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八贤王”原型赵德芳的隐秘身世

作为古典戏剧小说中著名人物的八贤王，虽说其事迹于史无征，但也非全出自后人的虚构，如戏剧《贺后骂殿》中的宋代前期八贤王姓赵名德芳，即与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的儿子同姓同名，显然这个八贤王隐显着宋太祖儿子的影子。

史载宋太祖赵匡胤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德秀与第三子德林幼年夭亡，第二子名德昭，第四子即德芳。作为开国皇帝的爱子，《宋史·宗室传》虽为其立传，但十分简略，仅有区区的91字：“秦康惠王德芳，开宝九年出閤，授贵州防御使。太平兴国元年，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冬，加检校太尉。六年三月，寝疾薨，年二十三。车驾临哭，废朝五日，赠中书令、岐王及谥。后加赠太师，改楚王。子三人：惟叙、惟宪、惟能。”南宋初年王称撰作北宋九朝史书《东都事略》，也曾为赵德芳立传，但文字比较《宋史》更为简略。

与其兄德昭相比，《宋史·德昭传》内容虽说也颇为简略，但至少记载了赵德昭字曰日新，生母为贺皇后。而赵德芳的生母为谁，宋朝官修史书以及与官史关系密切的其他宋元史籍全都失载，甚至连研究“当朝”（北宋）历史著名于世的南宋史学大家李焘，也不知德芳之生母是谁，所以在其所撰写的著名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特加注文说明道：“按，开宝皇后以开宝元年二月入宫，德芳以开宝八年七月娶焦继勋女，出閤时年十七岁，《德芳传》不载母为开宝皇后，《后传》亦不言有子，疑德芳非宋出也，当考。”这开宝皇后，即太祖的第三位皇后宋氏，太祖于开宝元年纳其为皇后；《德芳传》、《后传》乃指编纂于宋仁宗初年的《三朝国史》之《德芳传》与《后妃传》。可见此事大为反常。常言道事出反常必有妖，赵德芳的如此遭遇，确实与其身世以及宋初皇位授受之际的政治疑案密切关联。

《少年包青天》中的八贤王

据《宋史·后妃传》，宋太祖的母亲杜太后生有五子，依次为光济、太祖匡胤、太宗光义、秦王廷美、光赞，光济、光赞二子早亡。杜太后死于建隆二年（961），临终前，她与太祖订下“金匮之盟”，以为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使太祖得以发动“陈桥兵变”夺得后周天下：“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所以要求太祖传位“长君”，以使赵宋天下长治久安。虽然“金匮之盟”约定的传位次序有太祖传太宗以及太祖传太宗、再传廷美、三传德昭两种不同的说法，纷争不定，历千年而未息，但约定中皆没有德芳的位置。推测这当与德芳此时年仅3岁、过于年幼有关。但至开宝九年（976）十月中太祖半夜猝死，宋皇后使内侍王继恩去召皇子德芳入宫，不料王继恩却来到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同进禁中“至寝殿”。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当时宋皇后“闻继隆（按，乃继恩之误）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因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之际有“烛影斧声”之疑案，宋人即有宋太宗得位不正的非议，而德芳的存在遂成为太宗心底之隐患。宋太宗、真宗、仁宗时期编修的宋初三朝《实录》《国史》以及以此为基础纂成的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与元人所纂的《宋史》等，对德芳及其关系密切之人的记载大都十分简略甚至缺失不载，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宋史·宗室传》记载德芳的文字不多，但依然存在明显讹误，如称德芳“开宝九年出閤，授贵州防御使”。据李焘《长编》记载，德芳于开宝八年七月癸己“出閤”，九年三月癸酉授贵州防御使。《宋会要辑稿·帝系二》也云开宝“八年七月二十日，纳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女为德芳妇，出閤就第”。所谓出閤，指皇子出就藩封。宋代皇子幼孩时，一般养育在宫中，待年齿渐长成年，遂出宫授官，称作“出閤”。《宋史》显然将德芳出閤、授官两件不同年份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了。

宋朝官修系列史书全然未记载德芳的生母名姓，但元初学者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帝系考八》却如此记载云：“宋太祖皇帝四子：贺皇后生留哥、魏王德昭、显哥，王皇后生岐王德芳。”宋太祖先后册立了三位皇后：贺皇后（卒于后周显德五年，宋建隆三年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王皇后（宋建隆元年册为皇后，乾德元年卒，谥孝明）、宋皇后（开宝元年册为皇后，太宗至道元年卒，谥孝章）；而宋太祖四子依次为长子德秀、次子德昭、三子德林和幼子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徽宗时，追赐名及王封”。故推知留哥当为德秀之乳名、显哥为德林之乳名，《文献通考》所据者当为徽宗朝以前的史料。《宋史·后妃传》称贺皇后“生秦国晋国二公主、魏王德昭”，或因与此二人皆夭折，《宗室传》内遂不加记载有关。

但是《文献通考》上述与众书不同的记载是否可信？《宋史·后妃传》称王皇后于后周显德五年（958）为赵匡胤“继室”，“子女三人，皆夭”。而德芳卒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二十三岁，故推知其当生于后周显德六年，正在王皇后嫁赵匡胤之后一年，年岁正合。虽然宋朝官修系列史书皆未载德芳为王皇后所生，但检宋人文献，发现北宋人韩维《南阳集》卷二九所载的《荣王从式墓志》中内容同于《文献通考》，称：“王讳从式，……太祖孝明皇后生楚康惠王德芳，康惠王生昭信军节度使兼侍中、英国公惟宪，王即英国公之第二子也。”韩维乃北宋中期名臣，其父韩亿，为真宗时名相王旦的女婿，仁宗时官拜参知政事。韩维兄弟八人，韩绛、韩缜皆官拜宰相，韩维自己亦尝拜门下侍郎，熟知朝廷典故制度，所以其撰写的宗室墓志中称王皇后生德芳，必定有其所据，而绝不会凭空虚构。由此可证德芳之生母当为王皇后，《宋史·后妃传》称王皇后“生子女三人，皆夭”者实误，《宗室传》内失载德芳的生母，也属刻意讳避。

宋代官史中不仅对王皇后、德芳的生平记载或漏或误，对与德芳关系密切的宋皇后、德芳之岳父焦继勋等人的记载也颇存疑问。

宋皇后传载于《宋史·后妃传》，称宋氏“幼时随母入见，周太祖赐冠帔。乾德五年，太祖召见，复赐冠帔。时偓任华州节度，后随母归镇。孝明后（王皇后）崩，复随母来贺长春节。开宝元年二月，遂纳入宫为皇后，年十七”。按，此段记载虽说文字不多，却存在着颇多讹误。首先，太祖的第二位皇后孝明王皇后死于乾德元年，至开宝元年宋太祖纳宋氏，时已相隔数年。其次，宋皇后的父亲乃左卫上将军宋偓、母亲为后汉永宁公主。《宋偓传》载宋偓在宋初尝扈从宋太祖征战扬州，以军功改任保信军节度使，“来朝，徙镇华州。会凿池都城南，命偓率舟师数千以习水战，车驾数临观焉”。乾德五年，改授忠武军（许州）节度使。“开宝初，太祖纳偓长女为后”。据《宋史·太祖纪》，乾德元年四月庚寅，“出内钱募诸军子弟凿习战池”。此后屡有太祖“命习水战于新池”的记载。《天文志》中载乾德五年十一月，知许州宋偓上奏云州城内“开元观老君像自动”。因此，《后妃传》“乾德五年，太祖召见”之“五年”，当为“元年”之误。又宋太祖称帝以后，将其诞生日二月十六日定为长春节。则可知乾德元年（963）初，保信军节度使宋偓自庐州（今安徽合肥）来开封朝觐天子，宋氏乃随父母一起入京，被赐予“冠帔”。时年12岁。随即宋偓携家眷移镇华州（今陕西华县）。其时太祖在京城南开挖“习战池”，宋偓受命入京操练水师。是年孝明王皇后病死。约在次年初，宋氏又随其母入京来贺长春节。乾德五年，宋偓改任忠武军节度使，镇守许州。至次年开宝元年（968）二月，太祖纳宋氏入宫，册为皇后。但据李焘《长编》，虽然太祖纳宋氏为皇后，属当时朝廷“大礼也”，但编成于太宗、真宗时期的《太祖旧录》、《新录》及《国史·太祖纪》中“皆不书”，显属刻意讳避。

与上述宋皇后情况相似，《宋史·焦继勋传》云西京留守向拱“多饮燕，不省府事，群盗白日入都市劫财，拱被酒，不出捕逐”，故太祖于开宝二年中“选继勋代之，月余，京城肃然。太祖将幸洛，遣庄宅使王仁珪、内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阳宫，命继勋董其役。车驾还，嘉其干力，召见褒赏，以为彰德军节度，仍知留府事。……继勋以太平兴国三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继勋猎涉史传，颇达治道，所至有善政。然性吝啬，多省公府用度，时论少之”。据《向拱传》，焦继勋代向拱为河南知府，时“拱尹河南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府政废弛，群盗昼劫。太祖闻之怒，移镇安州，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代之，谓继勋曰：‘洛久不治，选卿代之，无复效拱为也。’”说明焦继勋乃一强干之吏，然他“多省公府用度”却被讥为“性吝啬”，而遭“时论非之”，实非公允之论。甚至李焘还称太祖开宝九年三月出巡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召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面奖之，加彰德节度使。继勋女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即焦继勋能够擢升节度使，是因为其身为德芳岳父的缘故。但据《旧五代史》记载，焦继勋实为宿将，资历颇深，可见诸如此类记载，似也别有居心。

至开宝末年德芳“出閤”，宋太祖一反此前做法，开始让德昭、德芳二子参与朝政事务。开宝九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与其妻、子、诸臣来汴京觐见太祖，太祖命皇子兴元尹德昭前往宋州（今河南商丘）“迎劳”。待设宴招待钱俶时，太祖又命德芳侍宴。三月，太祖游巡西京，加知河南府焦继勋官彰德节度使；并表示欲将都城从开封迁至西京洛阳。对于宋太祖坚持迁都西京的原因，有学者考证指出，其间似有欲远离赵光义势力所在的东京城，而于西京培植德芳之势力的用意。至“烛影斧声”之夜太祖猝死，史载于十七岁时纳入宫、“性柔顺好礼”的宋皇后却遣宦官出召皇子德芳入宫继位，可推知此举应非是宋皇后一时之想，而当是出于太祖平日的安排。

虽说宋太祖晚年已有传子之意，但为何要弃年长的德昭而选择德芳？此中原因当与德昭生母贺皇后、德芳生母王皇后的政治地位差等有关。

宋朝史籍言及宋太祖三位皇后，一般以孝惠贺氏、孝明王氏、孝章宋氏先后之序排列，但其中贺、王两位，因王皇后是太祖称皇帝以后于建隆元年八月册封为皇后的，而贺皇后乃属死后，于建隆三年四月被追册为皇后，故两人之地位颇有差等：如贺氏被追册为皇后，太祖诏令“止就陵所置祠殿奉安神主，不行四时荐飨之礼，不设牙盘祭器，惟常食祭奠”。至乾德元年十一月王皇后崩，诏令中却命有司议定相关祭祀礼仪以及“孝惠、孝明二后先后之次”。当时太常博士和岘依据唐朝皇帝为追谥亡妻为皇后而特别制订的相关祭祀礼仪制度，建议：“恭惟孝明皇后早正位于内朝，实母仪于天下，伏请居于上室。孝惠皇后缘是追尊，元敕止就陵置祠殿，今祔别庙，宜居次室。”也即“以孝明在孝惠之上”。太祖依从此议。至太祖崩，太宗“亦以孝明皇后配太祖室，孝惠、孝章皇后祀于别庙”。因此，就皇家礼制而言，德芳乃属王朝“承统”之“嗣子”，其继位之序反而列在德昭之前。而为能与传“二弟”之“金匮之盟”相抗，太祖欲根据传统礼制而强化“承统”之“嗣子”的地位，确实是一个颇为有效且大可宣告四海之手段。此应当是开宝末年太祖着意培植德芳之势力、宋皇后于太祖猝死之际遣人召德芳入宫继位的根本原因所在。又史载仁宗至和二年（1055）七月，德芳之孙左屯卫大将军从式“上其祖德芳所藏玉宝，篆文曰‘皇帝信宝’，盖太宗所赐也”。这“皇帝信宝”实在不是寻常臣下乃至宗室显贵所可以拥有的物品，因此，太宗赐予德芳“皇帝信宝”，当含有安抚德芳之意，或直接存在着相关的承诺。

宋太祖死后数日，自开封尹登基的太宗授予皇弟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皇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贵州防御使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因为太宗“友爱尤笃。不欲德芳异其称呼。并诏王、石、魏氏三公主（太祖之女）皆依旧为皇子、皇女焉”。至十一月五日，又下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此与开宝六年确立晋王赵光义位于宰相上的礼仪相同，表明赵廷美、赵德昭已具有“嗣君”地位，一如当年的赵光义。

朝堂上下由此充溢着一派祥和气氛，但好景不长在。太平兴国四年（979）中，太宗统率宋军亲政燕京，在高梁河被辽军击败，太宗重伤夜遁，营中将校欲拥立德昭为皇帝，随即因获知太宗下落而作罢。为此，回到京城的德昭，因遭到太宗的言语挤怼而自刎。待至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德芳又卒，上距赵德昭死仅一年有半。德芳的死因，除《宋史·宗室传》云其“寝疾薨”外，其他宋代官私史籍、野史笔记皆未有只字片语的记载。所谓寝疾者，卧病也。但是诸书也全无赵德芳卧病治疗的记载。而且德芳此时年仅23岁，却无故猝死，自然启人疑窦。故李焘《长编》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录了德昭被逼“自刎”之事，然对于德芳却仅仅记载其死亡月日、年寿，而未取“寝疾甍”之说，似亦颇可见其中微意。史载“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对太宗皇位有着相当潜在威胁的德芳之死，太宗似也难脱干系。又过了一年，皇弟廷美以“谋逆”的罪名遭到贬责流放，不久也因惊惧而亡。

元代僧人念祖所撰的《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倒是记录了德芳的死因：“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为之也。卢多逊在朝握权，常短赵普，普恶之，遂入觐观变，奏：‘多逊谓陛下万年之后当以天下与魏王，魏王当还秦王，陛下不当立太子。’俱坐大逆，免死放归田里，咸以为冤。秦王即太祖少子德芳也。上遂南迁二王，寻杀之。”元人已无宋人之忌惮，所以敢直书宋太宗“杀一弟一姪”之“凶恶”，虽然念祖所说的德芳之事多误，但也由此反映出世人普遍认为德芳死得“冤”。

虽说太宗抢入宫中夺得帝位时，面对遽呼“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的宋皇后，承诺“共保富贵，勿忧也”，但不过数年，年仅23岁的德芳猝死，死因不明；至至道元年（995）四月，宋皇后死，年44岁。宋皇后虽贵为先帝“未亡人”，却只是“权殡普济佛舍”，直至至道三年正月始“祔葬永昌陵（太祖陵墓）北”，但仍是“神主享于别庙”，一直到宋神宗时，才“升祔太庙”。针对宋皇后死后，百官群臣“不成服”，翰林学士王禹偁曾在私下与友人议论道：“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典。”随即被人告发。宋太宗颇为赏识王禹偁，但得知王禹偁议论宋皇后丧礼的言论以后，即刻以“轻肆”的罪名将王禹偁贬黜出朝廷。太宗还悻悻然对宰臣说：“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太宗在此实属借题发挥，用以警饬诸大臣在此问题上与其保持一致。果然，此后再也不见有人议论此事。

随着廷美与德昭、德芳兄弟“不得其死”，太宗传子计划得以如愿实现。但太祖子孙虽“失位”，但是有关“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谶言一直在北宋社会上流传。据王明清《挥麈余话》记载：当时司天监苗昌裔受命往洛阳“相地”建太祖永昌陵，“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巅，周览形势”，告诉王继恩道：“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王继恩“默识之”。太宗驾崩，王继恩遂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适泄其机”，宰相吕端于是“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继恩等寻悉诛窜”。按王继恩、李昌龄等所谋立者乃太宗长子元佐，非太祖之孙惟吉，王明清所云有误。但元佐字惟吉，而德昭子惟吉“生甫弥月，太祖命辇至内廷，择二女媪养视之”，太祖“甚爱之，视如己子”，即“以孙为子”，并取名德雍，“故与诸叔联名”，至太宗继位后，才改名惟吉。由此可见世人误传为王继恩、李昌龄等密谋拥立太祖之孙惟吉，也就情有可原了。

北宋真宗以后诸皇帝全部为太宗的后代，“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余波犹在，于皇室及社会舆论中时起涟漪。如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英宗为仁宗之堂侄，宣仁皇后为仁宗光献皇后曹氏之外甥女，“自幼同养禁中。温成张妃有宠，英宗还本宫，宣仁还本宅。温成薨而（帝）竟无子。一日，帝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原注：英宗行第）、滔滔（原注：宣仁小字）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时宫中谓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云。盖仁宗、光献以英宗为子，圣意素定矣”。然张贵妃（死后追封曰皇后，谥温成）死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正月，而英宗长子神宗生于庆历八年（1048），可证邵伯温所言的张贵妃死后，仁宗为英宗主婚之事实属讹传。但颇可注意的却是“温成薨而（帝）竟无子”之语，即仁宗至此始有养宗室子为嗣子之意。而次年德芳之孙从式即上进太宗赐予其祖的“皇帝信宝”，也似有提示天子当年太宗曾有所承诺。但仁宗选择的乃是太宗之曾孙英宗，而非德芳之后。

《挥麈余话》又言：神宗熙宁年间，太宗时参知政事李昌龄的孙子李逢，平日常听长辈在家中谈起“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说，遂“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世居即为德芳之曾孙。至北宋末年，宗室知陈州赵子崧平日也在家中闻听此说法，“至是适天下大乱，二圣北狩，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以幸非常，传檄有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祐宋六叶，而生眇躬。’继知高宗已济大河，皇惧归命，遣其妻弟陈良翰奉表劝进，高宗罗致元帅幕”。待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以后，有人告发赵子崧此事，将其檄文上进天子，高宗果然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窜子崧于岭外”。

此后，高宗因无子嗣，并有鉴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传说，遂有意选择太祖后裔为嗣子。当时高宗所选入宫中的宗室子有三位：伯琮（后赐名赵瑗继位，是为孝宗）、伯浩、伯玖。这三人皆为德芳六世孙，而非德昭后裔，应非偶然。

不过，世人一般认为德芳乃太祖的幼子，即第四子，又死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从排行等方面来看皆与“八贤王”之名称、故事情节不相符合，因此多认为八贤王的原型为宋太宗第八子元俨。据《宋史·宗室传》，元俨“少奇颖”，太宗“特爱之”，遂“不欲元俨早出宫，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宫中称为八太保”。真宗时封荣王等，仁宗时进封定王，“赐赞拜不名，又赐诏书不名”，天圣七年封镇王，“又赐剑履上殿”。因仁宗少年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元俨“自以属尊望重，恐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阖门却绝人事，故谬语阳狂，不复预朝谒”，及刘太后死，方恢复常态。元俨封王以后，人称“八大王”，李焘《长编》中记载，传说契丹人认为他威望高，又是皇叔，封王爵，“举天下之尊无与二，朝廷庶事皆决于王，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严刑好杀而无敢当者”，颇“所畏惧。故燕蓟小儿夜啼，辄曰：‘八大王来也。’于是小儿辄止啼。每牵牛马渡河，旅拒未进，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里。’其畏若此”。虽然人称元俨为“八大王”，但是否就是八贤王的原型，汇总各种来看，此说恐怕不然。

正史中虽然记载太祖有四子，但北宋中期翰林学士郑獬在为宗室撰写的墓志铭《南康郡王墓志铭》中明白称说“太祖皇帝有八子，讳德昭者为越懿王”。因《文献通考·帝系考八》载录太祖的四个儿子，其中德昭等三子为贺皇后所生，德芳为王皇后所生，而太祖的其他众多嫔妃皆未尝生育，显然不合情理。而且郑獬奉命撰写的宗室墓志铭，其内容不至于胡乱编造，也无证据证明这“八子”二字为误文。因此，太祖的另外四子，可能为嫔妃所生，或因幼年夭折，遂未为史籍所载录。或许由此缘故，后世民间遂有称德芳为“八大王”的可能。

在传统戏剧小说中，太祖临终前赐予八贤王一柄金锏，拥有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特权。这一故事情节，至迟在明代前期即已出现。据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一记载：“《谷府左长史刘璟传》，邑人陈中州譔，谓高帝授璟为阁门使，金书‘除奸摘佞’四字于铁简赐之，令击百官不法者，后迁谷府长史，提调肃、辽、庆、宁、燕、赵六府事。郑端简公亦因而笔之书。吾谓此真齐东野人语。中州青田人，夸大诚意伯家事而附会之耳。金书铁简，此优人弹唱宋八大王事也，高帝岂以铁简赐阁门使，乃至谷府长史，一小府佐，岂有提调六府之理？……吾不意端简之博洽，而亦舛误至此也。”其中高帝指明太祖朱元璋，诚意伯即明太祖谋士刘基，尤可注意的是“金书铁简，此优人弹唱宋八大王事也”一句，显然艺人弹唱的就是八贤王故事，只是其人还未被称作“八贤王”。而在流传民间的故事情况中，太祖赐下的“令击百官不法者”之“金书铁简”，还曾被八贤王用以警告宋太宗。如若拥有这铁简的是太宗之子元俨，则八贤王举铁简警示太宗的这一情况，无论从何角度解释，都有“不孝”之嫌。但由于史书明确记载德芳在太宗前期就已身亡，所以在包公、杨家将等故事中出现的八贤王（八大王）自然得另觅其人，而元俨在北宋时就已有“八大王”的尊称，于是糅合了德芳、元俨等人身世、经历代艺人不断加工的虚构人物八贤王，就这样闪亮登上了舞台，成为《杨家将》、《贺后骂殿》、《三侠五义》等戏剧小说中的关键人物，而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作为宋朝开国皇帝的爱子，德芳被正史隐秘的身世以及其不幸之遭遇，深为世人所探秘、同情，所以民间不断出现涉及德芳的传奇故事，至明清时期，经不断演绎加工，终于建构形成“八贤王”这一戏剧小说人物，从而广播于人间。