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全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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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全球思维

作者:张东赞 (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

摘要:当今世界,互联互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契机。华夏文明顺势而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从存在的可能性和所提供的条件中实现最高的潜在价值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重要理念。这一中国方案是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和合”精神内核在当今世界的传承与发展。“中国不想统治世界,中国不想搞霸权”。中西方文化对于“秩序”的建构有着质的差别。中华文化的秩序重自然状态,西方文化的秩序观则强调人为制定的规则。这种差别投射到政治领域则表现为华夏文化追求不同国家之间的协同发展,而西方国际秩序中则以对权力的追求为其终极目标。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秩序;文化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人类走向命运十字路口这一关键历史时刻提出的中国方案。将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宪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重要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世界各国的协同发展,背后蕴含的“和合”发展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家主导基础上其他国家依赖式发展的模式。霸权国家依靠强权、武力来强推自己的价值观,任意征伐弱小,奉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价值观。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今世界,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将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互联互通已经成为时代的元模式。儒家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部分推崇从存在的可能性和所提供的条件中实现最高的潜在价值。[1]27当今世界的互联互通已经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携手共进走向协同发展大道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风险也推及全球,社会回旋镖效应不断凸显。通过全球风险和危机感知的相互依赖和由此产生的“促进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消除了内部和外部,我们与其他人,国家与国际之间的界限,促进世界走向互联。 [2] 9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所需,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地缘政治视角下所形成的国家利益博弈的传统观念。

一、华夏文化语境中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就进入农耕社会,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人们日常活动上,还体现在对其成员思维方式以及世界观的影响。在游牧社会,勇武是人们尊崇的性格,富有武力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猎物从解决温饱问题;对于海洋文明而言,冒险和侵略性的性格才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以古希腊为例,希腊地区山多耕地少,不适合农作物的种植。随着该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迁移成为一种必然,向海洋发展成为一种生存的选择,冒险有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农耕文明则追求“稳定”与“和谐”,周期性的季节变化让人们感受到了劳动给人们带来的收获,人们较早地从神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加务实。在处理与自然、未知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和”成为人们实践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语义内涵,许嘉璐先生从训诂学角度将《说文解字》中的“和”字进行穷尽式搜索并进行分析,他指出,“众物事共在共处,若得相应即谓之和,其相和之诸物,具有个性,而不相冲突而已,‘和’自然涵异。”[3]5 在华夏文化语境中,“和”凸显事物之间的自然共处且允许事物之间保持自身个性,体现的是一种求同存异、协同发展的秩序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己是辩证式的,二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存在,自我与他者可以成为共同体。个人对“利”的追求与全体人相关的“义”之间的妥协是中华文化的基本问题。基于义的基础上去关照他人进而关照世界的这种思维模式投射到对整个世界秩序的认知,就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方案。西方文化中,自我的实现是通过与社会环境的联系以冲突与一致的模式实现的。[4]21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不是对权力的追求,而是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来实现共同发展,从而进一步避免冲突乃至战争。儒家文化的核心“仁”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行仁就是要在社会中形成大家公认的“理”。[5]《说文解字注》:“(理) 治玉也。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在汉语语境中,“理”凸显事物本身原有的内在逻辑,并非改变或者创造新的关系。这种建构的文化观必然影响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比如在处理地缘关系问题上,中国表现为与邻为善,而不是与邻为敌相互竞争。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国主张寻求不同国家之间的协同发展,并非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关系中形成有序的世界关系,即一种“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关注不同国家的协同发展,这种“和合”的发展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华夏文化思维整体性的重要表现。思维的整体性不是把认知对象看成孤立或分隔,而是从比较中来认识、把握和评价认识对象,强调认识对象的时空连续性与系统性。与希腊文化理性和感性对立起来不同,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把人以为二元的事物对立统一起来。个人是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个社会网络小可以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大则可以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将国家之间的竞争对立关系进行融合,达成和而不同的状态,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将国际关系定位为棋盘上的政治斗争。西方一些学者如尼布尔认为“社会......仅仅积累的个人的利己主义,并且是个别的集体主义变形为集体的利己主义,因此,群体的利己拥有加倍的力量。”[6]107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种文化本质差别在处理群体、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问题时都必要有所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时总是避免冲突,讲究和合,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体自身利益的追求,而追求个人利益或权力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冲突和竞争。[7]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可以从其对待时间的态度中凸显出来,每个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时间纹路。主要分歧在于不同文化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视程度和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过去对当下的影响,是一种以“过去”为时间导向的文化。定位于过去的文化坚信历史事件对当下的影响,人们深信过去是做决策和判断真理的参照指导。中国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让人持一种敬仰的态度,正可谓 “以史为鉴知兴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其成员意识到稳定与和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遇到问题时,华夏文化中的成员往往会从过去经验中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当今世界,冲突与战争,普遍不平等,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已经成为人类面共同临的危机。人和人之间,人和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面对当今日渐恶化的世界形势,中国从其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努力促进各个国家之间需要协同发展。人类需要学会共同生活,寻求一条行得通的前行之路。

二、中西方文化语境中不同的世界秩序观

人是文化的动物,有着对世界采取某种特定态度和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和意愿。[8]259

文化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让我们不得不去探讨文化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文化拥有了一种能动地塑造、组织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能力,并对社会生活不断地进行构建。经济和社会过程本身依附意义并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生活。”[9]258冯友兰在深入研究中西方哲学差异后指出,对于概念形成的途径,中国哲学主要依靠直觉去把握,表象在概念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西方则用假设的方法获得的,抽象思维起着重要的作用。[10]30《说文解字》:“秩,积也,从禾失声。”“序,东西墙也。从广予声”。从词源角度看“,积”本来是指粟收割后的一种储存形态。“积之必有次敘成文理。是曰秩”(《说文解字注》)“必有次序成文理”是事物自身存在的一种关联性。“秩序”所隐含的“次第”是事物自然呈现出来的状态,同时也是认知主体的一种建构。“秩序”在汉语语境里蕴含着物随其自然之状态,人随其固有之伦理而排列的词源学意义。[11 ]

为进一步分析“秩序”在汉语语境中的语义特点,我们在《国家语委语料库(现代汉语)》中对分别对以“秩”和“序”为核心的字组进行搜索,进而分析其组合情况。依照出现频率高低进行排列为:“秩序、程序、顺序、次序、有序、工序、花序、无序、时序、循序、自序、作序”。使用频率较高的“秩序,程序、顺序、次序”在语法功能上表现为名词。名词作为表示事物名称的一类词蕴含着诸多隐性的属性,其外延比形容词的外延小,但是内涵却比形容词大得多,这些隐含的属性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加以激活。以“秩”为核心的词大都强调事物所蕴含的排列关系。再以“序”为核心字进行搜索,按照其出现的频率进行排列为:“序列、序数、序言、序幕、序曲、序号、序文”。该组词从语法功能上看均为名词。当“序”作为修饰性成分时,整个词在语义上凸显事物内部或者事物之间所呈现出的自然的排列关系。现代汉语中以“秩”和“序”为核心字的词组,从语法功能上看大多为名词,其语义上隐含了事物自身的内在顺序。汉字作为华夏文化的物质载体,字意的取象往往是根据构形系统和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推测出来的。汉字的形体与认知主体的视觉感知密不可分,同时又融合了人们的主观认知。在华夏文化语境中,人们对秩序的认知是基于对事物直观感知并从其所隐含的众多属性进行提取的过程。秩序的语义内涵一旦被建构就会不断通过行为主体间的实践活动而得到加强,从而影响人们对周围其他事物的认知,并进一步将其建构的秩序观投射到其他领域。

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儒家文化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原则。“修身”是行仁的准备,“齐家”可以看作行仁的起点,“齐家”之后才可以进一步扩展至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汉语语境中“齐”来源于人们对事物自身属性的感悟和建构。《说文解字》:“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凡亝之属皆从亝。徂兮切。徐锴曰:“生而齐者莫若禾麦。二,地也。两傍在低处也。”段玉裁指出“禾麦随地之高下为高下。似不齐而实齐。参差其上者、盖明其不齐而齐也。”(《说文解字注》)。在华夏文明语境中,“齐”施之与人、事,则是求其总况而容其差别,即容其个性存在,齐是就事物自然之理而形成的,并非绝对划一,也非形成对立关系。可见,“齐”本身就蕴含着和而不同的观念。“齐家”是儒家思想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通过在家庭以及家族中通过孝悌来处理同家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进一步治理国家乃至天下奠定基础 。君子“齐家”然后方能将这种处事方式投射更大范围,所谓“孝悌者,仁之本也,本立而道生”。(《论语》)由此可见,以行仁的方式所形成的“道”天然蕴含包容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儒家“行仁”这一核心价值观在当代处理世界关系的延伸。从这个角度看,华夏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有序的世界关系是建立在和而不同的思想之下的,尊重各国自身特点而寻求协同发展的模式,这与西方主动的依赖式的发展有本质的区别。

与“秩序”大体对应的英语词为“Order”,它来自拉丁语的“ord,ordin”意为to order, Order在英语语境中除了含有“顺序”义之外,还有“法令、命令”之义。从语法角度看,“Order”在英语中是一个二价动词,涉及两个主体,即动作的发出者和接受者。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秩序在词源上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即两个主体的对立。这种秩序观在社会领域中的投射的典型表现就是“欧洲中心论”。“欧洲文化中心论”观念形成的时候,世界的生产力属欧洲最发达,随之也就产生了文化以欧洲为核心向其它几个洲辐射的观点。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去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12]19欧洲中心论在确立的时候就确立了欧洲的评价标准,而并非包容的价值观。

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与发展,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也随之逐步形成。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失败是美国还不到问鼎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或者说“美国还尚未准备好承担如此全球化的角色”[13]36。二战之后,美国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渐从其所谓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转向了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格局。上个世纪90年代起,美国凭借其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实力和地位,集老殖民地者给其所侵略地区制定的“规则”之大成,通过废除金本位,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等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给全世界制定了由其自身所主导的“规则”,构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所共同遵守“世界秩序”。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引用了1839年美国政府探险远征队John OSullivan发表在《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上的一段话: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道路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美国的诞生应该是新历史的开端。”基辛格将其概括为,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踞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11]5美国在处理世界关系时,仍然把自己放在欧洲阵营之中,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凸显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实质上还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延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眼中,世界秩序绝非是各国自然地和谐相处,相反,西方眼中的理想世界秩序应该是以美国为榜样的中心-边缘的依赖模式。现代的全球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当中,西方发达国家主宰了主要的国际机构,而这些国际机构也成为维持西方霸权秩序的重要工具,直到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一直是欧洲人,世界银行的行长则一直都是美国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微乎其微。[14] 66

三、文化因素在政治关系中的投射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爱与政治分属不同的范畴。西方文化常把爱归入宗教的范畴,而把政治归如到现实的范畴之内。正如尼布尔指出,“爱是宗教的战略,而实用主义是社会的战略”[15]59。因此,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在政治上必然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而权力如同地位、名誉一样具有排他性,而不是共享的,伴随着权力的追逐的过程必然会产生种种冲突,这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常常伴随冲突而不重视和合的关系。因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寻求更大权力与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形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现代西方文明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拥有很大的杀伤力,是由资本逐利的天性所决定的,这种西方文明含有一种侵略的势能:对人自身的侵略以及对自然的侵略,完全舍弃了超越人类之上的精神价值。[16]131同样,在政治领域中,对具有排他属性的权利的无限追求成为西方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而这种权利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霸权主义。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爱与政治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是相容的。“仁爱”是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谓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谓仁乃是人之所以为人也。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让“爱”与政治得到了有机地融合,爱与政治是可以共生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不想统治世界,中国不想搞霸权”,这样的事实在西方国家的却变得匪夷所思。

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权力乃是处理群体关系中对于各司其职的一种制约,即将政治与伦理结合的“礼”,是从礼制到礼治的过程,强调制度或者规则对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在政治主体追求权力方面,摩根索引用马塞尔.普特劳斯的话,“国家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几乎重复其构成单位的生命,那种连决定着个人活动的秘密,反应和规律都不能理解的人,更没有希望能够说出关于国家间斗争值得重视的东西来。”[17]141在儒家思想中,以“行仁”为处事原则,通过家族中的“孝悌”的训练,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行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家和家族成为国家的构成单位。在家族的环境中,成员感受并习得这种群体生活的价值、观念、原则等。“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说文解字·老部》)家族中对亲人的爱可以投射到更大的范围,从而形成家与国的同质状态。宗教的政治化,政治的伦理化以及伦理的世俗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特质,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语境中,个人与社会不是对立的,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去参与社会治理。

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政治受到植根人性的客观法原则支配。植根人性的客观法原则无疑是文化之根即文化中的伦理及信仰。伦理和信仰作为文化的底层部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一种文化来说,它的特质除了自身的地理、物质以及社会环境外,其中心理因素无疑决定了该文化的可识别性。能够传承下去的也就成为一种文明的根,即一个跟族群信仰和伦理有关系的东西。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认为人是有原罪的,崇尚个人主义。追求个人利益其本质就是对权力的追逐,追求权力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冲突的产生。西方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个人在处理与周围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将自己与外在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当这种人性法则投射到国际政治领域中时,则表现为国家之间为了追求权力而不断斗争,因此,现实主义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理论认为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华夏文明作为农耕文明奉行集体主义,在长期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这也决定了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会同其他国家一样争取以及维护国家利益,但同时会将集体主义投射到处理国际关系上面去。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国父全集》中曾指出他的理想:“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18]54由此可见,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中国更重视国家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形成稳定的国际关系从而避免冲突和战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的提出可谓顺理成章。

四、余论

社会不是绝对物质的,也不是人们主观认知的产物,而是二者的结合的综合体。人们对社会的不同认知必然会影响其行为活动。中西方文化对秩序的认知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认知论的差别必然会影响其实践活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提出的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中国方案,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不同国家的协同发展,这种发展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观的传承与发展。反观由美国主导的当今世界秩序,实质上还是欧洲中心论的延续。美国打造的“世界秩序”的背后的文化渊源仍然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代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原则”,并试图将这种原则强行推到世界范围内,这与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差别。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已经不合时宜,迷信武力更是行不通,世界各国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观,营造共同正义的安全格局,把世界各国人民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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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the western-dominated world order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harmony" embod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oday's world.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rder",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s the Chinese culture's pursui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while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estern culture is the pursuit of power as its ultimate goal, which is represented as a kind of opposing development view.

Keyword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rmony; Order; culture

作者简介:

张东赞,男,1982,山东泗水人。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 讲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现代汉语句法学、文化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亲近传统 重建斯文”华语创作有奖征集活动得到太月香学、状元台茶叶、贵龙森宝、花宝峰业、岳麓书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邵雷剪纸等合作伙伴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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