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峥谈近代北京公园及其文学文化想象

林峥（章静绘）

公园是十九世纪中期西方为因应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问题而创造的产物，它是现代都市之心，是城市规划中始终挥之不去的乌托邦理想。在中国，“公园”一词古已有之，指称的却是官家园林，与西方public park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的《公园北京》考察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西方文明装置如何进入近代北京的过程。以公园为视角，该书呈现了晚清至民国北京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文学诸方面纷繁复杂的变革。近日，《上海书评》专访了林峥，请她谈谈与近代北京公园互为表里的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林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408页，79.00元

您认为公园作为西方文明装置，进入近代北京，体现了另一种现代性。您对这种现代性的解释是以旧纳新、以新化旧，它表现为最旧的帝国遗迹同时也是最新的公共场域，表现为在外观古色古香的建筑内部引入现代设施。为什么这是“另一种”现代性？

林峥：现代性的概念源自西方，与都市相伴相生，纷繁复杂，中国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主要体现为晚清五四以来一种以西方（启蒙现代性）为模板的、线性进步的发展观。这样建立在西方启蒙传统加诸被曲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的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容易造成一味趋新、趋西的心态。同时我认为，中国在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中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若以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轨范中国城市，很难完全解释与涵盖中国的经验，这也是我为何选择“公园北京”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一方面，公园是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清末民初的政府、启蒙知识分子也是从这个思路出发，将公园引进中国；但另一方面，近代北京的公园又不是另起炉灶、照搬西式，而是在前朝皇家园林坛庙的基础上改造开放，这造就了近代北京公园的特殊性。它的风景情致是中式的，内在精神又是现代的，既是最旧的帝国遗迹，也是最新的公共场域。可与之相对比的是近代日本的公园，日本与中国的使节在同时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访欧美，同样为以公园为代表的西方新兴都市文明所倾倒，在东京最初开设公园的时候，也是利用旧有名胜资源，将金龙山浅草寺、三缘山增上寺等开放为浅草公园、芝公园等“东京府五公园”。但亟亟于欧化的日本不满足于此，1903年建成的日比谷公园才是他们心中追摹西式的典范。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日式园林的风格被否定，东京府五公园作为反面教材受到批判：“观本市之公园，其数虽多，大抵以旧寺社境内充之……其名虽为公园，其实不过庭园耳。”若以同时期的日人之眼观之，则近代北京的公园亦不过是名不符实的园林。由此可以看出近代北京公园的独特性。日本学者白幡洋三郎曾提出公园是“文明性装置”还是“文化性装置”，他认为日本的公园是由西方移植、放之四海的文明性装置，借用他的定义，我指出北京的公园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脉络中、不断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对话的“文化性装置”，其依托中国本土的资源，对“公园”所象征的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有条件的吸收和重新诠释。

在这个意义上，公园是北京的象征。正如民国时期的西方旅行者裴丽珠（Juliet Bredon）所言，北京“具有吸纳新事物并消化它们的能力”，北京对待过去的态度，是一种“公园式”的，而非“博物馆式”的表达。北京的公园改造即是典型例子，不是将“老北京”客体化、博物馆化，而是将其纳入“新北京”的日常，过去与现在不是一刀两断，而是过去就生长在现在之上，获得新的生命。这种以旧纳新、以新化旧的方式打破了线性进化的发展观，提供了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新思路。现代性本是不断否定过去的，本雅明曾提出“历史的天使”的意象，历史的天使面朝过去，无可奈何地被进步的飓风推向未来；而北京的公园则是以面朝过去的方式积极地迎向未来，诠释了更为丰富的“另一种现代性”。

您在书中不时会比较北京和上海的公园。民国京沪知识分子有不同类型的公园偏好，移植自上海大世界的新世界在北京不敌改良过的城南游艺园，乃至游艺场这种上海形式在当时的北京也难以为继。然而针对近年一些学者以北京为方法突破上海范式的做法，您也反对将二者作非此即彼的对立，能谈谈吗？

民国外滩公园

林峥：京沪两地的异趣确实存在，也很有代表性。我这本书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是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摩登”（modern）就是现代，中国学界在引入城市研究之初，最先接轨的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更契合西方现代性范式的城市。正如你所言，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以北京为方法突破上海范式，比如陈平原教授在提倡“北京学”时指出北京在由传统进入现代过程中的抵抗挣扎和追随突破，对于中国的城市更具有代表性。董玥的《民国北京城》 （Republican Beijing）、季剑青的《重写旧京》、宋伟杰的《测绘现代北京》（Mapping Modern Beijing）都是此间翘楚，我着手写《公园北京》始于十年前，确实也是在这一脉络中。我同时也提出不应过度强调北京（传统、东方）与上海（现代、西方）模式的对峙和割裂，固化二者的刻板印象。中国城市的现状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北京并非想象中那样传统、乡土，上海也不只有西化、现代的一面。

董玥著《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2003，2014，2018）

季剑青著《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2017）

宋伟杰著《测绘现代北京：空间、情感与文学地形》（2017）

我现在正在酝酿的一个新课题，实际上是对这一思考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我从民国的城市转向共和国的城市，选择如上海的工人新村、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广州的城中村等作为讨论个案。我不仅要将目光投向北上以外的更广大的城市，而且有意选择一些不那么“现代”的，甚至看上去有点落后的、被时代淘汰或应被规整清除的空间，旨在借此提炼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共性，发掘看似负面的城市空间背后的潜能，称之为“未完成的现代性”。这比“另一种现代性”更进一步。“未完成的现代性”不是尚未完成的，而是根本不需要被完成，“未完成的现代性”与“完成的现代性”不是发展阶段的差别，而是不同质的现代性。它跳脱一切线性进化、二元对立的框架，打破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城市与乡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因而充满了生长性和可能性。我希望跳出所谓上海范式或北京范式，从一个更大的视角去考察中国城市的议题，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在与西方的现代性对话。“未完成的现代性”可以被放诸“全球南方”的脉络中，对其他发展中或后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所启发，并构成同西方/北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张力。

《公园北京》讨论了两次发生在公园的修禊：1913年梁启超在万牲园召集的癸丑修禊，1925年樊增祥在陶然亭组织的乙丑修禊。同为遗民雅集，在不同时空，二者有什么区别？

万牲园（试验场）大门

林峥：万牲园的癸丑修禊与陶然亭的乙丑修禊是民国之后北京两次盛大的遗民雅集，我在书中有意安排在一首一尾两个章节，形成呼应。万牲园既孕育于清末民初最后一代士大夫之手，也见证了属于他们的时代的落幕。万牲园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由端方等贵族精英主导辟建，寄托了晚清士大夫的启蒙理想，清末的士大夫也大多对万牲园所体现的现代性抱有接纳乃至享受的态度。辛亥之后，士大夫群体的地位和心态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帝制的崩溃和共和的建立，如何自处？士大夫将这种复杂的情绪投射于万牲园上，转而强调其与清室及士人传统的关系。1913年，“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梁启超深感“大乱在即，明年花时，不审京师更作何状”（梁致女儿信），因此在万牲园发起癸丑修禊，开启了旧京遗老修禊的传统。自兰亭以降，数千年的士人雅集都是为了追慕它的传统，然而万牲园自身的现代特质溢出了传统雅集的表达，参与修禊的遗老们意识到“何况今日之共和，远非昔日之永和”，不止万牲园，也包括北海、颐和园等，“前时禁苑付游骋”已成为民初的普遍现象，“传之好事足千古，何遽不与山阴同”，这是传统的诗词典故所无法涵括的、前所未有的现代经验，足以同兰亭雅集媲美，流传千古。

畅观楼修禊图

癸丑修禊合影

若说癸丑修禊时士大夫尚带着一种时不我予的壮志未酬，到了1925年，情势更加恶化。1924年底，冯玉祥策动北京政变，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就在十几天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全国革命热情高涨，北伐战争一触即发。此时的遗老深感老病颓唐，大势已去。陶然亭曾是明清两代士林雅集的胜地，是士大夫文化的象征，到了民国，由于北京城市格局的变迁，陶然亭所在的“宣南士乡”沦为“市井城南”，陶然亭风光不再，日趋破败，与士大夫惨淡的处境相互映射。乙丑修禊虽欲接续江亭乃至兰亭故事，主客人数也规模空前，现实的侵扰反而打破了根深蒂固的雅集传统，使得遗老们的书写跳脱出陈陈相因的套路，体现出写实的倾向。不再是《兰亭集序》奠定的“天时”“地利”“人和”，陶然亭也不复清幽旷放的趣味，遗老们被迫剥除此前文学传统赋予陶然亭的层层想象，重新“发现”陶然亭的本来面目。甚至有人追问永和以来文人禊集的意义：“我思永和至今一千几百秋，诗词雕板堆积如山丘，文采照耀五大洲，试问煮字疗饥不？”苏轼曾谈到,“先生之诗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在传统士大夫看来，诗文有其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疗饥，可以伐病，甚至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乙丑修禊的士大夫同样将文学的功用与经国大业联系起来，质问诗文是否可以疗治国家政治的病痛，他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一句“试问煮字疗饥不”，消解了千年来士人社集的意义。乙丑修禊实际上宣告了士人雅集的最终落幕。而在同一个时空中，旧的政治在瓦解，新的政治在崛起，当遗老们在追悼覆灭的帝国时，革命青年如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及其领导的新式社团已在酝酿新式政党的诞生，士大夫对旧时代的凭吊与革命者对新时代的憧憬在此相映成趣。

毛泽东（左四）和“辅社”同志在陶然亭慈悲庵前槐树下合影

《公园北京》用不少笔墨阐发“文学空间的生产”，分析了中央公园茶座与《大公报》副刊及京派文学、北海公园与《晨报诗镌》及新诗格律派、城南游艺园与《世界晚报》社会新闻及张恨水《春明外史》的同构关系。就都市空间、公共/媒体空间与文本空间的相互建构而言，您认为民国北京的例子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中央公园茶座——“来今雨轩”，它主要承担《大公报》副刊聚会场所的功能，茶会的人员构成基本以京派中坚为主，即沈从文、杨振声、周作人、林徽因、萧乾等人。

林峥：北京在1910至1920年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30年代迁都之后是“文化城”，大量高校、出版社、期刊、社团荟萃于此，尤其伴随现代教育体系和出版产业的逐步完善，一批新式文化精英开始生成，有别于依附乡土和血缘的传统士绅阶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而公园是民国北京最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文化人多在此休闲、社交、论学、议政，开展各式文化活动。因此，我以公园为视角，探讨民国北京“文学空间的生产”。如果换到上海，也许会是咖啡厅、书店。

在沈从文的自叙传小说《老实人》中，自叙传主人公自宽君的爱好便是“每日到北海去溜”，作者让自宽君的脚步追随邂逅的女学生，绕北海一周，勾勒出一条烂熟于心的游览路线。

我希望借助北京公园的个案，去揭示都市空间-文化空间-文本空间的同构性。也就是说，作为物质空间的公园，与作为文化实践空间的公园，以及被表现的公园空间，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建构。比如京派文人在中央公园茶座商议编撰《大公报》的“小公园”及“文艺”副刊；文学青年在北海公园讨论新格律诗，并促成了《晨报诗镌》的诞生；张恨水在《世界晚报》一手编撰社会新闻，一手连载《春明外史》，城南游艺园为二者的创作都提供了灵感。因此，不同性质的娱乐空间与不同性质的文学形式、报章形式在形式和内容上一一对应。公园与新文学是一体的，同隶属于新文化的价值体系，公园空间与新文学的报纸副刊也相得益彰；而游艺场则与通俗文学，乃至报刊的社会新闻栏目共享相同的素材资源与文化趣味，皆为面向中产市民阶层的消费品。如此，有形的城市空间与无形的文学空间之间，构成了一种换喻的关系。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小公园》刊头

在您的叙述里，女性和公园关系密切。万牲园开了公共场所破除男女大防之先河，北海公园的代言者或者说换喻是新女性，城南游艺园作为情欲流动的空间可能腐蚀女学生，陶然亭里的高石墓纪念着在新旧道德张力中复杂的石评梅。公园在女性登上现代历史舞台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林峥：公园与女性的自我发现、情欲自主，现代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有莫大关系。其实这种渊源古已有之，比如园林与女性、情感的关系。传统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涉足公共场合，《牡丹亭》中杜丽娘长到十六岁，始知家中有个后花园，进入后花园便触发了其自我和情欲觉醒的机关。

北海公园的现代女性（1949）

清末万牲园开风气之先，对男女一律开放，并且很快就取消了男女分日售票的规则，开启中国官方设立的公共场所破除男女大防之先河。从万牲园开始，民国的公园内设有巡警维系风化，为女性提供了既能自由活动、社交，又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从此公园成为女性情有独钟的去处。且新女性、新公园与新文学同隶属于新文化的价值体系，新女性是民国公园最好的代言人。女学生本来就是清末民初引人注目的新风景，新女性在公园中意气风发的形象，遂成为作家、摄影家、新闻记者最热衷于捕捉和表现的对象。尤其是风景如画的北海，与独立自信、身心健康的新女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象征了一种超越世俗的、都市主义的美。当时以女高师作家为主体的五四女作家，如庐隐、石评梅、冯沅君等，日常生活中就与公园结下很深的缘分，比如庐隐《海滨故人》中“四公子”的原型在学生时代常身穿自己设计的相同款式的裙子联袂出行，去中央公园、北海或陶然亭“招摇过市”；石评梅与高君宇生前常在陶然亭约会，死后又先后葬于陶然亭；而在她们以追求女性独立、婚恋自主为主题的大量创作中，公园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场景，象征了新青年对于爱情和自由的追求。如冯沅君《隔绝》中主人公被母亲囚禁而与爱人“隔绝”之时，独自追怀与爱人在中央公园泛舟、定情，在万牲园热恋约会及私定终身的情景，公园见证了冯沅君的自叙传主人公试图冲破封建礼教的“隔绝”，追求自由恋爱的努力。公园与女性特殊而隐秘的精神联系，值得关注。与之相对立的是通俗文学家笔下的“夜花园”，也包括游艺园，往往象征着对于女学生的诱惑与危险，女学生一旦踏入其中，不是堕落就是死亡。这背后是通俗文学所代表的小市民趣味对于新女性、新式恋爱的怀疑和审视态度。

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前

您提到了好几种关于北京的规划方案：1930年代的“繁荣平市计划”，1947年的“北平都市计划”，1948年沈从文的《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以及1949年梁思成和苏联专家关于北京新蓝图的不同方案。为什么您更愿意强调这些规划中连续性的一面？

林峥：我觉得最根本之处在于这些规划方案的主导者本身就一脉相承。如1930年代袁良主持的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以保护、整理公园古迹为主要思路，具体由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朱启钤任委员之一，朱启钤是民国后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促成北京现代市政变革（其中包括公园开放运动）的第一人；同时也聘请营造学社为顾问，梁思成等任专门委员，负责工程的计划、实施。朱启钤与梁思成有很深渊源，营造学社就是由朱启钤创办，梁思成佐之，致力于中国古建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营造”之名源于朱启钤发现的宋代李诫《营造法式》，当时梁启超将老友朱启钤所赠的“陶本”《营造法式》寄给留学海外的梁思成、林徽因，对梁思成建筑理念的转变有关键性影响。因此，以朱启钤、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实际上主导了北平文物整理的指导思路和具体运作。

1947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曾组织“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其制定的都市计划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既承接了三十年代袁良的思路，又与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改造北平的方案有某种呼应。

梁思成手绘城墙设计图

沈从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多年好友，他们对于北京的启蒙主义构想，很可能相互影响。1948年沈从文撰《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借苏格拉底之口，天马行空地畅想将北平建成一个公园般的美育乌托邦，由梁思成出任主持重建的副市长。到了1949年，梁思成与受苏联专家影响的建筑师关于北京新蓝图的构想看似大相径庭，实际都看重内城的公园资源，有一个北京大公园的乌托邦想象。

可以看到，从1910年代到1950年代，对于北京的规划方案在人员和思路上是有一以贯之处的。甚至对于梁陈方案和共和国政府主流思路的分歧，我也更愿意不着眼于表面的对立，而是去关注和体贴其内在的共性之处。这样也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更公允地理解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公园北京》的附录富有意味地呈现了两个方向上的旅行：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公园书写和民国西方旅行者的北京想象。康有为称印欧园林为“我园”“我囿”，展现对世界的依恋与归属，西方旅行者则斥北京的现代改造为功利实用，固执于过去的、死的帝都。您会如何对观世界主义乡愁和帝国主义怀旧？

林峥：“乡愁”与“怀旧”的英文都是nostalgia。我在对读材料的时候确实觉得很有意思。公园在近代是都市文明的象征，因此当时无论中外公园都是旅行者必“打卡”的景点。公园明明是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事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士大夫与西方的旅行者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公园对晚清一代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经验，可是当康有为流亡海外的时候，对公园的好处却十分体贴，甚至内化于他的日常生活经验，投射了他的乡愁。乡愁原指在异国他乡对故乡的渴望，康有为“世界公民”的气魄，却使他打破地缘、血缘的家国概念，在异国的公园及城市找到归属感。康有为的乡愁折射了一个晚清士大夫在与世界文明相遇的时刻，作为“国人”与“世界人”的阵痛与裂变。异域的公园唤起了康有为的乡愁，这种乡愁是他作为“国人”，对于国家难以割舍的情怀；而异域的公园又慰藉了康有为的乡愁，这种乡愁是他作为“世界人”，对于大地无所不在的深情。将外国的园林命名为“我园”“我囿”，以“大地各国园林”为我所有，以四海为家，象征性占有欧洲文明，这种“世界主义者的乡愁”，是一种对于殖民权力关系的反转，向世人展现了晚清中国人富有自主性、创造力的一面。

建于1843年的丹麦蒂沃利公园（Tivoli Gardens），即康有为所游丹麦百戏园。他记载当自己乘小舟至公园深处，携女同璧在花径中散步时，“遥望楼台、花径、松塘”，觉得“甚似吾西樵山北之银塘故乡澹如楼风景”，疑即见到中国宝塔、戏台。

与之相对，民国时期的西方旅行者最关注的是北京的公园，因为这些由清朝园林坛庙改建的公园，象征着他们心中的北京——中国，但他们对于公园的态度又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很清楚自己能见到这些慕名已久的古迹，得益于民国的开放；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抵触皇家禁地的开放，尤其反对将公园的名胜处改为茶座、餐厅——而茶座恰是民国北京市民最喜爱的空间——认为这会削弱其原有的神圣性和神秘感，无论是他们对公园的称谓、文字还是图像表现，都尽力将其还原为帝国时代的宫殿、坛庙，甚至想象前朝帝王的幽灵出没其间。我称其为“帝国主义的怀旧”，即当一种生活方式被改变时，那些始作俑者反而感叹它为何不保持原样，这是殖民者对被殖民文化表达的一种怀旧之情。民国人的公园是活的，是有人在其间活动的；西方旅行者的公园是死的，看到的是过去帝国的遗迹。关键在于把北京看作活的城市，还是死的帝都。世界主义的乡愁，客观上形成了对于帝国主义怀旧的一种张力和反拨（虽然从时间来说前者更早于后者）。

赫达·莫里逊摄影作品《雄伟的北海白塔》，湖面上除了荷叶外皆空空如也。

奥地利籍漫画家手绘北京地图

《公园北京》的一个隐含主题是文化区隔。五个公园个案，对应了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政治团体成员五个身份，以及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政治五种功能。您认为这五者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吗？

林峥：当时设置章节的时候颇费了一番踌躇，最后选择以万牲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陶然亭这五个公园去总领“公园北京”，代表不同人群的文化实践和公园不同的功能。但实际上民国时期的每个公园都兼具这几个功能，只是某个公园的功能特别突出一些；又如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的足迹其实遍布大部分公园，政治社团既在中央公园亦在陶然亭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彼此间不能说是完全对立的。当然这五个公园各自的定位是有所区别的，比如万牲园在晚清独领风骚，中央公园系民国时期名流云集、规格最高的公园，北海则偏小众化、浪漫化，城南游艺园是南城面向平民的综合性游艺场。张恨水《春明外史》曾写一位浮华子弟每日流连于北京的繁华场，“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这三个地方，每天至少要到一处，或者竟是全到”，因此被朋友戏称为“三园巡阅使”。而由于清末民初内外城格局的变迁，陶然亭在明清两代是士人雅集的胜地，到了民国期间，文化中心由外城迁往内城，内城如中央公园、北海等由前朝禁苑开放的公园取代陶然亭成为新兴的人文空间，外城则平民趣味的游乐场如新世界、城南游艺园等占据上风，陶然亭在两面夹击下遂日趋破败。从这个角度说，这五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竞争性的张力。

1912年，有商人将类似上海“大世界”的新型综合性游艺场首次引入北京，在香厂开办“新世界”。

在您这本书的时间线索中，北京历经封建帝都、民国首都、文化古城、伟大社会主义首都的沿革，公园既呈现了变化，也参与了变化。您怎么看公园在北京之后的历史以及当下扮演的角色？

林峥：北京公园在共和国初期作为人民群众庆祝狂欢的场所，象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以及对于新政权和新生活的期许。我最近看到一些关于公园在1970年代的资料很有意思，当时的地下文学、艺术社团如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今天”诗人群体与北京的公园如北海、玉渊潭等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在公园集会、写生、朗诵诗、办展览，与我书中所讨论的少年中国学会与中央公园、陶然亭，沈从文、朱缃等文学青年与北海公园的互动类似，可见北京公园在共和国时期也延续了公共空间的功能。无名画会早期又称玉渊潭画派，“风景”是其绘画理念的核心，早年他们在玉渊潭钓鱼台、什刹海写生，也去郊区如香山、十三陵、八达岭；待到政治形势稍微松动，故宫、北海等公园古迹开放，他们又回到市内各大公园以及紫竹院、鼓楼、钟楼、什刹海、后海等。表面是一个选择写生“景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今天”诗人群体在当时都是在一起活动的，北海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延续了我书中讨论的民国时期北海与“新青年”、新文学、新艺术的渊源。

《北海之春》（Spring in Peihai），刊于1954年由外文出版社印行的纪念新中国建立五周年的英文图册《北京》（Peking）。

公园在当代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中老年人唱歌、跳广场舞的场所，此外鉴于北京既是城市又是首都的特质，公园又承载着外地/外国旅行者对于北京/中国的想象，是旅游者的必经景点，但似乎与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日益疏离。疫情之后，人们重新体会到公共空间的重要性，“报复性玩耍”，公园重又回到大家的视野。比如前些日子我看到一篇帖子，说北京中产占满了朝阳公园的草皮，野餐、露营、“松弛躺”。我也听说现在北京的各大公园人满为患，供不应求，甚至需要半夜排队预约。去年五月我在广州为“一席”做了一个讲座，题为“到北海去”，就从《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以北海公园为主题的歌谈起，最终又归结到北海，谈到公园象征着一种日常生活的秩序，城市空间因人而被赋予意义，希望我们的城市能早日恢复日常秩序，我能再去北海上荡起双桨。当时疫情正盛，据说许多观众当场潸然泪下。可见公园始终折射了时代精神，对于公园的想象，其实也是对于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社会的想象——谁的公园，如何使用？最近北京中轴线申遗如火如荼，我书中涉及的许多公园就在中轴线之列，也希望借此珍贵的机会，能重新激活北京公园，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