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近日,外卖柜向骑手收取服务费一事引起了广泛关注。前些年,外卖柜刚出现时是“免费使用”的,从去年开始,许多地方开始“试点收费”,这一次收费从点扩大到了面,覆盖了更多城市。
外卖柜服务费该不该收?由骑手承担这个费用是否合理?各方对此有不少争议。
对第一个问题的争议似乎少一些。一方面,外卖柜的出现,有助于解决外卖服务“最后100米”的痛点,对外卖平台、骑手和消费者都有可能带来一定好处。另一方面,外卖柜的建设和运营都要付出成本,包括场地费、维护费、电费等等支出,这些肯定得有人来承担。
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既然外卖平台、骑手和消费者都是获益方,为什么现在却形成了默认由外卖员付费的机制?外卖骑手原本收入就不算太高,工作强度也很大,让他们承担外卖柜服务费,不是令他们“雪上加霜”么?
因此有人主张,骑手是“弱势的底层群体”,为了保护骑手的利益,不应该让骑手支付外卖柜服务费。
这种不分析具体场景就急于“选边站”的思维模式并不一定可取。
首先,骑手的一般收入,从根本上说是所有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决定的。其次,即便由外卖骑手付费,也未必一定会导致外卖骑手的处境“雪上加霜”。统计数据显示,与没有外卖柜的情况下相比,在有了外卖柜之后,骑手平均每单可以节省4-10分钟。这就是说,骑手将有机会接到更多的单子,因而收入未必会下降。
当然,如果完全不用交外卖柜服务费,那么对骑手来说确实是一个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的“利好”。但是,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合理、真的对骑手有利?仍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引入外卖柜后,骑手的相对改善大于消费者
外卖柜对骑手和消费者都可以带来一定好处,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过于笼统。相对而言,从改善幅度来看,引入外卖柜对骑手的好处大于消费者。
在外卖柜没有出现以前,骑手们经常慨叹,“进不去的园区、等不起的电梯和找不到的门牌”,这是“外卖最后100米”现实痛点的真切反应,但是仍然混淆了“送外卖难”的两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客观环境的限制导致骑手无法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上。
(“送到消费者手上”取其广义,既包括送到消费者本人或家人和朋友手上,也包括消费者一时不方便签收外卖而要求骑手将外卖放到家门口或工位上等)。这种情况相当常见,因为有的园区、写字楼、公寓、医院、高校等,出于各种理由封闭管理,外卖骑手无法进入配送,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非正常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外卖骑手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体力,才能将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上。如需要找门牌、等电梯、爬楼梯等。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正常情况,因为送任何外卖,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时间、体力成本。
在没有外卖柜的情况下,这两种情况下的处理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第一种情况,通常外卖骑手会与消费者协商,或者由消费者本人出来接收外卖,或者让骑手把外卖放在双方商定的某个地方。对于第二种情况,外卖骑手通常仍然必须将外卖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有了外卖柜之后就不一样了。外卖柜给骑手和消费者带来的“福利改善”在这两种情况下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骑手使用外卖柜的好处是,节省与消费者沟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外卖放在了更安全可靠的柜子里面,也可以避免因外卖丢失或受污损而可能发生纠纷的风险。消费者可以获得的好处很明显,无需多说。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骑手使用外卖柜无疑可以节省相当可观的时间和体力,消费者却不一定能够获得太多的收益增加,反而有可能蒙受损失。
这是因为,如果出现骑手本可以将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上,却直接放在外卖柜,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就意味着福利损失:我既然点了外卖,就说明我不想或不方便出门;我要是愿意出门到外卖柜去取外卖,有那个时间和力气,为什么不干脆去堂食呢?
与原来由骑手送到消费者手上相比,不得不自己去外卖柜取外卖的消费者,要多付出时间成本和“情绪成本”。
有人或许会说,快递行业不就是这样吗?现在快递员大都是直接就把快递放到驿站,然后让消费者自己去取的。这混淆了外卖和快递的根本性的差异。
一件快递上午到了驿站,你可以在下午下班时、晚上散步回家时、甚至第二天早晨上班时顺便取一下。但是,你中午点的一份外卖放到了外卖柜,然后再等到晚上或第二天早上再去取,有可能吗?
因此,综合上述两种情况,在总体层面上,引入外卖柜对骑手群体的收益改善幅度可能远远大于消费者。
根据谁得益谁付费的一般原则,由骑手群体、而不是消费者群体支付使用外卖柜的费用也许有其合理性。
当然更合理的似乎是,在一个外卖订单中,根据具体场景来确定到底是谁得益更多、谁来付费,但那有很多困难,其中一个是,这个协商过程要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而“好几分钟的时间”对当前中国的外卖行业意味着什么,谁都明白。
外卖柜对不同对象收费,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
上面分析了为什么由骑手群体、而不是消费者群体支付外卖柜服务费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另一个疑问是,因外卖柜而可能得益的,除了骑手、消费者之外,还有外卖平台啊,为什么现在默认由骑手、而不是由外卖平台支付外卖柜服务费呢?
有人也许会说,是因为强势的外卖平台可以压榨弱势的骑手。我们无法直接下这样的结论。原因是,凡事有得必有失,外卖柜有助于解决外卖服务“最后100米”的痛点,但是也引入了新的信息不对称性。
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某一个消费者,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一幢房子的7楼,有时候会点外卖吃。小区不是封闭管理的,外卖骑手随时都可以将外卖送到这个消费者手上。现在假设,这个小区装上了外卖柜,骑手可以自由选择。
如果不需要支付外卖柜服务费,骑手肯定会选择将外卖放进外卖柜、再通知消费者自取。骑手这个选择短期中对他自己是有利的,那么对消费者、对外卖平台又如何呢?如前所述,对消费者显然是不利的。
对外卖平台则要进一步分析。在最直接的短期层面上,骑手节省时间后可以多送几单,因此对外卖平台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骑手都不再将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上,那么一定程度之后,外卖这种商业模式的根基本身却会受到侵蚀。
原因很简单,当消费者发现“点外卖吃”变得总体不那么方便之后(10次有6次都需要自己出门到外卖柜去取),对外卖的认同就会下降,他就可能决定不再点外卖。
消费者体验下降了,就可能影响外卖平台乃至整个外卖行业的发展。真的到了那一步,骑手群体的利益肯定也会受到损害。
因此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在引入外卖柜之后,仍然必须保证“骑手本来可以送上门却直接放到了外卖柜”这种情况不会过于频繁地出现。
同时,平台需要一个机制,激励骑手做到“至少在相当多的时候将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而绝对不可以鼓励骑手“永远不将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个机制就是让骑手做出选择,由骑手自己决定要不要通过付一定费用使用外卖柜。如果改由平台承担外卖柜费用,显然会鼓励骑手过多使用外卖柜,如前所述,这这对平台和外卖行业未必有利,最终也对骑手不利。
外卖柜扩大了骑手选择权,是一种进步
上面假定要不要使用外卖柜,是由骑手来做出选择的。有人又要追问,那为什么不可以让消费者来做出这个决定呢?
当然也可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问题是,由消费者来决定要不要放外卖柜,可能不如由外卖骑手做决定更有效率。
首先,只要消费者可以收外卖,肯定会选择让骑手送上门,因此让消费者做决定其实就意味着限制了骑手的选择权。
其次,有时骑手可以送上门、但消费者方面无法收外卖,消费者选择指定放外卖柜,既然构成了对骑手的选择权限制,那就应当由消费者支付外卖柜的费用。但困难在于,这在实际发生时谈判成本对骑手来说太高(“与其花几分钟扯皮,还不如多送一单”),因此通常的结果,一般是由骑手承担费用。
从根本上说,引入外卖柜,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扩大了选择权,让骑手、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在扩大选择权的基础上,选择权的配置也非常重要。给定外卖行业的特点和当前消费者的偏好,将要不要使用外卖柜的选择权配置给外卖骑手可能是最合适的。
由骑手自己来决定要不要通过付一定费用使用外卖柜(以节省一定的时间和体力),虽然从直接结果上看骑手要多付出一些钱,但对整个外卖行业最有利,具体到对骑手个人也是有利的。行业发展,个人也受益。
人们常说,“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出决策”。骑手位于外卖整个生态的最前线,应该主要让骑手来做出选择。
最后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上面的讨论主要是围绕“送外卖难”的第二种情况,而暂时忽略了“送外卖难”第一种情况(即外卖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而无法送到消费者手上的非正常情况)。
在“送外卖难”第一种情况下,骑手无法入户配送,事实上只能选择放外卖柜,因此消费者和骑手的选择权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就让外卖平台不承担外卖柜服务费的经济理由变得不成立了。
但是,这种因封闭式管理而导致选择权严重受限的情况,属于非正常情况,不一定是各界乐于见到的,对整个外卖行业的长远发展也未必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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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