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祝母亲快乐

㊟电影《一件幸福的事》

来频繁催奶、爱小朋友而将体力活“外包”的父母，承诺要共同育养却“消失”的丈夫，生产时被围观、睡眠被打碎、承受子宫脱垂风险而感觉毫无人格魅力的自己，生完孩子不足三个月的 Jaya ，“半夜捧着手机，把所有人都揣度一遍”：

所有人都以关心的名义催婚，所有人都对“这么苦”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但凡有人提前提点我一句，我都不会觉得这是背叛。但凡假装给我机会选择一下。

她看起来是朋友圈里最难熬的妈妈，也或许，只有她把这些事说出来了。

同样因为感受到做母亲的苦，台湾一群具有母亲身份的社会学、教育、传播、医学和资讯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者，组织了一个讨论母职的读书会，试图用专长来探索和解开母亲身份的奥秘。千禧年初，她们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里就发出一连串质问，例证整个社会是如何漠视、惩罚母亲的。

二十多年过去，这些质问依然没有得到好答案，而不应如此。

在母亲节

请不要祝母亲快乐

撰文 / 萧苹、游美惠、唐文慧、杨巧玲、李佳燕、林芬慧

因为这个社会在每年仅有的一天中所提供给母亲的快乐方式，是选择有限的消费（只有化妆品、衣饰、瘦身、和家电等与母职相配的用品促销），和召唤母亲检验自己是否及格的道德标准的放大（比如：每年必有的模范母亲的选拔）。

如果能了解大多数的母亲在大多数的时间，因为这个身份，而不快乐，然后进一步探索何以致之的原因（先别像平常一样归罪“母亲很神经质”这样的个人原因），也许才可以让天下的母亲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的快乐。

什么是母亲呢？什么是母职？对于不同时代的母亲，我们都会在心中描绘出不同的图像。有关我们上一代的母亲图像，呈现出来的大多是家庭主妇，教育和知识水平低于父亲，在30岁以前就已完成她的生育责任，生完3-5个小孩（其中至少要有一个男孩），剩下来的人生就是努力让先生无后顾之忧、将孩子拉拔长大。在家里 (几乎是她活动的全部区域)，她有做不完的家事，说不完的唠叨，和操不完的烦心。

我们这一代的母亲呢？现象上开始有一些不同。我们比较晚婚，也比较「老」才做妈妈。我们的教育水平已提升至和另一半相去不远、甚至并驾齐驱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在外谋得一份工作，这个工作不只是对个人（尊严）、或对家庭（小家庭需要两份薪水的维持）的经济上的需要而已，心理上，我们也害怕重蹈上一代母亲的覆辙，过着没有尊严、否定自我的不快乐生活。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容易。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母亲仍然没有得到多少的尊严。在工作上，母亲的角色很少被真正的同情，有了孩子通常被老板和同僚假设是对工作的一大阻碍，或在玩笑中暗示这是你纵欲的结果。更教人心惊的是，在家里（除了工作之外，这仍然是我们活动的一个主要区域），仍然有做不完的家事，说不完的唠叨，和操不完的烦心。是的，与上一代不同，我们拥有了一些自我，不过这自我拉扯、分裂、破碎在事业成就、和家庭孩子之间。我们，作为母亲，仍然没有快乐。

整体而言，这一代的母亲较上一代向前进了两步（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但同时也倒退一步——背负了更多的负担。到这里，谁还有勇气再进一步设想（望着我们的女儿的脸），下一代的母亲呢？她们的未来是什么？

为什么母亲不快乐？为什么母亲都很紧张？为什么母亲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她在和谁做比较？许多相关的研究发现，人类的文化普遍在建构一种有关母亲、母性、和母职的神话。这一套神话定义了女人的重要角色，和规范和这个角色所有相关的价值和行为。在这个神话的笼罩之下，一个女人一生的终极实现就是要成为母亲，否则将会有遗憾，甚至成为她的人生的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这个神话还告诉母亲，除了生养小孩之外，还得要打理所有的家务，而这些工作彼此之间并不会互相冲突，因为只要心中有“爱”，就可以排除万难。因此，当妈妈的人，必定都喜欢当妈妈，喜欢做喂奶、换尿布、洗衣、煮饭等“妈妈的工作”。而且，这种“无尽又深厚”的母爱对孩子永远是好的，永不嫌多！

这一套神话影响广大，大部分的女人，不管已婚或未婚，不管已经当妈妈或未曾当过妈妈，多多少少都受到这一套神话建构的左右。所以已婚的女人“当然”要生儿育女当妈妈，不婚、和未婚的女人也希望能达成自己的“一生的终极实现”——要生个小孩证明些什么！（好像一个女人没有成为母亲，就是个心理、或生理“不正常的”女人吗？）而未婚的男人总是期待自己未来的老婆就是未来孩子的妈（难道不能只当太太不当妈？）。而女人当了妈妈之后，就要在时间的分配上，完全以家庭、子女为主要优先，若想努力追求自我成长与生涯发展，就会有挥之不去的“罪恶感”萦绕在心。即使只是企求有自己一点的“私生活”——暂时抛下孩子去从事自己的社交生活或娱乐活动，也难免自问“我是个好妈妈吗？我会不会太自私？”等问题，仿佛善待自己就会背离当“好妈妈”的光环。

反观父职角色，则很少充塞这种自责与罪恶感。有太多的“新好男人”只要洗洗碗、倒倒垃圾、或是陪小孩玩耍、写作业，就觉得自己比邻居的爸爸、或比其他已经当爸爸的人都好太多了。没有相对应的父亲神话建构的威胁，愿意从事父职实践的父亲，总是显得比较从容、大而化之、和有自信；对父职毫不在意者，更是理直气壮地不必怀有丝毫的罪恶感。

台湾作家简媜的作品《红婴仔》，是呈现母亲经验与形象的一本畅销书。这本书诉说她个人的育婴史，其陈述的过程即一再的建立和巩固母亲的神话。整本书除了少部分提及女性的母职经验的“窒息感”与“疲累”之外，大多在抒发为人母“再辛苦也值得”的满足和喜悦。母亲神话在她的生花妙笔的包装之下更添美感，但也更教人心惊胆跳，因为性别关系再次被彻底的去政治化了。举例来说，当写到一个大学时的女友的堕胎经验时，简媜将这个经验和东方文化中神秘的婴灵传说连结一起：

有一年到日本旅行，无意发现供奉婴灵的小庙，每个小泥偶代表一名仍被父母记忆的小孩……

我添了香油钱，祝福每个小小孩。后来，还寄一张照片给她，特别说明也祝福了她的小小孩。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远嫁约翰威尼斯堡、拥有热热闹闹幸福的她如何回想那年的故事？……她是否还记得十九岁时，她哀哀欲绝却仍以一个“母亲”的坚定口吻说：

“不管以后…我活还是死…有没有生小孩…他永远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算数的，只要曾在子宫里住下来，即使只有一个月，女人也会以母亲的爱收容他、记忆他、思念它、紧紧拥抱他。

一个短暂的、未曾开始多久即结束的母亲经验，显然的要跟随这个女人一辈子，即使她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得到了“热热闹闹的幸福”，也不能忘怀（总有人会提醒的，作者作为朋友即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这里，母亲的神话得到丝毫不加思索的加强：一个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即终身为“母亲”，即使她的孩子还未出世即消失、或先她而死。之后，母亲的角色也成为定义这个女人的最主要方式。

是的，所有的女性也都不知不觉的在承受和参与这样的神话建构，否则如何能“自然”、又“欢喜甘愿”的承担做母亲的重责大任。在这样的过程里，隐忍痛苦、牺牲自我的是“好母亲”（最极致的表现是每年母亲节选出的“模范母亲”），可以受到社会的褒扬；追求自我快乐、和成就的则是“坏母亲”。好、坏之间，是一条楚河汉界的鸿沟，中间没有连结的桥樑。

简媜在《红婴仔》的书里，不是没有反省到“我们的社会本质上是歧异妇女与儿童的”，但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后，她用更多的篇幅说明，好母亲可以尽个人的力量来调整和克尽母职，坏母亲则吝于调整个人，以至于可能造成自己和孩子的毁灭：

一个尽责的母亲没办法等待社会变文明才哺育幼婴。即使崩石击中她的头颅，昏厥之前，若怀中婴儿索奶，她也会用最后一丝力气解开衣衫把乳头送入婴儿嘴里。社会对她摇头，她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做好母亲工作。

然而，我也必须承认，不愿承担母亲责任的人亦多有所闻。她们优先想到自己的利益与感受，是极度吝啬的妈妈，或者，她们一直无法处理好自己的人生，以至于身心承受巨大压力，甚至造成精神疾病。

她们之中，有人把自己的小孩活活打死。

这个单一、僵固的好、坏母亲的分野，是我们的文化里，一个严重的病。得过美国国家书奖的作家 Betty J. Lifton 以她作为养女的经验，研究被收养者的心路历程。她引用心理学的理论指出，我们都会把自己的母亲划分成好坏两种人格，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有两个母亲。Lifton 说“根据理论，我们的心理学功课，就是到最后能够了解，两个母亲其实是同一个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我们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长大过，坚固的压抑母亲做为一个真实、完整的个人需求，最后“母亲”只成为一个扁平、僵化的象征。

在这里我们并非否定母亲、和孩子之间所存在的真实亲密关系，相反的我们珍视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普遍性与价值；我们也不否认从事孩子教养的重要性，相反的我们认为孩子的教养十分重要，重要到需要更多人、甚至社会机构的参与，才能完成。不过重点是这种亲子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持、与孩子教养的进行，不能、也不应单靠母亲、以及母亲的自我牺牲来进行，它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展现，让每一个真实的母亲依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所处的社会脉络（包括：阶级、种族等），做合适的选择和安排，而不必有任何的罪恶感。在这个关系里，是开放的，每个相关的人（尤其是父亲）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参与进来，分担相同的责任。

首先，母亲、母性和母职，必须从文化做重新的定义，还给女人自由，这些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自我实现的自由、和自我选择的自由。我们肯定，一个自由的、突破压抑限制、并能享受自我成就满足的母亲，才能为孩子的未来带来新的想象。

CNN 的记者、曾被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拉丁美洲人的 Maria Hinojosa 提到，她在童年时，她的母亲让她不必上学，而去参加一场示威活动。对 Hinojosa 而言，“从此，争取正义成为我生命的中心”。美国巴纳德学院院长Judith Shapiro自述母亲和自己的关系，成功的女人常常要不是有一个把她们当成儿子看待的父亲，就是有一个突破压抑的母亲。这些压抑限制了女人的成就，以及女人对其成就所能享有的满足的程度。我自己就是属于第二种。我不但有幸得到父母双方持续的支持、爱和鼓励，尤其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了解我的志向的母亲，她从来不会根据社会对我们两代女人所定义的生活方式，给我或她自己设下限制……她总是鼓励我们“跃向太阳”。

在台湾，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另类母亲的典范或容许这样的母亲形象出现的空间？

当然我们不会简单的说，做一个自由的母亲，在现在的情况下会比较快乐，因为这也同样落入个人选择的迷思中，别人会在你受挫（主要来自亲人或社会无形的责难）时，轻松的说“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我们主张，母亲或母职定义的改变，除了在文化上的改变外，还必须有政策、和社会制度上的改变来配合。如果我们逐一检视和母职有关的政策，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漠视、甚至惩罚母亲。

首先一个女人从怀孕开始，有没有良好的医疗照顾体系支持她的身体健康，而不是对身体过度医疗化的介入？

她能否愉快的继续做身体和心理能胜任工作，而不因为怀孕被雇主歧视或解雇？

她有没有机会获得与怀孕有关的所有讯息和知识，而非被错误的教导怀孕生产是女人的天职和本能所以不必学习？

在产后，孩子成为母亲最大的压力来源，这个社会有没有提供母亲有薪资给付的育婴假？

有没有在社区提供令母亲安心、方便又廉价的托儿设施？

有没有让父亲有参与育儿的社会制度设计（如：父亲的陪产假、育婴假和家庭照顾假）？

有没有让社区居民共同来关怀母亲的辛劳和孩子的成长？

如果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那么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只有少部分的肯定。这些国家、和社会应该进行的对母亲照顾工作，却被理所当然的忽视，而要母亲个人自行调整、承担，然后在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时，只提供一些“口舌服务”给母亲，推崇她们很“伟大”，这是何其的虚伪与残酷？

在母亲节，我们身为母亲，认真的检视这个看似“自然天赋”、实则充塞“社会建构”痕迹的身份，我们有真实的参与孩子的生命成长所得到的快乐，但也感受到更多需要冲撞突破、强加给女性的枷锁。在这一天请你倾听母亲真实的声音，给我们支持，让我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