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级”教授披露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

6月24日，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天府新区分馆“馆里”举办了一场以“挖掘遗产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三星堆考古与中国上古青铜文明”为题的讲座，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聆听。

这是“天府·互鉴讲堂”系列活动的第四次讲座，由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主办，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互鉴书院合办，四川天府观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该活动作为2023四川天府新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的品牌讲座，旨在激发全民阅读热情，引领民众进行深层次阅读、高品质阅读，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该活动按照每月举办一期、品鉴一个文化场所的思路，契合讲座内容，走进实体书店、文化空间、阅读场所等，以线下讲座和线上直播方式，通过知名导师、学术名人、文化名家导读引领读者品鉴经典文化，打卡天府新区的特色文化活动设施。

本次讲座由全国知名考古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第七、第八届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之一，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享受院士待遇），三星堆发掘亲历者霍巍教授主讲。

他从三星堆遗址的历史背景、考古发现、文化内涵等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不一样的“三星堆”。他说，三星堆遗址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其文化堆积距今约4500-2800年，是古蜀国都城遗址。

霍巍教授说：三星堆曾三次震惊世人，第一次是1929—1934年的首次考古试掘，第二次是在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了两座大型器物坑，第三次是2019年底，在1986年原两个祭祀坑的出土点又再次发现六座祭祀坑。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公布了两件青铜器物跨坑拼对成功的消息。8号祭祀坑与2号祭祀坑的青铜器得以成功对接、匹配，证明了两个祭祀坑属于同一时期，这对于现有三星堆文明来说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了两座大型器物坑，出土了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等上千件珍贵文物，展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2020年以来，在三星堆祭祀区又相继发现了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这些新出土的文物不仅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还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交流互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霍巍教授的讲座让读者深入了解古蜀文明的历史，体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包容创新的独特魅力。

对于四川人来说，三星堆的发现不仅展现了古蜀所具备的文化底蕴，更是打破“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固定印象，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有力地驳斥了古代四川“蛮夷说”，还通过丰富的“文明互鉴”文物，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恰似满天星斗，相映生辉。

讲堂精彩内容

三星堆考古的重大意义

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三星堆发现的重大意义上说，“三星堆发现的重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这一发现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

霍巍教授表示，这是第一次把三星堆发现的意义放到一个世界级的发现这个高度来认识它。很多人都知道西方文明的特洛伊、西方文明后来发展起来的古希腊、古罗马、包括古埃及。（三星堆）这个文明是我们的第一个。所以把三星堆跟他们比，是因为三星堆对于中华文明，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上古青铜文明，它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世界级的。所以我们要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它。

首次披露：三星堆第一次发现是1927年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教授首次披露，三星堆发现时间并非1929年，而是1927年。

1927年-1934年，三星初现。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所收藏的档案，1927年，广汉县真武村的燕道诚一家在清理水沟时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坑道，坑内放满了玉石器。之后，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的美籍地质学家戴谦和和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等来到月亮湾一带调查，并将一部分器物带回华大博物馆保管。1934年，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浸礼会传教士葛维汉组建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出土了600多件文物，并编写了《汉州发掘简报》，这是历史上第一份有关三星堆的科学报告。

三星堆文化中的龙形象：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融

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明的代表，其文化堆积距今约4500-2800年。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龙形文物，其造型之多之奇，开创了先例，展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铸造技艺。

三星堆遗址中的龙形文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附着在其他器物上的龙形饰，如神树、神坛、顶尊等；另一类是独立的龙形器，如铜猪鼻龙形器、铜龙等。这些龙形文物不仅在造型上有所不同，而且在头部的形象上也有所差异。有的龙头像猪，有的像羊，有的像虎，有的像凤。

这些不同的龙头形象反映了古蜀人对龙的不同想象和理解。霍教授认为，这些想象可能与当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有关。猪龙可能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羊头龙可能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虎头龙可能与东南地区部族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凤头龙可能与南方地区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

三星堆遗址中的龙形文物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交流互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文物野战医院”：世界最先进的考古发掘现场

霍巍老师把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现场比喻为“文物野战医院”，抢救“文物伤员”。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三星堆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遗址上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密封大棚，内设恒温恒湿、24小时监控、全方位记录的发掘区域，以及专门用于文物抢救和修复的“文物野战医院”。霍巍老师表示这是目前世界考古学最先进的发掘现场，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科技含量最高的一次考古发掘。

三星堆最新发现

霍巍介绍了发现的明星器物一周前最新的考古成果进展：

通过计算机虚拟技术，图像跨坑拼对，发现顶部立人手持器物、头顶飞鸟、盖上覆有爬龙。霍巍教授指出，这件具有神秘色彩的器物。表明三星堆人的祭祀场景中是希望有这样的神兽能够托载着他们飞升的希望，让祭祀当中的人和神相互能够沟通。

三星堆是文明比较互鉴的样本

一位美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泰在其著作《三星堆遗址的新认识》中写到，“在三星堆“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提供了另一个做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的方向……这种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的具象艺术，在商周文化的传承中却不重要。”

霍巍教授指出：关于“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的具象艺术，在商周文化的传承中却不重要”这一点，过去只是缺失了信息，而今天，这一点不仅重要，而且可以进行文明比较互鉴：在古埃及、在梅索布达米亚流域、在迈锡尼地中海，有神庙神灵系统，中国过去在文献中有类似记载而没有文物发现，但是今天三星堆的发现，证明了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神奇色彩，知天感地，有中华文明对礼天法地的仪式和体系。全世界要重新来认识中国的上古文明，认识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我们的整个文明的途径。

霍教授总结，作为考古人敬佩习主席对考古的理解，“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力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源头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认知。”三星堆考古就是运用高科技手段的一个典范。如考古发现的泥土被仔细收集和检测，在泥土中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种子和丝绸痕迹，证明三星堆是一个制作丝绸、使用丝绸的重要园地。根据霍巍教授最早提出的观点，当年张骞通西域时，在中亚地区看到的蜀布，很可能就是丝绸。说明在汉代丝绸之路上，四川的丝绸是最大宗的最珍贵的商品之一。三星堆人利用丝绸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活动，从遗址中发现的海贝、象牙、高同位素铅等文物可以看出，他们与东南沿海、西南边疆、中亚地区等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镇有着丰富的资源和高度的文明，能够生产大量的丝绸，在三星堆时代就开启了四川丝绸之路的历史。

因此，三星堆文明除了与中华文明其他地区有着密切联系，还与古代众多国家有多种互动往来。这些都表明三星堆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文明，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