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中华美学回归大众生产生活》
中华美学回归大众生产生活
作者：孙若风
一、文化和旅游的同步、同构和同体
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文化和旅游实现体制融合，中国的文化和旅游发展逻辑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历史维度观察，会发现二者有着同步、同构、同体的特征，这或许是用系统观念把握文化、旅游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其中的规律的体现，将有助于构建文化和旅游发展新的底层结构——旅游因文化而得灵魂伴侣，文化因旅游而得江山之助。
第一，同步。
文学是文化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是时代审美意识和社会审美能力的集中表达。六朝，是文学自觉期，旅游也在同一历史节点实现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说”由日本近代被称为“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的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首倡，其观点和思想方法不仅教导了他的门生，比如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而且深刻作用于与他同时或稍晚的中国学者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人，他们分别出版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中国文学指评史，或者称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典美学，泽被后代学人。“魏晋文学自觉说”成为百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的内核。
“魏晋文学自觉说”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得到鲁迅等学者的响应。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围绕中国文学何时实现自觉，学界有不同认识，主要是标准不同，但魏晋六朝是文学自觉期，是主流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史、美学史，基本上都是持这一观点。这当然与鲁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说服力。事实上，提出“文学自觉”并把它安放在六朝，是给六朝的量身制作。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艺术和旅游都处于混沌状态， 或者说混合状态。诗书礼乐当然非常重要，但它们都只是道德修养和治国安邦的手段或者说附庸，“立言”位于“立德”、“立功”之后，文学性强的作品被视为雕虫小技。西汉扬雄《法言·吾子》载：“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到了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把文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被鲁迅确认为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事件。不只是在理论认上，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灿若星辰的文学艺术家，先是“三曹”以及环绕他们的“建安七子”，还有被曹操从匈奴接回的蔡文姬，接着是“竹林七贤”、“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元嘉三大家”、“竟陵八友”“宫体诗派”等等，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因文学活动的交集而形成的作家、艺术家群体。先秦时期有过养士制度，朝廷周围也聚集着不少文人，甚至有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是，这种文人的聚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发挥的是类似于现在的智库作用，而不是以审美为目的文人雅集。文人雅集在从东汉末年开始盛行起来，曹操与身边文人是谋士加文友的新型关系，他在铜雀台横槊赋诗，与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曲水流觞，等等，风流冠代，成千古佳话。
艺术也在这个时候实现了自觉。六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方面如同忽然醒来，涌现出众多大家：书法上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绘画上的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雕塑上的戴逵、戴颙父子，音乐上的蔡邕、嵇康，不仅个人成就斐然，而且开宗立派，在中国艺术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文学艺术各类门类的个性同样受到了充分重视，文论开始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乐论把眼光转向音乐自身的特质，书论、画论、音论，异军突起，异彩纷呈。六朝出现了一大批成果，而且有很多是历史上的第一：曹丕《典论.论文》，第一篇文学专论；陆机《文赋》，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而且是用赋体；钟嵘《诗品》，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第一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成体系文论专著。艺术理论方面，嵇康《声无哀乐论》等音乐理论，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和宗炳《画山水序》等，书法理论方面有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王僧虔《笔意赞》、《论书》等，一时蔚为大观。
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同样在这个时期实现了自觉。曹操是旅游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从文学史看是首个通篇写景的作品，从旅游史看则是首篇诗体游记：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曹操之前，除了叙事诗，诗歌通常的写法是先写景后抒情。在曹操之后，写景抒情也仍然是文人诗词乃至于民歌土谣的基本格式，情景交融理论、意境理论，都建立在这个规范上，即所谓“起兴”。曹操《东临碣石》的意义在于，它首开通篇写景先河。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是汉乐府此类体裁的基本格式，类以于现在民歌中“嗬尔嗨哟”，不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内容，因此，这是公认的纯写景诗。而曹操之所以采取纯写景的手法，显然是在他看来，欣赏景色就足够了。当然，“纯粹”写景是不存在的，写景时，情已经寓于其中。曹操这首诗与以往的区别不在于它有没有抒情，而在于它不是以抒情为主，而是以写景为主。后起的游记类文学作品，比如柳宗元、徐霞客的游记散文，承继的是其余绪。
六朝画论家宗炳在其《画山水序》中认为完全靠画面中的山水也可以表现画家的情怀，与比他早很多年的曹操旅游诗创作实践不谋而合：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栖形感类， 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
所谓“诚能妙写，亦诚尽矣”，把山水审美的自足性，也是旅游的自足性，说得透彻，也很坚决。
曹操的《步出夏门.龟虽寿》也是旅游史上值得关注的诗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承认人终将死去的事实，上面这首诗更是否定了包括秦皇汉武在内的前朝帝王追求长生不死的做法。但他又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不只取决于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所谓“养怡”就是今天所说的康养。中国的康养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歧伯，但是，在明确否定求仙得道基础上提出康养，而且，曹操的这首诗是其《步出夏门行》组诗中的一首，说他是旅游史上倡导旅游康养第一人，大概不为过吧？今天，就在曹操写这首诗的地方，秦皇岛着力发展旅游，特别是旅游康养，甚至还出现了阿那亚这样的旅居合一品牌，这种“巧合”耐人寻味。
以审美为目的，是这一时期旅游自觉的显性特征。“东山再起”的谢安，开创带领子弟在东山开展山水游、研学游、亲子游的先河。政治失意的谢灵运，以出游为乐，甚至专事旅游，他发明的“谢公屐”，是最早的旅游专用装备。同时期出现的山水诗、山水画，比西方要早很多年，它反应的“ 纵情山水”，通过“游” 的方式获得精神享受，是纯粹的审美活动，与现代旅游一脉相承。东晋陶渊明的一系列山水诗、田园诗，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桃花源记》作为今天乡村旅游的范本，仍不过时。
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旅游，上承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和旅游的节奏，同步走上了现代产业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几乎是同时发现了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商品属性，按照产业规律和市场法则，一步步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几乎是同一节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尤其明显的是，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完成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惊人一跃。在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中，又共同发力，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二者共享资源和市场，并共享产业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也是在一些农业和其他现代产业资源匮乏但恰恰是发展文化旅游业的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双竿齐下，一战成名。在接着推进的乡村振兴中，又成为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产业振兴的制胜之道。文化和旅游一次次联袂出场，一次次合力攻关，成为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轮新冠疫情中，同样遭受垂直打击，也共同期盼重演中外历史上规律性出现的场景：每次经历大灾大疫，都成为文化和旅游发展新的契机。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是长期以来同频共振的必然结果。这种融合，又将协调并强化二者的同步发展。
第二，同构。
笔者受“魏晋文学自觉期”启发，提出这一时期同为艺术和旅游的自觉期，是想采用文学与艺术、旅游互证的办法，把握中国美学史上这个重要阶段的特征，由此深化对文学艺术和旅游本质的认识，并作为今天文化和旅融合的参照，将之纳入文化和旅游工作中需要实现的“历史自觉”、“文化自觉”的组成部分，因为，事物的本质往往在萌芽时期看得最清楚。这是今天重拾“文学自觉”这一历史话题的现实意义。
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归根到底是审美自觉。审美是文学艺术与旅游的本质属性。六朝文人在人性觉醒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对自然、生命、生活的热爱，更加鲜明的审美追求、艺术人生追求。鲁迅所说的六朝“为艺术而艺术”，不是说文学艺术与政治、经济无关，鲁迅本人从来就是以笔为匕首和投枪的，他弃医从文的动机是用文学唤醒国人。他提出的标杆性人物曹丕，在《典论.论文》强调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是在“经国大业”角度强调其社会功能的“不朽”。只是，曹丕没有再强调先秦时期确立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次序。从曹丕到鲁迅，共同点是看到了艺术的作用，也就是审美的作用，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将审美功能与其他功能区分开来。这是六朝文学艺术自觉乃至于旅游自觉，在理念上的重大变化。《典论.论文》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如此强调文章的独立价值，只有在六朝这个思想解放、审美觉醒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
从强调审美的角度看，“诗与远方走到一起”是六朝“为艺术而艺术”在今天的新表述。“诗和远方”——一位曾经的年青歌手的个人感悟，在机构改革中突然走红，成为公共表达，反应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反应了大众化的诗性需求。实现文旅融合，直接原因是通过文化和旅游的产业融合，解放文化和旅游生产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机构改革分分合合的直接推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社会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被确定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它又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精神生活需求，包括审美需求。文化和旅游都是以知、情、意的方式感知、体验对象，并且在以互联网代表的科技手段的支持下，参与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生活美学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主流，千百年来，既便是温饱得不到保障，人们也在追求美好的精神体验，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进一步激发了这样的需求。
第三，同体。
《庄子.大宗师》云：“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六朝的文学艺术自觉和旅游自觉，是在文学艺术与旅游的共同活动中实现的，也在共同活动中获得发展。这个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很多是产生于出游之中，与山水、田园联系在一起。山水诗、山水画勃兴，是那个时代文旅合体的结晶，也埋下了今天“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种子。王羲之《兰亭集序》，是兰亭之游的成果，是文学、书法和旅游合成的精粹。宗炳《画山水序》是我国山水画专论的第一篇，提出山水意义是：“圣人含道映物， 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 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既然山水能得“道”，表现“道”，轩辕、尧、孔等圣人贤徒必定要去游览山水，这就是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原因。王微在 《叙画》中这样谈感物:“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各项文学艺术活动与旅游声气相通，当时出现并成为中国美学四梁八柱的“神思”、“风骨”、“神韵”、“体性”、“情采”等理念，从萌芽到成型，一路走来都留下了山水游历的足迹。
汉末以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疫横行，民不聊生，严酷的生存现实，刺激了生命意识和生活意识。江南风光秀丽、山水可亲，也是与山水相关题材的诗歌、绘画、音乐等兴起的必备条件。至为关键的还是儒道思想的融合。在经历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到了东汉末年，纲纪大乱，这种思想统治随之崩溃。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跨界融合，儒道互补，成为此后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格式。也是在这个时期，外来的佛学在与儒道两家的碰撞、博弈中，生了跨界融合。儒释道汇流，决定了此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影响着传统审美的心理结构，主导着文学艺术和旅游的流向。
以融合为方法论的中华文化，儒释道融合才是它在六朝走的一步大棋。值得注意的是，六朝主导儒释道融合的玄学家，往往在山水之间展开哲学思辨与审美活动，他们集哲学家、诗人、旅行家于一身。
很明显，今天的文化和旅游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文旅合体这一传统的延续。千百年来，一代代文化人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下“且读且行”，以他们的作品和游踪引导着后人，也在审美心理和审美方式上训练着后学。当今中国的文旅产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经常是默念文学史上文旅一体的诗句进入行业的，这些诗句是他们最重要的创业导师和消费导游。
今天的文旅合体来自历史，又有着新的融合动力、机制和方式。当今文化和旅游融合，主要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相向而行进而融为一体，形成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三业融合。而且，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形神合一哲学思想和生活美学传统作用下，围绕文化，又形成了文旅融合、文体康旅融合、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融合三个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融合圈层。在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中，以“乡创”和“城设”为切口，文旅产业以融合的优势 介入，成为突出的文化亮点和经济亮点。借助产业的优势，文化和旅游寻找到更多进入大众化、生活化和日常化的空间，共塑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旅游相互赋能，彼此成就。文化和旅游融合除了需求驱动，体制驱动、科技驱动和市场驱动也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作用。
把握中国文学艺术和旅游实现自觉的历史节点以及薪火相传的过程，是今天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文化和旅游同步、同构、同体的角度看，今天的文化和旅游既与 历史一脉相承，又有着重要的时代特征：
首先，从“人的自觉”到“人的全面发展”。
魏晋时期实现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关键的支撑点是“人的自觉”。在经历了东汉谶纬神学的崩塌之后，人性被唤醒，人在神面前站立起来，人的生存、生命需求，特别是生存、生命质量的需求，包括个性需求和审美需求受到尊重，由此开启了美学洪流。“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在这里找到了共情之处。
六朝文学艺术贡献巨大，影响深远，杜牧《润州》在诗中说过：“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占据主流，文人的旗帜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魏晋六朝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学者特别关注的对象，是在思想解放、个性自由、重视自我方面找到了共情之处。刘师培撰写《中国中古文学史》，开创用新眼光审视魏晋文学的先河。而鲁迅不仅发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还花了十一年时间校注《嵇康集》。这种对六朝文学的钟情和“再发现”，在“五四”以后，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仍在深化。
以《论人的尊严》作者皮科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的理论家认为，人作为一个奇迹，是能超越现实局限，通过诗歌、文学、哲学和艺术，达到更高、更好、更非凡的境界，一个伟大的中心地带。今天的中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顺应整个社会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更加注重生产、生活、生命的 质量，注重对审美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在日常化、大众化的文化艺术体验中丰富和提升自己。可以说，我们中国人一直追求在生活美学，在今天才有了全社会实现的条件。通过文化和旅游达到拉长生命长度、加大生命宽度、丰富生命密度、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而作为审美活动核心的文学艺术、旅游，不仅自身是社会更加关注和投入的聚焦点，而且通过跨界融合，扩大其边际效应。
第二，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
所谓文学艺术自觉、 旅游自觉，其实就是对文学艺术、旅游自身的独特性、重要性以及与其他相关方面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文旅融合的今天，回望六朝会发现，即便在是强调文学艺术、旅游的独特性、重要性的情况下，六朝以及后来千百年的中国传统审美，仍然坚守着融合的理念和方法，彰显为融合式的中国审美规律。
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初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念，这一理念与文化自信相互作用，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按照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解释，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他后来又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概括。“文化自觉”理论是提出“ 文化强国”的前奏。
当前，文化和旅游融合是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大现象，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由于融合推动了关于文化和旅游关系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旅自觉”。它与六朝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有渊源关系，但更侧重于文化与旅游“关系”的认识，是今天文化自觉的组成部分，也从一 个方面彰显和强化了文化自信。实际上，六朝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旅游自觉，就是在与其他门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把握的，主要是在与道德、政治的关系上，也就是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上有了新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也是把自身的文化置于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上去把握。
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目的，是要在推动二者的同频共振，在新的二维张力中实现共同发展。因此，既要讲融合也要讲区别，既要讲共性也要讲个性，既要讲同步、同构、同体，也要讲各自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检验当前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二者关系的认识深度。以文学艺术为重点的文化，和旅游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各自兴起，并且依循独立的经济运行轨道和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了皎然区别的产业分野以及相应的学科建设、教学体系，“宜融则融，能融尽融”，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推动融合，但是也要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区别”，如此方能形成跨界优势、“杂交优势”。或许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各自的特点不可避免地流失一些，但是如果能正确应对，又会在融合中进一步强化各自特点。要珍惜当前融合初始阶段新鲜感，不要让它流失在时间中，文化和旅游彼此相望，也彼此守望。
第三，从“为艺术而艺术”到“把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结合起来”。
中华美学源远流长。《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尽善尽美”的美学主张，还有他前于美文、美衣、美食的评论。他的教学包括“六艺”，主要是礼乐之美，也包括游历。他把美学课堂从殿堂搬到了民间，搬到了行走的大地上。他所说的“乐山乐水”，成为魏晋时期山水诗人、画家和理论家的重要依据。
当文化和旅游在体制上实现融合，“诗和远方走到了一起”的点赞不断被刷屏。文化和旅游融合击中了大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社会需要美，需要通过文化和旅游工作，去发现、丰富、创造生活、生命之美。“诗与远方走到了一起”，就是美与美走到了一起，是美的使者与美的使者的壮会。来自社会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大众对文化和旅游融合工作的定位：做文旅就是做审美，无论是事业、企业、社团、机关、研究机构，无论是单位、个体，都是做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的工作。
“一个需求顶得上一百所大学”。这个需求，就是在文化和旅游两方面共同体现的审美需求。要明确以抚慰心灵、提升人的审美境界为旅游目标。比如，中外历史上每次面对大灾大难，特别是面对死亡威胁，人类总是向死而生，进一步唤醒人性深处对自然、生命、生活的热爱。其实，近几十年来出现过几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或亚洲金融危机，都促进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兴起或反弹。面对新的审美需求，关键是如何变自发为自觉，主动引导和促进转型，在消费、经营、管理等一系列环节上有所体现。比如经过这次疫情，旅游消费者会更加注意旅游的精神价值和人文品格。会将旅游当作一种文化行为，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会注重喜好，而不一定选择贵的，也不会总是从众选择；面对审美客体，会注重精神交流，而不是走马观花。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要往广处走，全域旅游、夜间经济、文化商圈、特色街区、美丽乡村，还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往旅游跨界；往细处走，在精准把握分众化上体现旅游的大众化，在细分游客上深耕细做，在长尾效应上下功夫。要在创造审美生活的定位提高旅游。支持和引导以此为方向的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和方法创新。积极参与城乡建设，特别是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推动居民与游客共创“可业、可居、可游”的生产生活空间。
文化和旅游融合，是行业发展的换档，是以集群力量进入新赛道，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促进文学、艺术和旅游的水乳交融，各个分支形成焕然一新的整体，进而与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深耕于大众化、日常化和生活化，推动审美活动进入历史上又一个活跃期和爆发期，并且可持续发展，承载起全社会不断增长的审美期待，尤其是文化和旅游改变生活的愿望，以文化和旅游的同体，促进形成惠及全社会的美好生活综合体。
上世纪三十年代，最早提出“文化产业”概念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姆以及阿道尔预判，未来会出现一种融合所有艺术的“总体艺术作品”。从中国乃至于世界的发展趋势看，旅游理应成为“总体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世界这么 大，我想去看看”，平实而充满情怀，是动人的诗句，更是这个时代的旅游宣言。
二、中国生产美学的前世今生
文创时代，人与物、审美与生产生活形成了新的关系。文创以独特的创新创造，彰显人的本质力量，也从一个新角度证明了劳动创造美。这是对事物和自我的双重发现，是对事物之材与自我之材的双重利用。而中国审美传统，由于暗合了今日文创的特征，为彰显这种本质力量，埋下了历史伏笔，为其忽然飙起为当今引人瞩目的审美主潮，奠定了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们有必要对历史上有过的相关审美意识及表现进行一下“复盘”：
——天工与人工。明代宋应星《开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认识与宋明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的特殊时期有关，同时代与之接近的还有李时珍、徐光启等人，新的社会现实激发了他们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的格物穷理的兴趣，但其认识又都可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根基。从文创的角度看，值得关注的有四个方面：一是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人文视野。《开工开物》反应了一代文化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德国汉学家薛凤认为，宋应星呼吁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关注技术层面上的创新和演进，并且试图对科学技术寻找一个哲学上的宇宙论原则。他对形而下的工匠技术的思考，他所认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让他将自己的文字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关联之中，而非简单地记录工艺过程。与狄德罗《百科全书》不同的是，宋应星不是为了收集知识，而是为了解释世界。二是天人合一、人力与天工相协调，《开工天物》书名就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和《周易系辞》的“开物成务”。三是由空谈走向实践，关注百工日用，体贴民生民计，也就是与宋应星同时代的李贽提出的“百姓日用是道”。宋应星五次科考不中，走出书斋，接触社会，在新现实、新思想作用下，开阔视野，打开了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也打开了一个文人审美世界。另外，《天工开物》123幅插图，描绘人物286个，有农夫、工匠、牧童、织女、士兵、入河采玉的少数民族，表情各异，有生动的劳动场面和生活气息，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反应了技术特点，也给人美的享受，可以说是较早反应生产技术的文创产品。
——独乐与众乐。先秦时期的孟子表达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天工开物》是对百工的礼赞，表现子网审美上的大众情怀和世俗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在审美创造上就追求大众性，精英化、贵族化作品并不特别受待见。诗经《风雅颂》，“风”冠其首。它是各地民歌民谣，置于被视为正音的“雅”、朝廷之音的“颂”之前。在古代一些当权者或文人心目中，美是有雅俗之分的，比如所谓俗文学，指的是世俗化、商业化、以满足娱乐消遣需要的作品，像说书、戏曲之类，但“雅”不是体现在远离社会大众上。这种大众化追求，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唐宋诗词，很多都是靠坊间歌女传唱流传开来，“凡有水井处皆唱柳词”。宋人彭乘的《墨客挥犀》记载了白居易写诗先念给老婆婆听的故事。这种对审美参与者的尊重是一视同仁的，匈奴长期与中原打仗，然而，《匈奴歌》却收进了北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北齐王朝奠基人高欢的手下斛律金唱的《勅勒歌》，唐初李延寿在《北史》中就提到它，同样收入《乐府诗集》，明代王世贞称其为“一时乐府之冠”。对来自异域的文化艺术，也表现出欣赏的态度，唐代两京胡风盛行，胡食、胡服、胡乐、胡舞，从西域到中原，从市井到宫廷，一路受追捧。“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白居易都是著名铁粉。
——主动与互动。在中国文学艺史上，很多作品都是主动与互动合成的作品。文人雅集，相互唱和，共同选定主题、营造环境，相互激发，相互酬答，雅人、雅事、雅兴，成就一段又一段风流。在共同的创作活动中，可以在现场，也可以寄达；可以是各自完成作品，也可以是你一句我一句或你一笔或我一笔共同完成；可以是诗来诗往，也可以是琴、棋、书、画、乐、茶、酒、香、花等等纷繁杂陈，还有曲水流觞一类的游戏。如果抽去这些互动生产生的作品，中国的文学艺术将大会逊色，比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就是与白居易的唱和之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琵琶行》则记载了他在浔阳江头与琵琶女同病相怜、互为知音的过程，彼此成就了一首好曲、好诗。中国古代优秀小说、戏曲也是在勾栏瓦肆中，说书人、表演者与“列位听官”、“列位看官”共同打磨出来的。
——原生与衍生。原生来自新的发现和创造。创新是中国审美的传统。古汤《盘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审美一直贯穿着这样的“日新”的精神、通变的态度。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专门论述文风、审美与时俱进、“与世推移”的规律，并且在分论各类文体时用历史考察的办法分析了它们的流变。达变求新，是中华文化保持着生命力的关键，也是中华美学保持着持久魅力的关键所在，一部中国传统美学史，就是一部审美活动的创新史，它系统地表现在审美理念、方式、方法、途径等几乎所有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特别重视对已有文化资源的新开发，在已有曲调上翻唱新声，以此作为求新求变的一种方式。比如用典，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色，刘勰说它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而成功的用典，又总能故事求新，不露痕迹。从今天来看，用典就是原有创作成果的衍生成果。唐代诗人元稹根据自己经历写了《莺莺传》，很快就有了同一题材的曲词，又有了鼓子词、话本、诸宫调，又有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此后还不断有新的“二次元”出来，已经类以于今天所谓IP。
这些审美传统，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今天的中国审美，既与这样的传统相承续，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旧时代普通劳动者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创造主体和享有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为文化主人。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获得发展，全社会创造美、欣赏美的机会增多、能力提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视野的开阔，特别是对美好需求愿望的增长，审美积极性也堪称空前。有些审美活动，已经不是创作者、生产者单方面提供，而是与欣赏者、消费者共创共享的成果，比如乡村旅游民宿，就是民宿经营者提供具有审美氛围的环境，与入驻的客人共同营造场景、共同演出的一台“戏”。有些审美活动欣赏者、消费者提前介入，有的是个性化定制，一个最终的审美产品，是筹智、筹力、筹款的众创结果。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种种文化艺术形式更加普及，参与审美活动也更加便利，突破了审美的最后壁垒。社会大众随时、随地、随心参与，一不留神就“误入莲花深处”，进入审美过程。尤其是5G技术的发展，“新基建”的推进，大众参与审㺯的门槛更低，我们将迎来的一个全民审美的时代。
由此带来了审美内容的丰富性。与中华文化特有的多元性、包容性相联系，审美对象包罗万象，而且，以万物皆美为理念，古人的审美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周易．系辞上》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在他们的眼中，有天地自然之美，有人伦社会之美，有文学艺术之美；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美；有都市之美、有乡村之美。钟嵘《诗品》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候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刘勰《文心雕龙》用骈文分析了各类文章的文体特点，各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用诗的语言描绘了各种诗歌的风格特点。今人的视野远比古人开阔，而且，由于审美主体的广泛参与，参与方式是兼具创造与享有，因而审美内容有了明显开拓。比如，全球化密切了国际合作，美美与共的理念促进了相互间的认同、欣赏。科技发展从宏观和微观上打开了新的认识天地，也同时打开了新的审美天地。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还在现实世界之外提供了虚拟世界，这是一个全新的审美世界。与这个时代相联系的工业文化、信息文化、服务业文化，还有企业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等等，层出不穷。老年文化、少儿文化、青年文化、传统文化、时尚文化，这些文化的细分，深化了对这些文化的认识，也带来了新的审美。特别是大众审美回归，有更多的眼睛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有更多的活动在平静如水的日子里创造美、享受美，延伸着美的舞台。创意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把美作为一种能量赋予生产生活的种种“物件”，使得社会大众沉浸式地生产生活于㺯的空间。
审美活动的创新也更加活跃。与审美创新高度关联的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被今天看作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主要方略，审美创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带来了文化自信，也带来了审美自信。人民群众成为审美主人，他们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创造美、体验美、表现美，显示出极大的创新热情和极强的能力，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活力。民族文化、乡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并且活化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把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结合，是目前开拓文化市场、拉近审美产品与消费者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日积月累中提升全社会的审美能力，涵养审美创造力。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为审美创新提供了手段和便利，并且降低了创新成本，为大众抵达审美的生活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今天这种审美参与的广泛性和创新性，为围绕文创开展的审美活动提供了广大的生产、消费者和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天工与人工相结合、主动与互动相结合、原生与衍生相结合，正是文创的魅力和优势所在。文创要顺应民族审美的传统趣味、心理结构、接受方式、消费习惯，跟上时代变化，引导、推动群众性的审美活动和大众式的审美创享，必须找准路径、推手，顺势而为：
一是特色发展。特色文化、时尚文化和文化创意，三者的梯级、综合应用，是一条有效的路线。近年来，国家着力促进特色文化，这也是各地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2014年，原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关于促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指出“所谓特色文化产业，即依托地方性或民族性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形成的产业形态”。国家发布并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统手工艺保护传承等等，都是与特色文化相关的工作。特色文化与时尚文化结合，是活化特色文化的重要方法，更是目前赢得市场，尤其是争取年轻消费者的法宝。越是特色的，就越是时尚的，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也是一个潮流。文化创意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只有经过创意的慧眼，才能排沙检金，把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从各类文化的茫茫大海中打捞出来，也只有经过创意之手，才能把地方文化和时尚文化捏合在一起，如盐入水，如风入林。创意在审美创造中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受重视。它不限于艺术创作，也不限于文化创意，还包括通过创意组织调动起来的活动。中国古人就会运用类似方法，比如唐代陈子昂在京城以摔千金琴赢得诗文声名。今天更是一个创意制胜的时代，创意不仅自身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而且是调动各类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且，人人可创意，约翰·霍金斯认为，每个人生来具有寻找新的、有趣的、实用的可能性的本能和冲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创意和创新的时代，并不是说今天的创意比昨天的更好，而是指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比以前更有创意，更重视培养自己的创意能力。
二是科技提升。科技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杠杆，也是支持美的创造的助力。这一轮世界性的科技革命与我们国家蓬蓬勃勃的美学创造迎面相遇，抓住机遇，当会产生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效应。文化科技和旅游科技的应用，将促进文化和旅游的发展，充分展示文化和旅游之美。更重要的是，科技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应用，能够赋予科技以生活的温度和人性的光辉。互联网的崛起，给审美创造带来了重大变化，审美主体因此而壮大，审美世界因此而拓展，审美条件因此而便利，审美产品和服务的类型和运营模式因此而日新月异。科技又一次展现了它推动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人类审美提高的作用，并且将会是审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正像任何科技在应用于文化艺术领域、审美领域一样，都会是一个双刃剑。在数字文化铺天盖地而来时，也要注意它有可能对审美造成的不利作用，比如，要防止在线取代了在地，虚拟挤占了现实，碎片破坏了完整。审美的一些功能，只能在现场、在面对面的交流、在集体的创造中，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有些审美，到达现场仍然是“铁门槛”。因此，在文旅行业积极参与“新基建”时，不应忘记传统基建方面的欠帐要抓紧还上；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让百姓读书、看戏时，应该知道，社区和乡村图书室所具有的读书磁场是其他地方不可取代的，看戏还是演员与观众在场互动才更有看戏的感觉。在互联网上，观众选择性强了，当然是好事，如果有向导，效果会更好。在浩如烟海的网上文化产品制作上，如何让精品脱颖而出，最终在千漉万淘中留下来成为经典，这样的筛选机制是必需的，但现在似乎还没有找到办法。文化是一代代人累积起来的，审美成果、审美经验也是这样一个累积过程，互联网时代，如何完成这样的累积，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三是城乡联动。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是开展审美活动的两大分野。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力量汇聚乡村，艺术家、设计师、乡村创客、乡村民宿经营人和管家，以乡村为主战场的特色文化产业、特色旅游，吸引了众多文旅企业，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时 尚文化交汇，使乡村成为审美创造和审㺯活动的最活跃的空间。与此相呼应的是以文化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大大小小的公园、广场，星罗棋布的社区图书馆、活动室，每场都是平常百姓的主场。要发挥基层文旅部门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发挥城乡文化领头人的作用。应该有更好的机制，让从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涌现出来的能人起到灵魂作用。
四是产业促进。审美是超功利的，但是，组织开展审美活动，提供审美服务，可以是产业的。通过产业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更便捷的渠道和方式。在大众性的创业创新中，文创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文创不仅自成门类，而且赋能于越来越多的相关行业，成为相关行业之间的黏合剂。乡村创客是城市“双创”的下乡，文创更是其主要手段。近年来倡导“工匠精神”，而精益求精的工业精神和呕心沥血的敬业精神，正与古人在制作产品的时候倾注自己的情感、美感是一致的。今天的生产大多是流水线、批量化，但不意味着找不出可以与古人一样注入情感的渠道。从已有的文化艺术产品中提取有代表性的符号元素去与相关行业的产品融合，是一种文创方法，但不只这种方法。其实，只要产品经过创意比过去多了人性化、多了出人意料的巧思，多了克服困难的技艺，让欣赏者、消费者多了些舒适、惬意，对藏匿在产品背后的制作过程中的智慧有所领悟，对其中精湛的技艺、娴熟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有所体会，对产品中尚存的人的温度有所感知，能得到精神的滋养，那么，都是符合美学本性的生动表达，都是好文创。
当此众多创新主体风云际会、各类创新创造风起云涌之时，任何一种变动，哪怕是在细微末节，都有可能产生蝶变效应，引发审美风暴，重构审美体系。要更加自觉地链接中国古代审美传统，把审美与天工、人力结合，与百工结合，与百姓日用结合，与实学精神、民生意识结合。“满眼生机日生钧，天工人巧日争新”，好的文创，应该师法眼前生机勃勃的鲜活世界，开工开物，随物赋形，物各尽其妙，景各尽其美，人有其风格，代有其高峰。
三、万物有文的中国审美与当下文创
文创是通过文化创意、设计与相关行业融合，实现产品物质性与精神性、功能性与愉乐性的结合。这是文化艺术的跨界、中国审美的“破圈”，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跨界和“破圈”。这种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文化中国新的审美表达。在这种融合中，用精神对应的方式，与生产生活建立新的文化联系，“苞举宇宙，总览人物”，天地河山，万千气象，尽收眼底，在开拓新的物质世界的同时，开拓新的价值空间。这是一种新的艺术觉悟、新的审美视野、新的创客胸襟，是中国人新的精神格局。
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而言，千百年来，融合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念；是工具理性，也是价值理性。
融合，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依靠融合，以多元一体、开放包容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在这么辽阔的大地上得以凝聚并且坚如磐石，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几千年而薪火不绝的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历史上既给中华大地上的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带去先进成分，又从这些文化获得新鲜血液，特别是敢拼敢闯的精神和开放开阔的视野，从而共同积淀为中华文明的基因。这决定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华夏子孙的行为方式。
融合，今天仍是基本思路与方法，比如城乡融合、三产融合、产城融合、军民融合、媒体融合。“一体化”与“融合”有时概念上各有侧重，但高度关联，比如全球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的时候就是“融合”的另一种表述，如城乡一体化、三产一体化。“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作为科学发展的方法乃至于观念，也与融合有高度关联。于此可见，融合的经济与融合的审美几乎同时问世，并相向而行，当非偶然。
从美学上说，给融合方法直接作用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这是先秦时期已经形成的关于宇宙、世界、人与社会起源及相关系的认识，是儒释道各家的共同主张和立论基础，千百年来，虽然哲学上流派林立、道统纷出，但都以天人合一为依归。这一哲学思想，还决定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观、伦理观、政治观、经济观、军事观等几乎所有思想观念，当然也决定了㺯学观。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的基本哲学观，那么，由天人合一而来的和谐美学观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理念，而融合正是和谐的基本条件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之美”是“和谐之美”的又一种表达。
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面貌：
一是万物有文的审美本质。这种“文”，是事物本质属性的表现，就像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里说的，虎豹无“文”，则虎豹不成其为虎豹，与犬羊无异；犀牛皮虽然坚硬，制成铠甲也还得涂上色彩才好看。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指的是人，刘勰则把“文质彬彬”泛化为世界万物原本应该有的面貌。有事物的存在，就有“文”的存在，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然是“文”的世界，其规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第一句就发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的感慨。
二是天地皆文的审美对象。这与关于文的本质认识是一致的，其思想在《易经》里就有表达，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做了清晰的论述。他指出，日月叠璧，此为天之文；山川草木，此为地之文；世间万物，无不有文。五色为形文、五音为声文、五情为人文，各种“文”构成了这个大千世界。
三是物一无文的审美原则。《国语．郑语》提出 :“声一无听，声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从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出发，世界总是对立的统一，有阴就有阳，有晦就有明，“一阴一阳谓之道”，正反两个方面，形成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也形成了事物之“文”。“文”即是“纹”，如同我们先民手中的绳是由不同股的细线拧成，纹也是由不同的线条构成。
四是人为灵秀的审美主体。《周易》将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过天文、地文之后，就讲到人文：“人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是心的产物，而心是人之心，而人又是天地之心，因此，人文是天地间最美的文。
五是物我一体的审美境界。按照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有文，人亦有文，二者同源同构。“物我一体”是“天人合一”理论在人与天地万物关系上的具体化。北宋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我予也”，视大众为手足，视万物为同类。先秦时期还认识到“比兴”手法在审美创造中的作用，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并且指出了《诗经》中“ 兴观群怨”的应用，而“兴”的特点就是诗歌先由景说起，然后才是引发的情。先景后情，情景交融，是中国诗歌的基本格式，也是所谓“意境”的主要特征。而情景融合，就是物我一体，支撑它的美学思想是人、物不分的“一体之仁”。
今天，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当然不可能完全照搬古人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但是，中国传统审美已经深植于民族的文化肌体，成为我们审美的深层意识和自觉方式，而且，它与我们同样熟悉的唯物辩证法相通相融。因此，在审美心理上，如今的我们对以下三个关系的认识，与传统审美一脉相承：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亲近自然，热爱自然，效法自然，从自然中获得启示和滋养，也把自己的心志投射给自然，“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是模仿（比如赫拉克里克所说的艺术模仿自然），中国是同构，这决定了对自然不一样的感情。所以，虽然今天旅游业态日趋丰富，但以自然山水为主的风光游仍然是旅游的主打类型，与自然相关的乡村游、周边游、康养游等等蓬勃兴起。农文旅体康一体化，农村的自然环境是这些活动展开的基本条件。在城市更 新中，为市民营造良好的户外活动空间，主要手段不外乎扩大植被、森林、绿地、湿地、廊道、热岛，修复城市生态。广场舞在中国城市的勃兴，并且成为一道风景，其原因就是追求在席天幕地中、在充满乡村气息的音乐中，在模拟的自然环境中，与周边世界融为一体。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家国一体。重家庭、讲家风、邻里互助、爱岗敬业。平日里，大家以和为贵，以亲为美，在微信群和种种社群平台上，相互欣赏、相互点赞，甚至在这样的语境里，把大家都称作“亲”。而种种违背公序良俗、违背传统美德的行为，只要露头，立刻在网上掀起谴责声浪。家国情怀在危难时刻表现得更为充分，举国上下团结一心，步调一致，显示出东方文化和中国传统美德的巨大作用。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重视个人修养与修为。通过微信、视频及其他各种自媒体，就可以看出今天社会在自我建设上的种种努力。比如，打造自己的“人设”，也就是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展示自己美的一面，有读书、衣食住行、健身、旅游等活动，特别是自己的一技之长，也有与家人、朋友、同事、乡亲相聚的欢乐，还有对公众 事件报道、评论的转发，以及对自己所遇所感的原创。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种种城市病成为需要面对的突出问题，人格建设、心态调整，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既生活在生态中，也生活在心态中，成为共识，一方面努力完善人格，赢得社会的尊重，一方面尽可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世界。
当前的文创工作，只有顺应这样的审美心理，潜入传统河流的深处，响应时代的召唤，有所引导、有所创造，才能直抵审美接受者和消费者的内心深处。
首先，天地大美的审美格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万物都是美，一草一木皆关情。这个世界有多大，审美的世界就有多大；这个时代想象力到哪里，审美的就到哪里。只有格局大的人才有诗和远方。如今的文创，存在着心胸、视野、想象狭窄的问题。总在小圈子里兜兜转转，有时稍有突破，其他人一涌而上，直到把一个好东西玩俗玩滥玩坏。不自信，甚至不自爱，蹭热点，赶时髦，跟风、剽窃，这样的“文创”，实则是“文疮”。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变化、百姓生活，理应纳入大美视野。宏大题材需要大视野，小事件、小细节，也应有开阔的心胸、眼界，还有对社会发展趋势规律、人民生活需求变化规律的把握，这样的作品才有价值。比如说，文创产品和服务，既可以宁静、闲适，也可以壮阔、明朗；既可以绮丽、空灵，也可以铿锵、昂扬；既可以是小情调，也可以是大情怀。
其次，心物同构的审美感应。要用知、情、意对接外在世界，并且，中国审美方式还更倾向于用直觉、感受、体验、顿悟去观照对象，将心比心，将心比物。《庄子》里的梓庆运鐻，以天合天，入山林观天性，不苟且、不浮躁，淡泊明志，沉静务实，精益求精。如今很多创作者心态太浮躁了，他们来不及沉浸、沉淀，顾不上体会、品味，只想着做快餐，挣快钱。要想手中出好东西，必须深扎生活，先把自己向生活敞开，才能让生活意义向我们敞开。要用真、善、美对接世界。关于人性恶还是人性善，从来有不同看法，中国古代就有两种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论，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而且，与此相联系，相信世界本来的面貌是美的，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莫不如此。在中国古典㺯学中，五色、五音之美对应于人的五情之美。因此，今天的创作者，也要怀有真情、善心、美意去对接世界，引导生活，把正面引导与鞭鞑假、恶、丑结合起来。
第三，美在生活的审美创造。对于审美的眼睛，生活中处处有审美的素材，有天地造物、世态万千，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慷慨、慈悯。对生活心存善意、敬畏、感激，对生活发出的审美邀约给予积极的回应。生活当然包括了衣食住行，也包括 着劳动生产，包括着我们维护着的自然生态。要在生产、生活、生态的意义上理解“美在生活”，并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创造美的生活也创造美的自己。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劳动创造了文学艺术，因此它是美的。劳动作为一种自觉自由的创造，它本身也是美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凝结着古人的智慧、技艺、情感。今天的文创工作，要把这样的美还给生产生活，扎根生活，扎根社会基层，激活深植其中的审美潜能，让世界更美好。
中国传统美学一直是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在西方，哲学及美学与实践分离也是近代以来的事，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入世的，即便在某个历史时期或在部分文人那里，表现出遁世倾向，但总体上是世俗化、生活化的，没有走进神学的光环里，中国是天人合一，而不是西方的神人合一，中国是乐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重此在，西方重彼在，这些区别决定了各自审美的基本特质和巨大差异。中西方在审美上有很多相之处，我们现在讲的美学、审美，就受教于启蒙主义时期鲍姆嘉通的《美感》，他是公认的美学之父。但也要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美学出现了与生活的脱节，生避的术语、艰涩的理论，成了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自娱自乐的“学问”。一个时期以来，有的研究者也在探讨中国古典美学现代转换问题。如果只是把中国传统美学亦步亦趋地倒换成西方美学话语，还是从理论到理论，还是维持着专业化、学院化的搞法，这种方凿圆纳式的转换，是没有意义的。还是从实际生活入手吧，推动中国古典美学的实践化、生活化转换，就能实现其现代转换，发挥它的理论指导作用。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亲近传统 重建斯文”华语创作有奖征集活动得到太月香学、状元台茶叶、贵龙森宝、花宝峰业、岳麓书社、浙江人民出版社、邵雷剪纸等合作伙伴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