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7日首届“中美欧30人论坛”在外交学院举行,论坛的主题为“2030大国博弈与世界变局”,会议由论坛秘书长王玉荣主持。
外交学院院长王帆教授致欢迎辞。他认为当前全球面临日益复杂的问题,国际形势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加剧、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以及国际秩序的调整加速。这些挑战使得世界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然而,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幻,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永恒命题。当前,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因此,举办首届“中美欧30人论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汇集中美欧三方力量的论坛,它具有影响全球治理走向和国际局势的学术潜力,能够为各方提供超越政治、经济和文化界限的交流平台,希望论坛能够以开放和诚挚的态度交流思想,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变量。然而,中美关系也面临着重大转变,受到世界格局的影响和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应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中欧双方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两大力量,具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深厚的合作基础,对亚欧大陆的繁荣和全球格局的稳定至关重要。双方应保持开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顺应了世界进步潮流,强调互利共赢,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方强调东方文化的整体观、辩证观和自律观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总协调人、中美欧30人论坛理事赵全胜教授致辞。他认为当今世界有三个大趋势会持续存在下去:第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将长期进行斗争;第二,坚持霸权与反霸权是今后世界的发展方式;第三,脱钩与反脱钩,即交流与反交流会长期存在。世界的这三个大趋势都和中美欧三方分不开。他特别强调了加强全球范围的华人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性,并代表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简称华人论坛)向王帆院长和大会组织者对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 本着加强海内外学术共同体的初衷,华人论坛介绍了十几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参会,共襄盛举。这些学者不但来自美国,欧洲,和俄罗斯,而且还有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他非常赞成要有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或者实体上的平台,相信通过今天的讨论,不但能使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等问题有更深一步的理解,而且还会通过这样的活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不光是中美欧,而且还有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学者,大家一起进行学术讨论,共议国事。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强致辞。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面对2030大国博弈与世界变局的挑战,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首先,当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严峻的大国博弈,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回顾历史变迁,我们应该对中国人民的韧性有充分的信心,我们曾经面临过更为困难的时刻,我们有智慧和发展战略来扭转局势,关键是稳定国内发展,使我们能够在大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其次,我们需要专注于自身发展。中国的首要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我们需要在国际环境的支持下,加快现代化进程,以取得更好的发展。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当前大国博弈难题的关键。共同体是一个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关系。如果国家无法和平相处,人类文明将面临毁灭。总之,我们需要保持信心和韧性,着力推进自身发展,同时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的国际局面。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董事、中美欧30人论坛理事李成分析了当前的中美关系。他认为中美关系短期和中期都难以乐观,有四点注定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中举步维艰。第一,美国国会对华议案数量众多,其中99%是反华议案,尤其涉及台湾问题。第二,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军事合作和亚太战略推进方面密切合作,中国必然会有相应对策。第三,明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将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可能与民主党和拜登政府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第四,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并非个人因素,而是结构上的原因。首先,美国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在多个领域都与其匹敌的强大对手的情况;其次,美国国内存在党派政治斗争、贫富差距、经济矛盾和文化冲突等问题;第三,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严重,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增长。在与美国的交流和思考中,我们应该了解今天的美国面临的困境和变化,不仅关注其傲慢,更要了解其恐惧。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中美欧3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王裕华教授分享了他对美国年轻人对华态度的观察。王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政府与政治课程,这门课在2018年前后,特别是在贸易战爆发之前,吸引了大量的本科生选课。这表明当时的哈佛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解中国,包括商业机会、文化兴趣以及与父辈的交流等。然而,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在2021年开设该课程时,他注意到学生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大多数学生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包括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学生。此外,他观察到在疫情期间,由于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言论,学生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明显增加。最后,他提到通过教学可以对学生的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受到西方主流媒体和观点的影响,但是老师还是能够通过课堂教学改变学生对某个事物的看法。他对教育能够改变中美两国年轻人对彼此国家的看法持乐观态度,并呼吁开展更多的工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分享了他对欧洲的观察和感想。他认为欧洲目前正面临着迷茫和挣扎的局面,并受到撕裂的威胁。中美欧关系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无论是2030年还是2050年,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中美欧关系对大国博弈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乌克兰危机则是观察这种关系的最佳试验场。他列举了三个方面受到乌克兰危机影响的例子,包括航班轨迹和价格的变化、信息战、能源战和认知战的出现,以及双边、多边和世界之间的隔阂。他呼吁建立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来应对大国博弈,包括提高全球领导力、推进本土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并强调解决问题之前需要明确全球真正需要的和最短缺的是什么。他认为现在最缺少的是共同认知,特别是在中国世界观、世界中国观和未来全球观等方面。
随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唐文方教授主持了第一节专题讨论,第一节的主题为“乌克兰危机与大国较量”。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国与亚太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康乃尔大学政府系兼任教授徐昕认为,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通过谋定而后动的方式,以稳定中俄关系、侧翼突破中亚和中东、塑造中欧关系、防止台湾乌克兰化等手段,努力实现战略主动,为中国在全球地缘战略环境中创造有利条件。北京语言大学校长段鹏教授指出,尽管中文网民数量巨大,但在全球信息传播上的影响力却相对较弱。以2022年1月的数据为例,全球访问量最大的前一千万个网站中,63.7%是英文网站,而中文网站仅占1.3%。互联网上英文信息量是中文的42倍。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英语在全球语言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尚未改变。其次,互联网信息的马太效应导致信息集中在少数大型网站。再次,建立独立网站的难度和成本较高。最后,传统网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价值正在减弱。针对以上问题,段鹏教授提出了四个解决策略:一是全方位打造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国家的传播能力;二是加大对互联网出海平台的支持;三是关注国外青年一代培养,联合各大院校共同培养国外精英人才;四是大力加强国际中文教育,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稳定窗口期,在这个期间中美应加强沟通与合作,稳定预期,并重视新技术对中美竞争的影响以及国际秩序的重组趋势。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孙太一认为中国应抓住当前的地缘战略机遇,发挥平衡手的作用,同时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发言中表示,当今世界呈现两极多元格局,中美在综合国力上超过其他国家。欧洲的一体化经验对和平发展有重要启示。中美关系陷入困境,应借鉴欧洲自由之路和理想主义,为世界和平提供机会。欧洲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稳定方面值得学习,而美国过度依赖资本市场,中国存在福利支出不足的问题。借鉴北欧模式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思想家应多学习欧洲经验,以人民为中心,以欧洲价值引领中美互动,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提到,中美关系现在的状况不好,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遏制中国战略已经是既定的,无论用什么词,无论态度上有什么样的转变,但是遏制中国发展、阻挠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既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具体做法有很多,比如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2035年的目标,完成党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规划,通过一系列改革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此外,在外交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这其中包括元首外交、官方外交,也包括民间外交、二轨外交。今天,我主要从非营利组织的角度来谈。第一,应该鼓励民间各方多走出去,多和各方面交往,认真倾听人家的意见。第二个,要继续做好企业家群体的工作。现在有人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下降,但实际上他们在各国的政治中仍起到很大作用。因为他们手里有钱、有雇员,所以还是有影响的。
第三,国际交往中有很多共同的领域可以做事情。除了经济金融,很多社会发展领域,慈善领域都可以有更多交往。总书记在昨天会见比尔盖茨的时候讲,“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我们始终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下去。”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刘宗媛主持了第二节讨论,本节讨论主题为“科技地缘政治与2035中美欧大棋局”。俄亥俄克利夫兰立大学政治学教授谭青山认为中美关系正面临一系列重大变化和挑战,包括科技竞争、经济政治脱钩、两党一致对华敌视、台湾问题国际化等。这些变化和挑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力量转移而不是力量转换。所谓修昔底德陷井的分析逻辑是混乱的。未来20年中美都面临内部问题,都可能会更加关注国内事务,需谨慎观察和应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和未来发展。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蒲晓宇认为中美关系面临坏的现状、可能更糟糕的新冷战和热战前景,维持现状也许是好的结果。双方应该寻求平衡和沟通,特别是在国际秩序等大的战略意图方面达成共识。同时应避免将过多议题安全化,寻找非安全竞争的领域进行合作。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熊达云分析了日本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地位和政策。他认为日本通过俄乌冲突推进印太战略、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并限制对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其短期目标是实现军事扩张,中期目标是修改宪法以增强军事力量,长期目标是成为军事大国,并在中美博弈中重新称霸亚洲。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认为俄罗斯陷入国际孤立和经济制裁,乌克兰遭受重创但展现战斗力。欧洲团结对俄施压,北约加强,原苏联国家加大与俄距离。中国经济和安全面临挑战,中国需调整行为方式,争取改善国际环境。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的发言强调,与美国竞争时,中国需意识到经济政策的关键作用。中国应考虑采取类似的刺激经济政策,如就业和低利率政策,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保持良性竞争,此举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同时中国应将经济政策与地缘政治环境相协调。南开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刘亚东认为资源优化配置和国际合作仍是全球化的方向,科学引领技术仍是主流,中美双方应保持理性和长远眼光,避免战略误判,确保国家发展不偏离正确的航道。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路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共同主持了第三节的讨论,第三节的主题是“全球治理嬗变与大国领导力”。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认为乌克兰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战争促使俄罗斯进行经济革命,与中国合作重塑全球格局,稳定全球能源供应和粮食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弘认为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和逆全球化趋势导致全球发展受阻,需要和平推动发展并优化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坚定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英国杜伦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颜霁认为中国、美国和欧洲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通过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践树立榜样。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曹文炼从两百年中美关系的历史出发,提醒中国崛起要警惕“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美欧应促进民间交流,增进相互共识,而不是加深撕裂。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樊吉社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当前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合作空间收窄。在全球治理和大国责任问题上,中美关系与第三方因素的争夺有导致全球治理陷入失序的危险。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认为当前世界大国竞争愈演愈烈,中国要关注欧美同盟及欧洲对华政策,加强中欧合作、把握中美欧关系态势,利用欧美在对华经济差异和矛盾,妥善管控中美关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学院教授张勇进也进行了发言。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曲博主持了第四节讨论,主题是“国际秩序和全球化变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于洁认为尽管中英关系不如黄金时代,但近期英国政府和商界对华态度有所转变,不过缓和程度有限,仍存在内部分歧。英国萨里大学协理副校长教授熊榆认为中英双方尽管存在一些科技合作的障碍,但双方的交流正在逐渐增加,努力为合作创造新机会。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认为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和适应能力,可能会经历第二个S型增长曲线,技术革命和创新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成为主要驱动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认为合作、交流、开放是科技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科技竞争导致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摩擦,成为目前地缘政治一个新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项目教授孙哲认为美台关系的变化对中美管控分歧造成了冲击,中国需要全面了解美国和台湾关系的变化,准确评估自己的判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栋认为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概念并不准确,美国精英的对华认知已发生现极端转变,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需建立在新的认识论框架上。澳大利亚格里菲思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贺凯认为制度制衡为崛起国和霸权国提供了相对和平的转型机会,通过规则上的博弈、相互约束和异地斗争,中美之间的制度转型可以实现相对和平。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教授韦遨宇认为在中欧对话中,我们应该注重逻辑和方法论,解码和重新编码信息,理解不同文化、历史和法律背景下的对话复杂性,避免定义和认知上的歧异,以建设性和实际的结果为目标,将地缘战略危机转化为机遇,寻求共同利益和持久合作的伙伴关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路主持了闭幕主题演讲。美国百人会理事曾宪章博士呼吁推动中国在技术、金融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坚守底线、避免战争,以创新引领未来并培养领袖人才,为实现和平世界做好准备。他还分析了沙利文提出的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认为新华盛顿共识与之前华盛顿共识的区别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贴补和扶持特定产业。也就是说否定了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二,构建产业科技的朋友圈。这也就是半球化,过去的全球化可能不再会回来了,未来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半球和以中国为中心另外一个半球;第三,要与中国脱钩,要筑小院高墙。最后,曾博士认为,如果未来台海危机爆发,要坚守底线,绝不开第一枪,这也是乌克兰危机的启示。另外,中国企业界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提高自信,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各种各样培训把企业竞争力提升,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最后,政府更需要加强重视人才和重视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所长认为世界变局受到三个新变量的影响:三年疫情冲击导致各主要经济体发展能力的变化,这会导致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乌克兰危机导致世界力量对比和力量组合同时发生广泛深刻变化,以及技术变革的新突破带来不同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院副校长丁永健对未来中德教育和科技交流提出了一些建议。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刘宏分享了关于东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性、多元发展方式和局限性,呼吁中国充分了解东盟国家的利益和追求,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推动双方利益最大化。
最后,中美欧30人论坛王玉荣秘书长进行了总结发言。本次会议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办,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和新加坡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作为学术支持,由听花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