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是茶，茶药交融”：菊花茶与百年前的“夏日经济”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一朵黄菊，让唐代诗人元稹依依不舍。菊花是金秋时节绚丽的一抹亮色，亦是古往今来文人雅士乃至寻常人家疗疾、解毒、泡饮的天然药材、食材。时至近代，菊花茶逐步赢得产区内外饮茶者青睐，越来越多的杯盏开始“花中偏爱菊”。原本小众的菊花药饮，摇身蜕变成大众追捧的解暑甚至于日常饮料。

菊花茶

药乎，茶乎？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菊花入药历史久远。以知名度颇高的陶渊明“饮菊”为例，古代文学研究者李浩指出，“服菊”疑似陶渊明“辅助治疗虚羸、脚疾的医疗保健行为”。而在后世医方里，诸多名医都将菊花推荐给罹患某些病症的求诊者。宋代药物学家寇宗奭修纂的《本草衍义》即告知行医者“杭州白菊单叶者亦入药，余医经不用。专治头目风热，今多收之做枕”。到了明清阶段，高密度问世的各类医学典籍里常常可见“菊花茶”身影。不过这些“医用”菊花茶在冲泡模式上与今日普通菊花茶名同实异，需参诸病人体质添入僵蚕、蝉蜕、黄芪、人参等药材煎制。明末安徽和县文人戴重，就曾写过“奇遇记”风格的《菊花饮子》短文，讲述他被“靖节先生”（陶渊明）赐予“黄金之华”——菊花以治愈眼疾的梦境。

与此同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许多地方志都记载当地有重阳节饮用“菊花饮”或“菊花茶”的民俗，此处“菊花茶”已与今日所指接近，基本是沸水泡制的菊花饮品。在19世纪之前的史料里，很少见到重阳节之外时段的非药用菊花茶饮用案例。笔者所见的一个“例外”，是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编修的《清流县志》提到，今属安徽滁州的清流县有“山茶、桂花茶、菊花茶”。作为历史上远近闻名的“滁菊”产区，清流一带较早开始日常饮用菊花茶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当然，我们不能以点带面，菊花茶的声名鹊起，还要静待些时日。

至少在19世纪下半叶，茶菊优势产区民众，已慢慢习惯“以花代茶”。晚清浙籍文人李慈铭的《郇学斋日记》记录，他至少七次收到友赠杭白菊或赠与佳朋杭白菊。李氏提到，这些作为文士礼物流动的杭白菊，有的被加工成“饼”，另一些则装入了“筥”（圆竹筐子），这表明当时江南地区已有系统的茶菊产业。

在更大空间尺度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茶菊势头偏弱，作药还是时风主流。1899年，《湖北商务报》就用“性凉润枯系暑天要药”点评杭菊。1909年，《华商联合报》文章《记杭菊》称杭菊“专供医药之用，其次以酿酒”。“菊花茶可治病”的观念在近代民众心目中植根极深。直到1928年，还有作家日记称“眼睛一有不适意，便什么也不便利了”，于是“想想吃吃白菊花茶看”，全然将其视之为药品。同年，时希圣的《素食谱》告知读者茶用贡菊“药店内均有出售”，这是“药茶一体”的生动写照。

转变悄然发生着，“菊花是茶”风气渐起，各地出售茶菊的茶叶经销商与日俱增。查阅《时报》广告，1914年，主营“各省名茶”的上海鸿顺泰茶号已兼售“黄白贡菊”。1929年12月，杭州联桥“方福泰”龙井茶庄在《新闻报》登出广告兜售茶菊，称“新菊上市，批发从廉”。某些源自茶菊主产地的茶叶经销商，还把“菊花是茶”的理念带到了遥远的西北城市。1933年，《西京日报》上的“浙江天丰号”广告显示，该号茶点室主推的三款茶饮为“清茶、红茶、菊花茶”，菊花茶俨然为与绿茶、红茶并列的“第三大茶”。

到了1937年，幼儿师范教材《幼稚园常识》称一般城市家庭主要饮料“大概分为绿茶、红茶、开水、菊花茶、麦芽茶等几种”。常识教材往往折射特定时空的社会普遍态度，因而可知1930年代中后期，菊花茶已经完成“药转茶”蜕变，且跻身近代市民阶层常备家庭饮品行列。

1929年上海“双龙茶店”广告记载该店出售“贡菊”

茶与药的和谐“互文”

如果你认为百年前菊花的“茶”与“药”两面水火不容，那显然是莫大的误会。事实上在近代民众生活中，菊花是茶亦是药。两重身份和谐对话、交融，演绎出一番饶有趣味的饮食人文景象。

近代菊花的“茶药交融”，直观体现在部分饮用者的选择动机上。1924年，北京中医养身研究者丁竹园，在《竹园丛话》各辑内多次提及杭白菊的养身妙用，他认为饮用“菊花绿茶”有助于拒止疫气：“将杭白菊花二三十朵、香片茶叶一撮沏茶饮，最能消疫于无形。”不止文人，很多普通百姓也以养生保健为目的饮用菊花茶。1932年，《时事新报》杂文作者介绍，“江浙一般的老妪，成年买菊花茶代茶叶，说是‘平肝’的妙药”。

菊花茶保健效果佳、泡制成本低，重视推广食疗的近代人士，多有弘扬此饮的意愿。1942年，有中医背景作者在《晨报》上肯定菊花“能降火除热”，并呼吁“此为春令必需之品，可惜人多不重视。令望诸君当此季节，用一用吧！”1947年，《平汉半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也立足中医养生思路，提倡饮用菊花茶：“很多人对国药表示不信任。但事实上在大热天以菊花茶、甘桔汤等代替茶水，的确颇有清火、去热之功。”

近代菊花“茶药交融”的巅峰，大概非“茶菊花精”莫属。1920年代，上海粹华制药厂生产过一款名为“茶菊花精”的本草药物。粹华制药厂在广告中推荐顾客使用“茶菊花精”，为杯中茶水增添风味：“气味芬香。以之点茶，风趣绝佳，诚无上卫生之饮料也。”浓缩成药的“菊花精”又被“还原”成茶汤，恐怕换了谁，都难以弄清个中“药”与“茶”的边界吧。

1930年代《大美晚报》上的贡菊广告

消夏良品

上面提及的那位1932年《时事新报》作者，还在文中提到他有位亲戚全年无间歇地饮用菊花茶“养肝”。然而这毕竟是个例，更多近代民众与菊花茶的相遇，还是发生在炎炎夏日。

1934年7月，《申报》食谱把菊花茶誉为“夏天的经济饮品”。这篇食谱详解了近代常见的泡菊花茶步骤：“甘菊花一撮加白糖少许（不能过多，多则太甜而有害）用沸水煎泡，俟冷饮之清凉芬芳，功效和金银花露相同。”今日家中自制菊花茶大多不加食糖，但偏好凉透乃至冰镇后再饮的口感个性一脉相承。

且随着1943年《新申报》主笔的描绘，畅想一番夏日饮菊时的惬意与滋润吧：“炎炎夏日纳凉，于阴凉之处，椅旁加上菊花茶一杯，舒展一下一日来工作的疲劳身心。当此时际，必定杂念全无，顿忘酷热，其乐也何穷？”夏日最怕酷暑扰烦心智，清热去火的菊花茶，凉了体感之热，也平了无名怒火，快哉！

百年前的盛夏，民众往往能在公园里与菊花茶不期而遇。1924年，《新无锡》编辑感慨“晚上七八时，在公园内喝一壶菊花茶，凉彻肺腑。友朋数人，围坐谈笑，此乐不可多得也”。除了休闲慢饮，菊花茶也能给口干舌燥的游园者送去“救急”的解渴慰藉。1947年，《新儿童》半月刊称在广东中山，“公园中或各公众游览场所，充满着‘解渴菊花茶’的叫卖声。这是那些赤着身、穿着一件破短裤的小孩子所发出来的。他们手提着一个茶壶和一个盛水的罐子，向游人求售”。

在百年前的江南，菊花茶是各茶馆夏季尤为畅销的一类茶饮。1947年，无锡《导报》讲述了当地茶馆的夏季菊花茶生意：“暑天上茶馆，改泡菊花茶”，“茶店所备的菊花，普通称为‘茶菊’，价亦便宜，这几天茶叶铺中均有出售。斥二千元即可得一包，大概可够一星期之用。茶店售千五一壶，这赚头未免太大了！”

漫步在百年前的夏日杭州，随处可见售卖茶菊的摊位、店铺。1947年，《铁报》记者在盛夏时节来到杭州城，发现“到处都有罐装白菊花出售，这是杭州的特产。罐上标明‘杭白贡菊’，可以代茶”。酷暑之中菊花易求，但泡制高品质菊花茶的水源，却需要些“运气”才能积攒起来。1896年8月，一场瓢泼大雨降临杭州。《申报》主笔在街头略感讶异地看到，杭城百姓对这场大雨“欣欣有喜色”。一打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天露”水，“杭人家家储此煎菊花茶”。不独杭州人钟情“天露水”泡菊花茶，1928年，香港《非非画报》也将菊花茶理想境界形容作“瓦壶天水菊花茶”。那么缘何菊花茶非“天露水”就要逊色几分？1947年《导报》作者给出了明白解答：“泡菊花茶，唯一条件不能用井水。因为菊花茶一经井水后，清绿的颜色便变成浑浊了，香味也冲淡了许多。”

1936年，《国华报》对老杭州人夏日饮菊的讲究做了细致描摹。作者梳理了市面上的主要杭菊品种：“黄、紫、白三色，黄色者名‘高脚黄’，紫色者名‘紫蒂盘桓’，白色千叶者名‘玉玲珑’。”这位作者还点出了杭州懂行者追求极品野生菊花的难挡热情：“头菊，皆野生城上石缝中。至秋开花，花小如茶菊，香气沁脾，点茶更佳。以产量无多，每有所出，即为当城人士购去。售出外者，多以本地园中所种。”

清凉解暑的菊花茶，还被不少商家选作夏日待客茶水。1910年盛夏，位于上海盆汤弄的药店“广东延益堂”在《新闻报》刊出广告，宣布活动期间凡购药满定额者，即可获赠一杯“消暑解渴万应菊花甘露茶”。又据《申报》消息，1929年六月至十月举行的西湖博览会恰逢暑季。其间，中华珐琅厂的展位“备有沙滤水龙井茶、白菊花茶等供客”。

1944年《力报》广告显示上海咖啡馆出售菊花茶

菊花茶的“致富经”

别看茶菊就那么小小一朵，要知道百年前茶菊产业既大且广，着实有不小的掘金空间。

近代茶菊产业的端头，当然在菊花田里。随着近代菊花茶饮用风尚的日益增长，菊农获得了可观的外销市场。1924年，《休宁县农会杂志》介绍了浙江、安徽两省主要茶菊产区的近况：“近年生活日进，杭产殊不敷销。所称杭菊之‘单瓣’种，浙之石门盛产之，价值较廉，每担约五十元左右。至于千瓣种，则产歙之旱南乡等处，每年约数万金之产额。当收花之时，杭客携资收买，每担高价有至二百数十元者。”

这篇文章告知读者，之所以歙产茶菊当时远贵于浙江所产，原因是杭州方向的客商都认同“徽产者香味较佳于杭”。当年安徽产茶菊的加工技艺也比杭菊繁琐，“此菊采摘与烘焙手续颇繁，摘需早、晚二次，约开至七八分之谱。焙需渐渐干燥，且须朵朵花心向上、柄向下”。为此，当地“家庭之妇女幼童多者”多发挥劳动力优势，种植茶菊“讨生活”。

百年前，一般杭菊售价不甚高昂，然其在浙江土产中的高阶地位，却容不得半点质疑。1937年，在“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上，杭州贡菊样品与“名贵龙井绿茶”小样被装入四个同等规格玻璃展示瓶，并排陈列于第四陈列室（茶区）核心位置。能与龙井并肩而立，茶菊在浙江土产江湖中的位置一目了然。

茶菊在采收期对天气较为敏感，因而某年茶菊售价，往往与生长期特别是采收前后的天气紧密挂钩。1933年12月，《民报》报道了嘉兴菊花行情：“今岁因雨多晴少，致告歉收。年例立冬时，菊花已现。近因天气关系，出品较往年略迟。至小雪前数日，农民始携菊入市。”于是乎当年市面上的茶菊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1936年，《浙江经济情报》杂志报道人也发现当年桐乡茶菊主产地屠甸“今秋雨量缺乏，收获仅三成”，外销的菊花价格随之高扬。

茶叶经销商是近代“菊花茶经济”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百年前，茶菊贸易遍布四方，远超出传统优势产区边际。1932年，《川报》的成都“陆羽春”茶号广告列出新货目录，其中就有“真杭白菊”。1947年，杭州“天一茶号”在山西大同开业，当地报纸广告显示，来自杭州的茶商“特备”（即采购转卖）的主要品类有“祁门红茶、黄山毛峰、珠兰茉莉、杭白菊花”。在岭南等凉茶文化风行的地域，菊花茶颇有市场——1949年7月，《经济报》记者调查发觉由于“天气酷热”，广州城“杭菊一枝独秀，销场大增”。

近代上海的各类城市休闲娱乐空间，几乎都离不开菊花茶点缀。1934年《时事新报》总结称“上海各游艺场，各茶馆，以及浴室，都有一种菊花茶的设备。也许是因为上海人生活在这复杂的社会中，不免常动肝火”。而菊花茶只要登上城市娱乐场所这类大“贵”之堂，身价难免一跃千里。1933年，有《申报》副刊作者在上海某舞厅内被舞女反复推销菊花茶，他凭着先前经验预料到“凭你饮一杯起码货的白开水，算账也要两个角子”。结果接来推去，此公还是当了“冤大头”。抢到生意的舞女，喜上眉梢地“送上两杯菊花茶，并且挤了两把热烘烘的手巾”。同年，有《时事新报》作者体验了上海“天韵楼”天台乘凉服务，找个空藤椅，叫服务生“泡了几杯菊花茶，揩揩脸，坦然地躺在椅上，吹着晚来的清风，仰观天上的星月”。这些以菊花茶为端由的休闲服务“延伸品”，都是百年前“夏日经济”的生动侧写。

铁路是中国迈入近代化的标志动力与成果集中展示。菊花茶也被带上了火车，荣膺日常供给南来北往旅客的基础茶饮。1936年，京沪沪杭甬铁路出台规定，“三、四等（座）旅客饮用白开水时，应另给优等茶叶或白菊一袋”，头、二等座旅客则给“最优等茶叶或贡菊一袋”。当年八月，《时事新报》作者在沪杭特快车时偶遇某咳嗽厉害、面色发红（可能发烧）的女乘客，见她“唤那泡茶的冲了一杯菊花茶”。1937年，京沪沪杭甬铁路方面还曾举行“客车用茶叶招标”，中标者将独供该路客运班次上的对应品种茶料。《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保留的招标结果显示，“九角六分之白菊”一项，由“黄隆泰”茶号揽得。

检阅近代菊花茶史料过程中，1942年《时事新报》上的一则消息，瞬间抓住了笔者眼球。当年11月，英国议会代表团到访陪都重庆。代表团成员泰弗亚勋爵“对于菊花茶，深感兴趣，并请赐一小包，带回英国备饮”。就在当年，作曲家何仿在南京被民歌弹唱“鲜花调”深深吸引，多年后创作出传遍五洲四海的经典旋律——歌曲《茉莉花》。《茉莉花》里，有句词唱到“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联想异域来客一品难忘，“求取”茶菊的趣闻，或许在1942年，在近代中国，这句“香也想不过它”还是拿来赞美菊花，尤其是杯盏中朵朵盛放的茶菊更为妥帖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