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蜀学与近代革新思想的交织——浅谈尊经书院教学风格和尊经学人治世思想

作者：王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摘要】：晚清光绪时期，由张之洞在四川建立的尊经书院始终以通经致用的教学风格，培养了一大批活跃于经学、史学、政界等领域，以图救国于危难的仁人志士，开创了近代新蜀学的治世之风。本文从尊经书院的教学风格和尊经学子的思想演变、政治实践等方面着手，对近代蜀学学风的进行了简单探讨。

【关键词】：尊经书院 近代蜀学 尊经学人

蜀学萌芽于先秦，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巴蜀文化。古巴蜀文化在上古时期形成于有“四塞之国”之称的古巴蜀大地，故而有着相对封闭的地理和政治环境，古巴蜀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也和中原等地主流文化保持着距离，使得古巴蜀地区的古史传承体系有别于中原地区，形成了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由此，古蜀人重视身心上的舒适与思想情感的自由表达，在各领域上都具有创新精神，自成一脉，独具特色，有着易于接受和包容其他思想的古老传统。

秦以降，蜀学虽历代皆以阐发儒家学说为主，巴蜀学人也以习儒为要，但吸取诸家学术之长，形成了会通儒、道、佛三教的学术文化，体现了蜀人一以贯之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治学态度。这种治学态度集中反映了历代蜀学的面貌，呈现出了蜀学之独到。

汉初“文翁化蜀”汲取儒学之说，蜀学自此可比肩于齐鲁；魏晋隋唐时期，蜀学又受道、释研究之热的影响，经历“融道入儒”、“融佛入道”的发展过程，发展至两宋进入高潮。明时，蜀学学人重考据，承汉学之风，启清之学风。其中刘沅所创“槐轩学派”更是以儒学经典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主张去先儒道统，直接求诸于孔孟之道。其作《十三经恒解》体大思精，不拘泥于古礼古乐，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经典的文字训诂上，而是强调顺应时代发展求取变通，既表现出与宋学和汉学的不同，又表现出了对二者的扬弃。

蜀学真正的极盛时期在晚清民国。张之洞在蜀创办尊经书院，经王闿运七年经营，蜀学传承为之一振，之后历任山长也基本按照张之洞所立学规章程进行教学。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蜀学兼容并蓄的治学之风犹显，对西学也非常重视，体现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通经致用思想。巴蜀学人也对新思想抱有极大热忱，积极投身变法革命，诞生了廖平、宋育仁、杨锐、吴虞、张澜、吴玉章等新蜀学的代表人物。蜀学进而发展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极富学术价值和文化思想价值的学科体系。

一、尊经书院的教学风格

清同治十三年（1874），在工部侍郎薛焕和十五位缙绅的投牒请建下，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于成都文庙街石犀寺附近建尊经书院。光绪元年（1875）春，尊经书院建成开课。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制扩为四川省高等学堂，尊经书院延续二十七年的授课遂止。

尊经书院建成当年正值清廷新皇初立、朝局变动之时。清朝廷内有保守派和洋务派的拉锯，政局动荡不安；外有列强环伺（西北英俄势力扰疆、西南英法虎视眈眈、东南日本侵略琉球朝鲜）。清廷在列强坚船利炮逼迫之下，对外屡次割地赔款求取喘息，国库空虚，对内盘剥日剧，清朝颓败之景频现。在此局面下，清廷面临着的强烈危机。

张之洞倡经史实学，以求达到中学治身、西学应世的目的，在清光绪后期更是躬身力行，开展洋务运动。其《劝学篇》中直言：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日保国家，一日保圣教，一日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footnoteRef:1]

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footnoteRef:2]

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footnoteRef:3]

张之洞筹建尊经书院虽在此篇之前，但其中教人启智以“保圣教”的和择西学以用的思想是维系相通的。何以保国求变？张之洞言其重在教，教民启智在于学；为学之本又在经史，重治经史以务本，则可得人材；人材既出，择术精修力行则可致用，为“保国、保教、保种”出力。尊经书院由张之洞创办，自然被赋予了求变图存、通经致用的内涵，虽未明言，但其务本、成材、致用的救变之说则成为尊经书院兴办之初便已根植于蜀人的理念，也成为近代蜀学学人的治学坚守。

（一）通博经史以务本

尊经书院名为“尊经”，顾名思义其建立首要目的在于通经学古、发扬圣教，以改革教育，振兴蜀学。“物有本末”（《大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儒家为学之本在经史，“天下人材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治经之方，不得不先求诸汉学，其势然，其序然也。”[footnoteRef:4]

尊经书院以“尊经”为名，书院授课首要任务在于培养通经之士，“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footnoteRef:5]学术回归经典，张之洞认为以研究经史之学为本，才能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是延续圣教道统的根本。

后在山长王闿运的主持下，尊经书院授课更是以“湖湘派”的经世之学为主导，大力宣讲经史。倡“解经贵求心得，必得于心而后能有合于古，有合于古而后能有益于身”，劝诫“诸生先通文理，然后说经，理通而经通。”[footnoteRef:6]尊经书院所授课以讲解经史为主。尊经弟子廖平所撰《尊经书院日课题目》中载：易类4篇、书类9篇、诗类4篇、仪礼6篇、戴记7篇、公羊9篇、榖梁11篇、左传13篇、孝经4篇、周礼3篇，其他诸子4篇、史学9篇、目录3篇、金石1篇、掌故1篇、辞章15篇；从陆续刊出的《尊经书院初集》《二集》和《三集》中所收篇也可看出尊经学子所做日课亦以解经释经为主，此皆是尊经书院通经务本之举。

（二）不拘门户以成材

尊经书院创于光绪元年，彼时八股取士之风的盛行，蜀地在锦江书院的后期经营下，学风渐以取士为重，蜀学呈现凋敝之状，日趋空疏，人才不兴。因此，张之洞为尊经书院所题《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开篇即载，诸生问张之洞：“先生之与台司诸公及诸乡先生创为此举，何意也？”，张之洞答其：“成人材。”[footnoteRef:7]

“蜀才之盛旧矣”。蜀地自文翁化蜀后即文教大昌，人才辈出，蜀学传承不绝。张之洞建尊经书院既有绍先贤、师文翁之意，又有重振蜀学之心。学子“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语云，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操约而施博，此使者及诸公之本志也。”[footnoteRef:8]可见，尊经书院意在为“保国、保教、保种”培养“通博之士”和“致用之材”，从而从教育入手解决当下的民族存亡的问题。

学子如何能成材？“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论说学子要想成材，必须摒弃门户之见，兼容并蓄。“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学人贵通，其论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footnoteRef:9]不因任何一家之言而偏废，不因治经学而废旁学，是此非彼、抱一而足更是大谬。这种求道不拘门户的学风是学子们进入尊经书院必须修习和践行的准则。

（三）不课时文以致用

尊经书院有“不课时文”的风格。当时值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为笼络人心，免遭动荡，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导致世人皆以应试为学，根柢日薄，治经之风不显，四书文也日益不振。

尊经书院的创办以救变图存为目的，无论是通博经史还是择术专精，皆以经世致用为旨。只要是致用之学，且能保持本心，受之有益则皆可习之。不课时文，皆因时文“无庸也。”当时尊经诸生对此也有疑惑，想要达到通经致用，则必须应科中举以入仕治国，那为何尊经书院却不课时文，岂不是与入仕治国相妨？张之洞对此作解：

根柢深而不工词章者尟矣，工一切诗古文辞而不能为举业者抑又希矣。其于时文有相资也，无相害也。或自为之可也，或应他书院课为之可也，岂禁之哉？况乎策论诗赋，便考古也，课卷用自折，习书法也。由选拨以至廷试，未有不视古学楷法为进退者也。时文固所习，又益之以诸条，其为科名计抑亦周矣。[footnoteRef:10]。

张之洞认为，尊经书院所授经史之学为一切学问的根本，学子们要想得到长远发展，必须根基牢固。况且应试只是末学，本立而末生，通经治史只会有益无害。确也如其所言，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便出自尊经书院，如宋育仁、陈钟信、周翔等中进士达仕途而者更是大有人在。

二、近代尊经学子治世思想的实践

清道光以来，经世致用之学蔚然成风；太平天国之后，重在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工业的洋务运动更是方兴未艾。清廷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王朝危机，甚至在同治年间出现了相对平静稳定的景象，被称作“同治中兴”。

在此背景下，清廷扩大科举考试录取名额，以图笼络人心，防止太平天国之乱再现，维护清政权。由此，乱象之后，各地书院纷纷得到恢复和重建，经世致用之风也在传统书院学风的基础上得到发扬。但乾嘉学风的影响甚巨，各地重建或新建书院之经世致用学风也多流于时言，依然趋于应试之学，尤以江南乾嘉之学发源地为盛。

尊经书院提倡复古以求变，学子们在书院的培养下亦以通经务本、阐释经义为主，但此复古非传统意义上的复古，而是有效法孔子修周礼之意，以经史为鉴，以经典的阐释和致用来恢复儒学道统，尔后通经之士可成为救世之主力，使圣教复兴，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

尊经书院地处巴蜀，且蜀学自古即有包容之风，经世致用之学在蜀地正可得以延续长存。尊经书院如此务本致用之学风，确实为蜀地乃至全国孕育了一批具有求变意识和改革之举的经世大家，成就了一批开创新蜀学的代表人物。如廖平之经学六变，早期由一变平分今古转向二变尊经抑古时，言“周制全不可考，概为孔子新制。《周礼》固为伪托，即左氏之言《周礼》者，亦推例而得，以《周礼》同《王制》者多，异者不过数条，又无师说，故知袭今学而作，即《国语》亦是今学。”（《续今古学考》）提出孔子“托古改制”和“改制救弊”的思想，借孔子来表达现实社会政治改革的主题，对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维新变法运动有着启发意义。后廖平治经又历四变，从小统大统至天学人学，皆是用功至深，为孔子和经学的正名之说。

尊经书院弟子中具有维新思想的不乏其人。舍生取义的“戊戌君子”杨锐、刘光弟、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中国“用近代科学眼光研究《天工开物》”的第一人刘岳云、发起“蜀学会”与《蜀学报》宣传变法的吴之英等等。这些学人皆受尊经书院通经致用教学风格影响，践行张之洞提出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皆以治经为本，视西学为末端之术。

正如尊经书院的第七任山长也是书院第一批学子的宋育仁《泰西采风记》所言：“先有礼义为持议之本，遇事奉经制为法守，有疑引圣言为折衷，较外国事易而功倍。……西人不知中国本末，已因我之政敝，而议我之教非。习洋之徒亦不自知其本末，但觉政不如彼，以为与教不相谋，则疑经术本不能致治，愈用贪诈无识市井以从政，而摈士于门外。于采西政，则买椟还珠；于治中国，则饮鸩解渴。”[footnoteRef:11] 尽管宋育仁如此推行维新改良，此一“中体西用”的治世理念和“复古即维新”的政治策略，在后世较为激进的改革派看来，却也颇具保守之嫌，认为其具有一定妥协性和软弱性。宋育仁思想是否保守？实不见得。当时的环境下，建立议会制政体确实是一条不失为理性的出路。而其并非是保皇党一脉，而是为传统文化之延续做理性估计，不忍见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体系、信仰体系的崩盘，而使黎民苍生陷于水火，之后延续几十年的战乱和中国独立摸索自我发展道路的决策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如能和平演变，谁能眼看国人受难受死而袖手旁观，大谈特谈流血和牺牲之正当性。这不啻为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的儒士之仁爱之心。谈他人死之一瞬何其容易，保他人生之百年谈何容易。是以，宋育仁后期为人诟病的所谓保守思想实难成为其政治生涯或者治学作风中的缺陷，而或可成为其继承儒家仁者爱人之风的佐证、践行尊经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的体现。

维新变法失败后，巴蜀的维新阵地《蜀学报》遭到打击和禁斥，尊经学人一度消沉。但尊经书院在刘岳云、宋育仁和廖平等的主持下，务本开新、多元思变的传统仍然延续，一代代尊经学子也继续在改制、变革和革命的道路上前行。有积极联合各界寻求变革的民主同盟创始人张澜、中国共产党“延安五老”之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以实现真正共和为旨反对学术专制的吴虞等革命派，他们的主张更是将尊经学风进行革新重建，以不破不立的姿态，为后世万民开启了太平治世的可能。由此可见，尊经书院对学人的影响不仅在治学、修身、治世等思想传承上，还扎根于学人的躬身实践之中，经世致用这一观念没有止于言传口授，而是得到了发扬和延伸。

其中吴虞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摧毁旧道德”等口号，也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中，反对宣扬儒家学说和研习儒家经典，但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洗刷民族屈辱以救亡图存、求国之独立、挽民之尊严等呼号声盛嚣尘上，吴虞等的革命志士的思想其实亦是以致用为出发点的。吴虞虽然以反对儒家思想为基，不外乎是向往西方科学，主张师夷长技来抗击外辱，但其为何要抗击外辱？这不是简单的对坚船利炮的向往，其思想之根本是为了改变列强辱华的现状，是对西方强权践踏中华民族、中华大地和中华文明的痛心和悲愤。这份爱国情怀和爱人之心促使其呼号，寄希望于当时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使国族有反击外辱、和列强匹敌的手段。用现在的话简单来讲，就是以国家自主的政治军事这种硬实力来保卫民族的共荣、领土的完整和文化的独立。确实，国家没有独立的主权，无论有怎样的灿烂文化都是一盘散沙，如长袖善舞的吉普赛人。孟子言人皆有恻隐之心，而吴虞这种忠贞爱国和仁者爱人的儒者之风，无论他怎样呼吁打倒孔家店，都是浸润在其思想深处，无论他怎样否认都是抹不去的，就算其主战也是为了保家卫国的和平之战，并非是像当时西方一样的扩张霸权的侵略之战。在这一点发自内心的仁爱上，吴虞与宋育仁又是一致的。而吴虞这种下意识的一举一动其实已经是经世致用之学的最好诠释，也是尊经书院所教授的学风的践行之举的体现。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权残破，最急迫的需求就是谋求民族的独立，而谋求民族的独立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上层和平改良，二是下层革命夺权。这两种途径虽手段不同，但其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救国族于存亡之间、赎黎民于水火之中。吴虞等反对儒学而宋育仁等寄希望于儒学，这二者截然不同，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到二者思想产生的本源性问题却是相同的，都是在仁民爱物之心和民胞物与之情激发下的对国家民族的大爱。而这种大爱，正是得益于尊经书院重经致用、兼采中西的治学理政态度。近代尊经学人始终对经学抱有治世救世的信念，恒加研习；同时又对西学借鉴吸收、转化致用，这中兼容之风也是蜀学在近代能够大放异彩的原因。蜀人善思多变、和合包容的治学风格，使在西风影响下渐趋衰落的近代传统经学研究能够结合当时之政治环境，求真求变，在巴蜀地区得以以崭新的面貌延续和发展，巴蜀治经之风重开，蜀学人材辈出。

三、结语

尊经书院的建立，直接扭转了清道光以降巴蜀书院附庸于科举应试的局面，“不课时文以致用”成为当时蜀地大部分书院共同准则。如资州艺风书院、绵阳治经书院等，皆以通经致用为旨，延请名师，开设经义、实务等致用之学科，成就了蜀学的复兴。李晓宇先生言“尊经学术的终点，其实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尊经书院承载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诸多要素，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象征和典范之一。”[footnoteRef:12]

蜀学于近代能适时而变，顺应时代之变革，锐意进取，联系当时之时局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为蜀学之兴、儒学之渐，甚至中国文化之承继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当代巴蜀学人正可以发扬蜀学此独特魅力，传承蜀学兼容并蓄、独立创新的精神风貌，构建当代蜀学学科体系，发展当代新儒学。

在传播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面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时，也可以借鉴尊经书院不拘一格之风、发扬蜀学兼采包容之意，重经致用、博采众长，以务实为根本，倾听不同的声音，才可谓是真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图为王芳）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亲近传统 重建斯文”华语创作有奖征集活动得到太月香学、状元台茶叶、贵龙森宝、花宝峰业、岳麓书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邵雷剪纸等合作伙伴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