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翔：言偃——不应被遗忘的孔门弟子

作者：李祥翔[1]

言偃，字子游，春秋时吴地常熟（今江苏常熟）人。言偃之名在历史中被逐渐埋没，今天已经少有人知。然而，言偃其实是孔门弟子中较出色的一位，虽然才能、名气无法与颜曾相比，但也不应被人遗忘。今天我们有必要追思这位先秦时期的哲人，让他重新走到大众的面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言偃便是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的南方弟子，学识广博，文采过人，与子夏并列孔门文学科。史料记载，孔子曾云：“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意为我门下有了言偃，我的学说才能够在南方传播，故言偃被后世誉为“南方夫子”。唐代以后，言偃又被多次追封，明嘉靖时改称“先贤言子”，清康熙时设置五经博士一员，由言偃后裔世袭。言偃其人其事，在《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儒家经典中多有记载。今虞山镇言子巷有言子故宅，虞山东岭有言子墓，学前街有言子专祠，州塘畔有言子故里亭。今天我们追思言偃，他对礼乐的知行合一与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都应是我们的目光聚焦之处。

据《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记载，言偃少孔子三十五岁，定公九年孔子为鲁司寇，当时言偃已经与孔子有过对话，定公九年为公元前503年，而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可以推知当时孔子已经48岁，而言偃不过13岁。综合以上信息可知，言偃在少年时就已经成为孔子弟子，其时孔子已接近“知天命”之年，各方面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尚在少年时期的言偃遇到德高望重的孔子，难免产生崇敬之心，孔子的一言一行都将在年少的言偃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要想理解言偃为什么对于礼乐如此热爱，我们有必要考虑孔子对言偃的影响。孔子为鲁司寇时曾经参与腊祭，事后向言偃感叹自己已经错过了大道通行与夏商周三代精英当政的时代。其后又为言偃描绘了大道通行时的美好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必不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弗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同时多次强调了礼的重要性：“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夫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孔子将礼制的兴起与天地并列，并且把礼制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联系在了一起，对于违背礼制的统治者则表示了否定态度。孔子这种对于礼的重视，很难不对言偃产生影响，而言偃的回应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此乎，礼其急也。”从一个“急”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言偃对于礼制的追求与渴望，而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言偃不由得发出了：“今之在位，莫知由礼，何也”这样的疑问。我们可以设想，言偃年少时就已经认识到了礼制对于个人乃至国家的重要作用，但当时的环境却又处处违背礼制，因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言偃很可能在当时已经有了推行礼制的雄心壮志。此后言偃在儒家经典中的每次出场，几乎都是在询问或者交流某一项礼节，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们的猜测。在推崇“己身不正何以正人”的儒家看来，要推行礼制于天下，自己首先就要对于各项礼节有着准确且深入的理解，所以言偃时时刻刻都注重礼节的学习。宣公八年，鲁宣公在禘祭后又专门祭祀上卿东门襄仲，言偃问：“礼与？”；鲁国大夫季桓子死后服丧期间，其子季康子穿练服而不穿縗服，言偃问：“可以除衰乎？”；孟献子在为父服丧期满后依然不肯按当时的礼节奏乐，言偃问：“若是则过礼与？”；孔子吊唁吴孟子时解下了绖带，言偃问：“礼与？”。凡此等等，俯拾皆是。言偃对于礼仪的求知欲即使在孔子的弟子中也堪称出类拔萃。常言道，要想成为一个传授知识的人，首先自己就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要有源源不断的活水。言偃之所以能在此后推行礼乐教化且卓有成效，他这种时时处处主动学习的态度功不可没。

礼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论语》中就有75处提到礼，很多人将儒家推崇的“礼”等同于繁文缛节，看成落后的糟粕。其实这是对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极大误解。原始儒家推崇的礼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没有“仁”作为内在支撑的礼乐，只是形式的教条，虚伪的仪节，并不是原始儒家所真正推崇的礼。在原始儒家看来，礼作为个体在家庭、社会种种角色和关系中的生活状态，集中体现了一个人日常生活事务中的总体习性。通过“礼”这个焦点，可以看到一个人背后整体的思想、行为，所以学习礼，把握礼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端正思想和行为的过程。礼背后人的真性比礼本身更为重要。宰我曾经想要废除为父母守丧三年的礼节，孔子回复就是：“汝安，则为之。”如果一个人内心并不接受某一项礼节，那么即使强行要求他按礼节来行动，也只是空有其表，装模作样，其实毫无意义。言偃从孔子这里学到的礼，正是形式与实质合一的真正的礼。卫国大夫司徒敬子去世，孔子受蘧伯玉之托操办葬礼，采用了简朴的殷朝式葬礼，言偃当时对此不解，提醒孔子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当时人们早已不用殷朝的葬礼形式，孔子却用在了司徒敬子的葬礼上，所以言偃不由得提醒孔子，但孔子的回答是：“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已矣。”孔子之所以采用殷朝的葬礼形式，是因为这种形式较为简朴。此时言偃可能还没有明白何时采用隆重的葬礼，何时采用简朴的葬礼，因此后来又向孔子询问丧礼应该如何操办，孔子此时才揭晓了答案：“称家之有亡焉。”丧礼要根据家庭条件来，若家庭并不富裕，则不必采用隆重的耗资巨大的葬礼形式，此前为司徒敬子操办葬礼就是遵循了这个原则。其后孔子又对言偃耐心解释道：“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礼、祭祀乃至一切礼仪活动，重要的是内心的哀、敬等真心实意，而不是表面的形式。礼仪的形式可繁可简，心中的真实感情才是不得有丝毫折扣的关键。正因此，孔子吊唁司徒敬子时，他的家人哭得并不伤心，孔子也就早早离去；鲁昭公夫人吴孟子去世后，鲁国大夫季氏不系绖带，孔子也就把系好的绖带解开；孟献子在为父亲服丧期满后依然不肯恢复正常生活，孔子表示赞赏。孔子这几次在形式上违反礼节的行为正是出于对礼真正本质的维护，而孔子身边的言偃也在一次次的耳闻目见中把握到了礼的实质，为自己今后推行礼乐教化奠定了基础。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在穿何种丧服的问题上起了争论，最后正是言偃一锤定音，决定一直系着绖带，“丧所尊，虽絰而出，可也。”吸收知识只是教育活动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输出知识，言偃在孔子的言传身教中学到知识后就在孔子的丧礼上输出了知识，这或许就是教育的意义之一。

决定为孔子穿何种丧服是言偃一次输出知识的经历，但并不是唯一一次，学以致用是对于言偃的极佳描述。言偃作为求学者在孔子门下学到了大量关于礼乐的知识后，就作为教学者开始传授知识，应用知识，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作为求学者，言偃是收获颇丰的，而作为教学者，言偃也十分优秀。言偃曾经担任过武城宰，即治理武城这个地方的长官。从年少时就渴望推行礼乐教化的言偃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自然是兢兢业业，而效果也十分明显。《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在言偃担任武城宰后曾经到访过武城，一进入武城境内就听到了不绝于耳的弦歌之声。有弦歌之声就证明此地崇德修礼，因为学习礼仪是一个漫长且略枯燥的过程，普通百姓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学习各项礼节，于是儒家将乐作为推行礼的手段，通过高雅的乐曲与歌词逐渐端正人的思想，修正人的行为，如此就具备了礼的本质，即内心的哀、敬等真情实感与自发的合礼行为。实质已经具备，推行外在的形式就势如破竹，形式与本质均具备后，礼节也就真正被百姓把握了。正是因为礼与乐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儒家时常将礼乐二字并言，可以吟唱的《诗经》也就成了儒家经典之一。武城的百姓皆能修习礼乐，无疑得益于言偃不遗余力地教化。但言偃作为教育者的贡献还远远不止于此。孔子刚听到耳边的弦歌声时尚觉可笑，“割鸡焉用牛刀”，以为百姓可以不必学习礼乐。言偃的回答则是：“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此处的君子小人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正方双方，而是指政治地位上的高低双方，即统治者与普通百姓。在言偃看来，统治者也好，普通百姓也好，都可以从学习中得到收获，学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是必不可少的活动，既然每个人都有学习的必要和需求，作为地方长官的自己就应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以礼乐教化士民。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在言偃的行动中生动地体现了出来，一个充满责任感的教育者形象在言偃身上树立了起来。孔子最终也被言偃说服了，对身边的人说道：“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意即言偃说的是正确的，我之前只是在开玩笑。孔子此处的知错能改值得注意，但更应被我们注意的是，这短短几句话其实是一个教育者对另一个教育者的认可与赞赏。不知从何时起，自己的学生也成为了优秀的教育者，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心中想必充满了自豪感。如果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追逐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那么言偃就在自己的灵魂觉醒后，把这种唤醒发扬光大，以自己的灵魂唤醒了更多的灵魂，让知识在大地上传播开来，真正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教育者。

儒家所推崇的礼乐贯穿了言偃的一生，作为求学者，言偃如饥似渴地学习礼乐知识；作为教学者，言偃不遗余力地传播礼乐知识。在以礼乐教化士民方面，言偃甚至有过于孔子之处，因此，虽然言偃是孔子晚年才收的弟子，但他依然是孔子最出色的弟子之一。后人将言偃尊为“十哲人第九人”，可谓实至名归。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亲近传统 重建斯文”华语创作有奖征集活动得到太月香学、状元台茶叶、贵龙森宝、花宝峰业、岳麓书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邵雷剪纸等合作伙伴大力支持。

[1] 李祥翔（1997—），男，山东济南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202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