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猛进的94岁｜对话 郑小瑛
对话 · 郑小瑛
以下为采访摘要
实力出圈的“硬核奶奶”
> 专访上集 | 指挥家 郑小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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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郑小瑛
凌晨，在福州街边的海鲜小馆，94岁的郑小瑛正在和刚结束中文版《茶花女》演出的歌剧团，开庆功宴。连夜跟拍郑奶奶的摄制组，已经满是深夜的疲惫，但郑小瑛依然神采奕奕的站在一众，与她相差六七十岁的年轻人中，兴致勃勃的讲着话。
郑小瑛：非常感谢从厦门以及北方远道而来的合唱队员们。我也是退休后才开始做这个歌剧艺术中心，大家喜欢歌剧，并且能有一片自己心爱的天地，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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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郑小瑛
因为郑小瑛94岁的年纪，以及她“中国第一女指挥”、三次抗癌、91岁创业，这些颇为传奇的人生故事，让她在最近两年实力出圈，成了年轻人口中的“硬核奶奶”。
△郑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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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郑小瑛
郑小瑛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的岗位离休多年后，她从北京搬到厦门，应邀创办了厦门爱乐乐团，从零开始一番新事业。直到2013年任期届满后，郑小瑛离开。
几年前，在过完90岁大寿之后，郑小瑛想要重整曾经活跃的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专注于歌剧人才的培养，歌剧孵化，“洋戏中唱”。直到去年，歌剧艺术中心正式注册成功，成为了中国第一所非盈利，且能够独立完成歌剧制作的歌剧人才机构。
郑小瑛：我很高兴年轻一代歌剧演员起来了，他们愿意投入到“洋戏中唱”的活动里，我非常欣慰。他们都是海归，那些歌剧他们在外面的舞台已经用原文唱过了，更要紧的是，他们看到了各个国家都在用本国母语唱外国歌剧，现在只有中国人唱歌剧用唱原文，好像要显摆、炫耀自己的成绩似的，没有为同胞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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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郑小瑛
拍摄期间，正好赶上歌剧《茶花女》的中文版上演，郑小瑛是这次演出的艺术总监。顶着疫情期间可能被随时封控的压力，郑小瑛和全国各地的参演人员，克服万难，齐聚福州。
每次演出前，郑小瑛都会到后台走上一圈，带着前一天彩排时记下的问题，逐一找到主创，叮嘱几句。
△郑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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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瑛1929年出生在上海，是抗战中成长的一代。从小她便进入教会学校读书。母亲温嗣瑛是体育教师。父亲郑维是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的留学生。从清华大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郑维一路读到博士，回国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当教授。得益于郑维与温嗣瑛开放自由的教育方式，郑小瑛的成长一直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
郑小瑛：我六岁开始学钢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很稀有的。但也因为稀有，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成为可以被培养的对象了。
田川：您并非来自音乐家庭，也不是非常了解音乐里的不同领域，为什么妈妈会想让您学钢琴呢？
郑小瑛：她好虚荣。这就要说到我的家庭了，我父亲是庚子赔款第二期去美国留学的，我母亲也是一个新潮的女性，她虽然是穆斯林，但嫁给了基督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时很追求刚刚进入大陆的西方文明。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像西方孩子一样接受全面教育。那时候很少有人学钢琴，我母亲就很喜欢显摆我，一来客人就跟我说赶快，你来表演表演。弄得我很反感。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家逃难到后方。当时只有教会学校有几台钢琴，几十个学生，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半小时练琴，条件非常差。
所以也不是说我当时多喜欢古典音乐，是因为有条件接触到了，然后我学得还不错，就得到了不断地培养。所以既然成为了这个岗位上的一个兵，我就做好自己呗。
△郑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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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当下去认识郑小瑛，还是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去看她，都多少能感受到她另类的胆量。不到二十岁，她就高喊着“反内战”的口号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端；战乱中她孤身离家，奔赴解放区一头扎进革命队伍。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她和土匪过过招，在枪声下幸免于难。
郑小瑛：当初到解放区以后，我受到的文艺思想教育是艺术应该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个观念始终贯穿在我学习和工作的目的里。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说你的学习只是为了个人的发展或荣誉，那是要被批判的。大家不追求个人主义，追求以艺术反馈人民。
△文工团时期的郑小瑛（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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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郑小瑛被派往苏联学习指挥。在那个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已公开化的特殊年代，郑小瑛过人的天赋与勤奋，加上在战乱时期练就的胆量，让她获得了难得的登台机会。在没有彩排，且合作演员都是外国人的情况下，她指挥了极具难度的歌剧《托斯卡》。也正是这次在业内人士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演出，让郑小瑛的人生又多了一个第一，她成了第一位站上国际歌剧舞台的中国指挥。
田川：在指挥完《托斯卡》之后，您当时在苏联的老师对您的评价非常高，说您非常严谨，而且驾驭了如此庞大的曲目。
郑小瑛：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在没排练的情况下，把一部歌剧挥下来。而且是一个一点经验没有的指挥，《托斯卡》是我指挥的第一部歌剧。我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田川：还是因为有自信。
郑小瑛：对，自信很重要。其实我的老师并没有强迫我做这件事，他很为我着想，他说你应该有个作品向你的国家汇报，就问我愿不愿意在他们的剧院指挥。当时我就是一个毛头小姑娘，我说我当然愿意。但当时正是中苏意识形态分歧非常严重的时期，双方的报纸天天都在批判对方。剧院破例让一个中国女生指挥一场公演歌剧，他们会不会承受一定的政治压力，我后来也很担心。可当时没想到那么多，就很开心他们能给我这个机会。他们还特意挑了个好日子，在咱们国庆期间给我安排了一个公演。
很困难的是当时我没有总谱，我就拿了一份钢琴谱，然后把总谱上的配器都抄在上面。他们还告诉我，我没有排练的机会。《托斯卡》是一部很难的歌剧，你想公演前你对上上下下的人都不熟悉，而且是卖票的公演，从头到尾就交给我一个学生，他们也是够胆大的。这是很恐怖的事情，不是专业的人没法体会。所以一下子，我就成为第一个站在国外歌剧指挥台上的中国人了。
田川：站在台上什么感觉？
郑小瑛：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观众对我特别热情。因为中苏曾经那么友好，而那个时候那样的敌对，老百姓不懂为什么。所以当时一说今天的指挥是一个中国的女研究生时，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就像是一种逆反心理。所以每次我一出场他们都热烈鼓掌，还会给我追光。
△苏联留学时期的郑小瑛（右三）
要有信心把中国的东西带出去
> 专访下集 | 指挥家 郑小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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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小瑛90多岁的生命里，她周遭的世界变了又变，但始终跟随她的，是形成于她成长那个年代的家国情怀。一谈到歌剧，郑小瑛总会把“洋戏中唱”“让歌剧贴近大众”反复强调于嘴边。那些革命时期留下的，充满了使命感的理念和态度，也被郑小瑛带进了她的歌剧事业里。
郑小瑛：我提倡“洋戏中唱”就是要洋为中用。我们学习过古典音乐，知道它确实是好东西，我才要向我的人民宣传，让大家也能享受它。我并不是要夸大它的作用，但是在这一小部分内容上投入那么大，还有那么多年轻人把青春都放在谁也听不懂的表演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忧虑在这里。中国人是很喜欢音乐戏剧的民族，但他得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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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郑小瑛
在《茶花女》中文版开演前。郑小瑛来到剧场外，为观众讲解《茶花女》的历史背景，创作故事。这样的“郑小瑛导赏模式”，是从文革后开始的。
△1979年郑小瑛指挥歌剧《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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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郑小瑛
《茶花女》和中国观众的渊源由来已久。它是中国人看到的第一部西洋歌剧。1979年，这部被禁演了十多年的艺术经典重新复排公演。那个时候郑小瑛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全程参与了《茶花女》的复排。在当时有两千个座位的剧院里，这部歌剧创下了连演四十场，场场爆满的纪录。
看到观众们对艺术经典的如饥似渴，也看到音乐教育在文革后的断档，郑小瑛开始尝试在每次歌剧开演前，办二十分钟的音乐小讲座，由此便诞生了全国古典音乐界独一份的“郑小瑛导赏模式”。
△郑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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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和国内的观众交流，郑小瑛也尽可能的创造机会带着中国音乐家们和世界交流。在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郑小瑛组织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超过百名乐手的女子交响乐团。
郑小瑛：当时借着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契机，我就跟同志们商量说能不能搞一个女子交响乐团。因为我们发现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就是文革以后交响乐队里除了长笛，就没有女乐手了。大家好像被某种概念束缚，觉得女性吹管乐是不是会不好看，会发胖……总之那个时候没有女孩子到音乐学院学管乐。
如果女子交响乐团能搞起来，就可以通过媒体向全国宣传，让很多地方的女孩子知道，就算我没钱买钢琴，没条件学小提琴，但我可以学管乐，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参加音乐活动了。于是我就向着这个目标，争取到了妇联和联合国组委会的支持。他们最后给了我半小时来展示中国女子交响乐团，我高兴死了。有了这样一个尚方宝剑，我就赶快去找钱来组织队伍教乐团的孩子们。忙活了半年多，终于干成了。当我们女子交响乐团的108将出现在奥林匹克广场的时候，来自全世界三万多女性代表给我们鼓掌，特别高兴。
田川：您太有魄力了，在还没有组成乐团的时候，就先把任务领下来了，万一组不成怎么办？
郑小瑛：不会，一定能组成。
田川：您是怎么跟他们争取的？有认识的人吗？
郑小瑛：不认识，但妇联的大楼不就在那儿吗，就走进去。当时妇联一个副主席还接待了我，他们很重视这件事，把它报给了联合国。当时好些人在争取这个项目，有女子模特，女子锣鼓……大家都有被选上的可能。如果是中国人定，最后不见得会选交响乐团，他们可能会更喜欢锣鼓队、模特队或舞蹈队。但是音乐，好的乐团，世界上能懂得它的文化价值。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郑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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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交流，贯穿着郑小瑛的整个音乐生涯。2000年，郑小瑛还在厦门爱乐乐团期间，身为客家人的她，邀请作曲家刘湲创作交响诗篇《土楼回响》。
至今她已经带着这部作品，走过了12个国家和地区，演出77场，创下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的最高演出纪录。
△郑小瑛与作曲家刘湲
田川：您带着《土楼回响》到不同国家去演出，反响怎么样？
郑小瑛：去欧洲表演的时候我们很紧张，当时联系了柏林爱乐的音乐厅，那是世界一流的演奏大厅，大家都向往的地方。我说我们要演好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向贝多芬致敬，向他的人民致敬。确实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我跟团员们说，《土楼回响》我们也要演得淋漓尽致，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的这把刀，他们没见过。
田川：您紧张的是什么？
郑小瑛：我们是来自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小乐队，人家连厦门在哪儿都不知道。但是我请文化参赞帮我们邀请他们主流社会的人来听，满场。演完吃夜宵的时候孩子们都说，郑老师攻克柏林了，大家都很兴奋。
这是一种文化交流，要有信心带中国的东西出去。我们最后有一个合唱，女生基本都是中国人，男生都是德国人。
田川：所以当地人都得学客家话？
郑小瑛：对，都得学，给我唱！有个老头肯定把拼音写在手上了，你会看到他唱唱然后偷看一下，他们很认真，很开心。我很得意，我心想平常都是中国人用半生不熟的德文唱《欢乐颂》，现在居然也有老外用我们的方言唱一首中国的山歌，那种感觉很好。
交流嘛，就是拿你的东西跟人家交流。我们年轻的指挥常常愿意用人家精品，去显摆我们也能演奏你的作品，证明中国也很棒。是的，我们的演奏水平要让人家知道。但这是一部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作。评价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主要还是看它的创作。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有作品了，也许它的水平不一定像西方那么高，但是它被中国人喜爱。介绍给你们老外，我们一块儿享受下，我觉得效果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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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郑小瑛
郑小瑛虽然看起来十分硬朗，但其实从1997年开始，她先后三次被查出癌症。行事有点另类的她，并没有太把癌症当回事。第一次确诊，她接受了半年治疗，几乎掉光了头发。第二次查出癌细胞，她甚至没有告诉丈夫，自己跑到医院做了半个月的靶向治疗。
在一路高歌猛进的人生背后，遇到困难，郑小瑛总会说：既来之则对付之！
田川：您经历过三次癌症，都是用非常短的时间战胜了它，然后马上就回到了舞台上。
郑小瑛：遇到困难就去面对它，克服它。没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还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再努力翻译好几部歌剧留下来。今年把《弄臣》弄出来，明年《托斯卡》，也许后年还能做《蝴蝶夫人》、《卡门》……尽可能把我比较熟悉的，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东西，留给后人。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制片人：张燕
编导：伊帆
编辑：612、宿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