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中国的芯片会被永远封锁吗？

作者｜刘正

Simon Kucher 战略咨询顾问

过去几周里，华为自研芯片的回归引发了公众的关注热潮。围绕这颗技术水平接近7nm的麒麟9000s芯片喧嚣不断，衍生出一系列“遥遥领先”的阴谋论，或是又一次沸腾的自嗨。但在海对面的美国人看来，这无疑是一次严重地打脸。

几天前，众议院多名议员联名狂喷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失职，除了要求加大制裁力度外，还威胁要采用“刑事调查”手段针对华为及相关人员。看起来，美国自2018年来逐步加码的对华芯片技术封锁，似乎不到“八年抗战”结束就破防了？但如果回望历史，美国当年对苏联的技术封锁，的确是压制了竞争对手的战略潜力。

因此，让我们回到原点思考：技术真的能被封锁吗？

“卡脖子”下的从头设计，有何利弊？

对于这个问题，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的CEO Peter Wennink有过一段朴素的评述：“物理规则在中国是一样的，和地球上其他地区没有差别（physical law is same in Beijing as in otherwhere of the Earth）”，所以从逻辑的角度推理，并没有物理上绝对的禁域，阻碍中国工程师复现同样的物理现象。

当然，数理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工程上的可行性，因为现实世界里既没有无限的资源投入，也没有无限的研发时间。

在试图复刻某个技术体系时，其开发路径上必然存在一些速度限制点，如果不能及时掌握其工程实践中的know-how，就会导致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亦无法加以应用，进而拖累全局的技术实现。

这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卡脖子”技术。

但这种具象的说法，并不能反应真实的状况。因为技术演进的路径并非线性唯一的，而是在一个三维的进化地图上从某个低水平的出发点开始，向着“最优化位置”摸索演进。

我们试图模仿的成熟技术体系，并不是在“开天眼”的状态下一次性规划好的，而是在“技术迷雾”的状态下慢慢开图开出来的，这是一个马尔科夫决策过程。

也许存在多个都能满足任务需求的“最优化位置”，但在前人的方案里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即便意识到了，在越过设计冻结点之后，从工程管理的视角不能也不应该把新发现融入现有的“屎山代码”（这种概念指的是那些被开发者们从上一代开发者那里继承来的代码的完全混乱的状态）。

将不同情况下的成本抽象为不同高度的“地形图”，以此分析最优化位置

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妈妈告诫女儿烤香肠要先切掉头尾，并用锡纸把切口包裹起来。女儿虽然觉得莫名其妙，还是照做了。直到回到外婆家她才明白：外婆的老式烤箱太窄了，塞不下整根香肠。但切掉头尾又会滴油下来，因此必须包裹锡纸。而这对女儿家的全新大烤箱毫无必要。

很多所谓“包含了5000个精密零件”的“卡脖子”技术，也包含这种“切香肠”的技术规范。

而这一特点，对主动或被迫“从头设计”技术方案的行动是有利的，因为后来者对技术进化地图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从而有可能规划出另一个开发路径，甚至这个路径会导向现有方案未曾设想的“最优化位置”。

这一点在德国的二战军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战败后被禁止拥有和开发坦克长达十年，德国设计师们反而没被一战坦克的技术路线所拘泥，而是从闪电战的战术需求出发，以终为始，设计出了更具实战效能的坦克。

某媒体不久前发表的解码对华芯片封锁的文中，曾说中国独力研发芯片“相当于复制整个人类文明”，这句话是想夸张的表示芯片研发的难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知道文明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事实本身已经包含了足够多的信息。在二十一世纪复刻人类文明，当然要比从原始部落一点点建构出来容易得多。

甚至这个文明可能会运行得更先进，更环保。

美国是怎么把苏联忽悠瘸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赫赫有名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这个针对苏联，后来也曾针对中国的技术禁运体系，在美苏冷战中起到了战略性的作用。

整个冷战期间，巴统针对苏联的禁运清单项目在86到285项之间浮动，“严格把控”战略物资、先进技术及相关产品流入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拦截具有军事潜力的技术转让。

如果仔细观察“巴统”的实际执行情况，可谓漏洞百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人可以用钞票把欧洲公司砸蒙，光明正大地申请许可证引进成套的工业设备和技术。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甚至到了80年代末期，苏联从西方的技术引进居然没有停过，其宽容程度远远高于当前美国的对华技术封锁。

但现实中，苏联的整体技术水平始终被美国压着打，荣膺“傻大粗黑”的美誉。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里根时代的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一语道破真谛，“我们必须确保能够剧烈提升苏联在获取每项关键技术上的财政成本”。在当时石油危机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和财政预算极度依赖如火如荼的石油出口。由于松散的巴统禁运，导致苏联石油工业十分依赖欧美引进的机械和开采技术。于是，比尔·凯西选择在苏联国内油田开发的关键时点推动了极其严格的定向技术禁运。

以苏联的技术实力，并非不能自研采油技术，但之前“造不如买”实在是过于舒服了。此时不得不举全国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保障油田开发的进度，谈何容易。于是苏联人拾起了老路：咱家克格勃不是很厉害吗，要不还是去窃取吧。而这正是中情局计划好的第二层圈套。

比尔凯·西下达指令“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俄国人损失尽可能多的外汇”，中情局在海外开设钓鱼公司，向苏联情报官员高价出售被巧妙歪曲的错误技术情报和图纸；发表迷惑性和彼此矛盾的学术文献和书籍，让苏联专家陷入混乱；而绕道加拿大“走私”至苏联亟需的工业软件，其中植入的木马引发了1982年泛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

经过一系列的焦头烂额和放血割肉之后，苏联人最终还是逐步实现了石油工业的国产化，但美国在这时和沙特联手把国际油价打到了地下室，让苏联此前不计成本地投入彻底打了水漂。

至此，三板斧砍下，克里姆林宫上的旗帜也默然落地。

苏联的教训

可以看到，美国对苏联的技术封锁并不是为了锁死苏联的技术进步，如前所述这是很难起效的。其用意甚至不是去拖慢苏联人的技术开发进程，而是通过关键技术的封锁，加速消耗苏联的财力和国家能力。

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战略攻势，比尔·凯西无愧于“终结冷战的战略大师”这一称号。而这一策略之所以大获成功，与其说是比尔·凯西瞄得准，不如说苏联的体制接得稳。

由于从不面向终端用户，只向政府和军方的采购负责，苏联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僵化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技术引进的需求是研发系统提出，但是由外贸系统来执行，而外贸主管部门的KPI居然是技术引进的“性价比”。那么自然是能拖则拖，争取把新技术拖成过时技术，然后谈个好价钱，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而当国家战略需求压下来时，这些官僚又立刻“不惜一切代价”，任由中情局的钓鱼公司漫天要价，货都不验就下单。在这种现实下，苏联引进技术的节奏和花费都极为低效，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在研发系统中也一样，其奉行的第一准则是确保本部门的存在和预算，主要精力放在了技术路线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影响上级的决策，绝不考虑对长远技术路线的影响。至于拿到预算后如何交付，就主打一个“模仿吸收”。在宽松的巴统禁运引诱下，苏联人始终在“这次一定要吃透技术好好自研”和“完全推不动，还是去买吧”之间反复横跳，当真正的禁运到来时，从上到下都显得束手无策。

这里的根结就在于，苏联的技术进步并不是自下而上被市场需求所推动的，而更多来自顶层意志的层层下压。

不可否认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包括产业政策是具有引导性作用的。但如果一个技术系统彻底和市场需求隔离开来，沦为“面向拨款/补贴/评估/奖励”的表演式研发和宠物式工作，那么任何一个充满聪明人的组织，都会进化成苏联研究所那样的存在。

物理规则是普世公平的，中国人的智商也不比欧美日韩的种族差，而真正的潜力在于一个十亿消费者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技术竞争和迭代所提供的竞技场。只要有海量的真实需求去推动，验证，用钱投票出最好的产品，比尔·凯西的那些技术封锁的圈套就将不攻自破。

甚至反过来说，当美国企业失去了中国这个十亿消费者的超大规模市场，他们的技术进步也将损失相当多的反馈能力。

我们确信，遵从科学，保持开放，面向市场，技术就永远无法被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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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