所获得的薪资报酬。小光的父母希望小光通过教育将来能获得一份经济报酬丰厚的职业。

他们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有一个比较轻松又挣很多钱的工作。

小露的父母也希望她能通过教育获得一份经济报酬较好的工作。同时，父母还觉得工作是她可以区别于村里的家庭主妇而实现独立的重要途径。

他们觉得我好好读书的话，将来起码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因为我们村里的女性基本都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他们觉得女生有个工作就挺好的，他们眼中的女强人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除此之外，职业类型也是劳动阶层父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一个注重分类的社会，职业类型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分类，与生活有关的一切都以此从其他因素中被区分开来。职业类型成为个人的社会位置 （placement） 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例如，通过职业类型，个体可以找到相应的定位，对于比他优秀的人，他可以给予尊敬;而对于比他差劲的人，他有权期望或要求其顺从。同时，职业类型也是个体在职业生涯中的自信与犹豫、自满和自责、骄傲及羞辱的首要来源。此外，社会关于职业类型的文化传统也是影响劳动阶层父母职业评价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会古代就有“劳心者”和“劳力者”的职业化分，也就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划分。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小光的父母将职业分为两类，一类是靠力气吃饭的工作，一类是靠知识、头脑吃饭的工作，也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对于劳动阶层而言，教育是获得脑力劳动职位的重要途径，因而，父母寄希望于他能够好好读书，将来靠知识、头脑吃饭。

我们那把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靠力气吃饭，一类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我爸妈就希望我以后能找一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靠知识、头脑吃饭。

经济报酬、个人独立和职业类型是劳动阶层父母评价职业的主要指标，劳动阶层父母的理想职业类型是经济报酬较高的脑力劳动，这也是他们对子女的职业期望。

（四） 生活期望：过上好生活

教育作为一种获得更好生活预兆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劳动阶层父母而言，他们对子女的学业行为、学历和职业期待的最终落脚点是子女的未来生活，他们把教育和职业视为获得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

小雨的父亲见证了朋友的子女通过上大学、工作而过上好生活，这也让他认识到教育和职业对于生活状态的影响。因而，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向小雨传递上大学、找份好工作可以过上好生活的价值观念。在父亲的影响下，小雨很早就内化了这类价值观念，认识到自己要努力学习才能走出山村，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爸平时总跟我们说他朋友的孩子上了大学，都去哪里工作，生活得挺好。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要努力学习，跳出那个小山村……

在劳动阶层父母看来，读好书和读不好书对未来生活的机会与生活状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小光的父母也经常跟他说读书与未来生活之间的联系，读好书生活机会会更多，生活状态也会相对轻松；读不好书生活就不够顺畅，会经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

我爸妈经常跟我说，读好书将来可以有很多机会，以后的路就比较轻松。读不好书，生活就只好磨了。

劳动阶层父母对子女的生活期望与目前家庭的生活状态是相互联系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总是与不良的身心健康状态和艰难的生存环境相联系, “辛苦”“受罪”是小露的父母在经年累月的生活中最直接的体验，而对于他们这类出身劳动阶层的家庭来说，“好好读书”是下一代能改变生活状态的最主要的途径。因而，他们会倾向于希望子女好好读书，希望子女能通过教育而摆脱辛苦的生活，不要像他们一样辛苦，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我爸妈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像他们一样辛苦、受累，希望我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劳动阶层家庭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希望子女将来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他们对“好生活”的认识可能是粗浅的，甚至是模糊的。他们可能无法细致地描绘“好生活”的具体图景，但是能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比较轻松的生活，就是好一点的生活。他们深知体力劳动的辛劳，所以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不要像自己一样受累，这是一种寄托了父母强烈情感状态的教育期望。

（五） 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缺乏子女个人理想的相关内容

有研究者指出，劳动阶层的论述被“实际”与“立即”所主宰，而中产阶层的论述被“理想”与“优势”所主宰。劳动阶层父母关注的是当下生活的需要与利益满足，中产阶层父母则可能比较关注个人理想。

小风谈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读书的最终目标是以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以保证能养活自己，却从来不会谈人生理想。

我父母不是想着我以后挣大钱，也不是想着我要当多大的官，他们就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可以养活我自己就行了。他们根本不会跟我谈什么人生理想和价值，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些，可能农村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样。但是像我们学校那些北京和上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会跟他们谈人生理想，谈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劳动阶层父母和中产阶层父母在子女教育期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止于稳定的工作，中产阶层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更多则是帮助子女实现人生理想。稳定的工作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人生理想则是在满足基本需要之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受到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些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和生活经验使劳动阶层父母逐渐形成了对教育的认识，意识到教育对个人职业和生活发展的重要性，清楚地知道“读好书”和“读不好书”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生活结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阶层父母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他们的教育期望。结合劳动阶层大学生的个人叙事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具有工具理性取向、实用主义取向和家庭主义取向的特点。

（一） 好好读书在根本上是为了好生活：教育期望的工具理性取向

经济学中有关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社会学理论也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韦伯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得最少。也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却期望代价最小化。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物质等现实因素的限制，劳动阶层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即工具理性。劳动阶层父母对自身阶层劣势和社会资源占有不足有清醒的认识，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劳动阶层的理性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理性，相对于其他群体更有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强烈诉求。我国素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传统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也使人们意识到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劣势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途径。因而，劳动阶层父母倾向于把教育当做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这是工具理性的具体体现。

劳动阶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包含“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等内容，体现了他们期望子女通过良好的学业行为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由此实现高等教育获得，进而得到较好的职业并实现社会地位获得以实现过上好生活。对于劳动阶层父母而言，教育是实现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途径，但是却忽略了子女的个人理想，这正体现了其教育期望的工具理性取向。

（二） 关注当下生计而难谋长远发展：实用主义取向

有研究者指出，劳动阶层更关注现实的和短期的事务，缺乏长远打算。他们的生活直接依赖于劳动性生产活动，很少涉及思考性的学术性知识，这种疏离使他们关注短期影响或是立即可以实现的利益。这也使得他们对子女成长缺乏计划与远见，表现为他们对工作的评价主要基于工作所产生的收入以及其他可能带来的立即满足和工作保障，但并未把工作视为子女在向上发展的生涯中的一个阶梯。

本文的研究资料验证了上述观点的部分内容，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根本目标是社会地位获得，他们关注的是子女获得经济报酬较高且较为轻松的智力性职业，希望子女过上较好的生活。他们确实把工作视为获得报酬和生活保障的途径，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没有把工作视为个体持续发展的阶梯。

值得指出的是，劳动阶层父母把工作视为生活保障，这并不足以说明他们只重视短期利益而缺乏长远规划，而是体现了他们具有实用主义取向。教育期望的实用主义特点表现为他们把工作视为生活保障的重要方式，因为只有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才能谋求进一步发展。

（三） 光宗耀祖：家庭主义取向

家庭主义是以家庭利益为本位的家庭认同，强调以家庭的整体存在为前提、以家庭的发展为优先。家庭主义是我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体现为对“家”的守护和重视。“家”乃“承世之辞”，“承世”表达的是生命的世代相续，是无限生命延续的承载者。对于劳动阶层父母而言，子女则是他们生命的延续，子孙后代是家庭发展的希望所在。

在家庭主义的影响下，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不可避免地具有家庭主义的特点，这表现为他们将子女的发展视为家庭整体利益的实现和家庭的发展。由于自身的教育经验和生活经验，他们认识到了教育对于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认识到不同受教育程度所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距，他们不希望这种差距延续到子女身上。因而，他们期望子女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他们希望子女的社会地位能够超越家庭目前的社会地位，并将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视为家庭的发展。

同时，家族取向文化也是家庭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家族取向文化使劳动阶层父母把考上名校所能达到的稀有价值的社会象征，作为所谓彰显家族荣耀的重要事件。这也使得劳动阶层父母对子女考上好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子女能考上名校为家族争光。

▍结语

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女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社会阶层的维度研究教育期望是教育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劳动阶层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相对的劣势状态，这种社会状态并没有制约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相反，在社会结构中长期处于弱势反而激发了他们改变现状的愿望，刺激了他们对子女寄予较高的期望。理解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要回归到他们所处的具体生活脉络和社会情境之中，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来探讨其教育期望。

根据劳动阶层大学生的回溯性叙事可知，父母的教育期望并不局限于对子女学历的期待，而是包含更多的内容，包括学业行为期望、学历期望、职业期望和生活期望。根据劳动阶层大学生的个人叙事，可将其父母的教育期望描述为：“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过上好生活”，但缺乏对子女个人理想的关注，这实际上是劳动阶层基于当下生计需要而难以谋求个人的长远发展的真实写照。

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这四项内容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体现了学习、考学、工作和生活四者对于劳动阶层子女所具有的条件性、连续性和整体性意义。第一，所谓的条件性意义是指前一项内容的满足皆为后一项的前提条件，即对于劳动阶层而言，只有满足好好学习的条件，才有可能考上好大学；只有满足考上好大学的条件，才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满足找到好工作的条件，才有可能过上好生活。而所有的前提性条件都是为了达到过上“好生活”这一最终目的。第二，连续性意义是指学习、考学、工作和生活四者是劳动阶层子女借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通道中的“站点”，四者共同构成劳动阶层子女的晋升之道，这条道路与“站点”对于劳动阶层而言，普遍是清晰可见而且可循的。第三，整体性意义是指四者互为一体，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劳动阶层子女都难以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内容中的条件性、连续性与整体性反映了底层式“望子成龙”的真实内涵。

基于对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具体内容的分析可知，其教育期望是在现实生活情境和生活世界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和家庭主义的特征。劳动阶层面对当下的社会阶层的实际情况，将教育看做是摆脱辛苦劳作和改善生计的前提条件的工具理性取向；同时又将“过上好生活”视为是受教育的最终目的而难以兼顾个人的长远发展的实用主义取向；以及劳动阶层的教育期望所附着的家庭关怀和情结所体现的家庭主义取向，这三者集中体现了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所具有的底层式“望子成龙”的特点。

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具有其特定的阶层色彩，也有抹不去的阶层烙印。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中的“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学习、考学、工作与生活四者之间的条件性、连续性和整体性体现了“底层式”教育期望的基本内涵以及对于教育的强烈依赖。劳动阶层对于学习、考学、工作与生活这四个方面所期望的“好”，在根本上是为了改善基本的生计而难以提升到个人长远发展的层面，这也体现了“底层式”教育期望局限于生计层面的特点。

透过劳动阶层教育期望的内容与特点这一扇窗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劳动阶层子女的教育和整体情况。本研究以劳动阶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其个人叙事来分析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内容与特点，呈现了劳动阶层父母教育期望的脉络与整体特征。但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劳动阶层父母本人的叙事，难以体现父母与子女在这个过程中的动态互动以及可能对教育期望产生的影响。后续研究可增加劳动阶层父母的视角，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劳动阶层的教育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