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东四州政治精英在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现状

日前，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网站刊载了题为《吞并土地的继子：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政治精英在俄罗斯政治体系中占据了什么位置》，作者为顿巴斯问题专家康斯坦丁·斯科金。文章指出，在俄罗斯宣布将乌东四州纳入俄罗斯版图后，上述地区的当地政治精英并未能很顺畅地融入俄罗斯政治体系，对他们来说，除坚定地支持对乌战争已别无他途。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被占领土上的前乌克兰政客，希望与俄罗斯同行平起平坐，但这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当每个人都在俄罗斯垂直政治体系中寻找位置的时候，个人主动融入其中看起来更有希望。

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部分地区被并入俄罗斯版图。与这些地方的土地一起，当地政治精英也被纳入俄罗斯权力体系之中。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莫斯科在乌克兰的长期伙伴，如亲俄政党的杰出人物、俄罗斯影响力的代理人、俄罗斯寡头的商业伙伴等，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是由于偶然原因被卷入其中的。

对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来说，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在乌克兰，他们被宣布为国家叛徒并成为刑事被告，在西方，他们作为俄罗斯的合作者而被列入各种制裁名单之中。对他们来说，只剩下融入俄罗斯政治这一条路了。

然而，俄罗斯的权力等级制度及固有的权力派系并不愿意让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尽管不断宣称同属“一个国家”，但到目前为止，来自新领土的移民仍被俄罗斯的官僚们视为异己。因此，新加入者只能聚集在一起，形成独立的派系，以寻求在联邦一级层面形成对他们有利的政治议程。

克里米亚集团做得最好，顿巴斯派系看起来相当虚弱，这里有前线局势转变的因素，虽然那里有一些很有实力的政治人士。最困难的是来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政治精英，由于乌克兰的反攻，其领土基础常常有消失的风险。

所有这些集团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罗斯军队的成功。如果克里姆林宫失败，他们都将面临不光彩的结局，因此这一因素使他们成为鹰派代表和“战斗至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支持者。

同时，他们也是在俄罗斯国内“上紧发条”的最积极支持者，因为战争形势的任何变化对他们来说都是危险的，他们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个人忠诚相关的。他们很难在俄罗斯政权内部找到其他盟友：对于温和的技术官僚来说，他们体现了普京主义中的咄咄逼人特征，而对于极端爱国者来说，他们又太不可靠，因为他们已经有过一次背叛。

克里米亚共生

上述趋势在克里米亚集团中最为明显。在克里米亚，原来乌克兰地区党的地方代表仍然掌握着权力，他们曾属乌克兰亲俄派力量，也是当地激进亲俄组织的代表。

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后，当地精英团体立即融入俄罗斯统治体系，获得了联邦会议和国家杜马级别的代表资格。个别人被从俄罗斯其他地方任命到克里米亚任职，但新被任命者和当地原有的政治精英迅速混合，形成新的团体，甚至包括在半岛开发过程中的联合腐败。

该地区领导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自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该职位，是该集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安全地经历了不止一波关于其即将离职的传言，显然是利用了普京对其的个人好感。作为回应，阿克肖诺夫对普京表现出绝对的忠诚。在最近的普里戈任的叛乱中，克里米亚领导人是俄罗斯所有州长中第一个公开表示支持总统，尽管在此之前他被认为与瓦格纳的老板关系密切。

阿克肖诺夫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就将赌注押在了俄罗斯身上。2010年，阿克肖诺夫成为亲俄的克里米亚“俄罗斯统一”党领导人，并于同年当选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阿克肖诺夫的政党在开始阶段并不顺利，在州议会选举中只获得了三个席位。尽管如此，2014年，由于阿克肖诺夫政治生涯成长于克里米亚犯罪事件频发的90年代，这使其看似是一个危险人物，但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他的简历却很完美，于是克里姆林宫最终选择了他。

克里米亚政坛另一个永不沉没的人物是该地区议会议长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他是克里米亚半岛政治精英群体的第二大支柱，曾是克里米亚地区党成员。早在2010年，他就当选为克里米亚最高委员会主席，直到后来担任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国务委员会主席。

克里米亚在俄联邦委员会的代表、上院议员谢尔盖·采科夫是克里米亚另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联合了克里米亚两类政治力量，即原乌地区党成员和激进的亲俄力量，他是乌克兰政坛的资深人士，是1990年投票反对《乌克兰主权宣言》的三名最高拉达代表之一。

1990年代，采科夫成为著名的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者，并在2005年加入地区党的地方分支机构，把强硬的亲俄路线带到那里。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时，他为时任的克里米亚议会副议长，并在此后转任俄罗斯上院议员。

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情况更为复杂。“人民市长”阿列克塞·恰雷与阿克肖诺夫一起签署了吞并克里米亚的宣言，事实证明，他太“人民”化了，其对俄罗斯秩序的理想主义看法，使其很难符合俄罗斯官方现实，于是其塞瓦斯托尔市长的职位很快被俄罗斯官员谢尔盖·梅内洛所取代。2014年至2016年，恰雷领导市议会，并试图争夺市长职位，但他输了，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自2020年以来，塞瓦斯托波尔由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领导，他是一名典型的联邦官员，尽管他周围有许多腐败丑闻，但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

围绕上述政治人物所形成的本地区政治集团还包含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的许多政治人物，他们逃到克里米亚避难，其中有些人通过积极的商业游说手段在联邦机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例如，乌克兰前国防部长帕维尔·列别杰夫就成为了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副主席。

此外，还有人从之前乌克兰的政治漩涡中挣脱出来，栖居于俄罗斯权力架构中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如前人民代表瓦季姆·科列斯尼琴科，他曾经是乌克兰类似外国代理人法的作者，也是反对乌克兰化的斗士，现在是塞瓦斯托波尔市长的顾问和当地电视台的宣传节目主持人。

在克里米亚政权结构中，本地干部仍然占主导地位。在目前的克里米亚政府中，24名部长中只有7名是从内地派来的俄罗斯官员，其余都是从当地推选出来的，他们大多在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前在当地政府机构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例如，克里米亚总理尤里·戈扎纽克是一名职业农艺师，曾在克里米亚区一级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2006年，他从弗拉基米尔·利特温集团竞选进入最高拉达，然后加入地区党。

大量前乌克兰政治人物视“广场革命”为个人的失败并渴望复仇，于是推动克里米亚政治精英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采取最为强硬的立场。在俄罗斯动兵后，阿克肖诺夫开始游说复兴“塔夫里省”，将克里米亚、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联合在一起组建成新的联邦区。此外，阿克肖诺夫的人积极将他们的影响力扩展到所有被占领土，包括攫取优良的商业资产等。

顿巴斯：灰色地带和轮班人员

顿巴斯精英的处境与克里米亚精英截然不同。由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虚拟国家地位，因此他们处于俄罗斯政权体系之外，保留了一定的封闭性。顿巴斯的政治领导人瓜分当地资源，相互陷害，甚至彼此倾轧，但他们与俄罗斯的互动渠道很少，主要扮演临时性的政治角色，以期获得一个顿巴斯地区的正式议员席位。

这一集团势力较弱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地区，克里姆林宫为了追求最大的控制权，将赌注押在政治边缘人身上，并将包括原乌克兰地区党代表在内的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完全赶下台。尽管他们有亲俄的名声，但大多数顿巴斯大亨和政治家们仍习惯性地保持对基辅在形式上的忠诚或以政治移民的身份留下来，而不是卷入顿巴斯的冒险游戏。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本土的管理人员开始出现在该地区——主要是作为危机管理人员。在战争爆发和正式将这些地区吞并之后，这一进程进一步加速。顿巴斯开始成为俄罗斯官员职业晋升的跳板。年轻的莫斯科野心家维塔利·霍岑科被任命为顿涅茨克政府总理，这引起了很大轰动，他是谢尔盖·基里延科精英培养机制的产物，也是纳瓦利内的战友玛丽亚·佩夫奇的同学。

在此地的“轮班”结束后，霍岑科前往鄂木斯克担任州长，另一位俄罗斯官员叶夫根尼·索恩采夫接替了他的位置，他曾是俄罗斯铁路公司高级经理，并曾负责索契冬奥会铁路设施建设。在此次任职前，他曾担任俄罗斯联邦住房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助理。

在顿涅茨克政府的24名部长中，共有10名来自俄罗斯本土，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占据了关键职位。强力部门仍然由当地军人领导，他们是从乌克兰安全部队转投入顿涅茨克当局的。

卢甘斯克的情况与之类似。自2015年以来，那里的政府一直由卢甘斯克分离主义运动的资深人士谢尔盖·科兹洛夫领导。2014年以前，他一直是乌克兰紧急情况部的一名军官，并担任卢甘斯克扎里亚营的参谋长，该营是由后来担任卢甘斯克领导人的伊戈尔·普洛特尼茨基指挥的。在普洛特尼茨基职业生涯不光彩衰落之后，谢尔盖·科兹洛夫设法在卢甘斯克新领导人列昂尼德·帕塞奇尼克（前乌克兰安全局军官）的领导下保住了职位。

然而，俄罗斯人弗拉迪斯拉夫·库兹涅佐夫最近成为那里的第一任副总理，他曾是西布尔石化公司的高级经理，也是基里延科“州长学校”的毕业生。在卢甘斯克的24名部长中，共有6名俄罗斯本土人，几乎全部都以某种方式与基里延科及其项目有关。

被俄罗斯本土派来的“政委”所稀释的顿巴斯精英们并不急于表现出独立性。长期以来，亲克里姆林宫的顺从主义和在与莫斯科幕僚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的愿望一直是当地精英最可靠的生存之道。吞并前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傀儡的顿巴斯领导层，在并入俄罗斯联邦后发现自己处于局外人的地位。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领导层习惯于坚持普京亲自设定的路线，以防万一，尽量不与强大的“临时工”（译者注：指外派而来的俄本土精英）发生冲突。最后，顿涅茨克领导人丹尼斯·普希林在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德米特里·科扎克和谢尔盖·基里延科的指导下幸存下来，乖乖地把当地的商业资产交出来。

在普里戈任政变期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领导人长时间保持着明显的沉默。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显然缺乏卷入此类冲突的资格，尽管普里戈任和国防部之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前线的状况，也关乎到他们的未来。

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很清楚，任何不小心的举动都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在该地区对当地精英进行全面轮换，并为“独特的顿巴斯”的历史画上句号。因此，他们尽量不再探出头来，也不偏离普京的愿望。

南部桥头堡

2022年被俄罗斯军队所占领的乌克兰南部局势，对当地精英来说最为严峻。在这里，乌克兰破坏组织活动频繁，对当地行政当局工作人员的暗杀行动时有发生。

如果说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当地政治精英选择与俄罗斯在一起，依靠的是当地民众广泛的亲俄热情，那么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亲克里姆林宫人士，就只能寄希望于俄罗斯军队的“刺刀”。但军事形势转变得过于迅速，也许大家还记得克里姆林宫关于撤离赫尔松的“艰难决定”。此外，这些地区地处前线，相应地增加了军人和联邦安全局的作用，他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当地的政治集团开始在这里形成。扎波罗热州的“代理”州长叶夫根尼·巴利茨基和赫尔松州的弗拉基米尔·萨尔多成为这一集团的核心。两人都是当地政界和商界的杰出人物，履历丰富，萨尔多曾担任赫尔松市长达十年，巴利茨基则为人民代表。

“旧政权”的人物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例如，亚努科维奇执政时的前教育部长德米特里·塔巴奇尼克和前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亚基缅科。然而，这一地区总体局势完全取决于前线的战局，这些地方的领导人仍面临着可能重蹈哈尔科夫占领当局覆辙的风险。

会发生什么

将自己的未来与俄罗斯版图扩大联系在一起的乌克兰政客，其未来的命运已在军事冲突的迷雾中失去了方向。由于特别军事行动的失利，克里姆林宫成为多极世界中心之一的努力，被事实证明并不成功。现在莫斯科正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发动了这次战争，其愿意为实现不明确的目标作出多少牺牲？

对于俄罗斯来说，随着优先事项的转变，乌克兰合作者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在军事行动成功的情况下，他们被视为占领地当局中的“村长和警察”，而一旦俄军的命运发生改变，关于“另一个乌克兰”和寻找其他亲俄精英的争论就会开始。

在被占领土上工作的前乌克兰政治人物被承认并与俄罗斯同事处于平等地位的愿望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且风险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俄罗斯垂直领导体系中努力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在此情况下，以个人的形式融入其中看起来更有希望。以顿涅茨克前领导人德米特里·特拉佩兹尼科夫为例，早在2019年，他就去了在卡尔梅克工作，从此成为“后方地区”的政府副总理。在实现过渡的那一刻，他被嘲笑了，但今天他的职业生涯似乎比留在顿巴斯的同事更成功、更安全。

在如此微薄的激励下，俄罗斯在2014年和2022年都未能实现乌克兰精英阶层的全面分裂。在这两次事件中，都只有一小部分精英阶层站在了俄罗斯一边，克里姆林宫再次低估了乌克兰的主体性。

乌克兰东南部的大亨们在与基辅的纷争中愿意与普京结盟，将其视为后苏联模式的某种保障者，但实际上并不打算接受普京这个征服者，尤其是俄罗斯对其支持者并不特别慷慨或公平。当那些选择支持莫斯科的人发现自己并不如意之时，他们除了继续无条件支持其领导人之外，此时几乎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