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6岁医生每月加班200小时，身心崩溃绝望自杀！牵出窒息“加班文化”……

八月中旬，日本一起持续了一年多、关注度极高的医生自杀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一年前，26岁医生高岛晨伍因月加班时长超过200小时身心崩溃选择自杀，事后，院方却一直否认过失，认为高岛医生的去世和加班没有任何关联。

悲痛的家属选择站出来和医院战斗到底，愤怒的年轻医生们站出来发声指责医院的剥削和压榨，对无止境的加班文化的痛恨再次成为舆论中心...

一年多来，高岛医生去世的消息一直牵动着民众的心。

如今，日本劳动基准监督署（类似我们的劳动仲裁机构，以下简称劳基署）给出的调查结果，明确了高岛在自杀前的三个月，每月加班时间都将近200小时的过劳事实。

这可能成为这场诉讼，乃至日本对加班文化态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高岛的母亲，60岁的淳子女士）

因为父亲是医生，从小时候开始，高岛就有一个想成为医生的梦想。

在小时候的他看来，医生是一个温柔的职业，能救死扶伤、带给病人健康。为了和父亲走上相同的路，学生时代他就瞄准目标一直努力，为之后的医生之路做准备。

（学生时代的高岛）

2020年，高岛从神户大学毕业后，进入甲南医疗中心成为一名研修医生。

他对自己的医生理想变得更加积极，两年后的2022年，高岛正式确认主攻消化内科方向的研究，并且有了担任患者主治医师的资格。

同一时期，高岛身上还有制作研究资料的重任，但此时的他，却已经失去了对职业的热情。

（甲南医疗中心）

母亲回忆那段时间儿子回老家时的状态，说他总是黑着脸，之前的爱好也没时间搞了，嘴上总是说没什么能提起精神的事儿。

因为任务过重加班太多，他多次从独居的屋子里给父母打电话，说自己“很痛苦”、“医院说比起加薪年轻人更应该看重成长”、“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没有人来帮我”。

在3个月没有休息的状态下，他在精神上被逼到绝境。去年5月17日，忍受不了现状的高岛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临走前，他给父母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上写道：“我的生活像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一级一级去爬台阶”、“想到爸爸妈妈的心情，我不想事情变成这样，但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高岛留下的遗书开头：给妈妈、爸爸：非常、一直感谢你们的付出，走到这一步没有人做错，错都在我自己。）

让人意外的是，在随后的调查中，医院一口咬定，高岛的去世和医院的加班制度无关。

“按照打卡时间来计算的话，那他的工作时间确实很长。

但这其中还包含了他做自己研究项目、提高业务外技能、休息和小睡的时间，这些不能算到加班时间里。”

院方还提到，作为医院正式的执业医生，从负责的患者数、与其他专业医生的比较等方面来说，高岛医生的业务量并不算多。

至于为什么要加班那么久，医院反复强调，高岛将自己钻研项目的时间也计算在了加班时长之内。

一句话总结就是：利用加班时间来搞学术项目的资料，最终压力过大导致自杀，并不是医院的锅。

此外，高岛的哥哥提到，在弟弟的葬礼上医院院长曾说，高岛是因为“过于追求完美、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而选择了自杀，字里行间丝毫没有对逝者的愧疚。

医院的种种冷血表现，让高岛一家人坚定了要战斗到底的决心。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取证，官方给出了和医院不同的说法。日本劳基署认定，高岛的自杀确实是由于长时间的劳动导致在精神上被逼上绝路，属于工伤事故。

日本厚生劳动省一般的工伤认定标准是，发病前一个月加班超过100小时。在高岛的案例中，加班时间超过了200小时，是国家标准的两倍。

第三方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同样提到，高岛最近一个月的加班时间为197小时36分钟，与劳基署认定的“超过200小时”几乎相同。

而在讨论到具体加班时间时，院方却以“没有携带资料”为由，回避了时长问题。

（发布会现场的医院高层）

在其他从业医生看来，院方的辩解也有些说不过去：

即使高岛当时加班确实是在制作资料，对于年轻医生来说，大部分资料都是因为无法拒绝上司的请求，而被迫去做的。

此外，虽然医院方面强调“自我钻研的时间不包括在业务和加班时间中”，但是手术的准备、新药品的学习、新理论的研究…每一项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患者而做的。

换言之，高岛无法去主动调整自己的业务量，无论是在为患者看病还是在准备研究资料，这些工作量如何增减，不是他本人能决定的。

有其他医院的医生提到了行业中大家普遍的看法：把刚毕业的稚嫩医生培养成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本身就是医院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准备研究项目和学术会议发表，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

正常医院会把这些列入医生的“业务时间”中，但甲南医疗中心却把这些付出，当做是医生的“自我研究时间”，强调这部分时间不属于加班，这才是让医生们都看不惯的地方。

在日本社交网络上，很多医生都感同身受，表示“如果走错一步，也许自己也会走到自杀那一步”、“自己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也想过很多次死”。

年轻医生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判断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甚至生死。“以专业的心态面对治疗现场”对医生来说很重要，但日常工作的消耗会让医生自身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

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医生提到，在日本，行业内提倡“互相支持”的文化，大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氛围过度高涨。

在这种氛围下，来自“前辈”们的不合理命令，可能会成为压垮年轻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刚入行的年轻人会强烈觉得，只要不按照前辈们预定的轨道前进、不遵守那些伪装成常态的压榨命令，人生就会一蹶不振、滑入深渊，于是不自觉地给自己施加过多的压力。

“不要偏离轨道”、“大家一起吃苦”等思想的支配，“医生要为患者鞠躬尽瘁”、“不能抱怨”、“不能提要求”的整体氛围，“为了成为医生我已经努力了十几年”、“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就打翻过去的努力”的自我施压，造就了年轻医生被“合理压榨”的无解局面。

日本院校协会的行业统计表明，超过34%的医生有每年超过960小时上限的特殊加班时间规定。

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全职医院医生每周工作时间长达60小时，5% 的人工作时间长达90小时，2.3%的人工作时间来到了100小时。

日本的加班文化也是老问题了，不只限于医院，很多年前就有“过劳死”一词被发明出来，形容加班过多导致的员工死亡。

2015年，从事广告行业的日本女孩高桥因过度加班、压力太大选择了自杀，在她死去的那个月，加班时间长达105个小时。

（高桥的父母在发布会的现场）

2017年，日本NHK一名31岁的记者被曝死于长时间工作导致的心力衰竭，在去世前一个月加班了159个小时，NHK承诺改革记者的工作方式，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而这许许多多的故事，也只是过劳死问题中的冰山一角，直到今天，年轻人因加班而去世的事情依然在发生。

在劳基署的加班判定之后，高岛的案子应该会迎来突破性的进展。

但让人惋惜的是，无论事情发展如何，一个对医学满怀热情的年轻医生，再也无法回到自己曾经无比珍视的的岗位上了。

像高岛的母亲、淳子女士所说的那样：

“对医院来说，一个医生没了他们可以随时换。但对家庭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无可替代的。

如果一座医院连自己的医生都守护不了，又怎么能相信，他们能守护好患者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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