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专题论坛“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于7月6日上午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行,此为第一个研讨“智慧城市与区域融合”。
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专题论坛“全球变化下的智慧城市”于7月6日上午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行。在论坛上第一场题为“智慧城市与区域融合”的研讨中,港湾海外(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溪博士,巴基斯坦科技参赞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交四航院董事长邓磊,中国电建信息化部主任吴张建四位专家共同探讨了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的新思路与新方向。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也通过视频的形式对多边投资银行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给出了精到的阐释。嘉宾们一致认为,智慧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有可为。
陈溪对北京在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提升空间作出了阐释,并对北京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可能遇到的难点进行了分析与预测。同时,他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如何避免自身发展“内卷”陷阱提出了建议。
巴基斯坦科技参赞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认为中巴应加强互联互通,不断寻求合作机会。
邓磊则基于自身经验,对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建设的关键与“南沙方案”进行了深度阐释,对交通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展望。
吴张建对于中国电建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分步走战略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电建接下来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以下为论坛发言全文:
陈溪正在发言
陈溪:我们这个环节是关于智慧城市与区域融合。我先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巴基斯坦科技参赞瓦齐尔先生;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交四航院董事长邓磊先生;中国电建信息化部主任吴张建先生;
首先,先让嘉宾每人用一分钟做个开场,之后我们来相互提问,或者可以接受记者朋友和嘉宾们的提问,我今天是客串主持人,我也是嘉宾之一,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先从瓦齐尔先生开始。
陈溪:我们这个环节是关于智慧城市与区域融合。我先介绍一下三位嘉宾:
巴基斯坦科技参赞瓦齐尔先生;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交四航院董事长邓磊先生;
中国电建信息化部主任吴张建先生;
首先嘉宾每人用一分钟做个开场,之后我们相互提问,可以接受记者朋友和嘉宾们的提问,我今天是客串主持人,我也是嘉宾之一,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第四位嘉宾不在现场,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他给我们录了一段视频,让他给我们做一段分享。
丹尼·亚历山大通过视频分享关于智慧城市基础建设的看法
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各位早上好,我很高兴能够代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加这次关于智慧城市和区域一体化的高级别研讨会,我很遗憾此次无法与诸位一起线下参会,但希望下次可以与诸位线下见面。
今天的话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世界正在非常快速地城市化。在全球范围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25%,在2020年已增至50%左右,然而据预测,城市人口还会持续增长,在接下来的50年内,增至全球人口的60%左右,即到2050年时,世界上将有超过50亿人生活在城市中。
当然,这种愈来愈趋于城市化的进程在低收入国家会发展得更快些。预计在2020年和2070年之间,迁移到城市的人数将增加76%,虽然大城市的数量将继续增长,但小城市将仍占全球城市土地的45%左右。这个问题给(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的供给都带来了特有的挑战。
当然,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构成了挑战,即应如何确保城市的扩张和人类的聚集不会导致不可持续的未来。我们知道,旧的城市也面临着它们独有的种种挑战,例如,必须要对它们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以应对新的可持续(发展)、环保、气候变化适应等的各类相关挑战。虽说新城市会对土地而非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更大压力,但新城市有机会能够在其建设之初就倚赖最好的技术,在最开始的阶段就能成为最具可持续性的城市。
另一个挑战是,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的快速聚集,一方面可以给人们带来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种种机会,也是人们选择居住在城市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基础设施老化和功能下降,无法为市民提供关键服务,同时也可能会造成社会分化。
自从查尔斯·狄更斯写下《双城记》以来,城市是“一个不平等现象明显且日益严重的地方”的这一概念一直迷惑着人们。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旧存在。
我们相信技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有助于提高新旧基础设施的效率和生产力,它利用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发展新城市的核心。
例如,基础设施可以帮助更好地使电力需求量及供应量保持一致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它可以提高水资源管理及水分配网络的效率,可以通过智能交通管理减少交通拥堵,智能城市基础设施使服务的提供更贴近实际需要,从而使减少碳足迹成为可能。
数字连接增加了我们城市的弹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数字连接的兴起使城市规划者将其作为规划合理规模的重要工具,以更好地管理基础设施和提高效率。
但仅仅如此是远不够的,单靠技术不足以解决城市中气候变化、宜居性和社会公平的迫切需求。像亚洲投资银行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在解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这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多边开发银行需要在刺激智慧城市发展的资源调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要为项目提供资金,还要使用正确的金融工具,减少风险,分享讯息以及构建伙伴关系。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于2016年,其使命是为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包括我们的成员国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所会需要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如绿色基础设施,能够调动私人资本、由技术促成,且促进区域连接和合作的基础设施等。
在2020年,亚投行创建了一个专门的数字基础设施战略。该战略阐述了亚投行在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的广泛雄心,包括智能城市、与亚投行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合作。
我们为发展智慧城市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需求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实现连接的硬基础设施、如能够从城市基础设施的各个接触点捕获数据的传感器、提供存储和处理数据的数据中心,实际建构和操控数据的数据平台,以及能够实现无数新的数字化和自动化服务及操作的智能城市应用程序。
特别是在当前,审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一体化以及加强一体化所需的基础设施是至关重要的,亚投行也一直在引领这一领域的全球思维。就在上个月,在亚投行的支持下G20基础设施工作组和G20主席国印度组织了一次关于创建可持续和宜居城市的高级别研讨会。
今年的研讨会是建立在去年,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所做的数字技术研究工作之上。我们很乐意继续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应他们的需求协同合作发展智慧城市。
因此,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出席这次活动并发言,虽然只是线上参会。我非常期待与你们中的许多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互相分享想法,并共同为建造“明日”的基础设施努力。世界将需要智慧的、可持续的城市,我们将一起使这变成可能。
谢谢各位!
瓦齐尔正在发言
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感谢,给我本人和我的大使馆这个机会来发言,我们的这个环节是关于智慧城市与区域融合的,我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我叫瓦齐尔,我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科技事务参赞。我们一直也非常重视智慧城市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当然我们也知道科技合作对于智慧城市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来中国之前我负责科技和信息化方面的工作,而且也曾经负责过中巴经贸关系和科技合作关系,谢谢。
邓磊正在发言
邓磊: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有幸来参加这次关于智慧城市和区域融合的一个论坛,我是来自中交集团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我叫邓磊。我们是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的技术综合的服务商。我们公司长期以来参与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设,一直致力于智慧城市实践,我们在大交通和大城市两大切入点下思考智慧城市对我们整个人类生活的改变。
从实践看确实智慧城市会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大的进步:
第一,通过经济建设的提升使我们联络更加广泛、更加全链。包括我们在推进的一些港口的智慧化、自动化的建设,以我们在广州、南沙承担的项目来看,更多在上面形成一种大的通道,在人、金融还有信息流的组合之下形成了很好的融合,提高了效率。
第二,从城市来看,改变了城市建设的模式。通过更加宽广的逻辑解决了距离问题,解决了中心到边缘的物理问题,更加赋能我们的城市管理,更加赋能我们的产业集聚,也赋能我们的品质生活。所以相信通过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还能够更多地,更加投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之中。
谢谢各位。
吴张建正在发言
吴张建:感谢陈博士的邀请,有机会参与学习交流智慧城市相关的工作,我加吴张建。来自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信息化管理部。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它是来源于水和电,叫水电工程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现在是能源工程最大的承包商。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从去年开始明确了未来发展的五大主业或者五大核心领域,叫水、能、砂、城、数。今天与会议有关的就是城市和数字化。
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重点干什么?
一个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来有效控制和管理城市建设过程,因为我们是一个工程企业。
另外一个,就是提升我们给用户的交付能力,提供更美好的产品。因为我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可以明确下一步的目标,并且学习到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实践我们的目标。
陈溪:接下来我们进入嘉宾的互相问答环节。
邓磊:同样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电建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方向?
吴张建:感谢邓总,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电建这几年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起源于哪里?
其实我们经常讲的从地上建筑到地面建筑到地下建筑,我们全部要把它数字化。我们在各项建筑数字化之后我们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城市整个数字化。
我们在想智慧城市的起源,智慧城市首先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我们的基础设施数字化,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数字中国,就是讲的我们数字化。为什么反复讲这个事?形成一致认识:数字。如果我们把城市完全数字化处理了,才是智慧城市的基础,也是中国电建这几年为智慧城市做的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前海18平方公里这样一个数字模型进行运转。
在智慧城市方面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我们就想,有了这样的数字技术,数字城市的基础,我们要做的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城市不缺数据,如何把我们的数据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基于空间布局把数据标注,如果数据不能很好标注,我们的各项活动很难做到基准分析,智慧城市缺少下一步工作的基础。
标注的前提也是把城市数据一体化,所以我们在一些城市也在做这项工作,好比说深圳,我们在做的茅洲河城市水环境污染治理,以及污染发生后可能产生的趋势。
综合今天智慧城市下一步存在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们对智慧城市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或者所要产生的各种理论、方法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没有在一个企业或者在一个项目中得到完整充分的利用,也就是我们还需要对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做一些技术整合,或者是方案提升的整合。
陈溪:接下来请各位嘉宾或者记者们提问。
北京日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北京,从这次智慧城市排名来看,北京位列前10%,也是一个不错的排名,和全球一流的城市相比,北京上升的空间在哪儿?
另外据我们了解北京市一直在推动整合各个部门和机构的信息,实现更高效的城市管理和服务,我理解这也是促进区域融合的一个手段,就像长三角、珠三角一样,实现区域尺度的数字治理,在这个实际操作中有没有什么难点,请嘉宾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陈溪:这次排名里面北京排名确实很高,在全球在前5%,主要得益于北京市政府长期的投入,但是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北京在全球还是有很多出色的对手,比如说伦敦。北京在数字政府领域领先,伦敦则在卫星互联网规模商用领域领先的。
北京在实操中间可能有两个难点。第一,各个委办局的积极性,北京市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叫作“基础设施统建共用,数据资源分采统用”,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节约资源,并且尊重每个委办局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应对的策略是以问题和事件为线索,设定更高层级政府的行动边界,保持各个单位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第二,如何支持决策。数据汇聚到决策指挥平台后,决策层所看到的信息,受制于建模或工程实施团队或单位对城市治理和总体发展的理解深度与广度,也受制于数据资源的可获性、各委办局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理论、经验或格局来看,有小马拉大车的风险,限制了决策支持的效用。应对策略,在于高质量的动态的总体规划或顶层设计。避免数据海量汇聚却未达预期,限制了对决策或城市发展形成的支持。
凤凰网记者:我们是香港媒体,很多网友非常关心香港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份报告里面,您怎么样看待香港在全球的位置。以香港所在的大湾区为例,怎么样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位置。很多湾区城市,还有刚才嘉宾提到的深圳,还有像广州、香港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如果纳入整个大湾区的二线城市之后排名或者很多数据将是一个下跌,能不能认为我们这个城市群里面存在一种虹吸的效应,这是发展的不平衡。另外同时大湾区有非常多的城市,它们之间是否会存在非常剧烈的竞争,怎么样避免这种竞争带来的内卷,谢谢。
陈溪:第一个,香港在亚洲应该是前10%,在二十国集团是前30%左右,香港它的排名总体来说很不错。它的对标对象在亚洲应该是东京和新加坡,和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数字政府领域及公共卫生网络是领先的,但是在数字的合理流动和无线通信领域是落后的。因为这些是高权重指标和高分值科目,所以香港相对落后。东京则是在多层管控体系和无线通信网领先。
关于大湾区,我从业智慧城市研究十几年,也一直以为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绝对领先,但是这个结果出来之后,让我们略有意外,它是在全球大概处于中等水平,落后于欧洲的北海、波罗的海、阿尔卑斯山脉以及美国的纽约湾、大湖区,甚至日本东京的三湾地区。原因是,这几个区域主要是一线和二线城市为主,比如东京、大阪、神木、京都、名古屋、横滨、千叶这些城市,而我们大湾区则包括了很多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所以拉低了平均值。
第二,我们在高权重指标、高分值科目上面是落后,比如无线通信网、数据合理流动、数据隐私保护以及轨交领域我们都相对落后。当然湾区在有线通讯网和数字政府领域是全球领先的。
第三,不平衡这个现象怎么理解?我们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1.思维上的赤字;2.治理上的赤字;3.扩大的数字鸿沟。比较深圳、惠州、江门、香港和佛山之后,他们在数字政府和公共卫生领域得分是一样的。它们差距在哪儿?深圳主要在轨交上面有领先,这个可以理解,是财政差距。但是在数据资本化、数据合理流动、个人隐私保护这些制度上面差别很大,这些并不是说是财政上,这些问题恰恰是如何看待改革、看待开放、看待创新,这是一个思维的差距。
粤港澳大湾区和北海、波罗的海以及纽约湾的差距也在这儿,这是思维赤字、治理赤字,中国很多城市都上了几千万或者几个亿的数据平台,大而全的数字平台指挥体系或者通信网络、感知体系,部分非必要的基础设施,这种超前的上岗可能会透支发展潜力,加大债务风险。
很多人说我们可以用REITs,实际上对待REITs要谨慎,因为数字迭代更快,而且折旧更快,也会带来风险。总的来看财政赤字的本质往往是治理赤字。第三个原因,扩大的数字鸿沟,我们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香港国际金融学会,每年有三次左右的亚洲智慧城市的季评以及亚洲智慧城市的排名,它的读者50-60%是海外读者,这些读者95%是发达经济体,而我们国内读者80%以上是滨海的发达省份,这说明什么?说明数字鸿沟只可能越来越大,随着我们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定会越来越大。
您可能会问如何协同大湾区,减少内耗?我的想法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说我们天天想着和深圳和香港比,和佛山和广东比,我们是画地为牢,但是如果它们都盯着纽约和伦敦,我们就想着如何建设高水平的人、物、商品、信息流动的大湾区,而这个大湾区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数字湾区和轨道上的珠三角。甚至三线城市都可以追求高于国际标准的规则,例如高于RCEP、GDPR的国际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动高质量的创新和改革。我相信两年以后珠三角、大湾区极有可能超过日本的三湾地区。
四航院在广州,七八年前我是瓜达尔港智慧城市总规划师,四航院是瓜达尔港的总包商。相信邓总对湾区发展有他们的想法。
邓磊:就我们在大湾区的实践,特别在大城市方面的实践讲一讲。湾区就是一种多核心的,是分工协作,是一种更加高效、开放的格局,以及相互的互联还有产业、经济的集聚和辐射,这是湾区的一些特点。其中交通,因为我是中交集团,所以讲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对于湾区的整体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大湾区密集的高速公路网,有大桥还有不同的通道,我们有高速、高铁和城际,我们有几个大型的国际机场,我们还有国际性的港口。
那么我怎么去理解交通的层面?我想从两个层面“交”和“通”来理解。
“交”是交叉、是节点,是我们的枢纽。节点和枢纽的智慧化,会带来高效的流通,包括刚才讲到的我们的物、人、资金。“通”是通道,是交通体系,它的智慧加持以后会带来“流”的提升,比如我们的金融流、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这些整体形成了一个高效的一个网。
我们可以看像我们集装箱的码头,南沙港等高效带来人才、产业的集聚。在这个区域里面湾区带来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分工和协作模式。随着后续推进,2022年6月14号,国务院发布了《南沙方案》,也就是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方案,大概是这么一个名称“南沙方案”。
为什么定位在南沙?因为南沙相当于这几个的中心,当时南沙的发展国家寄予期望,但是期望不仅仅是南沙,而是以南沙为支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的期望。这里面提到了12个字“立足南沙,协同港澳,面向世界”。
今年是《南沙方案》两周年,6月24号在《南沙方案》指导之下,在南沙粤港澳三地共同构建了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我记得名字大概是这样。
这个中心相当于把我们交通的硬联通和信息的软联通在数字、智慧体系下进行了一个融合,在这种融合之下可能解决的是更高阶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交通,我叫“交融”“互通”,这两个层面。
它解决了我们的运输体系、产业体系、金融体系、治理体系。我们解决的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文化相接的融合体系,我认为在这方面逐渐会发展更好。
我相信我也可以展望像陈溪博士讲的,相信我们湾区后面的发展会逐渐走得更好,谢谢。
中国经济报记者:各位嘉宾好,我是来自中国经济报的记者,有两个小问题。第一,能否简单总结一下智慧城市如何促进区域间的协作? 第二,未来是否还会延伸到其他的区域,或者一些区域合作组织或联盟,谢谢。
陈溪:狭义的智慧城市是建立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基础之上,广义的就是传统、数字和制度基础设施的融合。传统基础设施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载体,而制度基础设施要激活传统和数字基础设施,我们讲的就是基础设施就是三者之间的协同。
三者协同的点在哪儿?是高权重和高分值的科目,比如跨区域的轨交,卫星互联网、自上而下的多层管控体系或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等,这些科目协同本身就构成高质量的规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则,像城市空间和未来技术要留白,比如通信技术、计算力、人工智能结构网,我们判断2028-2030之间会有技术革命,在那个时候的量子计算、6G,还有更成熟的通用人工智能,还有未来交通无人化、立体化,如果这些一次性建成可能会带来债务危机。
所以一个城市发展的效率是有边界的,我们要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上面寻找解决方案,产业链和治理链要做延伸,这样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公共产品,引导人流动的方向和社会创新的方向。您讲的问题主要是方法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后面会有延伸,刚才埃及外长希望我们会向全球南方延伸。主要是工作量过大,所以没有向亚洲和二十国集团之外辐射。是否再继续扩展,后续会和我们合作伙伴一起商量。主要是工作量,需要数十人将近一年对数百个城市、数十个语种资料的整理。
凤凰网:您好,我是来自凤凰网,我看到这次报告上显示印度城市排名普遍靠后,但是数据显示它的综合发展潜力是非常高的,包括现在整个的人口今年已经超过了中国,您如何评价印度城市在这次报告中的排名。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巴黎的排名处于本次报告的第一梯队,但是巴黎近期的一些治安问题,包括它可能都无法保证本城市居民的基本安全,它是不是能够匹配得上第一梯队的名头?一个增长的印度城市还有一个动荡的巴黎,它们在未来的智慧城市排名走向您如何看待,谢谢。
陈溪:一个增长的印度和一个动乱的巴黎,这个问题凤凰网的记者问得非常有趣。首先孟买是印度排名最高的城市,和巴黎比除了数字政府和能源互联网以及数字孪生领域,其他几乎和巴黎同分。
第二,动荡的巴黎和发展的印度是不是会有此消彼涨的关系?我们这样想,印度有庞大的国土和人口,包括了能源网、卫生网、交通网、轨交网、通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机会。印度如果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持续创新,我们会看到更加发展的印度。当然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繁荣、发展的印度,这取决于印度的内政、外交以及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
巴黎只要它能够在无人交通系统、量子通信、通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领域持续保持领先,把资源引向这些关键领域,而不是流向社会的稳定和大国博弈,我认为巴黎有更大的概率会领先于印度。
所以,从这点说明智慧城市的上限不是软硬件,软硬件只是下限,它的上限不是我们这边决定的,而是国际关系、国际金融,是它的发展的上限。
提问:我来自爱尔兰大使馆。刚才您分析了大湾区内部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我想了解其他区域的智慧城市群的发展是不是也不平衡?刚才您提到了巴尔干还有纽约地区,所以说其他区域的智慧城市集群发展是不是也不平衡?
陈溪:其实不平衡的现象我相信哪里都会有的,比如利雅得、吉隆坡和阿布扎比旁边的城市也有差距,因为大湾区在中国是既定的概念,包括了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所以差距很明显。芝加哥、哥伦布等等有差距,但是不是很明显,像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也有差距,但是不明显,它们就是一线、二线城市。
如何看待?就像我回答凤凰网的问题,思维、财政、治理赤字等以及扩大的数字鸿沟,使得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能做的事就是让生活更加可持续,让更多人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提问:我来自中国铁建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我们现在研讨的是智慧城市和区域融合,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区域融合是不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国家西部地区而言,因为我本人就来自西安,比如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甚至我觉得向西再向中亚腹地发展,这些大量城市都是孤立存在的。刚才陈博士和邓董事长都提到大湾区,但是这些孤立存在的西部城市和大湾区这种城市群确实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就想在这种情况下智慧城市的发展和挑战,这种趋势应该和大湾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这种发达地区的挑战应该不一样的,我想问问陈博士这种挑战和趋势特别对西部地区而言应该是什么,谢谢。
陈溪:因为时间原因我只能简单回答关键要点。第一,从阿尔卑斯山的例子看出来,阿尔卑斯山脉和北海得分相近,都在数据的隐私保护、合理流动,以及卫星互联网等高权重指标、高分值科目上面领先,这个案例给了中西部一个启示,即便孤立的城市也要抓制度、抓无线通信、轨交。第二,其实这个情况我相信在巴基斯坦是一样的,既有滨海的卡拉奇,又有内陆的伊斯兰堡,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参考阿尔卑斯山,内陆抓无线通信、抓轨交,当然这是我简化了,这是我们从两百多个城市得出的经验。您的意见呢?
巴基斯坦科技参赞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谢谢,在巴基斯坦,您刚才已经说了卡拉奇是沿海城市,人口也到了3500万,政府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开展了很多的项目,建造了很多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些内陆的城市比如说伊斯兰堡,我们开展了很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有一些还不是智慧项目,是普通的传统项目。我们期待着和中资企业在这方面开展更多的合作。特别是考虑到巴基斯坦人口众多,我们需要如何进一步考虑整合?
陈溪:我简单回答。第一,巴基斯坦的发展可能要依靠两条线,第一个是从北部的中国的喀什往南以至经过伊斯兰堡再到卡拉奇、瓜达尔。第二条线还是要作为经过恰巴哈尔往波斯湾联通,作为中东地区往东的中转。只有可能这两条线,巴基斯坦本身可能很难再有他的利益和规划探索的空间。第二,巴基斯坦需要实现从部落到市、县、省、中央政府的利益进行融合,然后指引后续项目,这还有很长路要走。
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中巴之间开展了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有一些合作项目是传统的合作项目。另外我们还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快区域的一体化,我们也希望首先第一步在做规划方面能够和中方机构开展更多的合作。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看一些项目有没有可能实施,谢谢。
陈溪:这个问题我可能需要和北京大学以及伙伴们再去深入沟通,我们也很愿意为巴基斯坦的工作做出我们的贡献,如果两国政府都能够在此达成一致,并且有比较通畅的沟通渠道和行政流程,我想我们可以会后再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相信可以为巴基斯坦和整个区域提供我们的支持。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深圳行政学院和深圳龙华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留给我一个务必要自问自答的问题。他们问得非常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发展,特别是大模型的应用能够给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对区域融合是否有促进。我们如何鼓励和支持创业者参与这一浪潮,以推动创新和经济发展。
我这里快速用四点回答:1.通用人工智能确实提供了很多想象空间,但是它的逻辑推理能力不仅受制于参数,而且受制于架构,还有受制于算力、网络、数据和监管规则,短期内不要有过高的期待。2.从促进区域融合来讲,还是要从成熟的底层基础设施开始,大模型对技术、资金、人才和市场多方的需求,我认为不具备必要性。3.对发达城市,比如说中国、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城市而言,建立AGI中心是为数不多的选择,要做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布局、场景布局和产学研布局,政府要牵头、大企业牵头,中小企业机会是不多的。4.利用区域AGI中心提供的模型,做小的场景,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大企业会跟进,之后竞争会非常激烈。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建立公平、开放和存在监管的市场环境,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最后我们要做个总结,一人说一句话。
汗·穆罕默德·瓦齐尔(Khan Muhammad Wazir):谢谢,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和连接。
邓磊:我就以中交的一个愿景来作为我的一个结束语,就是让世界更成功,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谢谢各位。
吴张建:智慧城市大有可为,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陈溪:那我们研讨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