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性总是处于“失语”状态？

这几年有几部电影被讨论得很多，比如《燃烧女子的肖像》《钛》《无依之地》，还有2021年的《犬之力》，2022年的《晒后假日》。这些电影之所以被讨论，除了因为它们都是好电影外，还因为它们的创作者都是女导演。

这些导演难能可贵地在电影里提供了一种女性视角或者说女性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在大众传播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缺失的。

“女性创作”，这个话题其实在性别领域具有一定的争议。有人说女性处于失声状态，所以要特别强调创作者的性别，把内容结合性别去理解；也有人说，强调创作者的女性身份，也是一种凝视。

那么是否应该强调话语背后的性别？女性创作者是否一定要关注女性议题？什么是女性立场的表达呢？

今天的文章，传播学学者刘海龙将带领我们讨论两个跨文化传播中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失声群体理论和女性立场理论，可以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个思路，也就是语言的背后的确隐含着性别问题。

讲述｜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看理想节目《传播学100讲》

1.

失语的发生

失语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日常的例子来打比方。

我们从小就学外语，但你有没有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大部分人用英语表达或写作的内容，再翻译回汉语，会发现表达的意思非常幼稚。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共事的外教批改博士生的作文时，批评他们的思想太幼稚。其实并不是这些博士不会写文章或不会思考，而是他们用了自己不熟悉的语言，茶壶里装饺子，有口说不出。

这个现象可以推而广之，比如《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说话唐突，举止失态，被大家取笑。但是如果看她在大观园之外的行为，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原因在于她突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语言和象征符号体系，进入到一个跨文化的语境，就变得不会说话了，只能表达非常简单的思想。

书里也写到，像贾宝玉他们出游到农村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脱离熟悉的环境之后，也变得笨拙起来。所以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提到，其实所谓野蛮人，对自己生活的环境的理解与认识非常精细，远远超过文明人。

如果把刚才的问题再推广一下，是不是当弱者使用强者的语言表达时会显得笨拙呢？在一个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语言是不是也是基于男性的经验与视角的表达呢？女性用这种语言是不是也会面临失语或不能发声的现象呢？这就是失声群体理论要讨论的问题。

2.

失声群体理论

失声群体理论的提出者是女性学者切瑞斯·克莱默雷 （Cheris Kramarae） ，她认为，对经验命名是一种权力。

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关于集体记忆，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有一个观点：不进行交流的私人记忆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它无法被集体保存，很快被遗忘，最后被压制。这就像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和别人分享过的梦一样，时间一长，梦就被彻底忘记。

我们有很多感受必须通过词语才能表达出来，如果缺乏概念的命名，无法与人交流分享，这种经验就会沉入到黑暗之中，会被压制、无法发声。

失声群体的英文是“muted group”，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被噤声、被沉默。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个群体不想表达，而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古希腊人把野蛮人叫“barbarian”，意思是不会说话，只会“barbarbar”叫的人。不会表达的人，自然在一个文化里就会被视为是低等人。

在克莱默雷看来，女性是被剥夺了为经验命名的权力的。我们知道男性和女性从小成长环境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成年后的生理差异、劳动分工也会进一步造成这两个群体经验的分化。当然，这些经验的分化也是社会性的，或者说是由男性系统所引导的。

比如男性更多是在公共领域活动，而女性承担私人领域中家庭运行的各项工作，包括育儿、家务甚至一些家庭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使得女性对现实具有完全不同的体验，比如在怀孕和生育过程中的体验、受到性骚扰的体验，可能在男性主导的语言系统难以被准确表达。

也就是说，男性控制着对社会生活的命名权，因此女性的经验常常没有名称，导致她们无法谈论自己的经验。她们必须使用男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经验。

这就会遇到我们开头说的那种用外语来表达的困境，它总是处于一种翻译状态。

翻译状态是种什么状态？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使用男性制造的语言描述她们的经验时，就像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习用英语表达一样。为了用外语表达，她们必须在内部经过一个看不见的翻译过程，从外语词汇中搜索出最合适的词来表达她们的思想。

这个过程使她们犹豫不决，经常口齿不清，表面看上去就像她们无法熟练地使用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

男性主导的语言中，常常充斥着一些男性视角的或歧视性的表达 ，如妇孺皆知、妇人之仁、从一而终、牝鸡司晨等，而且有很多表达，像红颜祸水、水性杨花、骚首弄姿、卖弄风情等并没有对等的对男性的表达，而有一些词却是男性专用，像英雄、雄心勃勃、英雄救美、顶天立地等。

英文里也有类似表达，比如说一个人思想具有创造性、启发性，叫做“seminal”，它同时也是精子的意思，研究生的研讨班会叫“seminar”，也是这个词根，但是我们不会能把它描述成“ovular” （卵子的） 。

所以女性在语言中，处于一种被污名化的状态，比如许多带女字旁的字带有贬义，而像英雄、雄心勃勃这样的词语，虽然对男性也是一种绑架，但女性甚至没有使用这些词语的隐形权利，并且她们有时还必须借助男性的语言来表达。

大家如果留心也会发现，男性在公共空间里，要说明自己顶天立地、敢做敢当、无所不能，就会有许多形容词和固定表达，但是由于女性难以进入公共空间，当她要表达自己能力很强的时候，使用的表达就会非常男性化。

比如《水浒传》里有一段潘金莲勾引武松不成，被武松教训的时候，她恼羞成怒，就拿旁边的武大撒气，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这个腌臜混沌，有甚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带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

这些表达是不是很男性化？今天在职场是不是也是这样？女性在男性世界表达时，就必须转换感知模式与情感模式，变成一个满口男性语言的悍妇。其实悍妇”这个词也是带有歧视的男性表达。另一个和“悍妇”接近的表达是强势，这个词也常常被用来污名化一些能力较强的女性。但吊诡的是，这种强势的表达，常常也是在模仿男性的语言。

总的来说，面对这样的非我语的话语系统，不管是女性，还是其他一些要使用外语的群体来说，她们要艰难地适应一门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语言。在不断地把自己的经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会产生两个困难。

一是，她们在表达上不如语言的创造者自然顺利，因此容易出现语言的误用，要么显得笨拙，要么词不达意。

克莱默雷就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女性与丈夫都有全职工作，通常同时到家。她希望他能够和她一起做饭，但是这个工作总是落在妻子的头上。有时丈夫会说：“我也想帮你做饭，但是你做的比我做的好吃。”赞扬虽然让妻子很高兴，但是当她发现每次都是她一个人在厨房劳动时，她意识到他使用了一种她无法回应的语言策略。

第二个困难是，在翻译中总是会遇到无法翻译的词汇。我们在跨文化交流时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一个文化里的表达常常涉及背后的独特经验，许多成语、诗歌和特殊概念常常是无法精确翻译的，强行翻译过去，也失去了原有的丰富韵味。

比如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体验，基本是用科学词汇表达，而缺少主观体验的词语。

因此，失声群体的不擅表达，按照失声群体理论的看法，是由支配群体的语言系统造成的，这种系统直接产生于支配群体的世界观和经验。而对失声群体来说，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首先要转换他们的世界观，把它们与支配群体的经验进行比较。因此，失声群体的表达是间接的和不连贯的。

同时，女性表达的不连贯与失声也和男性的失聪同时发生、互为因果。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情况，有时女性 （或其他被压迫群体） 即使在说话，她们也是在对牛弹琴。她们的处境，用男性的话语系统，不仅无法表达，而且不被理解。

如果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她们就不愿意表达她们的思想，甚至不再思考，连自己也忽视自己的处境，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3.

被迫与驯化

可见，失声的过程既是被迫的，也是一个被驯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交流双方会存在不对等的状态，这种不平等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失声。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会通过嘲笑、仪式、控制、骚扰等策略打压弱势一方，巩固自己在交流中的权力与地位。

比如认为女性在一起的谈话无关紧要，家长里短，传播流言蜚语；认为女性缺乏幽默感等，就是嘲笑的策略。长此以往，女性容易失去表达的信心，变成被动的倾听者。

另一种打压策略，是通过正式活动，不断重申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比如婚礼仪式中新娘要被父亲交给丈夫，通过改变女性的姓氏，或者用男方的姓氏来给孩子命名。这种行为在失声理论里被称作仪式策略。

还有一种控制策略，是由男性决定出现在媒体空间的内容。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谈话节目或脱口秀节目中出现男女交谈时，男性拥有更多的打断和插话的权力，女性无法控制谈话内容的走向，只有被允许或者提示时才能够发言，否则会显得过于强势或没有教养。

另外，也存在一些性别骚扰，被称作骚扰策略。因为公共空间基本由男性占据，所以女性通过公共空间时，就像进入男性的领地，容易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随时可能受到男性语言和行为上的骚扰，甚至一些男性自认为的赞扬，本身也构成骚扰，也就是所谓的男性凝视。

我们刚才以女性为例来说明失声群体理论，但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女性，还可以用于所有必须使用强势群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经验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族裔、非主流地域文化、亚文化群体等。

现在我们知道了失声群体被噤声的原因，那么弱势群体应该如何抵抗或者解决这一不平等的现状呢？

一个显而易见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是通过宏观政策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那么个体从微观上可以做些什么吗？失声理论有提供以下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

首先，因为问题出在语言上，所以首要需要处理的，就是给那些无法被主流语言表达的经验进行命名，这就意味着要创造新的词汇和语言。

这些年出现的一些新词汇，像佛系、内卷、躺平、鸡娃、小镇做题家、非必要、“Me too”，还有已经成为正式词汇的“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 、“约会强奸” （date rape） 、“婚内强奸” （marital rape） 和“跟踪骚扰” （stalking） 等，都表达了弱势群体的共同经验。

而且在不同文化中，还有一些新的词汇会进入到汉语中，比如“吹哨人” （Whistleblower） 、PUA等，这些新创造的非统治群体的语言会让弱势群体的经验被表达出来。

还有一种方式，是弱势群体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观察世界，就像前面说到的女作家、女导演。她们对世界的表达，和男性视角常常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策略是重申、提升和赞美的话语，让弱势群体能够有信心表达自己，像对女性感性表达方式的认可。这种表达，通常是针对从前被污名化的一些现象。

这两个策略，其实也从侧面回应了开头的问题，强调创作者的女性身份，重视女性立场的表达，是否有必要？在现阶段是必要的，在平等到来之前，我们要强调弱势群体的声音，强调独特的表达。

4.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

通过失声群体理论的介绍，我们可以从其中引申出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 所有的表达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有一定立场的。这也是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斗争获得启示，这个理论认为，主人与奴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但是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却存在天壤之别。这种差异来自他们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

黑格尔提出，我们无法用单一视角描述所有社会生活。马克思继承了这个传统，认为阶级地位决定了人们看待社会的视角。尼采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没有绝对真理，所有真理均是特定视角的产物。

因此，女性主义立场理论会特别强调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它的基本观点就是，知识总是诞生于社会位置且被权力关系建构。

而女性在这个关系中，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位置。当然，就个体而言，她们也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分属不同阶级、种族、教育程度，也就是说，她们在社会等级中占据不同位置。

这些社会位置使她们从特定的观察点看待社会环境，她们的看法自然与统治群体不同，这些观察点就成了立场。被压迫群体具有自己的观点，这既代表着反抗，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成功。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虽然认为不同群体都局限于自己的视角，总是带着自己的偏见认识世界，但是由于弱势群体处于边缘地位，所以他们不仅熟悉自己的立场的知识，同时还要了解占统治地位群体的立场的知识。这就使得处于社会等级底层的人反而拥有最准确的立场。他们能够超越偏颇的观点，超越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

因此，能够摆脱统治者立场的压制，发出属于自己立场的声音，就成为立场理论追求的目标。因此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提出者之一朱莉娅·伍德 （Julia Wood） 指出，“女性自己的声音是否被赋予正当性，似乎与传播学者如何评价另类理论立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在她看来，发声 （voice） ，公开表达 （speaking out） 和为他人代言 （speaking for others） 是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和立场认识论的重要概念，而这些概念都根植于传播领域。

所以传播行为本身就成为不同立场和不同权力相互争夺的空间。因此，摆脱主导语言的限制，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是一个表达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讨论的失声群体理论和女性主义立场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它们都带有立场，并不仅仅在解释现象，而是通过揭露社会现象背后的不平等关系，倡导通过传播来改变这一现状，实现弱势群体的解放。

虽然它们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但是也适用于所有不能发声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有助于强势群体认识到自己立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