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在万和堂,黄永玉收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时留影。
2013年,黄永玉的长篇小说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首发式。与这套84万字的皇皇巨著同样令人震撼的是,在同期他的个人画展上,90岁的老顽童把自己的书法作品“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挂在了国博的展墙上。黄永玉说,我用作品和大家交流,不要瞻仰。
此后十年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续作《八年》、《走读》同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责编刘稚女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21年《走读》出版后,大家曾去万荷堂拜访黄永玉,老人家除了有些耳背,依旧博闻强识、滔滔不绝,“他当时还提出要在自己100岁时,再办一个更特别的画展。”
这个愿望在今年6月13日凌晨,定格在了画家的99岁。
说起来,黄永玉同人文社的交情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通过楼适夷的引见,在上海结识冯雪峰,并为冯雪峰的书刻画插图。1951年,人文社成立,冯雪峰是首任社长。在五六十年代人文社出版的书籍中,依旧可以看到黄永玉画的插画。
2013年,国博画展上,黄永玉同人文社编辑部主任赵萍合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女士回忆说,老人家是个性情中人,“他常说画画可以挣钱,而有了钱就可以请朋友吃好东西,写作则着实是个苦差事。”的确,新千年前后,黄永玉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便已经在家乡湖南的文学杂志《芙蓉》上刊载了20多万字,此后数年间,他却搁笔不想再续。画画对于黄永玉是件乐事,而写小说则有时开心有时苦恼,他往往会为一句话的斟酌,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好几天。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能有而今两百多万字的内容,同黄永玉私交甚笃的出版人应红以及她的先生、传记作家李辉居功至伟。十几年前,黄永玉还没回到北京定居,两人曾去香港拜望他。晚间餐聚后,老人家还不尽兴,听说他们夫妇还有下一场聚会,便不管多晚,执意也要同去。
李辉在对黄永玉进行了20多年的交往与采访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成书《传奇黄永玉》(2010)。他挖掘史料、档案的能力让黄永玉也颇为惊讶,“我在(厦门)集美学校留过级的经历,他都能找到当年的学籍卡”。2009年前后,李辉无疑是促成黄永玉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推手之一:李辉在《收获》杂志上开设有专栏,积极引荐;黄永玉本就同《收获》的创办人巴金在上世纪40年代有过交往,和杂志也时有交集;《收获》有固定的出版节奏,可以督促黄永玉从画画和俗务中解脱出来,每天写两千来字才够得上一次的连载。
应红在作家出版社任职期间,曾策划推出了《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书中黄永玉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回顾了同钱锺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等“比他老的老头”的交游趣事。在不少评论家看来,套色木刻《阿诗玛》以及早已炒到百万天价的“猴票”固然早已奠定了黄永玉在中国当代美术界的地位,但直到《比我老的老头》出版后,这位耿介、狂狷且不羁的老顽童才真正“破圈”为普罗大众所熟悉追捧,而后自媒体又把他的故事熬成活灵活现的鸡汤。黄永玉成为当下中国舆论场上的风流人物,被塑造得顾盼自雄、谁与争锋。
黄永玉(左一)同人文社编辑应红(右一)、刘稚(右二)、赵萍(左二)交流
应红之后转去人文社,现为该社的总编辑。2013年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已经在《收获》上连载了四年多,到了可以结集成书的时候,于情于理也要交给人文社出版,应红作为该书系列的策划人。
“黄老先生自道写小说有点意识流,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他原来准备一直写到新世纪,后来又说可能写到改革开放好了,他的这些计划时常是有变化的,我们没办法等到他整个作品全部写完后再出版。怎么阶段性地推出,要怎样和读者说清楚?我们为此专门开了选题会,决定还是要每出一套,提一个单独的名字,如果只用‘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统名,也不利于宣传和推广。”刘稚回忆说,“如此就有了12岁前,张序子在家乡的‘朱雀城’。之后在抗战期间流浪在闽东南的‘八年’,以及他在上海搞木刻的‘走读’。每一部我们都会起好几个名字,请黄先生定夺。我记得他写到上海时,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词,‘费鞋’——到处都是柏油路,他走不习惯,也见得当年讨生活的不易。”
在人文社的出版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这的确是个出版的佳话,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作品时——我们是在黄先生90岁时同他开始合作的,这么高龄的作者,创作力如此旺盛,他的文字没有一句废话,里外里透出一股子年轻的活力和朝气,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90多岁老人写的。我们也不忍心去催他,是要帮助黄先生的,要让这个事情成功。”刘稚说,“《朱雀城》是一气合集推出的。待到《八年》,我们先出了‘上’,接着出了‘中’,‘下’耗时比较长,又分了‘1’、‘2’,都是分着出的。《走读》也是只出了‘1’、‘2’,刚写到1949年的春天……很多人都想看他写建国以后的故事,可叹,天不假年。”
《朱雀城》出版时,黄永玉给读者的献词是:爱,怜悯,感恩。这是他写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题旨,也是他曾想百年之后用作的墓志铭。现而今,随着黄永玉逝世当天,其法律顾问的一纸声明,“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而将随烟散播、和光同尘……
“当时就为什么要选这三个词汇,黄先生同我们说了很多。在抗战期间,他看到了很多人间的恶,但他说自己的写作并不是要去批判,去引起读者激愤的情绪,他认为那样做没有意义,还是怜悯吧。他说世上还有那么多的爱存在,使得自己可以在乱世得活。他热爱艺术,尤其是在上海和香港期间,他结识了那么多愿意帮助他的师友,这些真善美的东西给了他特别大的支撑和滋养。他曾说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最后竟然没有变成一个坏人?!他一直是感恩的。”刘稚说。
黄永玉为人文社《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责编刘稚签名。
都知道黄永玉讨厌涎皮赖脸的登门求画者,却也曾主动给人文社的小编画过肖像。赵萍回忆说,2021年春节,人文社一位年轻的编辑登门给黄永玉送书。“把书放下后,老人家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我的这位同事,把小伙子给看毛了,可能是同事卷曲的头发勾起了他的兴趣。”
“你坐下,我给你画幅肖像。”黄永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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