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基辛格访华！法国学者：与50年前相比，中美仍在面对这个问题

编者按：7月18日，百岁老人基辛格访华，仍在为中美关系发展奔波。基辛格曾于1971年首次来华秘密访问，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双方领导人的交流作出历史性贡献。50多年过去了，中美关系有哪些“变”与“不变”？在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大国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分论坛上，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杰出学者包道格（Douglas Paal）、印度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萨仁山（Shyam Saran）、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巴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汇聚一堂，就中美关系热点问题各抒己见。《凤凰大参考》整理会议发言，以飨读者。

核心提要：

1.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认为，中美关系是未来10-15年的最大挑战。52年前基辛格访华时，中美区别很明显，但依旧发展了合作关系。现在的世界和冷战时期完全不同，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不可能真正“脱钩”，因此需要寻找到一条合作的道路。

2. 崔天凯表示，中国保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身份很重要，然而美国有部分声音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对此，包道格回应，现在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能得到表达，同时，他对美国、日本与中国的发展路径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指出中美双方优势互补，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3. 谈到大国关系，萨仁山表示大国之间保持传统外交形式十分重要，中印领导人见面积极，双方均对维持两国良好关系有兴趣。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谈到北约问题时认为，北约不该东扩，其在欧洲不断扩张已经付出了俄乌战争的惨重代价，假如东扩，那么北约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可想象的。

4. 对于北约的未来，崔天凯表示，如果北约一定要把触角伸向亚太，这将预示其衰落。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表示，北约在2019年曾一度走到衰落的边缘，但是俄乌战争无疑加速了北约的重振。

5. 关于俄乌战争调停问题，萨仁山表示印度非常渴望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期待中国进行斡旋。包道格表示赞同，但他同时指出俄乌冲突的真正问题在于让俄罗斯融入欧洲，这一点非常困难。崔天凯表示他很赞同基辛格对于乌克兰“可作为东西之间桥梁”的这一判断，中方已作出积极努力，同时他对其他努力调停的发展中国家力量作出肯定。

编辑丨宋东泽 白金娜

博尼法斯：对于乌克兰战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想要的不一样

阎学通：接下来请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介绍，您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法国（对于国际安全）的观点，或者是欧洲的观点。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感谢您邀请我，我介绍一下法国和欧盟的视角。我只是一名学者，不代表政府的观点，只代表自己的观点。

首先，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俄乌战争，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新的世界秩序，或者造成重大的战略转向。但是，这两者却大幅度地推动了世界上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和趋势的发展。一步接一步，一个全新的战略格局出现了。冷战结束标志着两极世界的终结，但人们创造新世界秩序的愿景却没能实现。布什总统曾说过，联合国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但目前这一目标还没能实现。我们仍然生活两极世界的遗产之中，承受着它为我们带来的纷争与冲突。

我们曾在东西两极的世界中生活了40年。而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单极世界中。现在我们依然在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但关于世界秩序的具体结构还没有达成一致。多边主义陷入危机之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超越了合作。

现在的世界存在三个主要分歧：

第一，西方阵营和俄罗斯的分歧。俄罗斯建立在前苏联的基础之上，它认为自己并没有被正确对待。俄罗斯认为，西方阵营并不把俄罗斯当成一个伙伴，而把它当成冷战的输家。而西方国家则回应称，俄罗斯是G8峰会的成员国，而且还与北约签过合作协议。

在这一点上，双方对历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北约的扩张被俄罗斯认为是威胁，科索沃战争证明了北约并不能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昨天也有同事讲到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问题。而且俄罗斯认为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是由美国和西方世界煽动的政变，而西方则认为这是完全民主的革命，这又是对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看法。

在克里米亚“大选”后，西方世界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自此之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变得比冷战时更糟了。当然在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之后情况更糟糕了。这一系列新制裁在西方被认为是新的铁幕，将俄罗斯和其他欧洲的地方国家分割开来。所以我认为所谓的“正常”不太会在近期恢复，只要普京在任，欧洲的国家和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在近期达成和解。

目前的形势让我想起来冷战时那段最糟糕的情况。虽然地理上是欧洲国家，但俄罗斯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战略关系上来讲，都是被排除在欧洲之外的。

第二，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和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分歧。这与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概念不同，因为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方面都大差不差，但现在这些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目前的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不相同，但都有实现繁荣的共同愿景，并且都拒绝西方国家对于世界的主宰。而西方国家则必须要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

全球南方国家国家有自己的在关于国际问题上的议程，拒绝接受西方单方所设定的议程。西方社会不能代表国际社会，而只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有一些西方人认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别在于其政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但这一概念是很难评判的。谁是民主国家，谁又是专制政权？谁能够做出公正的评判？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困难的。以金砖国家为例，金砖五国的政治体制各不相同，都有属于自己的民族DNA。仅仅把他们分成民主和专权，太武断太简单了。

另外，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包括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亚洲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希望的是和平，不管和平的条件是什么。而在西方，领导人和民众想要的是正义，想要乌克兰拿回自2014年以来丧失的领土，捍卫自己的主权。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方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分歧。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和平来得越快越好，但西方的国家想要的和平是在乌克兰胜利之后的和平。

第三是中美分歧，这个是未来10-15年间最重要的战略挑战。美国和中国是否能管理好经济方面的竞争？双方是否能在关系方面进行让步？双方的差别，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两个国家的政体当然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不同在五十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时就已经存在了；这种不同在三十年前克林顿推动加大对中国企业投资时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只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所以现在中美之间没有发生新冷战，因为在冷战期间，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每年只有20亿美元的经济交流，但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一天就能达到20亿。所以两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完全脱钩，中美必须要找到新的方法进行合作。

我想我时间到了，先讲这么多，我愿意回答之后的问题。

阎学通：谢谢，这真的是一个欧洲的视角。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讲到，不仅要和平，而且要公正的和平，怎么同时实现和平和正义。中美关系在当今和原来在冷战时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不一样。中国和美国应该管理好两国的关系，而不是追寻老的，原来苏联时代的做法。

接下来请崔先生，您可以回应刚才提到的任何问题，或者是刚才探讨的观点您也可以回应。或者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国，您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责任有什么不同？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国，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国，在全球安全方面有什么共同与不同的责任？

崔天凯：对中国来说，“发展中国家”是个政治身份，而非经济身份

崔天凯：我刚才认真听了各位的发言。

首先讲一下中美两国的关系，我认为两国有共同的责任，来稳定两国的关系，回应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我并不觉得有人想看到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有少数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某一个地方，少数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多数国家，欧洲国家和印度，都不会这么想的。

我相信理性的人，都希望有稳定的双边关系，这是基于互相尊重，和平共存和共赢合作原则的关系，我非常赞同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讲到的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我觉得萨仁山先生讲的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思，实际上他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尤其是全球权力分散。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在45年创立时，只有51个创始成员国，现在是193或者194个成员了，这就意味着联合国多数成员国都是在二战之后独立的国家，而其中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有全球南方国家的概念。我也赞同萨仁山先生的概念。

中国总是觉得自己是第三世界的，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份子。美国有一些人想要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是非常不可理喻的。当然，中国正在成长壮大，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对中国来说，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政治身份，而不是经济身份。可能再过十几年，中国更加强大了，我们依旧会在政治方面把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

但是我相信，仍然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发展中世界的一员，从政治上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谈到中美关系比起印度和美国的关系，萨仁山先生说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能理解，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我们都想发展稳定互利的关系，和美国发展这样的关系。有时候选择权在美国，有时候（美国）在做选择时，是出于不对的理由。我希望印度不会有这样的命运。

关于博尼法斯先生的观点，我不是欧洲事务的专家，但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欧洲的动向。但是我认为应该把俄罗斯视为我们未来的伙伴，而非冷战的输家。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在欧洲建立起一个以冷战模式为基础的新秩序，谢谢！

阎学通：包道格先生，您觉得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呢？美国怎么样能维护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

包道格：我努力地回答一下，我的同事们刚才做了他们的介绍，我想再说一下，现在媒体这么发达，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好的、坏的信息。现在想要将某种想法、某种战略和某个机构联系起来实在是太困难，因为有太多各种各样的观点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主渠道了，主渠道只是可选的渠道之一。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言论，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我想从宏观角度上看待一下这个问题，历史上来说，先看一下现代时期。二战之后，美国是全球工业体系的主要支撑国家，我们有过量的资本。但是我们没有了过去我们还是一个孤立的国家时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不像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有那么多人力资源。所以我们对这些国家就有了想法，在这些国家投入了很多的资本，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扩展了港口，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实力，在世界的角落投入了大量的钱。但是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我们牵扯进了无果的越南，我们疏远了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因为我们要他们的石油、商品、水果等，这是我们犯错误的时期。

现在其他地方也在赶上来，我们的资源没有那么多了。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被看作是有能力在世界上所有地方投资的国家。就像之前的美国一样，日本有资本，但是没有足够的、熟悉世界各地的人力资源。在扩展港口，提高自身生产能力，打造多样化的经济时，日本在这一路走来时也犯了很多错误。

而今天中国又走上了这条路，这么多过剩的产能，投资于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如“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在中国也将投资战略带入到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看到中国也是缺乏人力资源的，缺乏有智慧的非洲员工，它也走到了该“犯犯错误”的阶段。

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看，有些投资美国没有能力做也不能再做，而中国有能力做。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呢？如亚投行，美国可以提供优质的技术和金融上的服务，也包括土木工程等等。中国也非常重视这方面，投入了很多资金。我们处于历史发展的不同方位，有着不同的规则，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

法国专家：北约不能东扩，欧洲无法承担代价

阎学通：包道格先生总喜欢用历史的例子来说明事情。他提醒了我们，当美国变强的时候，美国是在犯错的，日本犯错误了，日本也变富了。现在中国也在犯着发展过程中的相同错误。现在，印度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你们的总理在美国提到，印度在不久之后会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做好准备犯同样的错误了？

萨仁山：我觉得我们还有时间，这不会马上就来。我想再回应一下包道格先生所说的，那就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还有信息的民主化，还有错误信息的民主化，就像他刚刚所说的。这就让我想到了我看到的一点，特别是自从疫情以来，我们看到了民主的衰弱，这是令人忧心的。作为一个外交官，我有这样的经历：即使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只要有互动，只要保持对话，只要能够保持互动下去，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即使是最一些棘手的问题。中印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中印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之一就是：在过去的30年里面，一直到现在，两国领导人基本在所有的场合都会见面，如每年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峰会、多边会议、地区会议等。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带来实质性成果，也就是见见面而已。但是他们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有兴趣维持我们的友谊，领导人有兴趣让我们的关系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这对中印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即使是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并没有对话，根本就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结果不好。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也应该维持对话，冷战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当时有这种对抗，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话和互动。

我特别希望能够重启外交途径，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能够重振。

阎学通：在我听萨仁山先生发言时，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是民主的衰退，民粹主义崛起，西方民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第二点就是峰会外交非常重要，对于维护大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

再谈大国的作用，就是在国际安全当中的作用，我们首先要管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办法管理好，我就怀疑，这些大国怎么能管理好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您觉得欧洲关心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些活动有利于帮助我们维护中欧关系？或者是解决乌克兰问题？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我们即将在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就将讨论俄乌战争。即使战争之前，自拜登上任以来，他就提到了北约这一联盟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时的重要性，而在俄乌战争中，这一角色更加重要了。

在欧洲，人们对中国的态度分为两个派别。对于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来说，欧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维护与中国的交流，而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桥梁，避免中美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但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东部的国家，他们自认为更直接地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所以他们与美国走得更近。

因此在欧洲，有些国家希望欧盟能够自主制定对华政策，但也有国家认为在对华政策上应该跟美国看齐，这是主流的两种观点。虽然我不知道这次北约峰会会谈什么，但我认为好好谈一谈有关中国的话题是紧迫且重要的。我还想再强调，北约不需要东扩。我们已经为北约在欧洲的扩张付出了代价。再扩张到亚洲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欧洲根本承担不起，因此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

如果把中国当成敌人，那么中国就真的成为了我们的敌人。中国和欧洲有时候是竞争者，有时候是对手，有时候是合作者，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敌人。

阎学通：谢谢，我听到好多东盟国家说，这些东盟国家他们抱怨，受到了一些压力，说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有竞争，所以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不得不被迫站队。欧洲国家是不是面临类似的压力？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或者是冲突，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真的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大因素了。

法国专家：俄乌战争使北约“起死回生”

阎学通：所有的贵宾们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现在就可以跟观众做一个互动，先举手，我们把麦克风递给您，先自报家门，再问问题。

提问：我是北京日报记者。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马克龙总统在访华期间提出了欧洲战略自主，最近听说希望参加金砖峰会。欧洲内部实际对于对华关系，欧洲和中美关系当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立场，还没有达成相对的共识，您认为欧洲能否达成这样的共识，将会达成怎样的共识？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马克龙总统不久之前访问过中国，我想问您，像这样的见面对于中欧关系有什么作用？

阎学通：请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回答。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欧盟内部对于中美关系持不同观点。因为历史的原因，欧洲东部的国家并不像法国和德国一样，认为自己的立场可以处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包括波兰、捷克等国家，往往会在立场问题上站在美国这边，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反对美国，就会失去美国的军事保护。因此他们把支持美国当成了自己的义务。

关于欧洲的安全战略自主问题，这个进程时好时坏，而我必须承认现在的前景是不乐观的。特朗普在任时，这个理念得到了推进，因为欧洲国家当时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但在拜登这样一个更为传统的总统上任以后，欧洲国家好像再一次得到了保障，因此一切恢复如常，安全议题又被搁置了。

但是后来，美国在喀布尔的失败又一次引发了欧洲对于美国军事能力的不信任，而我们看到出现了不信任的情况：在这之后俄乌战争又发生了。因此，欧洲国家再一次开始认为，只有美国才能保护他们免受俄罗斯的威胁。

但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于法国来讲，欧洲的战略自主其实不是在针对某一国家，而是针对太过于依赖某一个国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和美国是盟友，但我们不依附于美国，我们有自己的议程。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与美国合作，但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能够自己做决定。

东欧国家担心欧洲战略自主这一概念会被认为是反北约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说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错误。但是如果特朗普明年再次胜选，那么战略自主就又会被提上日程的前列。

萨仁山：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问我的，但是我想回应一下，关于刚才所描述的情况和形势。实际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各国越来越关心安全这个概念。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经济与贸易都确实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现在“自由、开放的市场”这一概念已经变得不再现实了，各个国家也都在因此做出调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并且努力找到解决办法。因为至少在短时间内，我认为我们已经回不到之前那个大家都已习惯的自由贸易体系中了。

阎学通：这次请三位听众提问，然后专家回答。

提问：谢谢，我是张继，复旦大学的教授，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两年前法国总统讲到北约从精神上已经死了，但从目前来看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有新的成员加入北约，北约还想扩充到亚洲。我的问题很简单，您怎么看北约的未来，谢谢！

崔天凯：那简单的说一下未来的北约，我并不是北约专家，但是我想说的是，亚太地区不需要北约，亚太地区不欢迎北约。在我看来，如果北约真的想要扩大到亚洲，那就说明它真的是在衰落。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我还记得马克龙总统在2019年11月份说过，北约已经消亡了。这从那段时间来看确实没错，因为当时埃尔多安在跟希腊和法国闹不对付，在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而且当时特朗普也放话说北约“过时”了。如果美国总统都说北约“过时”，那人们真的很难相信一觉醒来北约是否还真的存在。

但不得不说，普京真的让北约起死回生了。举个例子，芬兰1945年后就再也没打过仗，瑞典两个世纪都没经历过战争。这两个国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甚至在冷战期间都没有加入北约，但现在都希望能立刻加入，越快越好。现在芬兰已经加入了，瑞典也正在议程之中。

我觉得乌克兰战争可以说甚至是加速了北约的重振，当然我们也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可以看到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正在修复。但在欧洲，美国正在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但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法国、德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的立场是北约不应该成为文明冲突的工具和武器。它只应存在于北大西洋。如果把北约扩张到亚洲，它将会直接和中国等国家发生冲突。我们会直面那些我们本想避免的问题。

所以下周的北约峰会将非常重要。我们究竟会把北约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联盟，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还是仅把北约的势力控制在欧洲范围内？到时候就会有定论了。

中国如何斡旋俄乌战争？崔天凯做出回答

阎学通：有没有国际朋友要问问题。还有6分钟，只能有两位外宾发言。

提问：大家好，我来自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刚才的讨论特别精彩。我想请问各位嘉宾怎么看待大国在乌克兰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如何看待乌克兰战争对于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

提问：我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们认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可以如何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中国如何在俄乌之间发挥好斡旋的作用？

阎学通：没有人问中印关系的问题，可能中印关系比较好。但我还是想问请萨仁山先生，有没有想回应的问题。

萨仁山：回应一下乌克兰战争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是从印度的角度上来说的。很明显，乌克兰战争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影响到了国际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也影响到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利益，甚至是生存利益。所以俄乌战争带来了很多附带性的影响。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看法都是希望和平进程能够尽快开始。

第二，关于解决冲突的方法，还是回到我最初说的，面对越艰难的问题，积极的外交就越重要，对话和互动就越重要。从最近来看，无论是马克龙和普京的对话，还是德国总理和普京的对话与互动都停滞了。我认为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对话与互动即使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也会带来好的结果。最后一点，我们祝愿中国，希望中国的斡旋努力能够成功，希望能够帮助停止这场战争，如果是这样，印度会非常欢迎这样的结果。

阎学通：巴斯卡尔·博尼法斯先生，很多人问了乌克兰战争，您要回答一下吗？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我觉得目前俄乌冲突的主题还是武力冲突。无论是普京还是泽连斯基都觉得自己占有优势。但想要结束这场冲突，我们还是需要依靠外交。但是现在两国的领导人仍然希望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外交。

包道格：从历史角度来看，乌克兰的总统选举总是选出一届亲俄的，一届亲美的，交替进行。但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现在肯定是坚定地站在西方这边了。而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让俄罗斯和平融入欧洲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如今的俄乌冲突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艰难了。

目前我们希望能通过外交斡旋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但是有远见的人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让俄罗斯真正地融入欧洲社会，在欧洲大陆实现长久的和平，而不是只关注眼前俄乌边界的争端。

阎学通：最难的问题留给崔天凯先生，中国希望在俄乌战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崔天凯：我非常同意包道格先生有关让俄罗斯融入欧洲大陆的观点。我记得我的好朋友基辛格以前总是说乌克兰应该是东西之间的桥梁，但实际上它不但没有成为桥梁，还反而引发了互相的斗争，这是非常遗憾的。中国关于这个事情的观点是非常简单和清楚的，我们想要阻止斗争和杀戮，希望双方开始谈判，能够找到和平的冲突解决方案，这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我们也提出了立场文件，也派了特使，我们也非常赞赏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做出的努力，包括南非，印尼，印度等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国家也派出了属于自己的代表团去试图斡旋，这是非常好的进展，表现出他们也想促成和平地解决问题。很遗憾的是，我并不觉得非洲代表团得到了公平的待遇和赞赏。但中国肯定还是支持非洲国家的努力的。

阎学通：谢谢，我们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不能够准点结束讨论，我想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包括专家之间，以及发言人和听众之间进行的讨论，所有的发言和回复都非常好，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鼓掌感谢台上的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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