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鸿”遨游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朱刚教授妙解苏轼笔下“桃源梦”｜东坡大家讲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 袁子毫 摄影 雷远东 实习生 袁琴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纵观苏轼的一生，很像是一只飞鸿，在自然江湖与朝廷庙堂之间来回往复。而在江湖的深处，苏轼有一个承接陶渊明的“桃源梦”。

朱刚教授在三苏祠演讲

7月26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朱刚教授，作为“东坡大家讲”最新一期主讲嘉宾入川，来到眉山三苏祠开讲。朱教授以“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为主题，全面、深刻、详细分享了苏轼以及弟弟苏辙的诗作里的“江湖”概念演变、丰富内涵以及这个词语与他们人生轨迹、精神信仰、命运版图之间的内在联系。

由于客观时代技术环境的造就，再加上个人际遇带来的感悟，二苏笔下的“江湖”，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被后世文人所共享、认可。而且，以二苏为代表的北宋优秀文人笔下、心中的“江湖”，不是后世白话小说描写的“江湖”——没有粗暴的市井、草莽之气，基本上仍属于士大夫文化。

此外朱教授还特别点出，苏轼把“江湖”与“桃源”联系起来，强调“江湖”之水是从“桃源”流出，“这实在是苏轼对于‘江湖’概念内核所作的点睛之笔。这是苏轼向‘江湖’的源头‘桃源’深深致敬，向他喜爱的诗人陶渊明致敬。”

在本场演讲最后，朱刚教授强调，拥有“江湖-桃源”诗意空间意识，对中国文化史非常重要，“这是能帮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长久的历史时期，能保持诗意和韧性的重大因素。”

二苏笔下的“江湖”语义色彩演变图

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在白话小说流行之前，主要见于诗歌。《庄子》里面有“江湖”，陶渊明笔下有“江湖”，乃至杜甫的笔下，也有“江湖”。杜甫久在江湖，与“江湖”的感情较为亲切。但总体而言，跟极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一样，杜甫毕竟仍希望出仕，向往朝廷，“江湖”并不是实现其人生理想的地方。也就是说，“江湖”的总体色彩是负面的，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

到了北宋，如果我们专看二苏上呈给朝廷的章表，其中的“江湖”一词，仍是与“朝廷”相对的世界，而且也几乎就是放逐罪人的场所。尤其是贬居黄州以后的苏轼，似乎习惯以寄身“江湖”来表述这段经历。比如刚获命离开黄州时，他在写给朝廷的文字中有“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等字眼。朱教授还提到，跟章表中一样，二苏诗中的“江湖”，亦兼指贬所与外任之地。首先，黄州谪居生涯，被苏轼称为“五年江湖”。被他连累的苏辙，在贬居筠州时期也有“远谪江湖舳尾衔，到来辛苦向谁谈”“门前溪水似渔家，流浪江湖归未涯”等诗句，将贬地称为“江湖”。元祐归朝的苏辙，回顾此前的经历，也说“流落江湖东复西，归来未洗足间泥”。

朱教授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外。因为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才能实现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但“江湖”到了苏轼、苏辙手里，还是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生阅历、思考角度的变化，二苏开始欣赏“江湖”之美——在这个空间里，以隐逸文化为底色。虽然不能拒绝政治权力的延伸，但可以遇见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民情风俗，行旅酒食，无不催发诗兴。对于诗人来说，“江湖”已经不缺乏什么。比起京都，“江湖”甚至更多人间烟火，更适合作为归宿之地。于是，他们笔下的“江湖”，开始具备更丰富、复杂的含义——一方面，“江湖”被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充满诗意。江湖让文人保持对远方的向往，收获富有诗意的人生。当然，这个空间不能只是一片荒原野水，其中必须有适合于诗人生存的条件。漫长的中国史把众多的历史遗迹散布在“江湖”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实际上也到处含蕴着深邃的历史感，这是吸引苏轼以及他的同类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绝对安全的避世之处。

朱教授还注意到，虽然二苏在呈给朝廷的表章中，对“江湖”的表述是负面的，但是在他们的私人作品，比如诗作中，“江湖”这个词是褒义的，其中不乏对江湖充满思念和向往。

元祐年间，苏辙曾作诗《书郭熙横卷》。其中写道，“十年江海兴不浅，满帆风雨通宵行。投篙椓杙便止宿，买鱼沽酒相逢迎。归来朝中亦何有，包裹观阙围重城。日高困睡心有适，梦中时作东南征。”对于此时的苏辙，江湖已经成为令他思念的地方。十几年流落江湖的经历，成了梦里追寻的美好过去。水运交通和市镇的发达，使江湖旅途亦具风雨夜行的兴致，不但可以随处止宿，还能相遇不同的人，吃各种不同的鱼，喝各地自产的酒，颇有温情。与此相比，京都又有什么？无非是内城、外城两重城墙包围着一些宫廷衙门而已，身在其中只想睡觉，而梦魂飞回了东南——好不容易归朝的作者，却成了个思念“江湖”的人。同样，元祐年间的苏轼，也有“江湖前日真成梦”“江湖来梦寐，蓑笠负平生”等相似诗句。

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之后，苏轼回到朝廷。但他认为自己还会回到黄州来，预测自己余生还是要在“江湖”上度过。于是他在《别黄州》中写“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朱教授分析说，这并不是刻意对政治前途作低调的估计，以神宗皇帝掌控政局、坚持“新法”为事实前提，苏轼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实际上，他在黄州经营东坡，建造雪堂，自号“东坡居士”，也已经是此种心理准备的体现：有意认同黄州，认同“江湖”。对“江湖”的心理认同，当然不至于使苏轼放弃元祐入朝的机会，毕竟儒家教养赋予士人的政治理想主要须在朝廷才能实现。但元祐年间也有党争，而且局面更为杂乱，官职的升迁并不意味着苏轼的政治诉求都能如愿以偿，当他对京师的官场感到厌倦的时候，“江湖”就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于是苏轼请求外任，回到让他好感度逐渐上升的“江湖”之中。在苏轼那里，外任地也是江湖范围之内。

朱刚教授在三苏祠演讲现场

苏轼的“江湖”书写，远远超越前人

让风雅在辽阔的流动空间里传递

苏轼之所以对“江湖”有这样的变革性认识，与其所处的北宋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讯、商品经济等领域发展状况是相互呼应。朱教授分析说，北宋以前，朝廷之外的某些地方也可以是江湖。但是这些地方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江湖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江湖。北宋的交通比起唐代，有了巨大的进步，水运尤其是大运河让中国的几大水域交织成一张交通网，比如东西向贯穿北宋京城的汴河，与淮河相通，淮河又跟黄河、长江连接起来，然后又间接接到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除了地理交通网络的建立，北宋官邮系统的发达、从抄写时代转向印刷时代的到来，让士大夫之间交流通常，也是助推江湖概念演变的另外一个有利因素。江湖逐渐连成一个整体，逐渐演变成了与“朝廷”并立，甚至比朝廷更大更宽广的空间。这是划时代的变化。以前的诗人，相聚交流大抵只在京师，分赴“江湖”后便多孤处寂寞之叹，但对于北宋诗人苏轼来说，他的“江湖”既可以是朋友相见之地，也不难收到朋友的书信。客观上，交通、通讯以及商品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使“江湖”的宜居程度不断提高。

既然“江湖”是一个“朝廷”之外的空间，而“朝廷”才是儒家政治理想、人生价值的实现地，那么“归”去“江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政争、休歇身心，则归隐“山林”更符合诗歌的表现传统。逃避的空间，只需要一丘一壑，用不着“江湖”那么辽阔。但苏轼向往的，确是辽阔的江湖。

这是为什么？朱教授说，这是因为一种风雅的生活充盈在“江湖”，一缕亘古的诗意延绵在“江湖”，一个伟大的文明崛起在这个辽阔的空间。苏诗对“江湖”的书写，至少在建构其人文景观的方面，是远远超越前人的。“江湖”的意义不再是负面的，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是文化人真正的归宿。“苏轼通过自己的水运交通经验，达成了对“江湖”流动空间的宏观把握，而文人风雅生活，就在此空间中传递。”此外，与固定在一地的都城不同，“江湖”是个流动的空间，苏辙写的“通宵行”“东南征”富有动感，在流动空间中的连续行动，显然更符合人生是一个旅程的真谛。

古代文人热衷于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一个具体的存在意象上，并且用进自己的文学世界里给予表达。比如梅花、鹤、莲等。比如苏轼的弟子黄庭坚把自己比喻成白鸥，秦观自比为燕。苏轼本人的确特别喜欢“飞鸿”这个意象。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次韵法芝举旧诗》中写道“春来何处不归鸿”。年年岁岁，往返飞翔，流落四处。这或许是一生漂泊无定的苏轼对生命体悟的一个投射。但鸿还有一个特质是：在某一处雪地或沙洲，都不过是短暂驻留，它更多的姿势是飞在空中，甚至飞去望不见的天际。它拥有天空。而飞鸿活动的空间，正好是连成一片的广阔自由的“江湖”。

朱教授在此提到，当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对“江湖”的书写足够成熟，塑造了一个诗意空间，这个诗意空间反过来也帮助诗人们进行理想的自我体认。“像苏东坡的鸿、黄庭坚鸥、秦观的燕，都是‘江湖’空间中诗人们的相互了解、交流互动的方式。”

朱刚教授在三苏祠给读者签名

从陶渊明的“桃源”

流出了苏轼的“江湖”

东坡不光书写“江湖”、渴慕江湖，还为他的“江湖”找到了一个源头——桃源。在此，朱教授认为，这是苏诗“江湖”书写的又一点睛之笔。

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标志。在诗歌批评史上，苏轼把陶渊明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和陶诗”享得盛名。苏轼对“桃源”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在其《和陶桃花源》诗的引言部分，苏轼阐述了他对“桃源”的认识。他首先否定了“桃源”为神仙世界的说法，然后举出南阳菊水、蜀地青城山老人村两个例子，认为这样保持自然生态与淳朴民俗的偏远区域，不与外界相通，就是现实中的“桃源”了。天下之大，类似的地方应该不少，陶渊明只是偶然到访了一处而已。北宋普遍认为，桃源是虚构的仙境。苏轼却认为，桃源不是虚构的仙境，而是世上淳朴的自然村，只因与外界交流少，深受大自然滋养。

苏轼认为，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朱教授说，妙处在于，既然拥有水源，便可与“江湖”相通。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诗歌史上颇具象征性的一幕：从陶渊明的“桃源”，流出了苏轼的“江湖”，东坡“和陶诗”就是“江湖”向其源头“桃源”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