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1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获最高票，杨志军为何写《雪山大地》

在今（11）日公布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上，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以最高票位列第一。《雪山大地》是他的现实主义长篇新作。在《藏獒》之后，杨志军将目光投注回青藏高原旷天大野，深情回望父亲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

《雪山大地》

杨志军说，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它堪比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在《雪山大地》中，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文字里有着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民族精神，牧民的大爱大善以及对雪山大地的信仰坚守自有一种震撼的力量。

在创作《雪山大地》时，杨志军生出诸多感悟，他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因此，他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望自然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杨志军 图据作家出版社

以下为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创作谈

我迄今还会清晰地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拿着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我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他们不睡床，不睡炕，就裹着皮袍躺在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们说着扎西德勒，把风干肉、糌粑、奶皮和蕨麻，放在了1960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我们弟兄俩，放进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我们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然而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抓下来，送进嘴里，每回都这样。此后20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跋山涉水来到我家：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请她的同事们给予治疗。每次母亲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给我们许多庆幸和遗憾，久而久之成为心中的亮迹或划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故人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地，他们不来了。我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在就好了，许多过去治不好的病能治了。

直到后来，我跟父亲一样，动不动要下乡去草原时，才明白我们的猜测是不靠谱的。当医院和卫生所已经普及到每个县每个乡时，当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为接受过教育有了工作而能照料亲朋好友的健康时，当便利的交通包括高速公路在辽阔的草原上不断延伸时，当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许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户的可能时，父亲的房东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到省会，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亲寻求医疗呢？偶尔，母亲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一个曾经来过我家的牧人也在挑选东西，她才反应过来：能够穿越时空的，并不仅仅是幻想。

杨志军 图据作家出版社

父亲最终死于肺心病，也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症。许多死于青藏高原的人也都是因为环境对生命的制约。但在我的感觉里，他们没有死，因为他们是在人心里播撒种子的人，是雪山大地上几乎所有事业的拓荒者。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创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家公司、第一座城镇，他们培养起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人才，让现代观念植根于人们的脑海，捧着好日子的模样和未来的景象，希望愿意前行的人追寻到底。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印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侵蚀成荒丘的生命，在多年后开出了比初次绽放还要艳丽的花朵。

正是有了父辈们的不断“扎根”，才有了我们，有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的归属感。对我们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它让我们告别了过去生活中情感表达的简单之美，走向了复杂而茂盛的第二次涅槃，并在草原与城市、离开与回家、清醒与迷惘、拥有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交替中，经历着从外貌到心灵、从肉体到精神的变迁。而最大的变迁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正在脱离既往的生存模式，加入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新市民的行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一个不断更新的环境中破土萌发，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巨变，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沧海桑田”用来形容人的精神风貌亦恰如其分。

在西宁，我住的小区里有一多半是藏族同胞，很多人几年前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城里人。每当看到他们提着一袋一袋的蔬菜和水果进出小区，我都会高兴地说一声“乔得冒”（你好），脑海里会浮现20多年前当我知道某个草原乡的牧民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时的惊讶。惊讶之后的好几天我都在追根溯源，发现长年累月只吃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牛羊肉以及奶制品导致的营养严重不均衡，正是罪魁祸首。现在好了，出门就是大超市，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可以便捷摄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通道。有一段时间，小区门外的路边公园里天天坐着一个戴着酱色礼帽的黑脸膛老人，我跟他聊起来，没说几句他就问医院在哪里？还说在家乡拉乙亥的时候他知道看病的地方，隔三差五就得去一趟，如今到城里住了两年多，不知道医院在哪里。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我说你肯定是不需要看病才不知道医院在哪里的吧？他想了想，露出豁掉的牙齿嘿嘿笑了。后来我意识到，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打听医院，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他现在的生活多么惬意，连医院都不用去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延长，这样的变化一时看不出来，却是真正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仅日子好了，生命也更美好了。

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我一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人的理想，更应该做一个理想的人。我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中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人”的探索，几乎涵盖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海昨天退去》中展示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悲剧；在《大悲原》中梳理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藏獒》中大写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寻找人与爱的融合与分裂；在《西藏的战争》中发掘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在《潮退无声》中寻求人被自己隐藏在复杂性后面的本真；在《无岸的海》中思考爱恨情仇对“人”的作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眺望“人”的地平线；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探讨音乐熔炼“人”的过程；在《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儿童小说中追问“人”可以干净纯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追求“人”的质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在人性的冲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赋予的优良品格。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的抒发，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我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望自然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蒋庆 编辑 乔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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